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史学建基于史料之上，史料愈丰富，史学的基础则愈巩固，史学的话语权就会更加强势。“大数据”是新媒体、云计算、网络化带来的系统时代工程。“大数据”时代历史学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它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以勤补拙之“笨”功夫治学的成本，让历史学处于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增加了诸多自扰的成本，譬如“知识”的易得、便捷、碎片化，动摇了知识的确定性、真实性与可靠性。身处信息过剩、互联网连接一切的“大数据”时代，堆积成山的史料之易获性使历史学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恰恰在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显得更为紧要，因此就更需要回归初心，在历史深处打捞这“一心两翼（意）”的学科之人文心魂，面对并重撰这一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的古老学科。
关键词 历史学 大数据 史料 人文性 科学性
“大数据”时代：史料的“多”与“少”
除却“大数据”三个字，应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在史学界曾被持久而热烈地讨论过，最著名的论断是傅斯年先生提出来的“史学即史料学”。对此，蒋大椿先生和桑兵先生的论述可作代表。这一话题在史学界有着广泛的热议。众所周知，史学建基于史料之上，史料逾丰富，则基础逾巩固，史学的话语权就更加强势。因为所有的学科都没有像历史学那样，将自己的生命存在彻底地、无保留地交付于材料、依托于材料，俨然是中国古语中所言的“毛与皮”的关系。应该说，“大数据”的到来为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然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给的历史契机，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如。事实上，在这看似已经形成定论的史料与史学的两者关系问题上，潜伏着新的张力：平衡的状态被打破，历史学家也被逼仄到一个狭小的空间，而不得不面对新的平衡趋势。“大数据”给历史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大数据”让我们历史学处于最好的时代，也处于黑云压城的悬崖边上。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的徐贲教授在人文课堂作过一项认真的调研：在今天“知识”的易得、便捷、碎片的时代，这种“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知识”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学生认为，这一时代的到来动摇了知识的确定性、真实性与可靠性。而且纷至沓来、铺天盖地的信息并不一定都是能用、有用、管用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处于被包围的窘境：“网上的知识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既是方便，也是负担。好事或坏事都是因为‘信息太多’。好是因为‘尽量够用’，不好是因为‘不知该用什么好，太费时间，令人困扰。不知从何开始？该找什么？作何用途？’”[1]“大数据”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以勤补拙之“笨”功夫治学的成本，同时又在无形中增加了诸多自扰的成本。这再次印证了那句家喻户晓的老话：机遇与挑战同在。历史学的本体及其肩负的使命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法回避的吊诡。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学的本体而重新认定历史学科自身与生俱来的内在之质的规定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的所谓历史学的内在规定性，指的是历史学有着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自身性情——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气质，而不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与艺术之争”[2]。这是因为，虽然我十分欣赏克罗齐那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但我对其所谓的历史与艺术关系的辨析实在还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身处“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不得不再次面对并重撰这一学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尤其是在信息爆炸、互联网连接一切的“大数据”时代，神圣消解、权威下移、知识廉价成为一种常态。客观的史料的狂轰滥炸很容易使历史学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恰恰是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显得更为要紧，因此就更需要回归初心，在历史深处打捞这一学科的人文心魂。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社会和精神的重大变化。而每一次革命带来的变化也都有历史学家的参与和跟进。远的不说，前些年发表在《史学月刊》上那组关于“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文章，就是历史学家使命担当的生动再现，“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3]，他们“为社会进步提供坚实可靠的历史借鉴”[4]。当下，我们正处于以“大数据”为表征的信息革命浪潮冲击之下，历史学所遭遇的挑战虽然只是其中一朵并不起眼的浪花，然而历史学家却有责任、有义务思考问题并应对挑战，参与时代精神的构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历史”的贡献。
毋庸讳言，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历史上每一次的历史学家的“在场”与“创造”都在同一链条和意义上展示着内外兼修、道器并重的互动、互补与互为。“器”即是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具体的、“客观的”材质；“道”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抽象的、“主观的”心魂。不过，很多时候，在我将历史学当成人文学科看待时，也常常对这个判断与划分产生几分疑虑；而当我将其纳入社会科学一族时，又对此不那么自信起来：历史学自身的境界和格局何处寻？历史学的两面性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问题不是要秀哪一面，而是一旦要在市面上流通、兑现，那就需要两面的有机统一，不然就会有假币或赝品的嫌疑。看来，做一个健全、称职的历史学家实属不易。尤其是身处信息爆炸之“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工作者，历史学这个本来处境就一向不妙的学科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要挟：兵临城下的“大数据”有点让本来就失重的历史学有一种招架不住的尴尬与无奈。
此时此刻，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数据”，唯一的可能就是去找回本该属于历史学“初心”的灵魂与本色。我们知道，“大数据”是新媒体、云计算、网络化带来的系统时代工程。它的到来无疑给历史学这门传统学问的加速转型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今天，我们一方面无法摆脱信息的包围，另一方面也无法抗拒“大数据”带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大数据”与大量、快速、多样、精确等特征同在，与我们的生活、思维与工作方式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在“大数据”改变我们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带来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心态，尤其是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海量的资料和信息，劈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即使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制服”汹涌并且凶猛的数据。对历史学研究来说，“大数据”已经完全改变了几千年来历史研究面对线装书和印刷品的可数性规则，如同数学上所说的没有一个最大的自然数一样，无休止、无止境的信息使得历史学家在面对纷至沓来的数据时每每显得手足无措。但问题是，将来的史学靠“百度”或“谷歌”等“数据”的技艺就是健全的历史学了吗？即使可以，“计算史学”会不会成为“算计史学”呢？要知道，这样的结果比起科学性不够完整的历史学更为让人平添一份“杞忧”。
毋庸讳言，“大数据”也给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譬如快捷、方便、细密的检索方式，直观、灵动、准确的查阅技术。凡此种种，可以说是过往历史学家从未享受过的福祉。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过于庞大的信息系统也给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文献）“检索”与（知识）“考古”带来了致命和无穷的困惑。在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研究的对象必须有相对清晰的条纹和板块，更何况数据只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部。本来，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就对历史学的研究形成了“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境况，历史学家只能以筛子做标尺来筛去“细枝末节”，同时又留下“粗枝大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前者的“细”使得历史学可能失真，后者的“粗”则同时使得历史学得以求真。
针对上面无法避开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追问：究竟历史学何以如此这般？其实，这个问题在“大数据”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我借助“大数据”与史料的议题将其再次提出来而已。不必讳言，这个命题困扰我多年。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5]的确，如果没有对历史学这一学科真正的“理解”，我们就很难有更多的“同情”。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史料不是历史学的唯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历史学的底色？如果说人文性是历史学的双翼之一、双轮之一，那么作为“左膀”的历史学的史料能否归之于“科学”？在历史学人文性和（社会）科学性的“左膀右臂”中，我们如何以最为得体的方式同情、理解并守望历史学的一贯底色与本体价值？为了避免误解，我还要说的是史料的客观性与史家的主观性，也正是我们“初心”意蕴中所要打捞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回到本体，史料保障了史著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史学不仅仅是史料学，它是有主观意识行为的史家对往事的记录和书写，是史家对史料编排、整理的结果，必然带有主观性，体现作者主观情绪和人文关怀。一部史著的诞生，是史料的客观性和史家的主观性有机融合的结果，既不能堆砌史料，又不能以论代史。如何在双方的博弈中保持平衡，这是每一个史家都面临的问题。
历史学的两面性：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纠缠
以上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被学者们发难过、争议过。但是，深不可测的问题往往以浅尝辄止的形式搁置。这里，我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将这一问题再次抖出：一个更具针对性的讨论还在这里，作为一切人文学科基础的历史学，它有着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禀性。由人文性和科学性架构左膀右臂，在“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中并驾齐驱，并以此彰显着历史学的本色、演绎着历史学的本能。
首先，就作为历史学“左翼”的科学性而言，它以数据、史料、信息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或相对客观的“存在”为依据，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归纳教训。用胡适的话即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6]这种以“客观”为标准的原则即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性。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关于精确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这个判断不会产生歧义。不然，历史学真的就不成其为历史学了。历史学家顾颉刚那句话很能说明历史学的“真”相：“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7]这与他在《怀疑与学问》中的论述一脉相承。学者的发现和创新来自怀疑精神，但无论是程颐的“学者要先会疑”[8]，还是张载的“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9]，都不能离开“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这个基本思维逻辑。毕竟，历史学是一门以过去已经“盖棺”的人物、发生过的事件为研究对象，而这个作为被研究的对象是任意成形的。并且一旦成“型”，它的客观性、具体性、真实性就摆在了那里，历史学家的使命乃是以其为对象按图索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达到接近真相、发现真理的目的。当然，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学这个科学性只是社会科学学科分支里的“科学”，与自然科学里的“科学”还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们这里的“客观”又是相对的客观，这正是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一再述说历史学资料没有绝对客观历史材料的根本原因[10]。其实，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真理也有相对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真理、完成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客观或尽可能地追求客观乃是历史学家最为本体、本位的职业诉求。在“大数据”成为共识和趋势的今天，它又为固化历史学这一堡垒的科学性提供了更为切实而难得的“历史”机遇。
其次，就作为“右翼”之历史学呈现出的人文性而言，也是由其学科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学术界，对历史学的学科分类都有分歧，有的将其列为人文学科，有的将其列为社会科学。这就如同中国对文科门类的界定及其说法不一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官方和非官方的说法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撇开这些差异不说，就历史学的分属而言，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与生俱来的双栖性。我们知道，太史公的春秋笔法家喻户晓，但是必须看到，即使是这位中国公认的历史学的开山鼻祖也还是无法摆脱“皮里阳秋”的基因。这就是说，即使占据最大化的资料、哪怕是占有一手资料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割舍那个人为的（这也是人文的基因之一）、主观的“光明”或“幽暗”的尾巴。毕竟，如同数学上没有一个最大的自然数一样，史料的无法穷尽性告诉我们，就算是历史学家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毅力和决心，也还只能落得个杳无音信、查无边际的“最后一毫米”的结局。社会史家池子华在跟随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这么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贯尊敬导师的池子华却在史料搜集上一拖再拖，他想把中国近代流民问题研究的资料占有得全些、再全些，所以迟迟不愿意动笔。而导师则以资料是查不完的为由劝其早点动笔、按时毕业。这样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的纠结以及最后以优异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流民问题研究》答辩的个案表明，历史学就是这样一门遗憾的“技艺”。
对于史料的穷尽的不可能性，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着同样的感慨，而且由此发出了语惊四座的“雷人”之声：“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这个“偏见”之声正来自于他对历史学之双栖性质的理解。早在1950年卡尔就宣布了“客观的历史”的死亡：“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11]进一步说，史料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它总是被固执己见者以各自应然的方式劫持。尽管卡尔不否认历史学家的天职在于求真，但他还是要求历史学家的立意能够超越这一守旧如新的疆土（守土有责）：“赞扬历史学家叙述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运用了混凝土一样。这是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12]当他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中为历史学的“本质功能”重新定义时，一句被其租赁的话更能说明问题：“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13]原来，“偏见”虽是泛指，却不是贬义。由“偏见”生发出来的独树一帜或者是说独标异见才具有美德之本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偏见”既可能有人文性，也可能反人文性。在我看来，提供正能量也是历史学对历史学家提出的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历史学的人文性才有意义。
最后，就历史学的“左膀”与“右臂”的关系而言，我想借助于伯里（J.B.Bury）那“不多也不少”的观点来作一点必要的发挥。历史学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无奈，而历史学的人文性则开辟了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如上所述，历史由无数的碎片构成，在根本上不存在一个最大的自然数。进一步说，随着我们资料搜集、数据查阅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增长，随之而来的困惑和无力感也随之不断增加和扩大。因为随着我们“有知”边缘的扩大，“无知”的边缘也在迅速扩展并膨胀。而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另一品质——人文性或说主体性，则呈现另一番景象：点点滴滴、涓涓细流，都能化作无限能量的人文关怀。撇开科学和人文各自的位格，我更想强调历史学在这个合二为一之复调上的交叉点，也是吊诡点。
如上所论，对此古往今来的史学理论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感知。20世纪初伯里（J.B.Bury）曾这样给历史学定义说：“历史学不过是科学而已，不多也不少。”[14]如果让我解读这个“不多也不少”的“科学”，那就是“科学”指的是人文科学。这一“也不少”的人文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不同，但又无出其左右；与此同时，“不多”还告诉我们，历史学的“存心忠厚”[15]“万世开太平”[16]“诗意栖居”[17]等“君子立论”正乃历史学不可或缺的人文情结。也正是这个人文情结，使得“不多”的论从史出得以补足“斤两”，成色十足。伯里的判断还告诉我们，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是面对客体的剖析与分析，这个过程是情感归零的冷冰冰旁观；而历史学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则是带有温度的投射。人文学的质的规定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对客体的意义赋格，这个意义赋格也就是主体性和人文学建构，理解之同情或说同情之理解等是非判断、爱憎立场尽在其中，而其中的客体或说“知识”不过是为我所用的“权且”而已。进一步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特殊学科，既要求有其严谨的纪律来规范，但同时又是充满了个性创造力的一门艺术……它既要求自然科学那种严谨的献身精神，又复要求有艺术家的那种灵心善感。”[18]对此，何兆武先生又曾将其发挥为一门关于“诗与真”的学问：“史学不仅要涉及历史的客观事件，而且也要涵盖到历史人物的心灵活动，还包含着史家的心灵容量和境界或者说灵魂能力（Seelensvermogen）。现在人们可能觉得学问越做越小，原创性很小，尽管信息量好像越来越大。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原因不在‘技’上，而在‘道’上，如果人的格局越来越小，这学问还能越做越大吗？”[19]这里的“技”就是“道”，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道器并重有几分相像。
回归初心：让历史闪耀“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的资料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相似，而“艺术创造力”与“零心善存”则是“人文”素养。“知识”外在于人，是材料、工具、器具一类的实物，可以量化、摄取的，而“素养”则是内化于心后消化在体内、涵化于心灵的情怀和胸怀的叠加（人文关怀），说穿了，也是一种人文信仰。一个具有人文知识的人不一定能做到真诚恻怛、知行合一，而具有人文情结的人，一定不会违背情怀与胸怀合一的人本的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历史学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气质的不可或缺。
古今中外，无论是达官还是显贵，无论是学府还是民间，尽管历史学每每衣衫褴褛、筚路蓝缕甚至举步维艰，但它却以其自身的位格赢得了世人肃然的尊重。这个肃然起敬的根本原因早在几年前就被我们的元典和经典说破，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故事而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20]。以考据、经验、客观为本体的汉学与以义理、冥想、主观为本体的宋学的对峙纷争不可能泾渭分明、一刀两断。“道问学”与“尊德性”的颉颃跌宕表明，以“义理”“辞章”“考据”有机统一为文章大法的学统，始终都是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至高境界。在我，这也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的理由。也正据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是历史学家的最高境界与格局：当科学和人文“齐飞”时，即使是在小时代遇见了大数据，历史学还是能够淡定从容地渐入二者“长天一色”的佳境。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关于“中国文学的变迁”叙议颇能为我们的历史学的双重性作为旁注：“言志”和“载道”同时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而已[21]。一方面是时代风尚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作者素养与风格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两栖性而言，颉颃胶着、半斤八两、平分秋色，每每难分高下，我们只有撇开“斤两”，以“成色”看质论价。换一个视角，即使一个时代的风气抑彼扬此，那也还是如周作人说过的那样，其实那一脉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低调，在默默流淌、暗暗前行而已。遇到适宜的气候，它还会脱颖而出的。
英国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在1960年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上名为《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的文章中这样说道：“虽然对很多人而言，历史就是这样的百无一害的消遣，但这种关于历史学的看法，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却是一种伤害：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追问，来探求真理，这种真理和科学研究所探求的真理一样，遵循着同样的原理和机制。……科学中的真理，如同物理学和数学中的真理一样，是不取决于人类的特性及其活动，所以，我们只能发现真理，而不是创造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让历史学成为科学，实际上是要求历史学改变它自身的本质，这真的是一种的强求。”[22]这里，伯林讲出了三点个人见解：一是历史学家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具有科学的精神；二是历史学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与自然科学性情的不同；三是我们需要尊重学科的个性差异，不能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标准来要求它。但是，这里我还是想进一步指出：一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只能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二是历史学的人文性乃是其与生俱来的气质，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无法望其项背更无法替代的；三是关于“改变”的“强求”，这也是笔者着重强调的一点，如同男女性别、黄白人种的基因构成一样，用“改变”来做“强求”无异于痴人说梦。看来，即使伟大的思想家也会有信马由缰、信口开河的时候。要而言之，历史学要想有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它既不能跨界僭越——到科学的领地里撒野；也不能萎缩式微——成为自毁长城的“断臂”英雄。无论“大数据”时代带来怎样的机遇以及获得感，我们都需要保持一份挑战心理及必要的警惕性。
回到本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面相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有着“天工开物”般的本质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如同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性别、父母一样，历史学的双栖性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不是情愿不情愿的事，而是只能如此这般的事。对于选择以历史学为学术“志业”的同仁来说，让地老天荒的历史学科学并人文着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路径选择。尽管在科学性和人文性之间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怀有不同程度的倚重、倾斜乃至诉求，但归根结底也还是只能以归依的态度书写。其次，我们同时要看到，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双栖”因子没有先来后到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二者只有“组合”没有“排列”。就二者的组合而言，也只有空间上的并联，而非串联。强调这一点，无非是说科学性和人文性在历史学的属性中是并驾齐驱、车之两轮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谁长谁幼的关系。如果硬要讲出个子丑寅卯，那二者应该是孪生兄弟的同胞关系，而并不存在父母子女的辈分。如同在历史研究中不能以字数衡量其价值一样，我们同样不能以双栖因子中的任何一方的“数据”来断言其分量的大小。因为，“成色”与“斤两”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23]。
最后，在笔者再度重申事实（数据）和意义（时代）有机统一的历史学才是健全之历史学的这一观点之后，还需要对历史学这一学科之下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表达必要的个性尊重并进行辨析。就社会史研究而言，习惯于“上天入地”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一网打尽，让你在移花接木中认识“社会”；就经济史研究而言，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海量数据，让你有走进数理迷宫的失向感；就思想史研究而言，人文主体性历历可见，让人们在纲举目张中领略思想的张力。凡此种种，方法论及其叙事套路各为轩轾、难分伯仲，但其中的事实（数据）和意义（时代）却自显神通、各有千秋。然而，无论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和方向如何发展变化，那一心两翼（意）的本体书写方式，乃是历史学家不离不弃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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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