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和吴川市总商会、吴川市文化局、黄坡镇政府联合举办了“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研究陈兰彬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会。章开沅、张海鹏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徐州、广州等地和美国的3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26篇，就陈兰彬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陈兰彬的价值理念和人格精神、陈兰彬的人际关系、陈兰彬出使护侨研究、陈兰彬与幼童留美、陈兰彬史料发掘与研究等进行了论述。
陈兰彬著述及研究概况
陈兰彬的生平事迹 ，朱祖谋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载于《清代碑传全集》下册； 陈兰彬为癸未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朱祖谋乃癸未科进士，二人有师生之谊，所撰碑文可信度较高，后人多有参考。
陈兰彬著述丰富，纂《高州府志》24卷、《吴川县志》10卷、《吴川风俗志》1卷、《石城县志》10卷；著《治河刍言》、《泛槎诗草》、《诗经札记》、《毛诗札记》、《使美纪略》、《使美百咏》、《重次千字文》等。但因屡经战火，遗存不多。
陈氏纂修的《高州府志》、《吴川县志》、《吴川风俗志》、《石城县志》等方志，于各大图书馆皆可查。陈氏著作尚未有独立成册，散见于清末民初的一些文集或近代史资料集中。《使美记略》收入清王锡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有南清河王氏和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985年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2007年，陈绛重新校注，刊于《近代中国》第十七辑。陈兰彬的报告书《古巴华工口供册》（四册），现存国家图书馆，其英文版于1993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赖园橘红》收入咸丰十年赖蕴山撰的《橘中人语》；《重次千字文》见于《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致丁乐山函》末。
光绪十一年（1885），为李文沂所著的《经字正蒙》撰序；次年，为同文馆教习德贞（Dudgeon）编译的《全体通考》（Human Anatomy）序言。
陈氏诗作记有《泛槎诗草》、《诗经札记》、《毛诗札记》、《使美百咏》等，已经遗失，尚未发现整集，但散见于他人著作或流传坊间。
陈兰彬的一些文稿信函等史料，散见于晚清各种史料中。《洋务运动》有陈兰彬关于幼童留美和轮船招商局的奏稿和电函；《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收录了一些陈兰彬与友僚的信函；《李鸿章全集》内有李鸿章与陈兰彬的往来函电。台湾文海书局出版的《清季外交史料》，有陈兰彬出使美国的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陈翰笙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录有陈兰彬出使期间保护华工华侨的资料；容闳是幼童留美的首倡者，后人誉其为“近代留学之父”。容著《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在国内外影响深远，文中不少涉及与陈兰彬共事幼童留学计划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保护华侨华工事宜的言论，乃后人研究陈兰彬的重要资料； 高宗鲁译注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等，有容闳与陈兰彬在幼童留美、外交等方面的史料。
陈兰彬同乡、民国将领李汉魂，可说是研究陈兰彬的第一人，曾收集了不少陈兰彬的史料，撰有《翰林陈兰彬》一文。颇为遗憾的是，他收集的史料多失于战火。
1978年以来，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传统的恢复，史学界对近代外交、留学、华侨华工、容闳等研究不断深入，不少论著都会涉及到陈兰彬的史事和评论。
近十年，不少学人撰文专门论述陈氏生平事迹。陈兰彬研究渐见起色。《清季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引用大量史料论述了陈兰彬的生平事迹 ；《中国首任驻美使节陈兰彬》通过大量晚清史料展现了陈兰彬的一生 ；《陈兰彬：晚清首任驻美公使》主要论述留美幼童和保护华工等事迹， 《清朝首任驻美大臣陈兰彬》简述了陈兰彬留美幼童、保护华侨、贡献地方等历史功绩， 《陈兰彬：留美幼童公案》论述了陈兰彬在留美幼童问题的角色和影响， 《鉴江之子 华夏之光——近代中国第一代驻外公使陈兰彬》展现了陈兰彬参与洋务运动、幼童留美、晚清外交、贡献乡梓的一生。 《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专列《中国首任驻美大使——陈兰彬》一章，论述陈氏生平主要事迹。 陈兰彬研究在生平事功方面，展示了学人开发研究的功力。
台湾学者李定一在1978年出版的《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书中，对陈兰彬略有论述。他在《中国人在美国》一章，论证了陈兰彬在保护华侨华工中的贡献；《派幼童到美国》一章，论述了美国朝野的排华运动是撤回幼童的主因。
关于陈兰彬的主要评价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陈兰彬的功过是非，成为陈兰彬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既往的学人多是肯定了陈兰彬作为近代外交家，在维护华侨华工、开拓中美外交上的功绩。但对陈兰彬在“留美幼童”撤回上的作用，仍有争议。此次研讨会中，各学者在陈兰彬评价上存在争议，并为此展开辩论。
有论者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过程，肯定了陈兰彬作为第一代近代外交官的历史视野、功绩和地位。1875年底，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1878年，中国驻美使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设立，这是中美外交史上新的一页。晚清中国驻美公使团是一支具有特色且具国际眼光的重要群体，他们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利益，是近代中国外交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素质而言，晚清早期的驻外公使一般未受过外交专门训练。他们中有的是饱读经书，经过科举“正途”而跻身朝士行列，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对外事务了解不够，加上传统的思维和办事方式，使他们在处理对外交涉时，更多的是谨小慎微，往往容易妥协、让步。但也有的长年居留外国，对世界有更多了解，他们在未出国前就睁眼看世界，出国后又实地考察了外国的政俗民情，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利益。晚清外交官是封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
有论文，肯定了陈兰彬首任留学生监督和首任驻美公使的地位，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功绩。陈兰彬是清季首任留学生监督和首任驻美公使。在走出国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既表现了传统士大夫的保守和对世界大势的隔膜，其又在忧患意识与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在中西交往的最前沿做了一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纵观陈兰彬的一生，不论就其政绩还是社会地位而言，他都只能算作为一名旧式官僚。其在对待留学生问题上，因循守旧，食古不化，充当了封建顽固派代表的角色。但在客观上，留学生的派遣及其陈兰彬赴美，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并为清朝政府随后在美派驻正式外交使节打下了基础。在首任驻外使节任上，其保护华侨权益，关心侨民冷暖，赢得了侨胞爱戴。可以说，护侨是陈兰彬一生中最灿烂的篇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欧风美雨的亲润下，陈兰彬的思想亦有一些变化。他在某些洋务问题上的观点就值得肯定。
有学者认为，陈兰彬在一个旧秩序日趋崩溃的转型社会中，陈兰彬出使异域，保护华侨权益的举措，仍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作为中国首任留学生监督，仍未突破封建思想的樊篱，其所作所为，反映了一个正统的儒家士大夫在大变革大动荡时代，对西学东渐的抵触与无可奈何。陈兰彬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进步与保守、忠君与爱国、先进与落后，诸多矛盾都汇聚在其身上。陈兰彬的思想在经受痛苦的煎熬与西学的顽强渗透，从而发生了某些蜕变与转型。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守旧或者说保守的士大夫。尽管他也肯定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强国之必须。他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中国幼童频频超越传统礼仪、习俗、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西洋化行为，产生了更大的忧虑。陈兰彬对于所受的传统教育如果不是抱残守缺，也算是敝帚自珍。陈兰彬可以接受留学强国的理念，却又不能接受学生被美国化，因此仍然属于保守之列。
亦有论者认为，陈兰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位置，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阻挡了历史进步。与同期出访的第一批外交官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相比，中规中矩的陈兰彬并不谙熟自己出使一个新兴大国的意义，因此也没有大的作为，相反却因为极力推动赴美幼童悉数撤回而开了历史的倒车。亦论者认为，陈兰彬是保守派，导致幼童留学计划失败。陈氏实际上是保守派阵营中的一员，留学一事最后终于坏在了陈兰彬手上。
总体而言，以前的学人多是肯定了陈兰彬作为近代外交家，在维护华侨华工、开拓中美外交上的功绩。但对陈兰彬在“留美幼童”撤回上的作用，仍有争议。
关于陈兰彬的历史地位，与会学人对陈兰彬肯定之处较多，但亦有争议之处。
有学者誉他为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最初的一批先进人物，陈兰彬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无愧为一名大写的中国人。
论者肯定了陈兰彬是一名趋新的洋务派官员，认为他是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倡导者，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但认为陈兰彬又是浓厚守旧思想和传统意识的趋新官僚，他力主全数撤回留美幼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中国近代社会的更大进步；从实际的效果来看，陈兰彬是否为“留美幼童”负责人的合适人选，仍值得商榷。
有学人认为，陈兰彬出使美国，探求夷情，即为国家，又为清廷，即为子民，又为君上，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士大夫。从他在处理中国与外国华工及其他有关中国的权益的外事看，陈兰彬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封建士大夫。
有文章通过还原陈兰彬所处历史时代的时间与空间，从西方在华国际关系体系之确立这一宏观角度，考察陈兰彬出使美国之历史事迹。认为陈兰彬完全不是一个抱残守旧，保守专制者，而是一个具有民族的脊梁骨，矢志不渝，维护华工权益之中国外交官，是一个不辱使命的首任驻美公使。
陈兰彬衔命赴美——携幼童、抚华工、使三域，三位一体，于斯人、斯国，均为首途，他忠于职守，筚路蓝缕，开创了中美外交史、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篇，谱写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秉正义震慑邪恶、以弱国抗争强权的青史。
有论者提出，同光之际，陈兰彬作为一名饱受儒学熏陶的学者，积极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了造就新一代的人才和国家的振兴，不顾年迈之躯，毅然就任“肄业局”正监督，率幼童赴美留学，并为幼童的成长付出巨大的辛劳，
有学者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以及陈兰彬的职业背景与机遇，以《使美纪略》为史料基础，评论了陈兰彬出使美国及其对美认知背景与意义。陈兰彬对西方的科学创造有惊奇，有叹息，主张应当向西方学习，期待西方科学创造能够尽早为我所用，造福于中国。陈兰彬不愧是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者之一。
有论者提出，其实陈兰彬、吴嘉善二人并不像容闳所形容的那么不堪，他们有胆有识，也很有作为，是晚清时期较为难得的既开明又有能力的官僚。至于吴嘉善更是一个奇人。
有学人对陈兰彬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陈兰彬究竟是那个时代趋新的官僚，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还是顽固守旧的典型，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学界颇有争议。近3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突破革命史观的藩篱，走出反思史学的偏颇，不断拓展深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对陈兰彬的评价也渐趋公正。学人对陈兰彬外交活动的评价争议不大，但对其在留学问题上的作为存在严重的分歧。
对于陈兰彬的评价，有学者提出，不能采取简单的方法给予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更加不能以他的一言一行，来断定他的一生，评定他的功过是非。他有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但也有他思想的长处，对于陈兰彬这样的人需要理解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关于陈兰彬的价值理念、人格精神
学人肯定了陈兰彬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陈兰彬是一个既有爱国思想和行动，又能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的外交官，是忠君爱国的封建文人、驻外公使，具有他明显的爱国特征。陈兰彬走出晚清，面向世界接受和了解西方文明，充满自信和理智，表明其思想和行动都不安于封闭，关键不在于他的思想和行动如何开放，但他的一生的意义是在促人反思，让人觉醒。他爱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故土，更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有学者提出，陈兰彬在担任驻美、日、秘国公使期间，亲自调查受虐华工情况，参与有关华工条约的谈判和条约的签订，为维护中国人在海外的自由、权利，奏请在檀香山设驻领事照料在海外华人，则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另有学人认为，陈兰彬早年在刑部独特的性质也铸就和养成了其办事稳练细密、刚毅果断的作风和性格，因此被曾国藩看中，促成陈兰彬主持幼童留美事业。
有论者通过研读《使美纪略》，提出陈兰彬认为美国的政教风俗远逊中国，只是由于他们这些后起国家发奋图强，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我中华帝国远远不及的创造，值得中国人借鉴反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或许为中国所不能理解，或在中国人看来为玩物丧志，或被中国人视为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至少反映了美国人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活动使陈兰彬真切感到美国的进步，以为美国人的创造性确实为“巧妙绝伦”，也是一种不必绝对排斥的生活形态，至少可以使人们开眼界。陈兰彬对西方文明更多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美国的所谓言论自由、政治平等，特别是他看到或者说知道那些新闻纸上的言论明眼人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胡搅蛮缠，然而美国用什么尊重别人的说话自由为理由，任其泛滥，蛊惑人心，而不加制止。对于这一点，陈兰彬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这种判断虽然带有中国人的立场，但最根本的还是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个人自由大于国家稳定基本政治信念，怎样理解东西方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分际与利益均衡。陈兰彬等近代早期中国人坚信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可以和政治相脱离的信念依然被后世中国人信仰和继承。
还有论道：自从开关互市以来，洋人对于中国的情形日臻熟悉，而中国对于外国的情形则一切隔膜。长期封闭的社会使得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极度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固执又加深了敌视一切新事物的病态心理，给无知穿戴上一套理直气壮的冠服。以致士大夫讳谈外国，固步自封到愚昧可笑的程度。陈兰彬的《使美纪略》对美国的介绍虽然有些肤浅，但实地的考察毕竟大开了他的眼界，使其对西方事务有了直观的感受，内心不再出于本能的害怕。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说：“即使是一个平庸的人，在不平常的际会中，也会有不平凡的体会和认识。”
另有学人认为，陈兰彬深知守旧势力的厉害和一贯的谨慎作风，很少公开发表有关西方的言论，更未撰写像《使西纪程》那样介绍西方和西学的著作。由于他的谨言慎行，他一直未成为当时守旧势力攻击的目标。
还有学者论述，陈兰彬旅美期间，亲眼目睹和切身体会到“西学”的精彩，但却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或者只谈器物不触及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这样看似绝顶聪明，但难有政绩，其前程是有限的，何况中间派是无法持久的，待你不自觉地摇来摆去想加入某一派时，人家的接纳程度是会打折扣的。
有学者就陈兰彬文化品格介入，论述了陈兰彬等第一代使外官员对于“中学”和“西学”的观点和处理方式。通过考察陈兰彬生平事迹，主持“肄业局”、保护美洲华侨和出使美过、西班牙、秘鲁三国，可谓“出国扬国格，报国有忠臣”！陈兰彬致力洋务、称道西方“器艺”文明、辅导幼童“中学”、亦可谓“西学辅中学，修治而趋新”。又以陈兰彬使美生活悭俭、对幼童尽职尽责、对容闳宽容忍让，从大到外交事务、内部行政，小到与人交往、个人生活，处处谦恭律己，表现陈氏乃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品性“书生”，又可谓“克己能自奉，心公亦容人”。学人感叹，陈兰彬的传统而趋新、趋新而持重、持重而保底，体现了这位使外“掌门人”在两难抉择中主次分明。陈氏以清朝命官的身份涉外，以社会转型中文化使者的品格展示于世人，这是特殊时空塑制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其潜在的历史归因。认为，派往欧美的第一批驻外公使，多是具深厚“国学”功底的饱学之士，富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忠君”之情。他们对于西方的国情、政体和科技的发展，有特别敏锐的关注，孰优孰劣，了然于心，而对于仿效或移植西方模式又有他们那一层次的思考与建议，不便“公诸于众”。他们属于晚清社会的上层，每每言行举止或会给百孔千疮的晚清政局造成“敏感”的社会影响，引起老态龙钟的天朝上国的“精神病”，以是，他们的举止言行就来得特别的谨慎与含蓄。这是后人应该理解的。存在决定意识。平实而论，“中体西用”理念作为19世纪中后期那个时空的产物，应该厚是，不可厚非。如果硬要超越时空去赶西方潮流，思想上可视为奢谈，行动上则是拔苗助长。
关于陈兰彬的人际关系
对陈兰彬与同僚的关系加以研究，可以相互印证一些史料的真伪，还可以从中找到参照系，以便从个案事发现共性，又可从一般中去探讨特殊。
有学人以《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中的《陈荔秋函稿》为分析对象，做了大量工作。统计了函稿中所涉人物来，归纳其交游圈可分为枢纽层、密友层与外围层三个层面，枢纽层主要是曾李等人，成为陈氏搭建其交游圈的关键；密友层包括李兴锐、黎兆棠、丁寿昌、陈钦等，与陈氏关系最为紧密，且随着他们相互地位的不断提升，对于陈氏的助力也日益扩大；陈兰彬投身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举动也获得了他那群密友的支持。外围层包括吴子石、林英南、容增祥、陈应芝、叶绪东等，或因地位的差距或因身份的不同，与陈氏保持的多是泛泛之交。随着时间的变化、陈氏经历的不同，三个层面的成员会有变化与流动。并以容闳为例。陈容二人本为同乡，又同为曾国藩幕僚，且又共同经办幼童赴美留学之事，两人最初交往应作为密友层进行。可惜的是随着两人因为文化理念的不同，在对待留美幼童教育方式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最终两人演变为“抵牾已久”，互为攻诘。容闳自然由陈的密友变为其政敌。
有学者撰稿专门论述了陈兰彬与容闳的关系，二人自幼童留美事业相识，又因幼童撤回而交恶。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陈氏不乏非议之词，亦可称为后人诟病陈氏的源头。论者认为，容闳对于自己与陈兰彬的关系所做的记述，即不完全符合事实。容闳认为陈兰彬为了升迁而迫不及待地接受此职，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完全切合实际。陈兰彬甘愿不顾非议，不辞劳苦率幼童远赴“化外之地”求学，倒也可以反映出其思想的开明与趋新。从促成留学计划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评价与推荐中即可见陈兰彬为何能膺选驻洋肄业局正委员一职。曾、李的意图，是希望陈、容能形成“优势互补”，共襄盛举，而非如一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即李鸿章在派遣幼童出洋之初已蓄意让陈兰彬“掣肘”容闳。陈兰彬与容闳在共事之初，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但在如何对幼童进行管理的问题上，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陈兰彬与自幼即接受西式教育的容闳存在严重的观念冲突，两人之间的矛盾由此不可避免。陈兰彬、吴嘉善并非完全排斥西学或对之“深恶痛绝”，而是不能容忍容闳和幼童对于中学的忽视以及“美国化”，由此导致双方的矛盾和对立。幼童在美继续学业，无疑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但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却有可能构成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主政者断然中止留学计划，乃情理中之事。容闳指“肄业局”总办的更换“出于陈兰彬一人之意”，更非实情。吴嘉善乃容闳推荐、陈兰彬奏调，符合清廷驻外官员任选程序。对于陈兰彬在“肄业局”任内的所作所为，李鸿章的评价是“布置督率，悉臻周妥”。担任“肄业局”正委员一职，可谓陈兰彬仕途中的重要进身之阶。从主观上来讲，扼杀留学计划，对其并无助益。他在此事中所起的作用，可谓“推波助澜”。容闳与陈兰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虽有人事上的纠葛，但归根结底是对如何寻找中西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契合点存在严重歧异。在中国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这种不和谐的音符，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真实反映。
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个人性格上的缺点，容闳不仅在中学教育问题上固执己见，且与后任总办吴嘉善发生了管理权方面的冲突，造成了撤回事件。但在回忆录中，容闳却对此避而不谈，对李鸿章曾再三写信劝诫之事也只字未提，而把一切都说成陈兰彬、吴嘉善以“守旧党”本能地反对留学事业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自我辩护，以推卸其应承担的责任。以往论者受此影响， 也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陈兰彬和吴嘉善等人，实为偏听容闳的“一面之词”，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有学人从中西文化的角度认为，容闳与前后四任上司都有龃龉，而陈兰彬与接任的三位监督未见红脸，此中微妙，可否是中西文化性格所使然？！
梳理陈兰彬的人际关系。由复杂而渐清晰。有学人以陈兰彬与丁日昌为题，指出丁、陈在同治二年五至八月间在高州相识订交。两人订交后，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友谊关系，丁日昌多次举荐对陈兰彬。他们在对时局的认识、治国图强的途径、整顿吏治问题、开展留学教育和派遣驻外使节问题上、有关华侨和侨务问题等大政方针上的有思想共鸣，又在开发建设台湾岛、扩充轮船招商局、处理教案等一些具体问题上，也都有不少共识与先见。他们彼此可谓志同道合，在政治上同属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洋务派官员，在思想文化上同为中体西用论者。考订出丁、陈虽然志同道合，有过多次举荐关系，但两人大多数时间是天各一方，在一起相聚、共事的日子并不多。
关于陈兰彬与张荫桓关系的梳理，张氏是陈氏的隔替任，虽然《张荫桓日记》中记述两人的过往不多，寥寥几行，字里行间却可看出他们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张对陈是敬佩而尊重的。
有关陈兰彬与幼童留美撤回的争议
同治九年，幼童留美获得晚清重臣的上奏，陈兰彬与容闳开始筹划幼童留美事宜。同治十一年（1872），陈兰彬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身份，率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此后按照预定计划，第二批于1873 年6 月2 日、第三批于1874 年11 月17日、第四批于1875 年相继成行。每批30人，四批留学幼童总数合计120 人。光绪七年（1881）陈兰彬奉诏返国，“出洋肄业局”撤销，留美幼童撤回。陈兰彬自始至终都参与了留美幼童的诸多事宜，出力颇多，自然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近十余年，幼童留美和容闳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发表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兹不一一列出。学人从各个角度分析了陈兰彬在幼童留美计划夭折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学人从分析，陈兰彬与容闳在美共事的时期，没有超过一年半，时为草创时期，幼童初至美国，思想行为上都不会有大问题发生。而陈兰彬年纪较长，且对美国情形完全陌生。又如曾国藩所说乃是“历练既久，敛抑才气”者流，自然不会与容闳发生正面冲突。换言之，在这一个阶段，名义上是正副两人负责留学生事宜，实际上是容闳在主持。陈兰彬即令心中有所不满，也未过分表露出。
有学人从陈兰彬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幼童留美夭折的原因。可以说，作为中国首任留学生监督，陈兰彬仍未突破封建思想的樊篱，其所作所为，反映了一个正统的儒家士大夫在大变革大动荡时代，对西学东渐的抵触与无可奈何。在他看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用夷变夏，留学生“留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意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有学人肯定了陈兰彬在幼童留美计划中的贡献。陈兰彬使美之主要贡献，是率领第一批童年学生到美国学习。
有学人通过分析陈兰彬与容闳的矛盾冲突，说明陈兰彬没有跟随时代步伐，仍是一个守旧的士大夫，对幼童留学计划夭折负一定责。陈兰彬出使美国，契机是他和容闳率领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然而，两人在学什么、如何学和学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此导致晚清幼童赴美留学之公案。先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五朝的进士陈兰彬，在本质上是一个守旧或者说保守的士大夫。尽管他也肯定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强国之必须，但是，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中国幼童频频超越传统礼仪、习俗、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西洋化行为，陈兰彬产生了更大的忧虑。陈兰彬对于所受的传统教育如果不是抱残守缺，也算是敝帚自珍。陈兰彬被委任为留学第一任正监督，应该说是无上光荣的历史重任。可惜他没有意识到。陈兰彬事实上处于游离状态，他可以接受留学强国的理念，却又不能接受学生被美国化，因此仍然属于保守之列。陈兰彬和容闳的争论，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自存和复兴，是应该通过中体西用还是美国化或者西洋化？
有学人通过论述“中体西用”在幼童留美计划中的指导思想地位，陈兰彬的翰林身份和才识，及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的推荐作用，说明陈兰彬在幼童留美计划中的作用，以及失败的原因。陈兰彬成为众望所归的实施幼童留学计划的掌舵人。陈兰彬任正职，而以对筹划幼童留美奔走多多的容闳副之，如是人事安排，或由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之洋务派所使然——留洋为的是习“西人擅长之技”，仍须以“中学”为正统。因之，幼童留学，从朝廷文人精英荟萃的翰林院抽调官员随行任中文教习，以对远赴“化外之地”的幼童教育与成长形成“约束”。诚然，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中体西用”理念的负面作用，无疑成了导致幼童留学计划夭折的归因。
有学人认为陈兰彬虽然是洋务派，但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和满清统治守旧，对幼童留学计划夭折负有责任。陈兰彬虽也曾是洋务派圈子里的人，但骨子里对封建伦理信守不渝，在美国，不能容忍留学生们思想、行为各方面变化。对留学生的种种进步视为叛离封建祖训。他令留学生必须“穿华服，保辫发，守祀孔之古礼。”他还接连奏报清廷，告发容闳将留学生引入歧途，诬蔑留学生在美国放荡不轨，并要求辞去留学生监督的职务。清廷遂于1876 年将陈兰彬调任驻美国公使，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
有学人认为陈兰彬的顽固守旧是幼童留美计划失败的主因。这些，在顽固守旧的陈兰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他认为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剪发辫着西服是对清王朝的不忠，健身跳跃等运动是不守规矩。1876年，有九名学生因剪发辫等事被陈兰彬勒令撤回。
有的学人通过分析容闳的地位和性格特点，论证了陈兰彬对幼童留美夭折事件不应该负全责。由于个人性格上的缺点，容闳不仅在中学教育问题上固执己见，且与后任总办吴嘉善发生了管理权方面的冲突，造成了撤回事件。但在回忆录中，容闳却对此避而不谈，对李鸿章曾再三写信劝诫之事也只字未提，而把一切都说成陈兰彬、吴嘉善以“守旧党”本能地反对留学事业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自我辩护，以推卸其应承担的责任。以往论者受此影响， 也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陈兰彬和吴嘉善等人，实为偏听容闳的“一面之词”，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有的学人将陈兰彬与容闳的关于幼童留美问题的冲突，置于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加以分析。留美幼童的中途被撤，固然与守旧势力的攻击与阻挠有关，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根本原因是在东西文化交汇、融合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陈兰彬、吴子登等人对西学多加排斥，深恶痛绝，但容闳和全体幼童长期处于西学包围之中，形成西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中学不够重视。在各方面和陈、吴等人难以沟通。这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东西文化交汇必然产生的矛盾，也决定了留美幼童计划受挫的必然性，值得我们深思。
有学人通过史料，论述了幼童留美计划的派遣和遣撤，认为留学创举能够付诸实施，却又半途而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留学生“越轨之举”的结果、正副委员的矛盾冲突所致、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还与当时中国国内顽固守旧的社会环境和不思进取的社会意识有关。提出，陈兰彬、吴嘉善有胆有识，也很有作为，是晚清时期较为难得的既开明又有能力的官僚。与当时绝大多数人反对派遣留学不同，陈兰彬不仅非常支持，而且积极参与幼童留美计划。至于吴嘉善更是一个奇人，且是容闳推荐就任的。陈、吴也应该担负相当责任。然而将一切后果都算在他们身上，指斥他们为一手破坏幼童留美事业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派遣留学同其他洋务事业一样，是清政府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被迫采取的一种“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新举措，缺乏周密部署和长远考虑，更谈不上全盘规划的意向，这就注定了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由此可以说派遣幼童留美事业的终止是清政府一贯的虎头蛇尾使然，是时代的悲剧，而不能归罪于某一个或几个人。
亦有学人从的文化观角度，深究留美幼童撤回之根由。认为“中体西用”理念的负面作用，是导致留美计划夭折的主因。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朝廷官吏，“采西学”，“制洋器”，创办新式企业和学校；又与容闳合作幼童留美计划。“中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西学”和“西化”的容闳放在“为我所用”的次要位置。狭隘的留学目的、刻板的留学规章与幼童的“西化”相互冲突，将容闳与清廷的分歧凸显出来，以致留学计划夭折。“中体西用”的局限下，幼童充其量学到西方文明的皮毛，而无法习得其精髓。因此，清廷仅仅是将新鲜血液输入腐朽的躯体而已，不能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也未能阻挡西方的掠夺。事实证明，“中体西用”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幼童留美的“催产婆”，也是扼杀幼童留美于襁褓之中的“刽子手”。并论道，另有学人检索史料，论道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既想幼童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又不想其受到西方文明的侵蚀，本是两难之事。幼童在美受西影响日增，清廷忧虑越多，当这些变化突破清政府容忍极限时，撤回幼童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陈兰彬担当的正是监督、防范幼童发生这种变化的角色，建议“将局裁撤”，只是忠实职责，这是时势使然，并非陈氏个人之错。
另有论者认为，强化幼童的“中学”教育乃是留美教育的应有之义。这里说的“中学”教育不应仅仅理解为汉文与典籍，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至高无上的“修齐治平”。
有学人提出陈兰彬附和吴氏撤回幼童，反映和代表了当时士大夫不赞同容闳这种“越出传统圣训”培养幼童的作法。而且美国排华、对幼童升学存在歧视排斥亦是撤回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学界对陈兰彬参与幼童留美事业对予以肯定，对该项事业中止的缘由，亦进行中西文化冲突、国内反对势力与洋务事业发展、美国反华风潮、容闳个性、肄业局内部冲突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指责陈兰彬与吴嘉善等人。
关于陈兰彬出使护侨研究
陈兰彬任“肄业局”监督期间，衔命赴古巴调查华工被虐事件，并回国协助与古巴的谈判。1875年至1882年，陈兰彬任美国、西班牙、秘鲁钦差大臣致力外交工作。学界研究晚清外交史，离不开陈兰彬的事功。以前的论著，人或从近代外交，或从护侨，或从晚清侨务政策，或从陈兰彬在近代外交史上的事迹、影响和地位等，各个角度肯定了陈兰彬在在近代外交初期的开拓性的历史功绩。 以前的论著对陈兰彬在出使护侨的努力，多是持肯定态度的。
陈兰彬任“肄业局”监督期间，衔命赴古巴调查华工被虐事件，并回国协助与古巴的谈判。1875年至1882年，陈兰彬任美国、西班牙、秘鲁钦差大臣。学界研究晚清外交史，离不开陈兰彬的事功。本次研讨会，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了陈兰彬护侨的历史功绩。提交会议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专门论述陈兰彬与华工问题的，约占总数的1/5。
有学人从陈近代外交角度，肯定了陈兰彬在晚清外交上历史功绩。他既是清季首任留学生监督，首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又是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士大夫之一。在近代早期中美关系史上，陈兰彬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客观地说，陈兰彬是一名守旧的士大夫，仍希望以“天朝”的眼光即“朝贡体制”来处理急遽变迁的对外关系。陈兰彬在外交领域没有大的建树，加之积贫积弱的现实与近代外交体制的隔膜，纵使陈兰彬辈付出艰辛努力，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凌辱的悲惨地位。不过，陈兰彬还稍稍懂得一些世界大势，尚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如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护华侨权益。陈兰彬在任公使前及任内，利用自己对华侨凄惨命运的了解和合法身份，与列强据理力争，做了大量为后人赞许的维护华侨权益的事情。
从护侨角度切入，有人肯定了陈兰彬在近代外交初期的历史功绩。挽救华工命运的事情，最后落到陈兰彬公使的身上。而全面开创对美关系的历史使命，陈兰彬却并不知晓。陈兰彬之使美国，正值美国和西班牙在西半球大肆掠夺华工之时。华工之悲惨遭遇，令陈兰彬深感耻辱和愤懑。他在其《使美纪略》中说道，美方报纸凭臆论说，连篇累牍，“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令人阅而愤懑”。如果说美国仗着大国地位欺凌中国而中国无法与之理论的话，那么，二流国家比如西班牙，则被迫在中国的强烈外交攻势下逐渐改变了对待华工的态度。促成这个外交胜利的就是陈兰彬。应该说，陈兰彬出色地完成了保护侨民的外交任务。实际上，陈兰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护华侨权益。陈兰彬护侨是深得人心之举，加强了祖国与华侨间的联系。这些海外侨胞十分感念陈兰彬，旧时美国各地唐人街老华侨会馆皆有陈氏肖像。而且，其护侨之举及其产生的影响，还对促使清朝侨务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
地方史料的记载，也反映侨胞对陈兰彬的爱戴，他们肯定陈兰彬作为外交官是得人心的。陈兰彬奉派首任使美大臣，此为中美首次互通使节。陈兰彬的第二个贡献是对美国侨胞宣抚慰问，急侨胞所急，解决他们切身利益问题。高雷文献载：美国侨胞为陈兰彬立庙祭祀，这足见他深得侨胞爱戴，是外交官员中少见的得侨心的人。
有学人从陈兰彬维护美洲华工权益和保护侨民的角度，肯定陈兰彬的开拓性的历史功绩。应该说，陈兰彬出色完成了维护美洲华工权益和保护侨民的任务，并开辟了中国与美洲的外交事务。其后，为了适应外交需要，也为了更好的保护海外华侨和华工，驻外使馆纷纷设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巴华工问题的外交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在中美关系史上，陈兰彬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人物。作为我国第一位出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官，他在晚清外交的开先地位和作用，应该有浓笔重彩的一页。陈兰彬使美，致力于在侨民和华工聚集的地方设立大使馆和领事馆，以资保护，深受华侨和华工的欢迎。陈兰彬衔命使美，在无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凭着为国争光的使命感，抱着为民做主的责任心，探索保护华工的善策良谋，提出系列保护方案。与美国政府论争，其用心是良苦的，其言词是有力的，其作用明显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弱国无外交，孱弱的国力弱化了外交官对旅美华工的保护，清政府缺乏协调的总政策也降低了外交获取成功的机率。
有学人从陈兰彬等近代外交官的事迹、影响和地位，肯定了陈兰彬等近代外交官的努力和功绩。建立使馆和领事馆是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的重要工作。当陈兰彬一行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各地充斥着排华的言论和暴行，美国媒体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间有持论稍平者，究亦视少而诅多令人阅而愤懑，钞已盈箧”。陈兰彬在驻美公使的任职期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保护在美华侨，努力维护华侨的权益上。他首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了中国使馆。随后，陈兰彬又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建立领事馆。通过一番调查和努力，经朝廷批准，终于在旧金山、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馆，并委派一批领事等官员。驻外使节是清政府中具有国际眼光的群体，他们走向世界，通过实践，逐步学会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增强国际意识，提高对外交涉的能力。同时，他们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中亦起着重要作用。
有学人从晚清侨务政策角度，简述了陈兰彬保护美洲华工华侨的历史功绩。容闳和陈兰彬关于秘鲁和古巴华工状况的报告，提供了华工遭受非人待遇的确凿证据，使得秘鲁、西班牙两国在全世界面前声名狼藉，也对清政府实施保护华工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华工问题成为派遣美日秘公使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此后，保护海外华人尤其是华工成为驻外使节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学者认为，陈兰彬奉旨赴古巴调查华工状况，在中国的出国华工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开启了中国政府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新阶段。论述了陈兰彬出使的历史背景，正值出国华工状况和中国对待华工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之际，一是西方侵略者掳掠华工的方式从私下非法行为转变为正规法定行为，二是中国政府对出国华工的人身权利从置之不管转变为立约保护。陈兰彬奉旨调查古巴华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国华工状况调查。通过发掘史料，展现了陈兰彬的调查所得，首次揭示华工出国的真相，促使清朝政府通过外交努力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首次实质性行动。这次维护华工权利的过程还表明，以往相关研究所说的，清政府对出国华工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完全不顾人民死活；西方各国对待华工的态度都是欺凌和压迫的，都是不支持维护华工权利的；华工出国的缘由主要出自本国的推力和外国的拉力，未免显得过于笼统、简单，仍需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有文章论述了陈兰彬保护美国华侨华工与美国政府交涉的两个案例，即阻止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国会15乘客法案）和丹佛排华暴乱后交涉赔偿。当西方在华国际关系体系业已确立的大格局下，在强权政治，“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之中，陈兰彬奋力维护在美华工的正当权益，维护民族的尊严，搏击汹涌而来之排华浪潮，但又有力不从心之深凉的悲哀。
有学人以陈兰彬与美国华人为视角，评述了陈兰彬出使护侨的史迹。在美国排华、华人遭到暴力排斥的关键时刻，陈兰彬建立旧金山领事馆和檀香山商人董事会等护侨机构，并拿起法律的武器，以掌握不多的国际法和条约准则为依据，与美国外交部进行交涉，尽最大努力保护受害者。如，解决华侨烟草商人的困难，交涉美国对中国开往旧金山的轮船征收税的问题，照会美国政府批驳排华言行，交涉丹佛暴动案等。在排华的大背景下，陈兰彬的护侨工作难度很大，处处遇到阻力，具体表现在与美国外交部就侨务问题进行的交涉。中国国势虚弱，国际地位低落，使其保护华侨的能力显得比较弱。在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陈兰彬保护华侨是尽职尽责的，无愧于他的使命，最终赢得了华人的尊敬和爱戴。
学者还将“晚清华工问题”和中国外交近代化作为切入点，论述了陈兰彬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其外交活动体现了他对世界大势隔膜的一面，但他又有很强的忧国忧民意识，这使得他能在中西交往的最前沿尽自己的能力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海外华工权益。由于清政府国力衰弱，缺乏强有力的后盾支持，陈兰彬的护侨抗争以失败居多，但他以极大的勇气开中国保护华工之先河，在中国外交使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并通过对陈兰彬处理华工问题的个案分析，看到清政府在历经一系列的外交纠纷中，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采纳近代国际关系的行为规范与惯例，并被最终纳入到近代国际体系之中。
有学者以个案分析入手，通过梳理美国外交档案材料和对外关系文件集，对陈兰彬在交涉“丹佛排华事件”地所作所为进行了论述。陈兰彬作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丹佛排华事件是其任期内处理的最重要侨务事件。事件发生后，他积极履行护侨责任，派专人调查事件，亲自拜会并三度照会美国国务卿，要求美方采取措施，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安全，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美方却不顾条约义务和基本的道义准则，蛮横地拒绝了中方提出的合理要求。交涉的失败反映了处于颓势中的清政府在国际上无法保护自己利益的客观现实，以及美国恃强凌弱的外交本质。这一时期美国发生无数次暴力排华事件，受害华人既得不到清政府的有效保护，也得不到美国法律的公正，只能默默屈辱承受，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
有论者从文化观的角度，论述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年代，陈兰彬与晚清出洋官员的精彩与无奈。中国人走向西方的过程就是文化重新选择的过程。而文化的选择与更新，最终会积淀为思想观念的重建，也就是要经历一个重新洗脑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新文化的制约下，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思想改造，从而产生新的认知和新的思想观点。陈兰彬是传统封建文化历练出来的一位学识渊博、品行端正、举止儒雅、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让这样一位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谨小慎微的官员走向西洋世界，去办本质上和封建义理相抵触的留学生事务，其作为是有限的，其内心的郁闷和无奈是无法避免的。大致来看，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出国门的晚清官员中，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顺应世界潮流，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呼吁清政府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直至制度的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第二种是死不认可西方的先进，死守封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第三种是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或者只谈器物不触及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陈兰彬属于第三种。在洋务运动时期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这三种态度都有风险。洋务运动是要改革的，但封建制度还是要维护的，这种“中体西用”式的十分矛盾的社会变革，让晚清出国的官员难以把握，其“无奈”的真正根源就在这里。中国的近代或曰现代进程，不是由母体自身蜕变来的，而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变迁。两难的问题几乎贯穿始终。两难大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大特点，或许也是理解陈兰彬的一个切入点。
关于陈兰彬史料发掘与研究
陈兰彬的研究尚处于开发阶段。本次研讨会，学者对北京、上海、香港、台湾、湛江等地，以及海外的史料展开发掘工作，通过新史料，拓宽了陈兰彬研究的“领域”、充实了陈兰彬的生平事功，弘扬了陈氏的历史地位、作用与功绩。为本次会议提交的26篇论文中，有9篇是关于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约占总数的1/3。
诗词乃是陈兰彬著述的重要部分，诗学功底深厚的老学者，对湛江新发现的陈兰彬出使期间的六十首诗作了赏析。陈诗都是七绝，无标题，独立用韵，一诗一事，既独立成章，又珠联璧合；特色是朴实无华，不事雕琢，一气呵成，简炼流畅；用典于有意无意之间，信手拈来，不着痕迹。陈兰彬见日本的古迹和人文环境怀中国之古，抒爱国之情，还咏叹日本的新鲜事物，意存倾慕。对日本学习西方发展经济、文化的做法，陈氏表示欣赏，并同时赞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成功表现。陈诗三典连用，把学语言、学专业、培养杰出人才的道理都言明，阐述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用诗歌表达了对幼童的殷切期望，“翩翩群小尽英髦，域外驰观兴倍豪。须识百般工艺术，根原还是读书高。” 还用诗展现了其在旅途陈兰彬对学童进行文化和礼仪教育，“略把篇章课学徒，光阴复令惜三余。”“诸童聚处笑言欢，一月舟中礼数宽。朔望整衣来拱揖，威仪也耸远人观。” 陈氏重视幼童的“中学”教育，不应该以“灌输封建文化”一语否定之。还写到了美国华侨在异乡相亲相爱、关心国事之情，以及美国社会风气和人文风情。认为陈的诗歌中最好的就是“台上招贤少嗣音，谁将骏骨市千金？敝帷不弃风殊古，瞻望高原感特深。”含蓄地表达了陈氏的忧国之情。陈兰彬的出使诗，既是纪实诗，有史料价值；又是抒情诗，有文学价值。另有学人亦赏析道：陈氏出使诗“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微言大义，感人至深；情重义笃，意蕴深沉；准确用典，言简意赅，合身份，明大义，见情性。”
有论者通过挖掘《申报》刊载的陈兰彬和留美幼童的报道，对史实稍加补正和辨析。如：《申报》所载名单中个别幼童的姓名用字及年龄与常引用的《徐愚斋自叙年谱》所载名单略有出入； 名称问题，报道的“上海西学局”，与官方的“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不同；正式启程的日期亦与官方不一。并认为，对陈兰彬重视幼童的汉文和中国礼仪的教育，不宜简单地视为思想“保守顽固”，而应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予以重新审视。还发现《申报》报道幼童在美国人家庭中生活和学习的情况，以及称颂了陈兰彬古巴护侨事迹的文章。认为，陈兰彬研究不论从资料的发掘还是研究的深入都还有所作为。当然，更需要转换既有的“新旧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不以“后见之明”苛求于前人，努力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学者还着力于在陈兰彬和同时代人的日记中发掘史料。如，在晚于陈兰彬担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的《三洲日记》中，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未见对陈兰彬的负面评论，却记载了张荫桓视察古巴侨务时，对兰彬的称赞：“古巴诸华人既弛官工所之禁，又设官以保护之，苦乐迥异，陈副宪查办之功，诚未可泯，华人至今尸祝之，不忘本也。”并发现，陈兰彬任内经费似有结余，至张荫桓任终前始告支绌。
有学人通过研读陈兰彬出使期间的日记——《使美记略》，认为陈兰彬留意西方的先进技术，密切关注在美华人情况，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景都有着墨。陈兰彬对美国的介绍虽然有些肤浅，但实地的考察毕竟大开了他的眼界，使其对西方事务有了直观的感受，内心不再出于本能的害怕。该书在历史价值上自然无法和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的相比，但比起食古不化的刘锡鸿的《英轺日记》则高出一大截，大概和志刚、张德彝、李圭的日记不相上下；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有其价值，这是不容否定的，已成为今人研究当时人如何认识世界及处理国际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新发表和发现的陈兰彬信函亦成为学者研的重要史料。学人对1869年春至1871年初秋之间陈兰彬致朱学勤的九件手札加以关注。手札内容涉及陈兰彬在此期间的行止和思虑。前者包括其在直隶治河、赈灾、清理积案，而反对“练军”和兴办练、保甲；后者包括其对广东、云南问题的看法，对全国官员队伍杂乱、官场风气败坏的批评，尤其是对国际大局、中国危机的认识，及其尽快开发、经营台湾的主张。凡此说明，陈兰彬此时虽然官员卑微，但能不计个人荣利，兢兢业业，实心办事，其思虑和建议也切中肯棨。亦有学人解读了陈兰彬信函的内容，说明陈兰彬虽为科举出身，但因久历洋务，注重实事，实为一较开明的洋务干吏。
亦有学者挖掘了台湾所藏的陈兰彬史料。总的来说，数量不多。从收藏单位来看，主要集中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依类别来分，主要为档案和数据库两大类。档案资料主要分布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65件档案资料中，属于陈兰彬及驻美使馆产生的9件，属于陈兰彬和驻美使馆收文50多件，余为他人的来往信函，但均与陈氏相关，对研究陈兰彬的意义不容小觑。台湾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购入的收数据库（又称电子资料库）较丰富，其中与陈兰彬相关的有：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库等。史料的发掘，是开展、深化、展拓陈兰彬研究的前提。我们如果拿出傅斯年说过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来查找陈兰彬相关资料的话，相信必有可喜的发现。
有学人挖掘美国研究陈兰彬的论著，扩展了内陆学人的信息和视野。该文阐述了陈在美国学者眼中的形象。美国迄今没有关于陈兰彬的专著，论文也不算多。查尔斯·德斯罗伊尔斯的《自强于新世界：中国特使旅美》，以《使美记略》为主线，详细考察了陈兰彬的生平和经历，以及如何看待美国。查尔斯认为陈兰彬作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的陈兰彬“本身就是一个标杆”。他与容闳在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上都有很大差别，因而对留美学生态度迥异，但这不是留美学童最终被召回国的主因。陈的工作重点是传统文化方面的礼仪和道德教育，以及“睁眼看世界”，向清政府传递海外的信息。陈、容在留学教育目的上有区别。陈兰彬信奉“中体西用”，坚持幼童必须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以及更多地学习技术；容闳倾向于基督教和人文艺术类的非技术性的课程。美国军事学校拒绝接受幼童，以及反华浪潮，引发清廷撤回幼童。美国学者还高度评价了陈兰彬的护侨工作。学者还分析了美国学者具有以下特点：研究者本土化与年轻化，他们探寻中国的过去，但更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重视学术传承，不仅对学术史的梳理，还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资料多元化，比较注意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既使用了中国的文献，还利用了美国的档案，因而丰富与全面的；视角国际化，将陈兰彬置于中国学习西方与保持传统的文化困境之中，视为中国现代化努力的组成部分。但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基本上没有参考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提议改变中美学者各自为阵、互不往来的情况，增加交流与沟通的机会，促进学术繁荣与社会进步。
关于陈兰彬研究展望
陈兰彬的研究尚处于开发阶段，陈兰彬文集或研究专集仍付之厥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陈兰彬的不少史料，上海图书馆藏有陈兰彬的一些案牍。在香港、台湾、美国还存有还未发掘的陈兰彬史料。陈兰彬的著作、文章、信函、案牍的发掘工作还需努力，研究尚乏深度。其重要著述《治河刍言》至今不见所踪，他的多本诗词大多散失坊间。他在高文书院讲学多年，有无讲稿留存，尚属未知。而大量的外交史料仍未见天日。限于篇幅，在此恕不赘述。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理论、方法的不断更新，一个历史的、客观公正的陈兰彬形象必将愈益得到人们的深刻认识。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事实，陈兰彬研究大有可为。
可以预见，随着海峡两岸和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加，随着陈兰彬史料的不断发掘，以及陈兰彬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会有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面世。
此次陈兰彬研讨会，将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史、洋务运动史、中外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留学史、教育史、华侨史、诗词文学史、地方文献史的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