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中，各地坛、团曾经大量刊印和张贴过各种各样的传单，成为义和团的重要文献，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文献大都出自义和团民、或支持义和团的封建文人和绅士之手笔，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义和团的认识水平、斗争宗旨和打击目标等情况，也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暴露了义和团运动的弱点。因此，这些文献是研究义和团问题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 但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它的文献也随之而泯灭。解放后，虽时有发现，但为数很少。近年来，笔者从庚子时期的著述中粗略钩稽，尚得一二。数量虽然无多，但仍可从中管窥出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
义和团文献种类繁多，诸如揭帖、告白、坛谕、乩语、神咒和碑文等名目，数量极多、流布甚广，涉及问题的范围也很广泛。这些传单大都用黄、红、白等各色纸张刊印而成。凡是义和团足迹所到之处，揭帖、告白比比皆是，成为义和团宣传群众、反对侵略和打击教会势力的特殊手段。所谓“四出传单，於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以下引文凡引此书，只注书名，不注编者）上册，第14项。），“神团、神坛之帖，烂语□词之纸，张满街衢”（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一册，第471项。）；“仙符神训，传遍巷陌”（拙官老人：《庚子志变记略》（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团众用黄纸刊送传单”（《濠陷存稿》，《都门纪变百咏》，第1页上。）之类，即指这种现象。
据记载，在直隶，“州邑城阴巷口，多拳首告示，语皆狂悖”（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诗注。）；在天津，“通城贴有匿名揭帖，煽惑人民”（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第1册，第108项。），“天津的大街上，墙壁上到处是红色的揭帖”（G.吉普斯：《华北作战记》。）；在北京，义和团“以纸帖遍分城乡内外居民”。甚至“京官宅中亦多有收得此纸者”（佚名：《庸扰录》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以下简称“三所”）编：《庚子记事》，第249项。）：在东北地区，义和团也曾经“遍贴匿名揭帖”（季理裴，《庚子教会受难记》下卷。）。另外，在山西、河南、四川，以及在反动势力控制严密的南京和福建等地区，也多有类似的现象。清政府曾在上谕中惊呼：“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上谕”（光绪廿六年四月十九日），见《义和团》第4册，第13页。）直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仍然广张揭帖，同敌周旋，出现所谓“常有团匪告示，□满城墙”（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第1册，第203页。）的情况。由此可见，义和团的传单一直同他们的斗争相始终。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这种动员群众的手段十分恐慌。驻京的外国公使团，曾多次要求清政府下令“拘办练团纠党、传布揭帖之拳民。”（《清季外交史料》卷143页。）据奕□奏称：“迭据各国使臣，持送该匪徒揭帖，来衙门声称究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8页。）在各国公使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清政府的一些官吏唯命是从，立即查缴揭帖，“遇有此等揭帖，立时揭净。每月按段清查，不准稍有遗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8页。）并传谕各刻字铺，“不准贪利私刊揭帖，具结存案，违者严惩。”（《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8页。）遂使义和团传单经常遭到破坏。
据时人记述，义和团的传单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形式多样，文字不拘一格。在义和团的宣传品中，就曾出现一些书信和诗文等形式。此外，还有一份流传很广的义和团《团规》。这是在义和团进入高潮后，载勋、刚毅等人奉清政府之命统率义和团，并与部分义和团首领共同制订的义和团行动规约。它虽带有“御用”的性质，但终归被一部分义和团所遵守，所以也属义和团文献的范围。这些宣传品除所谓“词皆鄙俚不文”（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1。）的通俗说帖，和“怪诞不经”（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诗注。）的乩语、神咒外，“亦有长篇钜论、套袭名家古文”（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1。）的典雅之作。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这些文献也立即遭到禁绝和毁灭。除私家记述中偶有抄录，或官方档案中偶存一二者外，其余大都荡然无存。就目前流传下来的义和团文献来看，大致可分为传单类、书信和诗文类、乩语和神咒类、碑文类等几大类别。其中以揭帖、告白这类传单最多。
义和团的书信本来就少，而现在流传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从现存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类文献叙事简明，且又就事论事，很少浮言和隐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例如，《曹福田向侵略者挑战书》中说：“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噩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避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日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义和团》第2册，第25页。）。这里既表现了义和团不畏强敌，誓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也暴露了单凭匹夫之勇和意气用事等弱点。
义和团的诗歌除在民间流传外，在时人的诗文集里也偶见收录，但为数极少。在《庚子诗鉴》里就曾收录了义和团民写的一首不可多得的五言律诗：
！重入沧南境，纷纷未见经。
！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
！城欲成沧海，天教陨婺星。
！可怜松化石，竟作砺刀硼（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诗注中收录。）。
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被杀的义和团战友的哀思和怀念，对刽子手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和抗议。可惜作者没有留下姓名。据《庚子诗鉴》自注所云，只知是沧州义和团“自称李白附体者，忽能诗赋五言律”。可见作者是投身于义和团运动、并支持反帝爱国斗争的封建文人。这说明，在义和团运动中，是不乏工于文墨而又颇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
义和团的乩语、神咒和碑文之类的东西，则反映了义和团的闭塞和迷信等落后面。但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夹杂在内。例如，反映义和团要求改朝换代、反对贪官，以及反对鸦片流毒等内容，就在一些乩语和咒语中表现出来。
义和团文献种类之多、数量之浩繁的事实，说明这场运动得到了封建文人、绅士和部分官吏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据时人记载说：义和团文献的“刻书刊板出自公卿”（拙官老人：《庚子志变记略》（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这说明正是由于上有公卿，下有一般绅士、文人的支持，义和团才有可能广泛地采用广贴传单这种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斗争方式，从而造成很有影响的社会舆论。特别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这种形式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特殊手段。
事实上，在历次反洋教斗争中，以及在义和团运动中，都有不少的文人、绅士和部分官吏谋划其间，有的还居于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个名叫G·吉普斯的英国侵略者写道：一八六○年以后，“在中国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多次袭击外国侨民的愚昧事件，……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祸患并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乱，但是，他们教唆、甚至煽动乱民从事凌辱、掠迫在他们中间的基督教‘蛮夷’。”（G·吉普斯：《在华作战记》。）除去其中诬蔑性的言词之外，他所说的官吏、文人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宣传鼓动却是事实。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高潮中，使更多的封建文人、绅士和部分官吏也积极投身于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行列。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出现的所谓“今则贤士大夫几乎无一而不为（义和团）所惑”（杨蔡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见《义和团》第4册，第354页。）的局面，恰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从而激起各个阶级、阶层的反抗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客观反映。这正是各地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能以出现大量传单和文献的重要原因。
文人直接参加义和团的人数很多。甚至一些地区的义和团，专门把他们集中一起设立文坛，所以在义和团里出现了文坛和武坛两种不同的名称。侨析生在《京津拳匪纪略》一书里说：义和团“又勒文人立坛，不从辄指为奸细，戮及亲属。文坛既立，张（德成）奉命唯谨，欲尊崇之代伊为文告也。自是杀戮稍止，皆赖文坛设词解释，保全不少。”（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2。）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关于文坛成立的情况，看来似乎是义和团强迫文人参加的。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有人被迫参加文坛的现象。但是，既然能以专门成立文坛，说明人数一定不少。时人曾说：“不惟村农学之（指义和团），间有读书人子弟，父兄也不深禁。”（柳堂：《宰惠纪略》，见《义和团》第1册，第403页。）说明文人投身于义和团并非都出于强迫。其二，关于文坛的作用，主要是负责撰写文告和运筹谋划，有的还劝阻义和团不要滥杀教民，从而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健康发展。
关于义和团的文坛和武坛的情况，在民间口碑资料中也可得到旁证。据调查，义和团的文坛和武坛，又称文团和武团，或称文场和武场。据天津西郊杨柳青的老人说：“文团是打坐的，像军师参谋一样，都是些识文断字的人参加；武团是练把式上战场的。文场是扶助武团出谋定计，所以文武不能分家。”（南开大学历史系56级：《天津义和团调查报告》（1958年油印本）。）据天津西郊张家窝村早年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李九恩说：乾字团、坎字团都有“文场、武场之分”，“武团上前敌，文团管财粮、画符、接待等”（南开大学历史系56级：《天津义和团调查报告》（1958年油印本）。）。在静海县的调查中也发现有类似的情况。据静海独流镇的老人李廷槐说：文团“都是识字的，家里有人做买卖赚钱养活他们，不愁吃不愁喝。我的一个哥哥叫李廷宣，是文坛的大师兄，他儿子在天津卫开首饰店，家里的地自己不种，很富裕”；又说：“文团的人下天津卫是不打仗的，专操些文差事”（南开大学历史系56级：《天津义和团调查报告》（1958年油印本）。）。在天津南郊的调查中，有的老人说：“文场为刀枪剑戟，武场除这些以外，还另有快枪。”（南开大学历史系56级：《天津义和团调查报告》（1958年油印本）。）这些口头材料进一步证实了义和团确有文团和武团之分别。文坛的组织与武团相同，有大师兄、二师兄之分。文坛的出现，恰是文人和绅士阶层支持和参加义和团运动的最好的见证。
义和团文献的内容比较丰富。就其主流而言，大体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待清朝统治阶级的态度；一是反对洋人和教会势力的侵略。
在如何对待清朝统治阶级问题上，义和团各个坛、团态度是极不一致的。有的明确地表示反对清朝皇帝、反对贪官，具有比较鲜明的反清的内容；有的则截然相反，明确地宣称：“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拳是忠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佐原笃介：《拳乱纪闻》曰，“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对清朝表示衷心的拥护；有的则模棱两可，或只反卖国官吏而不反其它。可见，这些内容是同义和团“扶清灭洋”、或“扫清灭洋”的口号相表里的。这类问题拟另文研究，下面仅就各地义和团“灭洋”问题略作探讨。
据当时目睹过大量的义和团揭帖的人说：“其内容多半是排外的”（G·吉普斯：《在华作战记》。）；有的说：“帖中大约谓：必须焚灭教堂、杀尽教民、劝人不可归教等语”（佚名：《庸扰录》，见三所编：《庚子记事》。）；还有的说：义和团“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8页。）。可见，在义和团文献中，有大量的篇幅表现了义和团反侵略和反教会势力的斗争内容。
各地义和团大都把反对教会势力放在反侵略斗争的首位。因此，在义和团文献中有许多是反洋教的内容。例如，有的揭帖宣称：“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拳时杂录》，第117页。）。这里不仅说明了洋教的压迫激起了义和团反抗的事实，还明确地宣布了义和团运动是以杀洋灭教为中心，进行保卫国家和拯救人民的正义斗争。有的揭帖痛斥教会“欺我大清太甚”（《拳时杂录》，第117页。），有的指斥教会“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有的指责教会“欺神灭圣”（《拳时杂录》。），“或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等等（《拳时杂录》。），还有的几乎把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都归罪于教会侵略势力的猖獗。甚至有“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第1册，第345页。）之类的东西。这类传单在京津、山西，以及东北等地区流传很广。这种富有鼓动性的宣传，迅速地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与教会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正是这种片面的、极端主义的反教会宣传，最终把义和团运动引向了狭隘的复仇泄愤的歧途，突出地表现了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成为以“杀洋灭教”为中心的暴力运动。
反侵略、反瓜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鸦片流毒，是揭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在天津租界等处出现的揭帖中，就以“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这样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义和团不堪忍受外来势力的压迫，起而练拳自卫的原因。在黄村（京郊）的揭帖中还提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拳时杂录》，第117页。）从而发出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清朝统治者卖国的正义怒吼。《马兰村义和团告示》中指斥教会势力与侵略者勾结一起，“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是“国不泰而民不安”（《拳时杂录》，《拳时上谕》附杂录。）的根源。由此可以看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并且表示要以暴力的手段去达到“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太平年（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的目的。尽管其中反映出了义和团盲目排外和对清朝统治者缺乏认识和警惕等缺点，但它反对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以及揭露清朝官吏卖国求荣的言论，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心声。
义和团揭帖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正要求。福建厦门地区的义和团揭帖中，就曾严正地宣称：“义和团为天地正气”，定要“芟除洋人，歼灭洋教，由北迄南，所向无敌。”（《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并且断然申明“台湾割据，神人所怒，恢复把握，在此刹那”（《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这说明厦门义和团和北方义和团一样，把“杀洋灭教”作为反帝斗争的中心。并且表示了对台湾被割的义愤和收复台湾的决心。此外，在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贴》中，也有反侵略、反瓜分的内容。揭贴宣称：“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第1册，第120页。）。
鸦片流毒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和耻辱，这是中国人民最为痛心疾首的事情。直到义和团时期，鸦片的危害仍然很深。因此，义和团把禁止鸦片作为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些坛、团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禁洋烟咒》：“奉请如来佛，善除洋烟毒，弥陀佛！弥陀佛：”（佚名：《庸扰录》，见三所编：《庚子记事》，第260页。）
焚毁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是义和团运动的又一重要的内容。义和团出于对洋人和教会侵略的痛恨，“更旁及一切与（洋）教惧来之货物与西法之制造，而小则禁洋货、烧洋物，大则拔电杆、拆铁路，事以纷而祸益亟矣。”（《见斋文稿》，第9页上。）流行很广的“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船”（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的揭帖，就是这类宣传品的代表作。在运动高潮中，特别是为了抗击八国联军，为了阻止俄军大举侵入关内，义和团在部分爱国清军的配合和支持下，大规模地拆毁铁路、电杆，起到了打击侵略者的积极作用。“……海口各国皆有轮船载兵不进者，均因海线未造齐、铁道不通，进退不速之故也。如道路信音灵通，决不能照此时滞钝。”（《石涛山人见闻志》，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97页。）所谓“海线未造齐”，是指海底电线不能通话。可见，义和团焚毁铁路、电杆等洋物洋货都是打击侵略者的斗争手段和反帝斗争的内容。但是，义和团没有把洋物洋货与帝国主义侵略区别开来，而是无限度地扩大焚砸毁弃的范围也反映了义和团的蒙昧主义，这是农民小生产者落后的表现。
义和团“灭洋”的舆论攻势，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那些平时猖狂不可一世的外国侵略者，“虽外示张皇，实已胆虚气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5页。）。义和团“各处张贴揭帖，声言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8页。）特别是它们在实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6页。）。可见，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大大伸张了中国人民的天地正气。负有盛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曾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他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刘禺生：《世载堂杂记》，第114—115页。）中国免于被瓜分固然有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等原因，但是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则义和团英勇无畏地反抗侵略者的斗争，这一作用无论如何是不可低估的。
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义和团还不可能从理性上去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的反帝斗争和舆论宣传仍然停留在自发的和感性认识的历史阶段。这些严重的缺点，在义和团文献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例如，有的揭帖说：“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大法国，心胆寒，英俄美德哭连连。”（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有的揭帖声称要“扫平洋人。”（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有的揭帖声称“刹（杀）尽洋人海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1页。）等等。《南京义和团揭帖》中亦有“神兵逐尽洋人，从此天下安宁”（佐原笃介：《拳乱纪事》卷3，第62页。）的内容。这些都说明义和团打击的锋芒主要集中在“杀尽”、“扫乎”一切洋人上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表现在实践中，则是笼统排外和盲目仇杀洋人，教民，而提不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和政策。事实上，洋人中有侵略者，也有一般商人、工程技术人员和侨民。洋教士中有侵略者和间谍，但较多的则是以宗教为职业而谋生。其中也有行医、施舍、办慈善事业的人。中国教民中坏人也是少数，多数则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但义和团不加区分，一概打击，这不能不是盲目、落后的表现。由于义和团的仇杀，不仅洋人被杀者数以百计，而且中国教民受创更钜。“教民房屋无不被焚，田禾无不被割，家俱无不被抢，即为教堂服役者，为教民佃田、结婚者，皆莫保性命，毁房殆数万间，□害教民平民牵连受害者殆数万人。”（《周□慎公年谱》卷上，第37页。）时人曾指出：义和团“一任私杀，人无老少，家无大小，焚□靡遗，□弥无路，致（使）逸出教民尽归夷，咸以死力拒我。”（拙官老人：《庚子志变记略》（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这话并非恶意污蔑，而是痛惜义和团盲目仇杀反而起到了“为渊驱鱼”的反作用。
造成这种仇杀悲剧的原因甚多，除了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等主观原因外，有人认为义和团“专以仇杀洋人及教民为事，此则平日教士挟制官长，欺压平民之所致也。”（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第1册，第345页。）这种看法也颇为客观。此外，也是封建顽固势力煽动、挑唆的结果。由于地方官吏“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8页。）。不是挑动义和团盲目仇杀洋人，便是弹压人民群众以讨好洋人。这实际上都起到激怒义和团、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复杂化的恶劣作用，也暴露了清政府妄图坐取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
综上所述，义和团文献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主要手段，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打击教会势力的有力武器；它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藐视强敌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决心和英勇气概；体现了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性质。从义和团文献能以大量的出现这一事实来看，就足以证明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已同爱国官绅与封建文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形成了空前的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在义和团文献中，也暴露了义和团笼统排外，盲目仇杀和蒙昧落后等农民小生产者难以克服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然而，就其反帝精神而言，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页光辉的战斗篇章。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198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