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及当下的民族主义[1]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其经历过兴起、发展和高涨这样几个阶段。[2]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这是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产物，其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义的侵略有关。日本因素，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在1895年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平均大约每20到25年对中国发动一次军事侵略，而且这些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而是要进行经济利权的剥削，即把中国变成其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可以说在1895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但1895年以后这种压力骤然升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到垄断亦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前的商品倾销为主变成了资本输出为主，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开始取代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与此前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仅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而且还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它通过发动1895年的甲午战争，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辽东半岛后来虽因三国干涉而由清政府出巨资赎了回来，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与此相一致，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1895后日益严重起来。正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被梁启超等人作为一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介绍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的兴起和形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五四爱国运动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标志，而引起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则是在巴黎和会上，因日本的阻扰和美、英、法偏袒日本，中国收回被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掠走的山东权益的失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企图灭亡中国的结果。迈克尔·弗里登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3]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自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不仅仅在于它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还在于它是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权和“洋人的朝廷”，正是它的专制和卖国，才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所以，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富强。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之所以要“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而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一，便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民族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
当然，除了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还具有其他一些内容和特质。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对外反抗和对内建设两个面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亦不例外，即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对内寻求中华民族的认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如清末民初的“民族建国”，抗战时期的“抗战建国”。但总的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更偏重于对外反抗的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是摆在全体中华儿女面前的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如果被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了，不存在了，又如何实现“民族建国”或“抗战建国”呢？因此，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谁能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提出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积极领导或投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谁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并最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笔者在一篇对话中曾经指出，人们常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最终没有成为历史的选择，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与西方无产阶级比较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人数要少得多），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中国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认同。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因而得到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最后胜利。[4]
第三，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那么，就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其兴起、发展和高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比如，由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的产物，它问世后，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综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5]《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前进！直到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仍然具有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的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必须把它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学术界之所以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笔者想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像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一样。封建主义文化肯定是落后和腐朽的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坚决的否定和批判，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中既包括封建主义文化，也包括一些非封建主义文化，如农民阶级的文化、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提出的进步文化、一些具有超时代的普世价值的文化，等等。对于这些非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就应该一分为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近代以来一些人之所以彻底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加以区分，误以为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都是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彻底否定。再如，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也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但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除社会主义文化外，还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文化，如时下的黄色色情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等等。这后一类文化是落后、腐朽的文化，我们理应加以批判和清除。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所起的历史作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则应加以批判和否定。比如，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分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宣传尊孔复古思想及排外主义，国民党和一些反动政客文人以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宣扬“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些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以民族主义鼓吹大汉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分裂，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搞民族独立，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主义无疑是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们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主流（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主流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但影响极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从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到80年代之前，在斯大林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条目就是这样表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般来说产生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已经消失。但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还会不时地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利于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谨慎妥善地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3395页）。受此影响，民族主义长期得不到研究，甚至没有人敢提民族主义，更不用说有民族主义思想或思潮的存在。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受此影响，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民族主义在中国也再度兴起或高涨起来。
当然，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或高涨，除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外，也还有自身内在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使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断增强，敢于向西方说不，表达自己的民族诉求；二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诸多非议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一再挑衅（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少数西方国家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干扰、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近来的钓鱼岛事件等），给中华民族以强烈的刺激，这是近年来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重视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加上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强，因而也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或高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的民族主义呢？
第一，我们认为，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照抄照搬，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依据西方的历史和现状而言的，西方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形成也较早，那时还没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一种传统民族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于清末民初，其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按照传统的说法，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认同、接受和宣传过近代民族主义，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还被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称之为民族英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战胜自由主义，成为中国历史的最终选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优先于个人解放、个人权利这一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无论从民族主义产生的源流，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都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就现实的理论而言，我们党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虽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相当的距离，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爱国当然是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所以爱国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而认同和弘扬本民族精神，是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表现之一。
第二，我们认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我们喜欢，它就存在；我们不喜欢，它就不存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或对待它。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所谓“适度的民族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它的表达方式是文明的，而非暴力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理性，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它的规模是可控的，活动是有序的，不能搞狂热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呢？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功能，对内，它能强化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它能展示中华民族的意志，给敌对势力以强大的心理压力。时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到深水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尤其是由于一些官员的贪腐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这有利于凝聚民心，缓和国内矛盾，从而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际上，一来由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的实施，其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二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上演购岛（钓鱼岛）闹剧并使钓鱼岛危机持续升温，再加上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南海不断挑起事端，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空前紧张，中国的周边环境明显恶化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强意志，同时也能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持。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对外斗争的一种武器。
如何才能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呢？我们认为，要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就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开放言论空间（包括网络和平面媒体），给广大民众提供能自由表达其民族主义诉求和言论的平台，并且可以就一些民族主义的议题展开讨论，以求在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一方面要加强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正面引导，坚决反对和取缔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行，对于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不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干扰或破坏改革开放大局。
在当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最凶恶的敌人，亡中国之心始终存在。1895年之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日本的侵略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1945年日本虽然战败投降，但至今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仅没有对本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由此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有过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道歉，相反，还否定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参拜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招魂，宣扬“侵略”未定论。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力图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改自卫队为国民军，扩军备战，从而使日本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而日本要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把矛头对准中国，这是上世纪20年代末“田中奏折”所确立的基本国策，也是近来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并使之危机持续升温的根本原因。所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可能是中日两国无法逃避的宿命。对此，我们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充分做好与日战争的准备。
中日两国虽然必有一战，但这“一战”越晚越对中国有利，从目前两国发展的趋势来看，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我们要在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想法没法尽量推迟战争的发生。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不再继续小泉时代的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政策，而应采取“政冷经更冷”的策略，给正陷于经济衰退中的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中国是日本工业产品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市场，一旦失去，日本的经济复苏或振兴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只有给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才有可能迫使它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从而达到“以经止战”的目的。据此，我们认为，应该支持至少默许民间提出的“抵制日货”和不到日本旅游的倡议，加大对日本产品进口的检查和限制。“抵制日货”，这是经济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也是中国人民多次使用过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有效武器。
第三，除了如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外，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疆独、藏独活动猖獗，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日渐增多起来，这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前一方面是敌我矛盾，后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如何解决后一方面矛盾，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们要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逐渐弱化各民族人民对本民族（如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等）的认同，多宣传中华民族，少讲某一具体民族，使各族人民树立起一种大民族（即中华民族）观，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这方面我们应向美国学习，美国不仅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多种族国家，但美国从不讲你是哪个民族的人或哪个种族的人，只讲你是美国人，是美利坚民族，很少刻意强调国内各个不同民族或种族间的区别或差异。
其次，我们要坚决反对人为地强行推动民族同化。但各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或同化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进步趋势，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并加以正确引导。比如，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的语言因不便于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逐渐消失，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全世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种语言在消失。对此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大力推广普通话，而不应该像一些地方一样，强迫中小学生学习正在逐渐消失的本民族语言。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和风俗习惯的消失也是如此。这些民族的服饰和风俗习惯之所以会消失，或是不方便生活或劳动（服饰），或是落后烦琐，不符合现代生活（风俗习惯）。对于这些民族服饰和风俗习惯的消失，我们也应该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遗产（服饰）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保存下来，但没有必要去提倡、推广或恢复。
复次，在维护并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建议对个别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进行微调。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政策。例如，笔者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土家族。根据国家政策，湘西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可加20分，而汉族考生只能加5分，这一方面造成了少数民族考生和汉族考生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不公平，生活在同一地区，接受的是同一水平的教育，为什么汉族考生就要比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少？另一方面是人为地制造了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甚至矛盾。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加分比汉族学生多，因此很多本来不是少数民族（土家族或苗族）的学生也改成了少数民族。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土家族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有几百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笔者建议，类似的照顾政策，可以从以前的以民族为标准改为以地区为标准，凡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学生，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享受同样的照顾政策。这样一来，突出的则是地区意识，而非民族意识，是地区差别，而非民族差别，这有利于增强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创新工程“抗战建国与民族复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8期。
[2]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3]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 《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对话》，《光明日报》2008年5月10日“史学版”。
[5]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发行，第56页。
本文刊发于 《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