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的。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也就萌生了党史的研究。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1）。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其”前身”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也就大体覆盖了这整整一个世纪。如果说，中共党史学经历了”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复兴”和走向”繁荣”的阶段，与之同时，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也走过类似曲折发展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形成中共党史史料学，被认为是中共党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立的分支学科”（2）。现在正值世纪之交，我们回顾本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讨论中共党史史料学学科的属性、源流和形成，这对于总结中共党史史料研究及其利用的经验，促进中共党史史料学以至中共党史研究的深人发展，或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学科属性
我国史学素有重视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优良传统。而真正以史料和史料工作为对象进行专门的学科研究还是本世纪初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逐步发生的。改革开放后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显著，以史料学命名（包括通代的、断代的、专科的、概论的）的著作达十多种，论文近百篇。但迄末”建立起一个相对严密的宏观结构体系，内容范围的界定也还缺乏统一性”（3）。按照史学界的一般理解，我认为中共党史史料学应是探讨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学科，鉴于有的作者常将史料工作（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史料学研究相混淆，故在此有必要将党史史料工作与党史史料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简要的陈述。
要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搜集史料、考证史料，进而将史料分类整理并加以利用，然后才可能撰写为论文、著作等研究成果。一般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往往很难有现成准确的史料可用，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史料工作；而专门从事中共党史的史料征集、文献考证、档案整理、图书编辑、资料提供的同志则全部精力用于此类史料工作。但不管兼及或专事此具体史料工作，则都为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应该说，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的。要研究中共党史，就”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4），进行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工作；而要做好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工作，必然要涉及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即中共党史史料学问题。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逐步开展并形成自己学科体系的同时，就有可能开始萌生并逐渐形成中共党史史料学。尽管中共党史学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上升到理论形成史料学也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有点”姗姗来迟”，但只要中共党史学在发展，中共党史史料学也一定会随之形成和发展的。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是中共党史史料学赖以产生的实践的源泉，中共党史史料学是中共党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总结。
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又是有区别的。搜集党史史料，可以访问查找，包罗齐全，编成完善的目录索引；考证党史文献，可以索隐钩沉，正误匡谬，写出扎实的考证文章；整理党史档案，做到求真存实，编排有序，形成有用的资料的汇编；利用党史图片，使之亦成展览，图文并茂，堪称成功的史料陈列。但这大都只是史料工作及其成果（作出总结上升至理论者除外），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史料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由此观之，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是并不等同的。
通过以上论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学科属性从而增强建设这一学科的自觉性和信心。
二、学科源流
就整个20世纪言，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可以上溯到前年世纪的民主革命时期，下及至后年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本世纪开始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前史”。长期以来党的早期领导人讲述党史特别？歉母锟藕笞龅呈泛捅嗉衬谖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在世纪开始时他们已都是十几、二十好儿的青少年了）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传记，都要对党的前史进行研究和论述，同时也就涉及对这段历史资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回顾本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进程并对其经验作出评价，可以具体阐明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源流。据此，特将中共党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发展和经验作如下陈述。
（一）有计划地保存和征集党史资料，涵盖广泛，积累了丰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工作。1926年7月成立的党中央秘书处，其工作职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即文书和档案工作。革命失败后，如上海党团书记发出《关于收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信》指出这部分档案文件”不仅日常需用，且为本党的历史资料，失之殊感痛惜”；为不被国民党军所窃取，”勿速焚灭”，要求各级党组织帮助区委”速即检出”，”愈速愈好”。十年内战中，党中央拟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对文件的搜集、整理、销毁、保管等方法都作了重要规定。长征结束后中央秘书处成立了材料科，实际上担负了党的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的双重任务。抗战中党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各地高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师以上机关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收集、保存。故我友各种文件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加强党的文件的保管工作（5）。有的区党委提出”爱护党的文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有严重情况应有与文件共存亡的精神”（6）保存党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就征集的内容言，不但包括反映和记载党中央活动的资料，各条战线活动的资料以及党在各地活动的资料，而且也包括与党史有关的文史资料和各地方志资料。这项征集工作虽着手较早，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机构建立起才更加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开展并取得可观成果（包括征集老一辈革命家早期革命活动史料）。与此同时，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征集中共党史史料，就要把史料立准，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丝不苟，真实可靠。其方法包括采取分工包干的办法，把任务落实到人，包干到底；通过访问扩大线索，与找到的史料相印证；尽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做好史料的核实工作；·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7）。这样才能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好。
（二）较深入地考证和分析党史资料，求真务实，并有了一定的概括。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成立，就有了党史资料的形成和积累，也就有了对中共党史的总结和研究；而要研究党史，就必要鉴别分析党史资料，也就必然要作党史资料的考证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由于战斗环境或者军务倥偬，在草拟党史文件或撰写党史著作时，很难有机会对党史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证；即便进行了考证，也不一定有时间把它整理成文公开发表。抗战时在延安，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集时曾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繁重的校订和考证问题。当然这时的考证大抵涉及文献的作者、时代、真伪等问题，不可能作出比较详细、深人的内容考证；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研究高潮的兴起，关于史实考证的文章始不断发表。有的是专文进行考证，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李情文）、《井冈山会师时间考》（张国畸）、《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王廷科）、《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沿革考析》（钱听涛）、《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钟惠链）、《关于抗美攫朝的几个问题（史实考证）》（齐德学）等。也有的在著作中出现作为”考证”而引起研究者重视并提出的，如关于1969年各的战备疏散，长期以讹传讹，认为受”林彪一号紧急命令的迫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讲到，系四月17日晚周恩来宣布”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此次战备疏散（8）。凡此考证都以可靠的史实根据，科学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的结论力求对过去不清楚的史实甚至是歪曲的记述作了阐明或澄清，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之同时，也有作者对于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做了初步的概括，指出：考证的目的在于鉴别、订正和解释史料，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并以准确史实作为研究党史的基础；考证的对象在于考证真伪、年月、作者、内容、外形、版本，做到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适应党史研究拓宽加深的客观需要；考证的方法不外利用旁证直接对照，利用当事人记录参证，利用事理逻辑推断，以求作到注重证据、尊重事实，严谨论证。（9）
（三）多方面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真实可信，并有了必要的总结。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抗战的中国丛刊》、《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文摘体系列丛书，毛泽东并为其中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有步骤地开展。在中宣部组织下出版了内部参考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史资料》（20册），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献资料集，影印了《新青年》等19种革命期刊和全份《解放日报》编纂了《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丛书。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资料更是大量整理编辑出版。此后主要成果包括：[1]订正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件集，新编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部队院校编印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4册）；[2]整理影印了《解放》、《共产党人》等多种革命期刊和《红色中华》、《救国时报》以及沪、穗、汉三地的《民国日报》等多种报纸；[3]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20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68卷4500万字（10）；[4]整理出版了《中共党史资料丛书》10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7种（均中央档案馆）以及《五卅运动史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档案史料；[5]编辑出版了党史人物的文集，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外，尚有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6]整理出版了有价值的回忆录包括综合性的《革命回忆录》丛刊和地区性的、个人经历性的、研究性的回忆录计百余种；[7]翻译编辑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已出6卷）、《国际友人丛书》（40册）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资料、日化等。与此同时，对于整理、编译党史文献和资料的论述亦多有发表，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党的文献》发表的”一批以党的文献做基础进行研究”形成特色被誉为”文献学”（11）的佳品。另外还有的作者对编纂史料的原则、角度、形式、内容、体裁、类型做了探讨，并就党史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优劣、真伪、假托、分合、参照、更新八项做了有启发的论述（12）。评述国外党史研究资料的论著也有侯且岸著《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就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史籍作出独到的评析。
（四）较有效地为现实和研究服务，及时充分，并作出成功的探索。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利用党史资料进行党内教育和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把党的历史文件印发与会代表，进行路线教育和党史问题的讨论。要总结历史经验，需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党史资料正是这种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进行党史教育就须以党史资料作为量重要的依据。及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利用更为广泛。这包括以下方面：门]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党的文献或资料，不论对党员、广大青少年或一般群众，都起着并不断起着教育的作用。学校里讲政治课无论党史、革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无一不是因为阅读党史文献资料始能使学员对所学内容有深切的认识。[2]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党史研究没有资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往往一本档案集的出版（如（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丛编），党史研究者可以据以写成相当数量有价值的论文，组成热烈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该课题研究的深入，即是最好的说明。[3]作为历史进程的见证。在革命博物馆或人物纪念馆中，党史文献图片往往作为党史过程的有力见证，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诸如综合的革命博物馆，专题的”一大”、八七会议、遵义会议、抗战、淮海战役等纪念馆，无一不是以其资料的准确和丰富，赢得观众的欢迎，取得很好的效果。[4]作为影视广播的素材。近20年来全国各地利用影视手段进行形象的党史宣传，先后拍摄电视片139部。其中如（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毛泽东）、（邓小平生平）等都能利用大量准确、丰富、生动的史料赢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对于利用党史史料，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和档案部门总结了”以服务现实为目的，搞好史料和研究成果转化”（13）的经验。有关同志指出，历来党史教材多为”读本”，没有形象生动的”看本”，新出现的包括档案、实地考察、当事人回忆、专家讲述的电视纪录片，直观生动，真实耐看，情景交融，富有诗意，深受观众欢迎，对未系统学过党史者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对系统学过党史者是”一部非常详细的资料大全”，并被认为是”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视性为一体的精品”（14）。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取得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一、搜集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中共的国际联系和关于生产力、意识形态、社会史、心理史方面的材料搜集不够。己有的中共党史资料工作丰富经验（如关于遵义会议史料的征集等等），似还宜进一步从史料学研究的角度作出学术性的系统总结。二、考证还欠深入。个别稍加查考即可避免发生错误的记述屡见不鲜（如一本颇有影响的精装资料书封面（关山度若飞）竟将书名误书为（关山渡若飞）。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实践颇丰，但多缺乏相应的论述和概括。三、整理史料未尽科学。在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中有的作者对资？侠嘈汀⒈嘧氲男问健⒈嗾吒冻隼投谋硎鲂问交谷狈蒲У奶取Ｒ晃恢呈费芯抗ぷ髡弑嘧搿⒑懦凭呈费芯炕股蠖ǖ乃？”了解共和国全貌的必读之作”中，竟出现诸多虚构臆度的硬伤。史料整理和编辑如何正确进行和避免误读误释，尚缺乏深刻的探讨。四、忽视使用价值。个别研究者不重视利用原始的有质量的史料，以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某些任意炒作的”泡沫史学”现象（15），时有发生。对于此类问题，虽经指出，但结合实例，就运用中共党史史料如何规范化方面做出深人的论述仍嫌不够。
三、学科形成
20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进展迅速，硕果累累，甚至有了史料和史料工作研究的深刻总结，为中共党史史料学学科的产生和形成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今将至世纪之交，随着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繁荣，中共党史史料学也开始”呼之欲出”了。
中共党史史料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及其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究竟应怎样给予科学的界定呢？我完全同意张静如教授对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性质所给予的注释和定位：中共党史史料学是中共党史学研究体系中的”基础理论”（通过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之一，其动用是”帮助研究中如何掌握和运用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6）。这一诠释和定位，是切实的，因而也是科学的。那么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现状与此”界定”有无差距呢？我认为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指导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学科理论尚待探索和形成。一般说，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指导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标志着学科形成的重要内容，还需有指导本学科的具体理论（即所谓”中介理论”），这就是对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性质，特点，对象，范畴，内容，任务，方法，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作出理论和方法的阐述。近年出版的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对此偶有论断，亦未及进行比较详尽、直接的阐述。
（二）组成中共党史史料学整体结构的科学论著尚待写成和出版。现有的涉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学著述（包括拙著在内）虽名目”学”，其实未符，这正如几位同志正确地指出：”己经问世的因本涉及现代史、革命史研究的史料学专著即张注洪著《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饭）、何东著《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饭）、张宪文著《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明显著《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都集中论述现代史、革命史史料学，至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共党史史料学’专著，即使是己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史料学专著也主要是介绍史料，缺乏比较深人的理论和方法分析”（17）。
（三）表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尚待阐述和总结。中共党史史料学是要在长期研究党史史料和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形成其理论和方法的。尽管中共党史史料学作为学科还仅在开始形成，但其历史源流和研究现状亦应探讨清楚，始有利学科的发展。近年出版的张静如、唐曼珍著《中共党史学史》、周一平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曾景忠著《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张注洪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略》等，虽也涉及到党史史料和史料工作的发展历史，但均比较简略，缺乏具体细致的论述。
（四）开展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所应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方法论尚待探索和创新。从事党史史料工作要运用口述笔录、考证校勘、整理编纂、引用陈列等具体方法，而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方法则在于将这些具体工作方法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诸如形成党史的口述史学、考证学、编纂学、传播学的特有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史料学，本身即带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特性，与之相关领域很多，故在研究中必须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张静如、侯且岸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论纲》（18）着重对中共党史学的总体论述，自不可能对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方法作出更多具体论述。前述四本革命史、现代史料学专著虽讲研究方法，但仅一般谈到史料研究的具体方法而又末讲到党史史料学本身特有的研究方法。
由上可见，当前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初创阶段，更难说已经形成自已的学科体系。但随着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开展，日益迫切需要这个学科渐臻完善，克尽自己独特的职责。为了建设中共党史史料学这一学科，似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把党史史料学的研究从理论上提高一步。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理论研究。在它的整体研究中居有指导的地位。此中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又包括揭示党史具体过程的历史理论；既包括关于党史学的方法论，又包括关于史料学的方法论，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9）。由于党史史料学尚属初创，党史史料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是正常现象。比如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对象是党史史科和史料工作；或者仅仅是党史史料，或者仅仅是党史史料工作；又如中共党史史料学是探讨中共党史史料研究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或者仅仅是介绍中共党史史料内容，或者仅是提供有关目录索引；又如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范围是包括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应用的部分，或者仅仅是通论的部分、具体的部分，或者仅仅是史料的部分，等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始可获得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科学阐述。
第二，拓宽党史史料研究的范围，加深对党史史料工作的探索，完善中共党史史学的学科结构。中共党史史料学发展的基础在于对党史史料的研究和党史史料工作的规律性的总结。如果不广泛地接触史料，系统地研究史料，深人地总结史料工作的经验，也就谈不上党史史料学的形成和发展。个别涉及党史史料学的论著，或者限于党史史料的介绍，或者孤立地论述某些整理、考证、编纂、利用史料的方法；即使这样的介绍”面面俱到°，论述也”多有见地”，亦难以将党史史料学的研究真正引向深入。党史史料学的学科构成大体应包括：论述学科性质和任务、研究对象和目的、内容范围和结构、与相近学科关系等的理论部分，考察学科形成和发展源流的历史邵分，阐明各种史料特点性质的分类部分，论及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经验的应用部分，只有对上述四方而进行认真研究并有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深刻总结时才可能使党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渐趋充实和完善。
第三，吸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以及国外史学方法中的有用部分，丰富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除吸收一般学术的研究方法外，还应特别吸收我国传统史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话学、辨伪学、史源学、传注学以及历史编纂学中有用的经验；同时还应吸收国外史学中的口述史学、比较史学、数量史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用方法。其实传统史学搜集史料的方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郑礁：《校雠略》），西方史学现代系统论中系统网络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多重性多方位多线性多面性的层次分析以及中介、无序有序过程、开放式多元、模式的分析方法，不乏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还可相互结合，如口述历史有的学者既探索我国”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火以言，美于糯敝文章；听八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苟子·非相川等古训和撰写革命回忆录。口录””笔录”（口碑史料）的经验，又掌握国外以录音做依据的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操作规范，写出从事口述历史制订计划、事前准备（知识、设备、谈话）、纪录整理的实践体验，使中外方法相得益彰。凡此种种对我们收集和研究党史史料不无启迪。
第四，提倡史料工作和党史研究人员进行史料学的研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史料学研究和业务人员。多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史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部分学校还招收革命史史料学研究生。但真正培养出较高质量的人才仍属寥寥；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有关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也办过培训班，每年都开学术会议，但能参与的专业人员尚少，学科建设讨沦仍待深入。实际上，一个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者，无论在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精达的史才、广博的史学、现代的史识方面与一般中共党史研究者比较，同样需要很高的水平。我们应该通过有关学校、史学工作岗位，通过学会学术活动培养中共党史史料学方面的人才。如果我们能普遍提高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水平，并培养出一些专门人才。对于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奋斗历史，记录了我们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完成伟大艰巨的任务中是怎样思考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是党和人民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和编辑出版这些文献，研究老一代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可以长久地教育、激励今人和后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得更好。”（20）研究党的文献，做好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不仅是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者的岗位任务，也是党史史料学教学和研究者的重要责任。我们党的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也要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将不断产生和形成新的。文献和史料。对党的文献和史料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更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这就需要我们在世纪之交以及未来，在做好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的基础上把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做得更好，使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在促进党史研究。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注：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饭，第404、402页。
（2）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王仲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3）参见周一良主编：《大学历史丛书》之一《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安作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9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5）《关于革命艾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组历史资料》《党史研究资料》四96年第3期。
（6）冀中区党委秘书处：《关于防止文件损失的通知》
（7）冯文彬：《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纪念党的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党史资料通讯》第3第19期。1981年5月25日。
（8）金春明：《再思考，再评价，再考证》、《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9）参见《（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2期，
（10）海丹：《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概述》《中共党史资料》总64期。
（11）石仲泉：《坚持特色，再创辉煌》《党的文献》1998年第l期。就研究领域言，文献学与史料学在大量的层面上是互相重合的，就研究内容言，前者可概括在后者研究范围内。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也可说是史料学的研究成果。
（12）曹雁行：《革命历史文献编纂工作中的版本问题》，《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辑工作得失研讨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饭。
（13）李传华：《回顾二十年党史事业的发展，做好世纪之交的党史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4）《电视片〈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魅力何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22日。
（15）易鸣，《独立研究与联合攻关》，《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6）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97年第3期。
（17）张静如、王朝美、侯且岸、谢萌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反思》，《北京党史研究》95年第5期。
（18）《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l期。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20）江泽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视察工作时的讲话》（1998年5月29日），《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