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严复、何启二人，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留学的时间几乎同时。严复期间颇短，而何启期间较长，但似乎并无机会碰面。前者习海军，后者习医及法律。回国后，二人有不同的事业发展。何启以香港为基地，施展其所学之长，服务香港社会，成为一位早期重要的华人领袖，对香港的民政建设，建树良多。严复以中国为舞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们二人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蓝图，从提倡的初始即出现不同的取径，从而显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模式。严复认为英国的盛强，不在其船坚炮利，而在其学术之至真和风俗之至善，他深受斯宾塞学术思想的影响，视民质的提升为强国的根基，以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式使中国社会迈向文明进步，最终成功近代化。何启熟悉英国的政情，深叹其政制之美，视英国的强盛与进步乃其政治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国应修明内政，引进英国各项先进的政经制度以为中国改革的张本，期望清廷通过政制的全面革新来完成近代化的目标。严复以西学来改造中国，取态是温和而缓进的；何启以西政来革新中国，取态是迅猛而急进的。
关键词 严复 何启 留英学生 近代化思想
严复（1854—1921）与何启（1859—1914）均为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严复以公费留学，由马尾船政学堂选派到英国修习海军，入读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为期约两年（1877—1879）；何启以私费从香港负笈英国留学，先在巴尔玛寄宿学校（Palmer House School）读书（1872—1875），后入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修读医学（1875—1879），取得医学士及外科硕士资格，再入林肯法律学院（Lincoln’s Inn）修读两年，1881年获大律师资格，在英国留学，前后共10年。这两位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留英学生，来到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英国，修读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学术与技艺，对英国的强盛，感触尤深。二人在英国，虽无缘相见，惟时刻所念，却为中国走向富强之道。返国以后，严复服务清廷，任职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与总办等职，以其海军的专业知识，协助李鸿章培训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但由于未为李鸿章赏识重用，以致颇有郁郁不得志之感，官至候补道员（四品）而止。何启服务香港殖民地政府，以其医学及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造福香港社会，曾出任多项公职，包括卫生局委员（1886—1896）、议政局议员（1890—1914）等，并先后创办雅丽氏医院、圣士提反学校，服务社会事业达30年，贡献良多，成为香港的华人领袖，并获授太平绅士及爵士等勋衔。
严复与何启，归国以后的仕途与际遇，尽管颇为不同，但二人对于中国的革新与富强事业，始终萦系于怀，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与探索后，终于在清廷遭遇连番的外侮挫败之后，以及洋务运动建设证实无效之时，乃愤然提笔，抒发其忧国之思，表述其救世兴国之策，严、何二人的近代化改革提案，由此得以初步呈现。本文对二人早年的留学经历略做回顾，以探究其吸纳西学的过程与革新思想形成之迹，并对二人于甲午战争前后发表的改革思想，做出分析比较，以期揭示二人可能代表着两种较早期的近代化思想模式在中国的出现。
一、 严复的留学生涯
1877年5月13日，严复与其他11位由福建船政学堂选派学习海军的留学生来到了英国的抱士穆德（Portsmouth），随即进入当地的学校学习5个月。1877年9月，严复与其他5名同学转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一年学习期满之后，严复由于成绩优异，得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推荐，留校延读半年，至1879年6月，完成学业归国。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特别在海军学院肄业的一年半时间，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严复除了勤苦用功学习外，亦广泛接触英国社会各方面民情物状，通过对19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与生活切身的认识和体验，使他更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的原理，大大改变了其固有的文化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严复由于是官费留学，他与清廷驻英使馆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更与郭嵩焘结成忘年交，严复在英国日常的学习、活动、思想、言行，都被详细地记录在郭嵩焘、张德彝、刘锡鸿等外交官的日记内。由此得以重建严复早年留学生涯的图像，并进而了解严复近代化的思维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通过对上述几种日记的考察，我们发现年轻的严复，除了学习认真与勤奋外，更难得的是他有着其他学生所欠缺的对西方文明的洞察力和分析力，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显示出对国家富强之道热切的求索，正是这一点，使他最得郭嵩焘的赞赏。郭氏在日记中，多次对严复这方面的识见表示赞许。
严复到英国留学，主要目的在于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以提升操作军舰的技术水平。因此认真学习船舰的操作技术及有关的声、光、电、化等的近代科学知识，正是严复学习的重点。在这方面，严复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和理想的成绩。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考试中，严复“考课屡列优等”[1]。郭嵩焘经常找他来谈论所学到的西洋科技知识，严复都能娓娓道来，并且指出西洋的科学研究精神，乃西方诸国强盛的根源。在一次与郭嵩焘谈论科学时，严复介绍了数学里的对数表，物理学中的重学、热学以及水力学后，总结出一个道理来说：“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2]
郭嵩焘对严复的谈话极为赞赏，并嘱咐严复把日常所学所闻记下交给他看，严复因此写了《沤舸纪经》，并送到郭嵩焘处，郭氏把《沤舸纪经》录在其日记中，列为诸生笔记的第一位。[3]
严复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当时郭嵩焘等外交官员的评语中，都能见到。郭氏认为以严复的才学，“交涉事务，可以胜任”[4]，而薛福成则认为严复“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5]，即使对严复性格表现有意见的曾纪泽也不得不承认说：“宗光才质甚美，颕悟好学，论事有识，然颇有狂傲矜张之气。近呈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6]
严复留英期间，除学习外，更对英国社会民风加以细心观察，以期发现其政制之善，富强之理。严复看到，中国海军学生实习筑壕课程时，完成任务的速度往往不及西洋教官和学生，且能完成的掘壕工程亦最少，而精力早已衰竭，他因而指出，中国学生不注重体质的培养与训练，而西洋人操练筋骨，自小已成习惯，故其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严复认为国民体质强弱关系到国家盛衰的思想，在此已见端倪。他因此大受郭氏赞赏，认为“其言多可听者”[7]。
他亦曾到英国的法庭旁听，又陪同郭嵩焘到巴黎考察其城市下水道设施，对西方国家的法治与市政建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有如下的回忆：“独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8]又云：“吾游欧美之间，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已。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9]归究其原因，实因中国凡事任官管治，而西方则依靠人民自理。人民能自治，便能自爱自主自理。这是中西强弱贫富的分野所在。严复又针对张自牧所著《瀛海论》，指斥其四谬：铁路非中国所宜造之谬；机器不宜代人力之谬；舟车机器之利必转薄而废之谬；中国有各国互制，海防非急之谬。认为中国有摄取西方科技文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0] 又论及中国社会的毛病有三：不能除忌讳；不能便人情；不能专趋向。郭氏亦认为深切着明，并认为自己平生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已。[11]
严复在留英期间，以其娴熟的英语，亦曾为郭嵩焘译述英国报刊的论议，可以见到严复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的关注。他认为中国应夺回伊犂，并以重师镇驻，而更应日图治强，俾使日后能与英、俄两国在亚洲建一鼎足之势。[12]
严复留英经历，形成他日后事业的路向和近代化思想的基础。以西学启蒙国人，通过教育，提升人民的素质，循序渐进地使中国社会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从而富强祖国，似乎是严复早年朦胧地形成的一种近代化的模式。
二、 何启的留学生涯
何启由于是自费留学，其留学的事迹几乎没有相关的记述流传下来。近人关于何启的研究，包括蔡永业 [13]、蔡荣方 [14]、赵令扬 [15]、叶仁昌[16] 等学者的几种比较详细全面论述何氏生平与思想的论著，都很少详述何启的留学生涯。现据蔡永业《何启传记》所述，我们大致知道的事迹如下：
1872年，何启13岁时，到英国留学，进入巴尔玛学校完成中学课程。1875年9月，他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学医，学习4年，于1879年毕业，取得医学士及外科硕士（M.B.C.M.）的资格。他的实习工作，在伦敦的圣多玛斯医院（St. Thomas’s Hospital）进行。他的学业成绩非常好，在一二年级的时候获得了荣誉证书，并在二年级时获得学院奖。1879年，他亦通过了伦敦皇家外科学院的考试取得了院士的资格。何启求学当时的同学还有日后在香港西医书院共事的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康氏在1873年已经完成了在阿伯丁大学自然科学的硕士课程，并在伦敦红十字医院实习，于1889年正式改换为医科学士和外科学士的资格。事实上，何启虽然拥有外科硕士及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并不意味着何氏以外科为专业，那只是一种执业的基本资格而已。[17]
1879年医科毕业后，他再进入林肯法律学院修读法律，希望多拥有一种专业资格，这个决定多少受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获根雅丽丝（Alice Walkden）的影响。雅丽丝是当时英国下议院议员获根约翰（John Walkden）的女儿。1881年两人共谐连理。这种中英联亲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实属罕见。
何启对法律的学习，和他学医一样，成绩都是不错的。在林肯法学院3年的学习中，他取得了衡平法与地产和个人财产法的高级学者名衔，并于1881年成为大律师。这种成就，连当时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总督轩尼斯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也赞赏不绝。[18]
何启在英国就读的大学，例如阿伯丁大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大学，在苏格兰三大名校中是排名第二的，创校于1494年。圣多玛斯医院也是伦敦第二古老的私立医院。至于林肯法律学院更是伦敦四大法学院之一，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组织完善。何启就是在这样优越的教育环境下接受英国当时最高水平的学术专业训练的。[19] 何启对于英国19世纪的政治、法律、医学和科学的了解和认知，在当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这亦解释了为何何启日后能对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提出一套超越同侪的方案的原因。
何启在1882年返回香港服务社会。在英国10年的学习生涯中，他似乎与中国的留英学生没有任何接触，仅有一次到过清廷驻英使馆拜访的记录，接见他的有刘锡鸿和张德彝，没有深谈，更无缘与郭嵩焘公使结交。[20]
三、何启的近代化改革思想
何启回港以后，一面行医，一面执业律师，更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各项管理与公益事务，成为出色的社会领袖。他对中国的国情政局，亦十分关注，怀有革新中国的大志，从1887年开始，便在香港的《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发表论文，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希望清政府能把握时机，奋发图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匹敌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何启撰写的文章，几乎都先用英文起稿，然后由他好友胡礼垣译成中文，在香港的中西文报刊上刊出。在1900年，两人把历年合著的论文汇集成书，题为《新政真诠》，于香港出版。1901年英敛之又将此书重校后交由上海格致新报馆重印在国内发行，何启、胡礼垣的声名自此远播国内，而其近代化革新思想始广为国人所共晓。[21]
《新政真诠》一书，合共有9篇，即：《曾论书后》（1887）、《新政论议》（1895）、《新政始基》（1898）、《康说书后》（1898）、《新政安行》（1898）、《劝学篇书后》（1899）、《新政变通》（1899）、《前总序》（1899）及《后总序》（1900）。据李金强考订，9篇论文名义上虽说是二人的合撰成果，但其中多篇实际出自胡礼垣之手，二人合作撰述的，似仅有首两篇《曾论书后》及《新政论议》。其余7篇中的5篇，或为“从诸友之言，广何君之意而作”的《新政始基》；或为“因与吾友翼南商榷而成”的《新政安行》；或为“取其全书〔指《劝学篇》〕，节节辩之”的《劝学篇书后》；以及“因复为此篇以附之于后”的《新政变通》等，几乎都是胡礼垣作为主要作者而写成的，何氏似乎只是一种提出意见的参与者角色而已。[22]
根据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The Prominent Chinese in Hong Kong，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中的《何启博士传》所载，何启已发表的文字计有：《中国之评论》（A Critical Essay on China）、《睡与醒》（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中国基础与改革》（The Foundation of Reform in China）、《读广州税务司喀博士之中国地税及陆海军计划书后》（On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of Canton Dr. Hart’s Plan for Land Tax and the Army and Naval Forces）、《康有为君政见之评论》（Criticisms of the Views of Kang Yau Wei， 1898）、《张之洞之批评》（Criticisms of the Views of Viceroy Chang Chi Tung）、《励学论》（Encouragement to Learning， 1899）、《改良中国之负责人论》（Persons Responsible for Reformation in China）、《中国改革之进步论》（Critical Essays on the Progress of Reformation in China）、《与英国巴勋爵讨论门户开放书》（A Memorial Addressed to Lord Charles Beresford on the “Open Door Policy”）、《与约翰先生讨论拳匪之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Mr. John Bull on the Situation）等。这些文章的题目，与《新政真诠》上所载颇有出入，究竟是吴氏另有所据抑或是从《新政真诠》中迻译过来，未敢遽定。在未能进一步查证这些史料内容的前提下，讨论何启本人的改革思想，似乎应以《曾论书后》及《新政论议》两文为基本史料较为稳妥。因前者的英文原文见载于1887年2月16日的《德臣西报》，内容与《曾论书后》基本吻合。而后者实由何启先有撰述该文之意，提出“复古”、“因时”的新政之纲，并“条例复古、因时各要略，而次其本末先后”，而胡礼垣当时则在日本，“亦以书来，即以是质之，蒙其引伸触类，畅我欲言”而“成此论议一篇”。[23]胡礼垣本人亦谓此文乃何启“条例新政要略，出以英文，邮寄与予，予喜其意之与予合也，重感于怀不能自已，遂增以己意，复为此篇，议之而复论，论之而复议，反复推详”而成[24]， 是二人反复讨论修订而成的文字，视为何启拥有原创意旨，胡礼垣参酌润色而成中文文本，应该离事实不远。讨论何启本人的思想，在《新政真诠》中，这两篇最具代表性。
何启发表的《曾论书后》一文，虽是对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驳斥，而实际是对清廷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办洋务以谋自强的策略的一个整体性的否定。何启固然不满曾纪泽所云：“治国者必先使外侮既绝，方可内修国政，犹之治家者必先使壁宇完固方可条理家规”的重外轻内，本末倒置之论。[25]亦对清廷在中法战争受挫败后，还不能觉醒，讳疾忌医，仍然坚持学习西洋国家“坚船利炮”的长技为满足，而不思进行彻底的内政改革感到惋惜。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弊病在于“政令之不修与风俗之颓靡”（loose morality and evil habits， both social and political）[26]。他劝告曾纪泽说：
读侯之论，盖深知中国之宜修者矣。独惜其以后为先，以本为末，功与效未分其际……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也。以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壮士之所以称强也，非但能擐甲执兵也。以擐甲执兵者，人尽可为故也。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27]
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富国强兵之术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为什么列强仍然欺藐中国，洋人在中国者为什么仍不愿受中国法律的管束。曾纪泽虽认为是由于“中国无威猛军兵，无坚刚铁舰也”，而何启则曰：“在中国无平情律例，无公当法司耳。”[28]何启指出，中国的律例不平，法司不公，才是中国无法达致真正富强而令列强尊重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缺乏公平的政治（equitable and right government），是由于“政令不修、风俗颓靡”所致。何启进一步说：“执此不悟，纵使中国兵威强于今日数十倍，亦不能尊纪纲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29]
那么，如何修政令，救风俗呢？何启认为，必须以信（confidence and trust）立国，要以信立国，就要靠推行公平的政令（just and liberal policy）。他强调说：“夫公平者，国之大本也。”又谓：
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无不自以为公，自以为平，而公否平否，当以民之信否质之，乃得其至公至平。且一政一令，在行之者多亦自谓无不公，自谓无不平，而公否平否，亦当以民之信否证之，乃得其真公真平……然则公平者，还当求之于民而已。民以为公平者，我则行之。民以为不公平者，我则除之而已。公平无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公平有变法，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夫如是，则民信矣。[30]
一切政令，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亦以人民的标准为标准，就能达到真正的公平，这样一来，政府的威信便建立起来，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亦建立起来，民心便可凝聚，那就推行任何的政策都能成功，国家就可以大治，而外患亦可以消除。何启说：“民心不可见，见之于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夫国未有内不治而外能治者，亦未有内既治而外不能治者。”[31]民信既然建立，那便没有甚么事是做不成的。故他總結说：
民信，则借款可以兴；借款兴，则商务可以振；商务振，则大利可以图；大利图，则军威可以壮；军威壮，则外敌可以宁。至外敌宁，而复加以保泰持盈之学，使其效至于神武不杀，至德无功，则治天下之道尽于斯矣。[32]
推行政治上改革，以作为中国富强必由之路，建立公平政令，立信于民，结合亿万的民心为一心，中国就能无敌于天下。何启以革新政治作为中国近代化建设工程的关键所在，于此已见其思想的端倪。
1895年，甲午战败后，何启更进一步就改革中国的弊政与胡礼垣反复商议，合作写成了《新政论议》一文。在文中阐述了他的「复古七事」与「因时九事」全面的政改纲领。复古七事是：一、择百揆以协同寅；二、厚官禄以清贿赂；三、废捐纳以重名器；四、宏学校以育真才；五、昌文学以救多士；六、行选举以同好恶；七、开议院以布公平。而因时九事是：一、开铁路以振百为；二、广轮船以兴商务；三、作庶务以阜民财；四、册户口以严捕逮；五、分职守以厘庶绩；六、作陆兵以保疆土；七、复水师以护商民；八、理国课以裕度支；九、宏日报以广言路。
何启坚持其一贯的主张，中国必须做到“民政为本，军政为末，内修为始，外攘为终，次序先后，决不能紊”，才能「新其政」、「兴其国」。[33] 何启认为，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才是中国陷于贫弱衰败的根源，要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国富强起来，非要改革政治制度不可。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和议会制度，正是救治中国的良方妙药。复古七事，是涉及政治制度全面的改革，包括对官制、俸禄、用人、育才、选士、吏治等多方面新措施的推行，而至为关键者，实为创建一套保障民主与公平的议会制度。这套制度由地方到中央，层层相扣，而权责分明，体现出民主自治的精神。议院分为县、府、省三级。议员的资格，在县为秀才，在府为举人，在省为进士；选民的资格，在县为本县二十岁以上男性的平民，在府为本府各县的秀才，在省为本省各府的举人。各级议员，按此准则层递向上选举产生。而议员的职责，属于地方上的事务的，“议员者，将出其所学，而施之于政，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好恶，皆借议员以达于官。兴革之事，官有所欲为，则谋之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亦谋之于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然后定其从违也……若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34]至于中央的大事，如度支、转饷等，则由“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院议事，以宰辅为主席；议毕各员将其本省来岁应行之事，如公项出入，选取人员等件，证明画押公奏，主上御笔书名，以为奉行之据，如有未洽，则再议再奏，务期尽善而止。如此则一公而无不公，一平而无不平。”[35]
何启认为，由地方至中央实行这套议院制度，是使国政达致公平的不二法门，正如他所强调的：“夫政者，民之事也，办民之事，莫若以公而以平。何则，民之疾苦，惟民知之为最真、事之顺逆，惟民知之为最切。”选举议员，所以反映民心民意，也使施政合乎民心民意。如此一来，“是直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长治久安，必基于此”[36]。
何启指出，“自古乱之所由生，由于民心之不服，民心之不服，由于政令之不平，今既使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是人人皆得如愿相偿，从心所欲也，何不服之有？”他总结说：“故王者欲保世滋大，国祚绵长，则必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37]
至于因时的九事，多涉及具体的社会民生建设事务，包括铁路、轮船、通商、贸易、农工各业、海陆军事、户籍警政等。但所有有关政策施行以后的利弊得失，都靠社会舆论，予以报导，加以评骘，以为改进之资。因此报刊的角色功能实至大至重。何启说：“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议政局员条议各节，极之会议时诸员之形容举动，皆列于报内，评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也。”[38] 西方民主国家的报刊，更是民意指标的反映，于民政的推动，功效尤著。何启说：“英之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好众恶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教官教吏之文，而不敢违背。”[39] 何启认为中国应效法西洋先进国家，于各省、府、州、县遍设报馆，而且必须“有放言之权，得以直书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40] 。如是则“国势之隆，蒸然日上矣”[41]。
综上所述，何启的新政构想，可谓规模宏阔，然其倡议改革的内容仍是以英国的一套政治社会体制作为模效的目标，特别是英国公平的法治精神，体现民主的议院制度，及能发挥民意的舆论事业，更是何启推动整套近代化事业的基础和核心。
（五）严复的近代化改革思想
严复在英国两年的留学生活，使他能亲身体察到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领先于世界的顶级强国的真实情状，他当时所深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国家军事与科技上的进步，且更是它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学术文化方面的优越。1879年返国以后，严复虽然过着平淡的读书、研究和教学的生活，但一直潜心思索着中英两国此弱彼强的根本原因。1895年甲午战败，对严复造成空前巨大的冲击，使他终于明白清廷30年的所谓师夷之长技的做法是彻底的失败，洋务派并未真正把握到西方国家富强的要钥。面对中国处于存亡绝续的严峻关头，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4篇轰动一时的论文，全面检讨中国在学术政教方面的严重积弊，并提出他的救亡与富强之策。
与何启《新政论议》的旨趣不同，严复在揭露清廷政治腐败和中国传统学术政教的弊端之后，并没有得出改革政制为达致国家富强的结论，相反，他认为，仓促的政治改革，如开设议院，将使中国更快地走向衰亡之途。严复更倾向于从学术文化角度入手，阐述西方国家富强的由来，指出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一套“黜伪以崇真”的学术文化，与“屈私以为公”的刑政典章，才是其获致富强的根本原因。中国当时最急切应做的事务是讲求西学，扬弃旧学，藉此以开导民智、陶铸民德、振发民力，而不是要做政治上的改革。待普遍国民的智、德、力三方面的质素提升之后，体制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
严复在上述数篇的论文中，没有一篇的主旨是要提出变法（改革政治）的。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着重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及批判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弊病，指出若不及早学取西洋的学术，中国必将陷于亡国灭种的地步。他说：
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42]
《原强》旨在探求国家富强的根本原理，严复在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后，即提出了物种之强弱与国家的强弱，道理如一。生物的强弱，端看其细胞的健全与否，国家的强弱，端视其人民质素的优秀与否。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有三个标准，那就是其民力（人民有健康的体质）、民智（人民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民德（人民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否优越。他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43]
严复指出，中国当前的“要政”，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关键。只有这三者的确实进步，中国的富强之治才能标本并立，他说道：“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44]
在鼓民力方面，严复认为清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禁鸦片、废缠足及革除旧礼俗。在开民智方面，严复认为非设学堂、讲西学、废科举、讲实学不可。而所谓西学，尤应提倡学习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及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实用的社会科学。关于新民德方面，严复认为应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以取代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旧伦理道德。他说：“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至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45]严复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民质，为日后的其他种种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与前提，故他说：“此三者，自强之本也……练兵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46]
严复又进一步在《辟韩》中分析中西政教的异同，他指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运作是以一套自由的思想文化为本质，光靠制度是不能保证成功的。由于他们视国家为人民的公产，因此一切的刑政法令都能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因而统治者得到人民的拥戴，而国家能臻于治强而不复乱。而中国的专制政治视国家为君主的私产，统治者成了窃国的大盗，为了防范人民反抗，制定许多违背民意的法令，推行违反民利的刑政，结果导致国力衰败，而国家只能在治乱中反复循环。不过，严复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马上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理由是中国时未至、俗未成，而其民不足以自治。如果贸然勉强而行，必陷于“代大匠斲，未有不伤指”的局面。他认为中国应保留当前的政治体制，从学术和教育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建立一套崇尚理性与自由的学术文化，改进人民的素质，顺着进化的轨迹，循序渐进地还政于民，使政治的改革得到最终的成功。他堅持说：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47]
《救亡决论》发表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严复出于爱国的激情，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严复变法救亡的迫切任务却不过是废八股和大力提倡西学。严复指出八股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锢智慧束缚人民的智力开展，坏心术败坏人民的思想品质，滋游手增加游手好闲的人。八股不除、三害不去，一切的新政建设，都只会徒劳无功。他沈痛地说：
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磿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终致危亡而已。[48]
严复又进一步批评了宋明理学和考据词章等封建旧学，揭示其无用无实的本质，指出不排除这些旧学，就无法让新学西学有立足发展的余地，亦无助于挽救国族的危亡。严复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弱，应该认真学习西方格致之学。他说：“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49]
事实非常明显，严复自甲午以还，对政治的改革，不管是立宪抑或革命，始终保持戒惧之心，而倾注全力译述西方的学术经典，以作为提升民质的惟一手段，和建设富强中国的不二法门。至于何启，则对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如乙未和庚子两役，均积极参与策动，务求在政治的建设上，为中国的近代化打开新局面。二人的近代化模式，何其差异若此。
结语
严何二人于19世纪70年代同时留学英国，同受英国教育陶冶，深识英国的富强之道。有感于中国国势的凌夷，而发为救国之思，足堪吾人借鉴和学取。二人所倡议的改革蓝图，从开始即出现不同的取径。严复认为英国的盛强，不在船坚炮利，而在学术之至真和风俗之至善，他深受斯宾塞学术思想的影响，视民质的提升为强国的根基，以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法使中国社会迈向文明进步，最终成功完成近代化。何启熟悉英国的政情，深叹其政制之美，视英国的强盛与进步乃其政制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国应修明内政，引进英国各项先进的政经制度以为中国改革的张本，期望中国通过政制的全面革新来完成近代化的目标。严复以西学来改造中国，取态是温和而缓进的。何启以西政来革新中国，取态是迅猛而急进的。对严复来说，清政府的角色以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建设近代化国家事业上，始终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对何启来说，清政府的角色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被证实是冥顽不灵，拒绝文明而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时，就非要被推倒不可，在建设近代化的事业上，便再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以此之故，何启很容易成了孙中山政治上的盟友，而严复始终不能投入即使是康梁一系的政治集团中。
[作者林启彦，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1] 黎兆棠：《奏为出洋限满生徒学均有成并华洋各员襄办肄业事宜出力分别请奖折》，左宗棠等撰：《船政奏议汇编》卷18，台北，大通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8页。
[2]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88—589页。
[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94—607页。
[4]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38—839页。
[5]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05页。
[6]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6页。
[7]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0页。
[8]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9页。
[9] 《〈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5页。
[10]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96页。
[1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35页。
[12]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16—817页。
[13] Choa， G. H. （蔡永业），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 Tsai， Jung-fang （蔡荣方）， Comprador Ideologists in Modern China: Ho Kai （1859—1914） and Hu Li Yuan （1847—1916），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5）。
[15] Chiu， Ling-yeong （赵令扬），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ir Kai Ho K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ydney， 1968）。
[16] 叶仁昌：《清末的官僚改革论──何启与胡礼垣的个案研究》，《法商学报》第28期，1993年，第123—159页；叶仁昌：《传统的批判与转化──何启与胡礼垣的合理性与实用主义》，《法商学报》第30期，1994年，第139—172页。
[17]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 16.
[18]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p. 16—17.
[19]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p. 17—18
[20]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云：“是日〔旧历4月17日〕，有南海人何沃生者来见，年二十岁，伍秩庸之妻舅也。寓伦敦西南荣布定地，在议院对门之大医院充学徒，人亦聪慧。” （第143页）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云：“〔光绪三年四月十七日〕壬寅，晴。未初，有粤东南海人何沃生来拜，年二十岁，伍秩庸之妻弟也，现在议院对面大医院学医。” （第404页）
[21] 方豪：《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05—2118页。
[22] 参看李金强《胡礼垣与戊戌维新》，李金强：《书生报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2页。
[23] 《新政论议？何启序》，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册卷4，香港，1983年自印本，第1—2页。
[24] 《新政论议？何启序》，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册卷4，第1—2页。
[25] 《曾论书后》，郑大华点校：《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00页。
[26] 《曾论书后》，郑大华点校：《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85页；另参阅1887年2月16日The China Mail所载何启对曾纪泽一文的响应，其文题为“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正文内英文翻译从何启的英文原文引出。以下各注均同。
[27]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00页。
[28]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86页。
[29]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87页。
[30]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97页。
[31]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00页。
[32] 《曾论书后》，《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97页。
[33] 《新政论议？何启序》，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册卷4，第2页。
[34]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15页。
[35]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17页。
[36]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16—117页。
[37]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28页。
[38]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45页。
[39]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46页。
[40]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77页。
[41] 《新政论议》，《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147页。
[42] 《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43]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44]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7页。
[45]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1页。
[46]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2页。
[47] 《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48]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3页。
[49]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8页。
（文章来源：本文定稿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