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还有人认为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不完全同意这些看法。 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有些当时好，但过一段时间也许会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会感到其有足堪回味的内涵。所以我历来主张本土和海外文化是一种双向交流的互补关系，二者会碰撞、交融而产生新的进步。这应该是对待海外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学术交往日多，史学工作者因而能比较容易接触到海外学者，并看到港台地区和美日等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从这些论著中可以了解到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其中确有对我们有所启示并值得吸取的地方。我从近几年研究和编写北洋军阀通史的实践中，感到海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有几点颇值得重视。
史源是研究历史者所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清代乾嘉史学家在正史、官书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刻、谱牒等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陈垣等都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陈垣先生甚至明确标举“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并以之教授学生。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一优良传统被破坏，由于屡屡地批判“唯史料论”，“出思想”成为时髦的语汇，致使史学研究领域飘荡着一股空疏学风，史源开拓很少有人问津。而海外若干学术机构却都在搜集资料，开辟新史源。海外学者的这种重视史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史学研究有所影响，但不能不说中国有过这样一种传统，只不过中断或淡化了一段时间，所以这种影响正如民间所说是一种“出口转内销”而已。
海外的史学研究者很注重前人的成果，他们在启动某一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要搜集有关此课题的大量资料，以反映该课题研究已达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向更高层次推进，提出新论点、新发现。这样，研究者掌握了该课题的现有水平，对史料的运用也就游刃有余了。其实，清代乾嘉史学家的著作往往要写前人的成果，甚至某些著名的札记小录也对极细微问题追本溯源。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有许多论文在起首常常有《问题的提出》或《缘起》这类题目，介绍前人成果，引发下文。但六十年代以后，这种著作方法逐渐消失，一些作者不查阅文献，以便于其昌言无稽，即使重复前人，也可以“暗合”自接而泰然处之，随手从他人的水桶中倒水而敷衍成文。这种做法，颇有伤于良好的学风。因此，海外学者重视前人成果的研究方法是应当加以重新吸取的。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年来颇受青睐，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有相当的数量，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又多喜欢由近及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成果比中华民国史多，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比晚清史研究热，这从《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所附《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中可以约略地看到。这种详今略古的研究趋势正在越来越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喜欢做个案研究，往往以小题目做大文章，偏重于专题性论著。有些学者以单一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来辐射全面，有些学者常常先着眼于一个具体问题，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这种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一定是接近真实的，也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海外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牵涉面较为广泛，我只以史源、接受前人成果、由近及远以及个案研究几点作为例证，证实我如下的观点：既要对中国的传统史学方法有选择地继承，也能对海外史学方法吸收融合，进而创建中国的新史学。
文章出处：《人民日报》200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