华罗庚先生说过：“弄斧必须到班门”，才能得到高手指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镇，我非常高兴到这里向诸位请教。我的报告分如下四部分：
（一）研究近代中国必须确立的一个指导思想
研究近代中国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根本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后，有人写书评一针见血指出与众不同的新见来源于观察的基本点不同。在这部书中，我观察问题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中国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曲折的过程；应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哪里？再简单化一点，就是要以现代化为纲来研究近代中国，包括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中国。近代中国本来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但是，过去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五年前说过：中国近代史学界原来是一论独霸，到九十年代才慢慢变为三派鼎立。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太平天国不是一个革命，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个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它只不过是历史上冀图实现王朝更替的下层民众造反的继续。任何冷静的研究者都会承认，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只能给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效果看是非常反动的。再看看义和团，它是极其错误的排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辛亥革命怎么样？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这是过来人对史学界的严重批评。照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正确的地方是继续推进晚清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除了这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推翻了一个皇帝，把三纲里面最重要的一纲打掉了，对推动思想解放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其实，行内人都知道，太平天国研究，很早就有肯定和否定的两大派。义和团运动，我相信中青年学者里面恐怕很少人愿意颂扬。于是，即使你肯定辛亥革命，但除掉两个，作为一个纲领就树立不起来了。过去很多人都讲了三大革命为纲的观点，那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慢慢地，很多忠实于自己学术的学者，摆脱了这个教条的束缚。继续固守这一理论框架的，有的也开始努力研究实际情况。
还有一派是什么呢？是为学术而学术。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流派，这是学者忠实于学术的应有的追求。做历史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应该在两方面下功夫，一个是对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一个是史料。掌握了很多新史料，你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将某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或当时社会状况等各方面详细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功绩。但是一般来讲，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理论在支撑你，有一定的历史观在支撑你。差别仅在自觉还是不自觉。假如你不在掌握史料上下功夫，提出所谓新观点，没有充分的史料来支撑，偶有所感写点文章，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未尝不可，但没有达到学术的层次；弄得过分，信口开河，那就贻笑大方了。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史学的基础，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的人们，没有史料他不敢随便写东西，说话要有根有据啊。这是个好习惯。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是关怀社会，超越专业说话，即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目前这类人太少了。不过，超越专业不等于说话可以不要根据。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胆识。所谓胆是社会责任感和锐利的眼光。识主要是知识，包括有关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社会见识。这些就是根据。有的文人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好像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结果越说越糊涂。例如，目前我们国家里面比较极端的一些流派，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评论往往漏洞百出。究其原因与他们知识不足而又好走极端息息相关。
但是史料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括所谓以三大革命为纲，都是低一层次的问题。因为三大革命为纲，它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现代化，中国要富强，必须扫除障碍，这个障碍只能通过革命来扫除。以现代化为纲，它的观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中世纪社会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型，那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革命，改革，建设，开放……如此等等，都是方法问题。
必须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光关心史料，还要读有关的理论书，思考理论问题。假如没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现代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使你研究一个小问题，常常会误入陷阱。所以我喜欢给那些好书做义务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版和重版的一些著作，比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那是以他在世界银行所作报告为基础，整理成书又力求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能够理解。经济学的很多专业术语，不是专业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看都看不懂。那本书则既有深度，又容易读懂。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2]。阿马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良知，他关心第三世界的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那本书是很值得读一读的。此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另外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著作。一部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另一部是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最近都重版了。这些著作从产权制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发展，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不能不认真思考。其实它跟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但是过去我们不敢讲，也不作研究；要是思想解放的话，这些东西最先应该是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些国家里面的学者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做不出来，让那些西方的学者做出来了。他们的这些成果，尤其是得到世界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成果，我们应该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书上的观点，肯定会补我们理论素养之不足。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近代中国必须首先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理论框架。
（二）中国的自由观念是怎么传播的？
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是由谁开启的？以往通常说，严复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但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自由观念已经传进中国，而严复1854年才出生，相差整整二十年。
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国的制度，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3]这里说的“ 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4]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以后，中国的启蒙先驱魏源、徐继畬等继续介绍西方现代社会，但是应该承认，这些都是利用传教士的资料、利用传教士所介绍的一些东西来做的。假如不是固守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传统观念，要是不停留在那样可怜的水平上，我们不能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启蒙，甲午以前是由西方传教士唱主角的。这可以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为代表。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也很杰出，但他也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影响。
真真正正在中国把自由问题提到国家兴衰关键的高度的，是严复。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写了震动海内的五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西方的那些办法，在西方做起来整个国家很兴旺很发达，而在中国则毛病百出？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5]真是一针见血！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方面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比康、梁要高出一筹，康、梁讲的那些没有严复那么深刻。“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加上“自由不自由”，这十三个字，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基本问题都包含在里面了。
不是说反帝反封建吗？反帝要解决什么问题？无非国家要自主，要独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身贵自由，这一条非常了不起。反封建，什么叫封建？过去我们没有抓住要害。我们过去集中精力去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当我们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人们发现，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农民问题要不要解决？当然要解决。为此必须对中世纪社会（封建社会）有清晰的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秦晖教授代表作：《田园诗与狂想曲》，没有看过的我建议你们找来看一看。我认为这部书将来会写进中国现代史学史。秦晖先生深入到关东各个地区各个县，将土改档案找出来，然后分析那个地方土改究竟解决什么问题。结果发现，渭南专区“中贫农总计的人口与土地均占到80％以上。”“关中地区除个别县外，绝大多数地方土地分配中的吉尼系数均在0.23以下，这应该是相当平均的分配了。”“因此，当时的地方文件……认为这些地区的‘反封建斗争’主要解决匪霸权豪的问题”。[6]即利用自己社会地位或者政治特权来压迫剥削农民的那些问题。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关中地区模式的提出，启发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反封建的内涵。这部书还指出：“身处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恰恰认为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于：在那里建立在财产关系上的阶级对立（而不是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等级对立）是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只是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才‘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而在此以前的中世纪则充满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7]由此可见，我们过去讲反封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掌握好；反封建原来的意思，是说要摆脱中世纪的种种束缚，让人得到自由。这正好证明严复论断的正确和深刻。
总之，严复深刻研究了英国，又认真观察了中国，得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命运在于“自由不自由”的结论，提出了解除人身束缚的问题。严复的这十三字箴言就是中国救国的正确道路。假如遵照严复的理解，那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自由思想运动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戊戌前后那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假如不掌握这个关键，是不可能深刻理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启蒙运动或者自由运动的开端。
（三）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自由？
中国人获得自由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慢慢开始的。
为此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有没有自由？有几种讲法。孙中山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他说不要讲个人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这是孙中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
从世界范围看，学术界的主流界定自由都是指个人自由。认真读过马列的人也不会同意孙中山的讲法。《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马克思就嘲笑这个讲法。他写道：“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8]换句话说，所谓“国家自由”，就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可以任意宰割老百姓。公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要限制“国家自由”，使国家权力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约束。这是不能含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孙中山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要国家的独立。但是他将国家独立跟个人自由比较的时候这样说的。他没有说清楚国家独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即使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也要与专制政府有别，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他这一类言论很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就利用这些言论。孙中山理论素养不高 ，才出现这样的毛病。
现在还流行对自由的其他一些解释。有人说，自由为什么在中国老实现不了，讲了一百多年自由而没有得到，因为你讲错了，错在哪里呢？在没有根据本国的特点，应该回到中国的传统，好好读传统你就自由了。这个说法混淆了公民自由和个人修养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自己的内心世界怎样达到平静安宁的自由境界？读传统，讲个人修养，按照理学的修养方法，有些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对事关国家盛衰的公民自由来说，这是无补实际的说教。
另外，有个流行多年的说法，认识客观规律（后来加一个改造客观规律）就是自由。说认识客观世界就是自由了，几百年前，已经有人讲过。弗兰西斯·培根就说过：“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9]这是认识论的一个观点，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没有自由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整个社会要转型，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公民的权利问题要不要解决？自由跟权利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讲公民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就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三者是同一个东西。[10]你回避这个问题，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受到压制的环境下，你不去争取自由，而讲修身养性，读传统，就能够读到自由了；这没有尽到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你可以不说，你有缄默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讲假话，讲假话是误人的。任何时候，受到多大压力，我不说，我不开口，沉默，我保持我的尊严，但是你不能出卖灵魂。
说完这些，就要回到正题：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即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得到自由的。过程和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先从经济领域得到的。在推行新政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政治自由，连经济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一个是财产所有权实行家族所有制，父母、祖父母在，个人不得分产自立，违反者要判刑。更利害的是政府控制经济命脉，办企业一律实行批准制，要地方督抚乃至朝廷批准。而有权有势的人办企业得到批准，还可以得到垄断性的专营权。我办了，其他人在若干年内不能办同类企业。例如，第一个驻英国、法国，也是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从英国回到家乡湖南，联合乡绅，想办一个轮船公司，从湘江那边到汉口之间来往运载客货。郭嵩焘三次打报告给张之洞，都没有得到批准。郭为此走后门，找李鸿章。李鸿章跟张之洞不是那么合拍，还是解决不了。郭嵩焘在19世纪90年代初死了，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直到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出面，要求在湖南境内准许轮船营运，张之洞还是不同意。理由是有了小火轮，外国人就要进来！挺讲政治的。允许私有经济比较自由发展，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特别是经过义和团事件，中国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后，再不能走老路了，慈禧实行新政，那个时候才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机构和制度，都建立起来了，还有种种奖励办法。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开始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修改原有的大清刑律，删掉那些很残酷的一些条例，然后制定出大清新刑律，新民律，还有刑事、民事诉讼法。制定了多少法律，我记不准确。很简单，你去查查文献，大致上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我们制订了什么法律，那个时候一般都有了。我们不过是重复大清帝国做过或没有做完的事。什么《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各种各样的法，我们不是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才有的？我们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才继续做这些工作，令人痛心，但是这是历史，这是现实。
总之，我们获得自由就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民主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清末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大家可以读一读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会议记录，很有意思。讲个故事，我做过人民代表，最高的全国人民代表和最基层的乡人民代表我都做过。1988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全国人民代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当选名单，有位朋友拿着报纸问我，“老袁，上面那个袁伟时是不是你啊？”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叫袁伟时，报纸上登的那个袁伟时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代表我是很自豪的，1958年我在农村，农民选我做乡人民代表（广东高明县大沙乡）。那时年轻，下放劳动，我干活和工作都很卖力，农民认为这个人还不错，一选乡人民代表，很多人大声喊：“老袁！老袁！老袁！”就这样将我选上了。前几年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当选乡人民代表的证书还在。根据我看过的历史材料，我参加的人代会的实践，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人代会没有达到晚清咨议局的那个水平，没有达到资政院的水平；尽管顾名思义，后者还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你或许不信，但我是讲真话，有记录为证。以广东咨议局的会议记录来说，对官员的批评是很尖锐的。陈炯明是咨议局的议员，他就提出来，“我们现在应该建立政党。”在通过的决议里面就说，“这个委员的建议很好，我们不要叫政党，叫辅助团体，换个名字”（大意）。这样开会，水平不低吧？清末多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各省咨议局和商会、教育会领导的。民主也在那个时候发端了，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在清末发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详细讲了。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在网上找我的一篇文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2月号上，里面讲的比较系统。
（四）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为何中断？
任何国家的自由、民主、法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可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一再受挫，1927年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后就中断了。原因在哪里？传统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不彻底，没有发动农民，因此，民主共和制度巩固不了。我认为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没有发动农民。那个时候大量的民军进城，民军就是农民。但是进城以后这些民军要遣散，那就费了很大劲，有些地方还有严重冲突。说到无产阶级领导，许多国家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却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没有适应新的形势。
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有没有共和，是不是某一个人主观决定的？不是，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什么？要有多元社会，要有多元的社会力量互相制约，在中国还要通过发展现代经济，突破那些宗法关系。孙中山说中国要团结起来，怎么团结？“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利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很多。”[11]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结束之际，特地跑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开始演讲三民主义，应该说是他的最后见解了。假如按照孙中山这套办法去做，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反封建就要用个人本位来代替家族本位，简单一些就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来代替集体本位主义。说来令人痛心，中国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些常识，把世界学术领域所说的个人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里面专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英语是egoism，准确地说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英语是individualism，有的人翻译为个人本位主义。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的解放，是人从各种各样的宗法专制羁绊中解放出来。
人的解放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必然产生极权专制统治，苏俄和苏联就是一个极坏的典型。它从兴起到崩溃只有71年，原因当然很复杂，主要原因之一跟它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俄国流行的东正教是天主教的一个流派。东正教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政权，政教合一而皇权高于和控制教权。它从东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这样的。在俄国，彼得大帝于1721年下令设立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将教会置于沙皇官吏的监督管理下，以后就一直沿袭下来了。一个社会要多元，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英国1215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南宋时期，就有《自由大宪法章》了，它通过契约关系来约束和规范贵族、城市和国王的关系。在西方，教会独立，跟政权互相牵制，封建领主又有独立性，加上城市自治，还有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传统，多种力量牵制下，民主自由慢慢就发展起来了。东正教不是独立的，它依附政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12]我们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权高于一切，宗法关系和家长制统治，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在本土自发生长。东正教引导老百姓顺从统治者，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可，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尽管有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受尽了苦难。苏俄和后来的苏联成立后，没有正视这个坏传统，反而变本加厉，压制和剥夺个人自由，结果把国家大厦建筑在沙滩上，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下子就垮掉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辛亥革命前后，民主运动从各方面发展起来，这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清末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矿业，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及辛亥革命以前，以每年平均15%的速度发展。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经济是处在比较高速的发展状态的，这从国家的收入就可以看出来。清末财政收入，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时候，大致七千万两上下；到1910、1911年的时候，达三亿两左右。过去讲中国民族工业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那样发展起来的。这个有道理，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前提，在此以前清末新政开始已经建立了制度基础，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前提。与此相适应，这时民间社会的力量，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发展也相当迅速。以商会来讲，到辛亥革命前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一千个；辛亥革命后，每年又大致上以一百个的速度增加。这个商会不是现在我们工商联那样的乖孩子，它是有什么意见都要发表的，对国内国外大事都要发表自己意见的。它还有武装——商团，有独立组织，甚至救火会也就是消防都是由它管的。我看它章程里面，连工商登记都要通过它，所以它是真正自由的。为什么清末那几次请开国会运动搞的那么厉害，就是有商会、教育会为后盾。加上各省的咨议局，是强硬的，不是橡皮图章。简单一句话，这个运动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是民间团体独立自主联合起来领导请开国会运动的。这个多元社会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存在，推到了专制皇朝，那更加自由了，各方面政治力量都发展的很快。本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完全可以实现民主、共和、自由，慢慢发展起来。结果不行，失败了，为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插几句话。假如我们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独立的公民，有自己尊严有自己人格的一个独立公民，那就应该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家站的更高。我们不是他的臣子。如果我们跪在他脚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你就别研究了，那是奴才心态，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回答问题。我们是历史研究者，所有历史事件不过是可供解剖的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则是一些历史符号。我们要探寻这些历史符号和材料后面的东西，解开历史之谜。要是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不难发现所有各派的政治领袖，都犯了重大的错误。
首先是梁启超。梁是立宪派的领袖，那个时候作为立宪派社会基础的商会、教育会仍然非常活跃，但是立宪派没有发展成强大的政党，不可能牵制袁世凯。袁世凯本性是专制的。为什么这个家伙专制？他本来就是专制王朝的骨干，是比较开明的大臣，多说就是废话了。在一定的力量牵制下面，他就专制不了。那梁启超呢？他认为今后稳定局势，协调各方，稳定国家，要靠袁世凯；他自己则可以转移舆论，引导大家，不要那么急躁了，应该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所以，他就参加袁世凯政权，成为参政党。但是，在袁世凯政权里面，梁启超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他起不了批判袁世凯、牵制袁世凯或者设计袁世凯的施政方向这样一些作用。袁世凯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招牌，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梁启超这个时候没有保持作为一个批判力量的代表，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人、立宪派没有下功夫将那些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错误责任恐怕发生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孙中山的问题在哪里呢？革命以后，他认为三民主义，有两民已实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实现了，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这可以看文献，孙中山到处去讲，“以后我的责任是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大家要相信袁世凯。”（大意）二十万里，中国的铁路，修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二十万里，现在我国才七万公里左右，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2005年，才有可能达到7万5千公里左右。十年修二十万里能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责任不是搞实业。你搞实业，你下海了，你就不是政治家了，你就变成商人或企业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宣布三民主义两个主义实现了，这是一个错误。
更大的错误是发动“二次革命”。因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引发的“二次革命”，大家都很有研究，不用讲那个过程。宋教仁被刺，用武装反抗是错误的。当时国民党是国会里面的第一大党，假如它坚持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的话，可以把袁世凯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当时他就非常被动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公开了，国内外都知道了。宋教仁遇刺事件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办的坏事，赵秉钧后面是袁世凯。其中有一个电报，就讲到了与袁世凯的关系，铁证如山。所以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厅，发了一个传票，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协助，传赵秉钧到上海来，听候审问。你看一看中国历史，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检察机关有胆量下命令传当朝宰相来受审呢？老老实实接受我的讯问，电报说的清清楚楚。你为什么给他钱？给他电报密码，指使他暗杀人，你说清楚！这个是空前绝后吧！那赵秉钧呢，不敢反抗啊。他就说，我生病了，我有医生证明，我不能到上海，到北京来问我吧。等于我们要偷懒不上课，叫医生开个证明差不多。按照这样的情况，通过法律解决，完全可以将执政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置于受审判的地位，让他非常被动。与此同时，全国人心思定，希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孙中山没有清醒地体察到民众情绪与辛亥年间不同，没有认认真真抓住这个机会，沿着法律解决的道路走下去。究其原因是造反思想没有解决，没有从思想、纲领、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彻底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民主政党，通过选举、维护法治、代表民意、批判政敌等方式去赢得民心，赢得政权。孙中山决定起兵反抗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干。上海陈其美反对说：“没有力量，力量对比差的太远了。”征求其他国民党都督，都说不行，力量太悬殊。孙中山不听，还要起兵。结果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这就给袁世凯一个很好的藉口了。袁世凯很狡猾，要国会先乖乖地选他当总统。选完总统后就宣布国民党叛乱，应予解散！国民党籍的议员，参加叛乱，参加动乱，撤销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一取消，国会开会不够法定人数，瘫痪了。瘫痪了怎么办，他另起炉灶组织一个参政院。这个参政院，当然是非法的；参加的大都是听话的乖孩子。梁启超也参加了。好了，过不了多久，参政院假造民意，一再要求袁世凯当皇帝。假如孙中山、国民党水平高一点，能够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民主、法治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逐步完善，不授人以柄，让国会正常运作，国会会通过决议请求袁世凯做皇帝吗？当然不可能。不走这条路，历史进程被耽误了。我们的责任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不要轻易鼓吹造反思想和以革命为纲的思想。孙中山走错了一步棋，结果造成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当时梁漱溟是同盟会员，也是老国民党员，他作为一个记者，出入国会，认真观察过政局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13]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还有一个机会也丧失掉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上台，下命令恢复旧约法，国会也恢复了，但是后来总统府和国务院有矛盾，引发了张勋政变，黎元洪走避，下令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发生政变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突发事件？那个时候，冯国璋继任总统是合法的。段祺瑞任总理，在国家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应该补办国会同意的手续。政变没几天就给段祺瑞平定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状况，孙中山又没有正确应对。他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那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宗派，没有向现代政党前进，而是向秘密会党靠拢，要参加者宣誓绝对服从孙文。结果许多党员拒绝参加，造成国民党分崩离析。没有力量，怎么办？孙中山想从日本取得支持。大家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都应看过有关的档案史料，知道他很大方地开支票，希望换得日本的支持。当张勋复辟的时候，孙中山在上海，就说：“我们要到广东去，另外成立一个政府”，立即遭到唐绍仪反对，说：“北方是非法政府，我们不能成立另外一个非法政府。”（大意）复辟平定了，局势安定下来了，但旧《约法》尚未恢复，旧国会没有复会。政治斗争尚未了结。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成立护法军政府，而且提出要铲除一切假共和。这个问题就大了，你怎么铲除假共和啊？谁真谁假？思想怎么审判真假？全世界民主国家没有审判一个人的思想的，思想是不能审判的。很多官员都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你审判假共和，那就乱套了。是不是要全部打倒，重来？要是你够法定人数，那也好办，但是他召集的国会不够法定人数，而且在护法过程中做了一大堆违法的勾当。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讲那些具体的东西，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在网上去找我那篇《民初护法的历史经验》，在那里我详细分析了这件事。
最严重的挫败，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挫败。新文化运动以后是国民革命的兴起。其结果是建立了国民党的专制政权。过去的解读说这是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局面。所以我就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想一想，假如蒋介石不叛变革命，他继续执行广州国民政府的政策，局面会不会不同？我认为广州国民政府跟南京国民政府是难兄难弟，是一脉相承的。你不相信，请看史料。广州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什么政策？有什么政绩？
首先是建立了一支党军。大家都歌颂黄埔军校。可是，黄埔军校从军事上讲，它那个教育水平远远比不上保定军官学校。“最能代表南方各种新因素的黄埔军在北伐中表现却最差。”[14]最糟糕的是它的思想教育。它讲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可是，按照蒋介石的讲法，黄埔军人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要以先总理（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一切，不能讲个人自由；然后呢，我就是总理的忠实继承人，你们就要一切听本校长的指示。它不是为组建现代国家军队服务的。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跟保定军官学校和其他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一样，曾经起到很大作用，这完全应该肯定。但总的说来，它不过是蒋介石专制王朝的支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你歌颂什么？
再看，国民党它在政治上要民主吗？看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录，讨论的时候，明明白白讲明：写上民主是为了政治需要，掌握政权以后不打算真正实行的。当时通过的《国民党总章》中有一条是很重要的，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总理即孙中山有最后决定权！这一条就为蒋介石他们建立独裁制度埋下伏笔了。领袖的最后决定权利，这一条不是外来的，而是从传统的秘密会党学来的。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的时候，参加三合会，在里面当过“官”，官名叫做“洪棍”，他对那一套是熟悉的。这样下来，能有民主吗？
再讲法治。国民党讲要实行司法革命。怎么革呢？不是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而是倒退，由党垄断一切，实行“党化司法”，直截了当提出的口号叫“党化司法”。
再看教育。广州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它要实行“党化教育”。规定所有那些教职工都要参加国民党，规定各个学校里面要教授党义，取消学术自由。这一整套党化教育是从外国学来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动。
共产党从来不是这个政权的主导力量。后来共产党被迫退出了这个政权，依靠的力量变了，不再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了，但是实行的其他政策没有更改。从它的纲领特别是实际措施看，它要建立的社会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自由？有没有法治？
再看社会基础，看民间社会的变化。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团体、工商团体跟党派不搭界，是独立的。国民党成立了商人部，还有工人部，农民部，这些工作机构建立起来了，就设法控制民间团体。
更突出的是1924年商团事件。商团事件你们怎么看？一个年轻学者温小鸿写了文章，对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扣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它构成商团事变的近因，而当时广东由于财政、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是这次事件的远由，并影响事件的最后走向。”[15]简单点说，是当时广东大元帅府没钱了，要从商人那边弄点钱，后来看商团进来的军火不错，想捞一把。我们传统的说法是，这个是英帝国主义的阴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俊义先生，通过查阅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各个方面来往的电报，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商团叛乱。”[16]现在看来，与国民党请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按照他们的思想，哪里容得独立的团体？所以就要镇压商团，镇压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对中国商团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商团是各地商会领导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当然不能说此后中国就绝对就没有独立团体了，但是商团事件是政党和政府力图控制民间社会、镇压敢于坚持独立性的社团的标志。
对中国社会发展更不利的是，另外一派的政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失败了。现在看来，联省自治运动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过去说，联省自治运动不足取，说它是为军阀的割据提供依据。这是猜测性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联省自治是当时全国规模的运动，有的已付诸实践。这一运动通常有四方面的内容：1，制定省宪，实行自治；2，宣布不参与内战，与各省和平相处；3，致力于本省的经济、文化建设；4，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政府。在进行的程序上，制定省宪通常都依法经过省议会；与此同时，社会精英和社会团体热情颇高，并本省军政要员支持。它有利于抑制军阀割据和频繁的内战，有利于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当时的省议会是有相当独立性的。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讲，中国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市场，这给中国的国家统一带来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已经有程度不同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各省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有一批社会精英，他们有强烈的参政要求。在全国政治运动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民间社会要参与甚至控制一个省的政治和其他事务比参与和控制全国事务更加容易，换句话说，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还要看到，逐步统一起来，逐步联合起来，地方保留比较大的权利，凡是这样的国家，必然有比较多的民主，比较多的自由。要是实行中央集权制，地方不能够牵制中央，那样的体制，往往不利于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
以上说的好些问题都与传统的说法不一样，但贯穿始终的是总结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历史经验。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愿意起来批判？这不要紧，因为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你来批判，大家讨论，请你发表文章，有利于学术发展。还有一个情况也可能出现，有的人穷极无聊，断章取义，说这个家伙，这个观点，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写个报告，到哪一级，有你好看的。这个也无所谓。这首先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我就是这样认识。这是学术讨论。一个公民没有造反，没有犯法，你可以随便抓他坐牢吗？其次，你说共产党的合法性靠太平天国，靠义和团啊？开玩笑！你不是诬蔑中国共产党吗？义和团践踏现代文明，杀人放火，跟共产党怎么联系起来呢？洪秀全、太平天国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你怎么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你不是诬蔑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更好玩的是：太平天国兴起之初，马克思虽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那些装出一副正人君子脸孔的卫道士，干的是反对马克思的勾当！另外，我们所受教育都说，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要建立一个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公平的社会。马列主义说过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吗？这些在现行宪法上都写上了。不要这些，还要革命干吗？马列主义一直说资本主义那个民主自由是假的、不充分的，社会主义要实行真正的更充分的民主、自由。何况我讨论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历史，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自由、争民主。所以说我是维护马列主义，你要打小报告，你是攻击马列主义，你是出卖良知。你现在这样做了，可能得到一些好处；但会立即受到广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唾弃，比狗屎还臭。终有一天，你可能要写忏悔录，受到良心审判。而我呢，可以说，我对得起自己良知，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出了那么多人才，有那么多高水平学者的地方，应该没有这样的人。但是还要认识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这样的畸形怪物又是必然的。我今天所讲的，就这么一些，向大家请教，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谢谢。
（本文系作者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报告，原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1期，根据录音整理，并有修改补充）
注释：
[1] 章士钊：（1962年），《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2] 亚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42页。
[3]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页。
[4] 同上，第339页。
[5]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第17、2页。
[6] 同上，第49、51、60页。
[7] 秦晖 苏文：《田园诗和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30页。
[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北京版第三卷第19——20页。
[9] 转引自李武林等编：《欧洲哲学范畴简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1页。
[10] 张佛泉：《自由与人权》，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18页。
[11]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67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1页。
[13] 《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罗志田：，《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台湾。
[15]温小鸿：，《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6] 张俊义：，《近代史资料》总101号第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