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胡适与《新青年》杂志的关系，可以用读者、作者、编者这三重维度的形式提拎出来。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的激活、激励了《新青年》的主撰者；作为作者，胡适以其学贯中西的文化，开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引渡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走向。鉴于此，我们简直无法再用以上“三者”的关系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那就是青年的导师。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抑或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青年运动的方向”。
关键词：胡适；新青年；三重维度
就胡适这位名人与《新青年》杂志这份名刊的关系而言，可以用缠绕和纠结来概括。两者何以有着如此“说不尽”的盘根？这，正乃本文关切的问题。如果进一步追问，两者的关系既然如此休戚，为何这样的关切一直在持续中而未曾了断。这，则是本文立意的理由所在。
众所周知，胡适是靠《新青年》出道并起家的。为此，胡适每每言及《新青年》这一老伙计时都会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应该说，在情感上的独钟与在价值上的认同，无论是在辉煌的“前世”还是黯淡的“今生”，他都是一如既往的情深雨蒙、逢人说项。这一情感和价值的流露无处不在，尤其是在1923年10月写给同仁高一涵等人的信中的一段话，表露的堪称淋漓尽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撇开胡适个人观点的自我性，至少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胡适对《新青年》的认同、钟爱并力挺。本文，就是要从当事人带有自我意识并伴有情感色彩的捧毂推轮说起，以此来解读一个人物、一个杂志与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进入本题之前，一个值得说明的学术考察还需要在这里赘述。一个世纪以来，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研究前浪后浪、纷至沓来，研究者不乏一以贯之、自圆其说的单向度系统以及纯粹的学术叙论。譬如欧阳哲生根据同人往来的书信解读过胡适与《新青年》同人的关系，以此显示出胡适在轮流编辑过程中的“编者”作用[2]；钱理群以广告为主线分析顺便拉出胡适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聚合[3]；宋剑华从现代性的演进这一视角探寻了胡适这一金牌作者对杂志的贡献[4]。除了上面几篇侧重作者维度的叙论，张宝明也曾从“精神股份制”的角度对胡适在其中扮演的作者、编者双重角色作为论证[5]；耿云志则梳理了胡适与《新青年》关系之来龙去脉，并通过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重点探讨了胡适对《新青年》杂志所做的特别贡献[6]。应该说，作为一维或二维砝码的评论视角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更有利于单刀直入而把问题引向深入。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一维关系，多重面相可以说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能够将问题浮白的多焦点透镜。将读者、作者、编者的多重面相以三重维度的形式提拎出来，则能更精准贴近胡适与《新青年》的历史真实。具体说来，这一立体的观察全方位透视了见证者（读者）、参与者（作者）、投入者（入股者——精神上）一往情深的心路，由此也借以将新文化运动的路径进行重新梳理。
一
就阅读的互动过程而言，一位读者选择什么样的杂志作为阅读对象固然能够彰显其品位；反过来也一样，一本杂志吸引了什么样的读者也是权衡读物的一个重要观测点。今天看，作为读者的胡适确非等闲之辈。事实上，尽管当年初读《新青年》的胡适还名不见经传，但那也可以算作出人头地的凤毛麟角了。这样说，撇开已经在美国留学名校这一点，还有两个理由可以支撑：一是训练有素的办刊资历；二是早出茅庐的写作经历。
对此，我们不妨从他的“编辑”履历说起。以陈独秀1904年领衔创办《安徽俗话报》为坐标，1906年10月28日，只有15岁的胡适就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与同校精英们创办了同仁性质的《竞业旬报》并任主笔。这个不定期刊物“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7]。从创刊号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白话文章来看，胡适的少年出道的舆论能力在“眼光、识力与笔力”[8]上已经出类拔萃、咄咄逼人。如果以上的胡适是自编自导、自说自话的“作者”，那么1914年在著名社会人士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崭露头角则佐证并坐实了自己的地位和实力。胡适在《甲寅》杂志1卷4号上的译文《柏林之围》[9]与1卷10号上的《非留学（致<甲寅>杂志记者）》[10]虽然只能算是“只言”与“片语”，但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边角料性质的“言语”不但入了大主笔章士钊的法眼，而且也令当时在日本任助编的陈独秀叹为观止，于是也才有了日后《新青年》上的飞鸿传书、隔空对话。
不难理解，以胡适的小试牛刀的身份和地位，虽然没有如日中天的显赫，但毕竟已经让他值得心高气傲的主心骨膺胸。针对未曾谋面之青年才俊胡适的读后感，飞扬叱咤的陈独秀也不免忐忑纠结：毕竟，第一次的对话并不是面对面的对接，也不是简单的以文会友，而是地地道道的悬线诊脉。按照“同行必姤”[11]的逻辑，陈独秀对胡适于《新青年》的读后感还是心存疑虑、七上八下的。这也是他通过乡友汪孟邹寄去刊物和约稿函并隔三差五地催逼下落的根本原因。
细说起来，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难舍难分之“老朋友”[12]姻缘相牵，应该归功于一位在出版界纵横捭阖的生意人汪孟邹。汪氏与陈、胡同为安徽的乡里乡亲，只不过胡适与汪氏是小老乡、出生于怀宁的陈独秀与其是大老乡。而汪氏，作为陈胡共同信任的朋友，在两人形同陌路的“神交”初期，起到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桥梁作用。在陈独秀那里，我有情而你是否有意不得而知，寄去的《新青年》固然是为了约稿和宣传，其中的投石问路或说抛砖引玉成分也是每每可见。这一切在“主撰”委托中间人汪孟邹的信件中可以窥见一斑：“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13]这段文字给我们的信息是：胡适已经看到杂志，而且已经有过文字相寄；问题不在于“主撰”贪得无厌，其根本的底牌还在于胡适之能否“陆续”赐文；在这得寸进尺的心态背后，还有着对“寂寂”的如坐针毡。事实上，在陈独秀看来，写还是不写是一种态度，写多写少更是关键的态度，否则就是根本看不起这份杂志。与其说是对作者的求贤若渴，毋宁说更是创刊初期“吾谁与归”的煎熬。要知道，对拍着胸脯打包票并夸下“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14]海口的总编辑陈独秀来说，群益书社的那二百元钱不好拿，这也是他集写作、编辑、发行三者于一身而辗转反侧、南征北战的原因所在。陈独秀的这一压力从他与胡适成为“神交”后的信中可以略知一二：“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15]“主撰”一开始就将自己摆进去，不但是精神上的“股东”，而且是经济上掰不开、分不清的捆绑式“股东”了。
面对承诺，《新青年》初期遇到了两大瓶颈：一是资本，二是人才。首先是北上集资，为杂志的运转奔波。汪原放这样回忆：“1915、1916年间，酝酿过一个‘大书店’计划。起初曾有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并由此而有仲甫、孟邹北上之行。”[16]而这一切尤以人才为重。如果读者寥寥、没有好评、缺乏销量，那将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不难想见，能否得到海外舆论高手的认同，那将是一块至关重要的试金石。而胡适的参与与否，也无疑是衡量《新青年》何去何从的风向标。
早在1915年10月6日，总编陈独秀就通过汪孟邹将新出炉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寄送给了大洋彼岸的胡适：“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17]。虽然远隔重洋，但陈独秀每期必寄，胡适也是每期必读[18]。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胡适一开始与《新青年》发生联系就以读者的角色抒发了自己的感想。胡适连连的点赞让陈独秀信心满满。关键在于，这不单是鼓掌，更是陈胡之间的互动击掌。看看两位“神交”的你推我搡，真有点“互捧够友”的意思。
一边是橄榄枝，一边是鲜花。与其说是孤掌难鸣，毋宁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胡适每每看到《新青年》都会有切中肯綮的读后感。这读后感一旦如约而至，为了烘托人气，哪怕是只言片语有时也会被一字不漏地付梓于杂志。一封关于《决斗》稿件的往来书信表明，胡适对《新青年》“误译”、“校阅”的“指斥”也可说是直言不讳。主撰也以自己“大糊涂”自省，这样的编、读互动在《新青年》迈向“金牌”的过程中堪称功不可没[19]。待到胡适以读者身份指出《新青年》的自家冲撞并加以“质正”时：一个以“现实主义”为趋向的杂志，竟然将“长律一首”之“古典主义之诗”推为“稀世之音”，岂不笑话！[20]针对读者胡博士的“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的毫不留情，主编陈独秀也是虚心接受、诚恳矫正，如他夫子自道所言：“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21]正是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编读磨合的往来中，我们看到了《新青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行进路径。与此同时，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记者”兼“主撰”的陈独秀对“读者”（也是潜在“作者”）胡适的读后意见和建议简直就是言听计从。1916年春胡适的一纸文字将本来尚处“切实”幻想的陈独秀引导了“世界”的平台上：“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22]从本土的情怀转向异域的胸怀，格局上的转变使得境界的蔚为大观。新文学的发生正是在这两位安徽乡友的一唱一和、吁请逗引下出台的。当然，本土的情怀（祖国）与天下的胸怀（世界）从来都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身在国外的胡适上阵之后也是以“打虎”的拼劲履行了“直接唤起国人”的“切实”诺言[23]。1916年底，胡适经受不住陈独秀那“切实”的召唤，《文学改良刍议》漂洋过海来到了编辑部的案头。陈独秀在回信中以这样的开头表达了谢意和尊敬：“奉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24]看看两人未曾谋面、即将“共事”的“神交”的投桃送李，颇有让人肉麻的成分：你瞧！就在胡适读过陈独秀引起诱发并推波助澜的《文学革命论》后，胡适也是即可回复、报以厚爱：“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25]陈独秀收到后还特意裱裱，挂在了《新青年》的通信一栏中以示自我奖掖：“阆苑仙葩”与“美玉无瑕”对上了眼。
作为“读者”，胡适被高屋建瓴地君临着《新青年》，因此这一特殊“读者”的点评与指点，哪怕是一点点地圈阅也会引发同仁们的急应。就此而言，作为读者的胡适一开始就是《新青年》主撰陈独秀的潜伏的对手。但是，试想一下，当年倘若没有作为读者的胡适的深度介入，也许《新青年》及其新文化运动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成色吧。有人说两人“难分难舍”[26]，有人说“互相补充”[27]，当事人自己说两人是“尽管不同”但“仍不失其为老朋友”云云[28]，这大概应验了中西都有的箴言“Opposites attract”，中文的表达即为“不是冤家不对头”。对陈独秀来说，他与胡适在“反对”与“互依”的相克相生中共襄盛举，这完全可以用引“郎”入室来形容。作为读者，胡适以其情感与理性的才情激励了《新青年》同人及其他读者。但饶有情趣的是，纵观陈独秀的文字，我们从来不曾发现一句懊悔和遗憾的话。这，也许就叫做格局吧。
二
胡适最早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是在1916年2月3日的“胡适寄陈独秀”，之前都是通过汪孟邹联系。就是这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信件，在陈独秀那里可是如获至宝：胡适的这封信还有一个附件，那就是一篇译文《决斗》。这“买一送一”的真金白银同时发表在2卷1号的《新青年》上[29]。这“买一”是说陈独秀赢得信任、认可与赞誉，这“送一”则是招“才”心切的背景下，尚未成为“大梧桐”的《新青年》就引来了“金凤凰”。
这从汪孟邹左右开弓、两头讨好的紧张中就能感受到“作者”收到的礼遇。
对胡适有没有信件、有没有稿件寄来一事，陈独秀亲自过问，并作为头等大事予以落实。这从汪孟邹对胡适讲的“见面必问”、“甚于望岁”的左顾右盼情形看，“炼”就一身本事的他也有“穷于应付”局促了[30]。汪孟邹的从中周旋，颇有好话说完、义气用尽的味道：这边是吁请、顿首，那边则还是确保、勿念，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以汪孟邹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为例，其中的“《决斗》一首炼与群益交谊极深，定无异词。《百愁门》一首候再与中华面述，以理度之，当无不可也。”[31]似乎，胡适对这两篇文章的下落也是十分在意，恐怕有水不落、石不出的水漂结局。于是这才有了中介的掷地有声的“担保”。不难看出，这位“作者”对杂志还是在意、看重的。
说起来这事儿还很有噱头。既然是“千呼万唤”的不易之稿，本应早早刊发，不料稿件来的不是时候：《新青年》因护国运动的爆发停刊竟有半年之久。于是，稿件拖到9月份的2卷1号才发表出来。饶有趣味的是，那时《青年杂志》已经改为《新青年》。害得陈主编赶忙回信谢罪：“适之先生左右：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32]从这一段文字中，陈独秀重点表达了三重信息：一是迟复为歉，所以“罪甚罪甚”；二是怠慢稿件，所以“甚愧甚愧”；三是文学新见，所以“甚佩甚佩”。胡适的文字实属真金白银，但陈独秀字里行间的语气也不乏真诚和坦率。这从“主撰”在2卷1号扉页上亲力亲为的广而告之就足见其用心良苦：“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33]这个“广告之后更精彩”的自我标榜看似简单，其实它是将“一时名彦”作为卖点捆绑推销。从这种以名家托举品牌的战略眼光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对胡适的器重，以胡适刚刚出道之不足25岁的青年才俊居然和辛亥元老吴敬恒、张继、马君武相提并论、平起平坐，这多少也流露出主撰的抬爱。尤其他在信中流布的那“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的祈求，大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绑定。这也为胡适日后在《新青年》阵营中之所以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做了旁注。
看看胡适出台的情形就不难理解这位“作者”的大腕身份及其不凡身价了。
一开始，作为“主撰”的陈独秀就把胡适抬举得高之又高，简直就是今天流行歌词里那句“不能没有你”的翻版。这从他通过汪孟邹的穷追不舍过程中已经表露无遗，在自己写给胡适的书信中更是未曾怠慢：“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青年》（《新青年》前身——引者注）、《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34]短短百余字，足将主撰求贤若渴的心态溢于言表、跃然纸上。细读陈独秀的这封邀请信，不但有“足下”是“编译之事”的“柱石”之内化于心的感情留人政策——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待遇；而且还有外化于行的经济待遇。诚意何在？那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月费至少可有百元”的承诺。一个“求”字将对作者的尊重、器重、倚重溢于言表。我们说可以尊重一个人，也可以器重一个人，还可以倚重一个人，而陈独秀对胡适的态度，这三“重”全都包括了，而且那时相当的“大”字蕴含其中。尤其接下来“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的大包大揽，完全是上了一个拿对方不当外人的近乎台阶。最终落脚点的和盘托出则完全暴露了主撰的处心积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对远在美国的胡适可以说有求必应：在物质上“勿虑”，一副仗义疏财的慷慨；在精神上“从一”，大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为我所有的强梁；一句“神交颇契”乃是多年以文会友资本的流露，也是“老乡见老乡”的仗己之言，一下子将大洋彼岸的准“海归”拉到同位的战壕和阵线。
“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此时的《新青年》两位同仁就是这样一个格局。在主撰，舍我其谁——“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同时，他也在质问对方：这位“作者”，舍“你”其谁。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担任《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和专题策划人，这也为日后成为轮流值编的人选埋下了伏笔。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就在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履行完博士学位程序后，他在纠结和忐忑之下于《将归之诗》中为艰难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心灵注解：“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35]。应该说，在“不能没有你”的千呼下，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万唤下，胡适的“为国效奔”成为陈独秀的另一种“语言”。陈独秀与胡适，自此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如果说陈独秀是扛鼎者，胡适就是顶梁者。继“这一个”的到来，尤其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的大学之“才”源滚滚、左右逢源之得天环境和独厚条件——“海龟”和“土鳖”的汇合——《新青年》真乃如虎添翼，一个精彩纷呈的新文化时代即将到来。
胡适，作为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编者之前的“作者”，他在陈独秀逗引下干的惊天动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文学改良与革命。当然，胡适对《新青年》的托举及其由此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不可从“一”而终，但纵观其众多的角色和担当，单就“作者”一维而言，这一改变20世纪中国现代性走向的书写体变革至今还在影响着国家、民族和社会，可以说每一个人，包括你我都在分享着这份果实。这一切，都来自于20世纪初年的那场以《新青年》为平台的逗引与唱和。
1916年8月21日，胡适与陈独秀的越洋对话中有如此的你鼓我呼：既然中国“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那么我们何必不联袂携手——“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36]基于英雄所见略同之上的你情我愿，胡适的“故敢”之谦以及对陈独秀“洞晓”之举也正中当事人的下怀。于是两人开始了一拍即合的打造新文学之路。陈独秀的积极、主动、果敢非常反映了一位革命党人的性情，这也是符合主撰者的常态：既然“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有了这样的如何是好的迫切铺垫，那么“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37]原来，陈独秀对前信中胡适的“一得之愚”一直念念不忘，于是才做出了急不可耐的大胆请求。
胡适的“一得”究竟为何使得陈独秀一直念念不忘呢？原来，文学革新的底牌都包裹在胡适跃跃欲试铿锵作响的鼓中。究竟何时出牌、如何出牌，一直是陈主编急不可耐的念想。这就是日后我们熟悉的“八事”的底版，只是胡适是以私人通信的形式征求陈主编的意见（其实也是陈独秀逗引的结果）：“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针对自己的心得，即使是私人信件也显得心有余悸，最后补充说：“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胡适不但小心翼翼地讲“八事”，而且还是诚惶诚恐地担责任：“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38]始料未及的是，陈主编将私人信件公开在了《新青年》上。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尽管胡适一直觉得还没有到位的心理准备，但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胡适也只有以“做了过河卒”的心态“切实”为文了。据《新青年》上的反应，《文学改良刍议》只有硬着头皮明媒正娶到了《新青年》上。而陈独秀那接踵而来的《文学革命论》就此一跃而上，成为“先声”之后的“四十二生大炮”发出的振聋发聩的雷音。
就在胡适受捧应邀“切实”为文之后，便有了正经八百的“八事”。而主编对这“八事”的要领也是“合十赞叹”并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39]。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也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心态将“首举义旗”的胡适置于马前卒的地位。两人的取长补短、互为表里一举将以文学为抓手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经过同仁们你推我搡的“文白不争”[40]的激烈厮杀，由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终于在其亲力亲为的“尝试”实践中取得了相应的“实验”“实绩”（鲁迅语）。胡适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之“夫子自道”[41]，陈独秀晚年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不无自豪的“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2]，更是将后起之秀胡适提到了与自己以及蔡元培先生同等的地位。
应该说，作为作者，除却胡适对以白话文为书写体之新文学的坐实，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对易卜生主义等诸多思潮大板块的引进和介绍，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开辟了全新的平台、创制了崭新的空间。
三
就“编者”一维的理念，无非是说其参与“经营”的成分或权重。对此，应该说胡适是总编之外的第一人。这个第一人含有两种含义：一是权重最大（成分最重，入群最深）；二是说参与最早（策划最多、点子最广）。对此，我们要从胡适作为编外的编辑或说隐形的编者说起。
严格地说，胡适走进《新青年》编辑部正式“轮流值编”应该始于1918年元月。一份编辑部的“启事”已经真相大白于读者和作者：“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43]然而，作为“柱石”作者的一个重要条件，胡适从打与陈独秀成为“共事之人”[44]起，君子协定式的“契约”就已经落定，而且这个约定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并绑定了陈独秀我行我素的“绝对”自由，从此有了“带着镣铐跳舞”的同仁之旅。这个君子协议简单的说就是“不谈政治”。杂志创刊之初，陈独秀就认识到要造成社会轰动效应，必须结伴而行、重拳出击。“海归”的如约回国却给了政治情怀满满的主撰陈独秀一盆冷水。胡适这样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45]然而，陈独秀是那种不喜欢拐弯抹角之辈。连《新青年》的读者都看出杂志僭越宗旨、不安本分的地方了。无奈，为了寻求“同一战壕里战友”的协同，陈独秀也不得不耐着性子、绕着弯子的在求同存异中见缝插针。“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46]这乃是他不忘初心的真实写照。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尽管轮流值编的编者不少，而且采用了“集议制度”[47]，但细说起来，真正有号召力并有影响力的哼哈二将还要数陈胡两位。恰恰在这里，陈独秀们的编辑风格与胡适们的编辑情趣总是那样的大同小异：政治味的文化与文化味的政治非同小可。即使是压低调门的向外转，与将“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胡适语）作为“志业”（马克斯韦伯语）总是显得那样的颉颃、龃龉。
如果说刚开始的合作还有蜜月期成分的话，那么天长日久，各自的诉求总是纸包不住火，最终还是以陈独秀的“食言”而将“暗斗”转化为“明争”。尤其是到了轮流值编的同人时期，陈独秀更是毫无顾忌地公然申明：“本志（即《新青年》——引者注）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48]对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自一开始就进行过抵制。其实，“民国六年”的“理想”也就是胡适的主张，只是陈独秀加以认可而已。理想归理想，实际上《新青年》内部的两种编辑方针一直相持不下。1918年底，陈、李筹划创办了《每周评论》，以缓和同仁内部的冲突。为了《新青年》团体的团结，李大钊写信给胡适说：“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49]实际上，该团体已经到了濒于解散的境地。1919年5月4日以后，《新青年》团体由编辑方针的磨合发展到直接的冲突。历经“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几个回合，随着1920年秋《新青年》的南下，分化已在所难免。
在编辑宗旨、方针等问题上的紧张并没有在根本上影响《新青年》这一“金字招牌”（钱玄同语）的启蒙生意。事实上，回头看看，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都是具有大智慧和手腕儿的大时代人物。撇开那些观点上的分歧——那毕竟是家庭背景、留学经历、知识储备等资源形成的，作为共执一个平台的作者也无可非议、不可强求。然而一旦具体到办刊策略、经营方法与用人手段，那可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乌合”能够“聚众”的了。求同存异不但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谋略。一开始的君子协议就暗含着互相迁就、相互牵制的共赢布局。既然有难舍难分的情怀，那就更应该有“天下英雄”的胸怀。因此，在这方面，陈独秀的让步更大一些。毕竟，他是以主场的身份办刊，胡适则是友情出演的身份客串。当然，在陈独秀的谋略下，胡适反客为主的情形也不在少数。不过，主撰以松散“联邦制”的“集议”形式让天下英才聚集麾下，不免要“礼让三先”的。这也是我们不时发现这样一个“不峻之坡弗上”（章士钊语）之雄于事、力于行的铮铮汉子每每在温文尔雅的博士面前退避三舍的根本原因：要与同仁共襄那“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盛举，那就有必要对青年才俊“悠悠我心”的吁请并“绑架”。这个绑架不是生拉硬扯，而是情感、礼遇并举的软着陆。所谓的“公同担任”，所谓的“公同意见”[50]，所谓的“颜色相同”，都是在“联邦”或说“绑架”意义上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在那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同”背后，更多的是分庭抗礼、各司其事。陈胡可以联合发表声明，甚至联袂给读者回信、同仇敌忾与对手论辩，但这并不能掩盖各自内在的思想真实。1918年10月15日，两人联名写给易宗夔的公开信固然显然了方向上的大局意识：“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51]然而在这感同身受背后，还有着无法言说的差异。诸如此类“集议”下的“启事”、“通告”、“宣言”，往往是在大势已去后的“挽大厦于将倾”的信号。在言不由衷的流布中，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召回”心声。即是说，在意志“绑架”背后，陈独秀始终怀揣“笼络”的韬略。不然，胡适不会在时隔十六年后还在对汤尔和耿耿于怀的同时留下如此悔恨不已的心声：“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52]这封信的主题是对汤尔和与陈独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问责，但不经意之间的流露却暴露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在胡适们的牵制下，陈独秀的那份偏执和狷狂还是有所收敛的。进一步说，《新青年》的编辑方针和宗旨在双向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是一个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平行四边形走势。
从“不谈政治”的隐形遥控到轮流值编的实际操刀，尤其是在“公同担任”后，胡适及其同人与陈独秀一同为这份“金字招牌”付出了无偿的心血和汗水。正是这个原因，一旦牵涉到这一共同浇灌的“精神股份制”权杖的位移，便会闹出很多唇枪舌战的文字。其中，这里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原因在里面，但更多的是思想与文化诉求引发的歧义和紧张。在这里，编辑权、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缠绕在一起，究竟鹿死谁手——是南下上海还是留在北京，是让左翼文化人坐享其成还是让北京文化人共享分成，是让其寿终正寝还是沦落他乡——《新青年》已经成为同人生命中的一部分[53]。对胡适，尤为关紧。
结语
综上，我们从读者、作者、编者的三重维度论述了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一个显见的事实摆在这里：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的激活、激励了《新青年》的主撰者；作为作者，胡适以其学贯中西的文化，开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引渡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走向。鉴于此，我们简直无法再用以上“三者”的关系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最后，笔者意在强调，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那就是青年的导师。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抑或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青年运动的方向”。他的《新思潮的意义》[54]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55]形成的反差再次让我们更清楚谁是胡适以及胡适是谁。也许，这个方向未能如愿甚至事与愿违，但是在终极意义上他却雁过留声、碾地有痕。有人用“自由主义之累”状描他[56]，有人用“无地自由”形容他[57]，还有人用“再造文明”概括他[58]，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胡适，他来过。最后我想用毛子水为先生撰写的墓志铭来结束本文：“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作者简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7年第02期
[1]《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2]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 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钱理群：《<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杂志广告为线索》，《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4]宋剑华：《胡适与<新青年>：中国文化的现代言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5]张宝明：《“公同担任”：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6]耿云志：《胡适与<新青年>》，耿云志著：《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7]胡适：《我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附录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5—1216页。
[8]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9]法国都德著、中国胡适译：《柏林之围》，《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0日。
[10]胡适：《非留学（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10日。
[1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12]《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8页。
[13]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14]《陈独秀年谱》，第65页。
[15]《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5页。
[16]《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4页。
[17]《陈独秀年谱》，第69页。
[18]参见张宝明：《<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学谱系的生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19]《陈独秀致胡适》，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0]《胡适之致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第40—41页。
[21]《陈独秀答胡适之》，《陈独秀书信集》，第39页。
[22]《陈独秀年谱》，第71页。
[23]《陈独秀年谱》，第74页。
[24]《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5页。
[25]《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26]参见唐宝林：《陈独秀与胡适难分难舍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引自陈独秀研究网站，2009年11月10日刊发。
[27]参见陈平原：《序三》，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社会思想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11页。
[28]《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8页。
[29]俄国泰来夏甫著、胡适译：《决斗》，《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
[30]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45—46页。
[31]《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页。
[32]《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页。
[33]《通告》，《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
[34]《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5页。
[35]胡适：《<朋友篇>寄怡荪、经农——将归之诗一》，胡适著：《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36]《通信》，《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日。
[37]《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4页。
[38]《通信》，《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日。
[39]《陈独秀答胡适之》，《陈独秀书信集》，第39页。
[40]张宝明：《“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一一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而孔》，《学术界》2005年第2期。
[4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42]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151页。
[43]《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15日。
[44]《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5页。
[45]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演讲，转引自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46]《通信》，《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1日。
[47]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原文为：“《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48]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
[49]《致胡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页。
[50]《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51]胡适之、陈独秀：《答易宗夔》，《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15日。
[52]《胡适致汤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页。
[53]参见张宝明：《“公同担任”：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5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5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
[56]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58]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