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在军队中实施禁赌，对整肃军纪、提高军队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督直期间，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民国初年，袁世凯多次颁布禁赌法令，将惩治官吏赌博作为重点，希望以此树立新政府的良好社会形象。上述禁赌活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赌风的漫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袁世凯；赌博；禁赌；清末民初
On Yuan Shi-kai’s Activities of Gamble-banning
Huo Xiao-ling
（School of History ，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Yuan Shi-kai took steps to ban gambling in the army， when he was trainning in Xiaozhan . Gambling-banning played a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fighting abiltty of Yuan’s army. During the service of governor-general of Zhili Yuan Shi-kai beat gamling in the society under the coopertation of policeman， and cancelled the Shunzhi Welfare Lottery.Yuan promulgated decrees to ban gambling frequently in early Repbublican China and placed emphasis on the bureaucracy . By doing so he wanted to build up the good image of the new government. The activities above didn’t change the social climate radically， but they kept the gambling within limits in some extent and had positive effect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Yuan Shi-kai； Gamble； Gamble-bann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Pepublican China
袁世凯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之一，人们对于他在近代军事、政治、经济改革中的活动与作用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对于其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活动关注相对较少，而对于其在禁赌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社会作用迄今尚未有学者进行探讨。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袁世凯的禁赌活动进行简单的梳理。
袁世凯在清末政坛的崛起始于小站练兵，而其禁赌活动也始于此时。甲午战争失败后，时人感愤于清军的窳败，纷纷要求编练新军，袁世凯也积极上书，陈述练兵之策，蒙光绪皇帝召见，饬派为练兵大臣，接替胡燏芬在小站领兵。袁世凯按照德国方法操练新军，在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官弁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揭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序幕。除了在军队设施和练兵方法方面进行改革之外，袁世凯还特别重视对官兵的政治灌输和道德教育，革除士兵身上沾染的旧恶习，以提高士兵的综合素质。袁世凯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内容除了宣讲《圣谕广训》以及传统的忠孝思想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军队中流行的不良习气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化和治理，严禁赌博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赌博在社会上危害甚大，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史不绝书，而赌博在军队中的漫延不仅会涣散军心、削弱军队战斗力，更严重地会影响军队的内部团结，甚至引发争斗和冲突，对此袁世凯深有体会。早年他曾在登州吴长庆的庆军军营帮办文案，曾发生了士兵因聚赌争斗，酿成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的互相开枪射击事件。袁世凯假传吴长庆命令，将为首之人就地正法，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1]（P126）因此在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非常重视在军队中禁止赌博，在其制订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其中之一即是关于禁赌的，规定犯者插剑责罚。[2]（P26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为了使军中法令真正起到约束士兵行为的作用，特别利用谐音将军纪编成《劝兵歌》，在《劝兵歌》里，他除了要求士兵爱戴百姓、勤于训练外，第七条即是禁止赌博，“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活口多光荣”[3]（卷一，页二六）。在袁世凯的治理下，军队中的赌博现象基本肃清，士兵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中国军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严整气派的军容，时人评价：“较之淮练各军，壁垒一新”、“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4]（P152）其独开生面的背后，除了“参用西法”外，与袁世凯重视军队思想教育，特别是严禁烟赌陋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5
1908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旋即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朝野。他的禁赌活动也由军队转向社会，并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进行打击。还在暂住保定时，袁世凯就派巡警营兵丁在城厢内外昼夜梭巡，“清理街道，盘诘奸宄“，使治安大为好转，百姓称颂。[6]移驻天津后，袁世凯进一步规范巡警制度，将天津城郊划为四区，挑选巡警巡逻，纠察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内容之一即是抓捕开场聚赌者。[7]（P1170-1173）巡警本身自是不能赌博，这在“巡警禁则”、“巡兵职守”章程中均有明令，违者或革或罚。在天津南段巡警局制订的违警罪目中将“赌博偶尔聚会，输赢无多者”以及“在街市摆摊叫卖迹近各项赌博及沿街小卖赌签者”均视为违警，[8]（卷九，页四）可见对赌博的界定是很宽泛的，娱乐性的赌博和小型抽彩活动均在禁止之列。除此之外，还在规定了具体的赌博治理办法，大致有以下内容：一、抄拿赌博以能获赌具为要，查明惯犯和聚赌窝主；二、对以赌博为业、设局抽头、无事聚赌、结党聚赌者均拘局从重惩治；三、对显恃护符聚众开赌者拘局从严究办；四、赌徒之仆从亦要密查；五、对街市小卖夹带签筒，公然以抽签为业者一律严行禁止；六、对居民铺商因喜、寿、丧事聚众赌博者概行禁止。[7]（卷八，页二五）另外在旅店管理办法中规定，住店客人聚赌，店主负有劝阻举报责任，否则究罚店主。[7]（卷八，页一一）而对于载有流娼博徒的船只河巡队则有扣留的权利[7]（卷八，页一六）。可以说对赌博开展了全面的打击，巡警制度的完善使禁赌活动有了经常性的制度保障，避免了赌徒们官来则散，官去复聚的现象。
袁世凯在直隶禁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停办直隶义赈彩票。1901年前后兴起彩票狂潮，各省皆以救灾、善后、筹款为旗号（1901年以后主要是以筹款赔付摊派给各省的庚子赔款为旗号）发行彩票。各州县的私彩也是遍地开花，彩票与“国赌”麻将并列为清末两种最主要的赌博方式。[9]直隶自不甘落后，1901年4月，由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上奏准办直隶义赈彩票，名义是为八国联军蹂躏的北方兵灾地区筹饷[10]。但事实证明顺直义赈彩票同其他各省彩票一样，并未真正起到善后、救灾的作用，而只不过是督抚和彩票公司手中的一棵摇钱树而已，因此升任直隶总督后不久袁世凯就上奏皇帝停办直隶彩票。袁世凯的理由有二：一、发行彩票实等于“导民以赌”坐以收利，不仅伤风化乖政体，而且国家筹办新政之际，中外引观，这种行为更有渎中国之声望（“于名无益”）；二、欠解款项，无裨赈需（“于实无所取”）。[11]总之彩票不是正当的筹资手段，一个政治上想要有所作为的国家不应当纵容赌博自毁政声民风，反映了袁世凯对这种巧立名目，敛聚民财的手段不屑一顾的务实态度，也与他一贯的禁赌作风相一致。12终清之世，袁世凯是各省督抚中唯一主动禁绝彩票者，且雷厉风行，仅三个月（1903年初至3月份）就扫荡了直隶地区的一切私家彩票，成为中国自办彩票以来官方实施的一次很有成效的取缔彩票行动。直到袁世凯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直隶地区除他不便干涉的天津租界内的奥地利宝元彩票及京师一地外，很少再有滥发彩票事。针对奥商拟在租界外设立分局销售宝元彩票一事，袁世凯援引上海英法领事不准上海义赈彩票在租界内售卖的前例，以“未便准行”为由加以拒绝。[7]（卷一三，页一四）
除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进行打击外，袁世凯还很重视治理新式学堂中的赌博恶习，袁世凯非常重视教育认为“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经国要图，莫此为巨”[6]（P1337）。因此他在教育改革上的热情绝不亚于军事。在山东巡抚任内，袁世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堂。升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又相继创办了直隶省城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等一大批学校，可以说创办新式学堂是袁世凯在新政时期着力最多也最具社会意义的活动。在学堂条规里袁世凯明令禁止赌博，“禁止酗酒、赌博违者分别责罚”（山东省城大学堂章程）[6]（P329）、“本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分别由总办责饬开革”（直隶师范学堂、小学堂章程）[6（]P591）、“平时不许饮酒及食大烟、赌博等事”（法政学堂章程）。[6]（P1367）如此明确地审令禁赌在其他督抚上奏的学堂章程中是很少见的，可见并不是所有督抚都认识到禁赌的重要性。时人对新式教育的抨击也说明了这一点：“今之言教育者，莫不曰德育、德育，然赌风不去，则虽日日言德育，庸有济乎？”[13]（P218）。
1913年2月，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继之被选为正式大总统，攀到权力顶峰，其禁赌举措也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纵观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禁赌，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以法令形式屡次申令禁赌。1912年6月袁世凯颁发《暂行新刑律》，对于一般赌博者、以赌博为常业者、开设赌场者、发行或贩卖彩票者规定了不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对于未实施上述行为或虽实施但未获利的未遂犯，也规定应定罪处罚。[14]（P259）除此之外，袁世凯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禁赌法令，内容涉及到京城禁赌、全国禁赌、禁止官吏赌博、禁赌没收钱财及罚金的分配等。
如此频繁地推出禁赌法令一方面是因为民国的建立并没有阻断前清赌风的漫延，赌博依然盛行。“中人以下所赖以为消遣之资者，狭邪游耳，猪奴戏耳”[15]（P35），“人民大普通之慰藉物……曰赌博而已，曰娼妓而已”，而且竟至于每宴必赌，“主非是（指赌博娼妓——引者注）不欢，客非是不乐”[16]（P6）。社会风气之腐败堕落实与前清无异，这与当时社会精英们所构画的民国蓝图相去甚远，引起人民的不满。而同时期的日本报纸也对中国贿赂公行、赌博势盛的现象发表了评论。[17]（P148）面对国内人民的不满和国际舆论的抨击，打击赌博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袁世凯对晚清政府的颓败有切身体验，作为新政权迫切需要刷新政治整顿社会风气，“去矜去惰”、“挽回气运” [15] （P148），树立新政府励精图治的良好形象，而禁赌则成为挽回颓风革故鼎新的关键举措之一。
二、惩治官吏赌博成为重点。晚清吏治腐败，官吏沉溺赌博是表现之一，时人作“十字令”讽刺当时的官场习气，有“六曰围墙马钓中”[18]（P110），即是指官场热衷于各种赌博游戏的情形。袁世凯督直期间，虽对社会上的赌博予以打击，但官场上赌风依旧。时人记载“奈何官场竟作赌场，卜昼又兼卜夜……膺要差者，公事有无，不暇与闻；居现任者，属吏谒见，难谋一面”、“禁赌而不自禁”，[19]（卷四，页八）官场赌风之盛，可见一斑。民国初年，官僚队伍的主体仍是旧官僚，晚清官场的窳败也同样表现在民初政坛，嗜赌即是其一。这与百废待兴的社会要求不相适应，和与民休养生息所要求的清明吏治向违背，也不符合政府振衰救弊、共济时局的主观愿望。因此袁世凯多次发布命令，勉励各级官僚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并督责各级行政长官、肃政史随时查访，据实弹劾。针对官场赌风盛行的现象更是多次严令申责，先是在官吏服务令里，申令官吏不得狎妓聚赌。继之又在1914年8月下令严禁官吏牌赌、冶游、淫佚骄奢，对这种纵欲败度自毁行检的行为严加斥责，并指出“长官有率属之责，律己不谨，将何以整饬群僚；京师为首善之区，相习成风，更何以昭示国内”[20]（P355-356）。这次治理的重点是京城和京师官吏。1915年3月，袁世凯再次下令告诫官吏戒除偷惰、瞻徇、奢靡、嬉游，其中嬉游即指赌博而言，“赌博之禁，迭申严令，而京外官吏竟有明知故犯者”[21]（P431-433），这一次治理的重点是地方官吏。袁世凯劝谕官吏戒赌的出发点有三：（1）官长嗜赌，无法表率群僚；（2）国家图治方殷，各级官吏自应励精图治，不可舍业以嬉；（3）官吏戒赌可以转移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各部门内部也展开禁赌，1915年3月，司法总长章宗祥即饬令检察厅各长官，督率僚属严禁赌博。[22]（P189-190）以弹劾不法官吏为任的肃政史更是多次指名参揭聚赌官吏。
中央和各部门内部开展的禁赌活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初官场赌风的漫延，肃政史的多次具名参揭使嗜赌之人心有畏惧，赌博活动大为敛迹，北京的社会风气日益好转。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提到，就连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也束手不赌，不敢违背禁令，[23]（第63章）京外官吏的禁赌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有人作《新年杂咏》数首，其中写道：“终年从事在公家，幸得余闲逸兴赊。偏是今年严禁赌，令人麻雀不能叉。”[24]可以说袁世凯的禁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赌风的漫延。
袁世凯驰骋清末民初政坛，其禁赌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都一以贯之。但是袁世凯的禁赌并没有收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在社会方面，就影响较大的直隶禁赌而言，也存在着地域上不彻底，社会阶层间不平衡的弊端。而民国初年颇有声势的禁赌则随着袁世凯生命的结束影响划为乌有。就整体而言，赌博从清末到民初呈漫延法政趋势，说明赌博这一社会毒瘤有其发生学原理。晚清至民国赌风日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腐败社会控制式微以及经济发展停滞民生日艰是主要原因之一。不进行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铲除滋生赌徒的社会土壤，仅仅就赌治赌，并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这也是制约袁世凯禁赌成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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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值得一题的是，袁世凯对吸烟者责罚极重，在《简明军律》二十条中规定：在营吸洋烟者斩。见赫治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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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闵杰在《论清末彩票》一文（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中认为，袁世凯此举主要是因为普济公司不受他约束，拖欠报销。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能控制普济而冲冠一怒将其取缔的话，袁世凯完全可以在此后，再择人选，另设彩票。（正如作者文中所论：“手中有彩票者，可以凭其权力地位维护这种利益；手中无彩票者，可以寻找机会办彩票”。）袁世凯以直隶总督之权高势重完全有能力改头换面重新发行彩票，从而将彩票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实际情况是无论在山东巡抚或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都没有倡发彩票，反映了他对这种“导民以赌”的筹款方式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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