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0日上午9时，突然接到在广州华南师大工作的林济的电话，他告诉我，游建西在贵阳病逝，日内将举办告别仪式。那两天我们正利用周末举办研究生开题报告，自然无法分身。我按建西的手机号码打过去，电话还是开通的，然而几次却无人接听，后来才知道手机虽在建西的弟弟建南手中，但是他正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听见讯号。此后多日，许多与建西交往接触的记忆，依旧不时浮现。
7月19日，建西在深圳大学的知友王立新教授来访我的同事何卓恩教授。因为我事先拜读过王教授发表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今年第7期上的长文《想给老游唱首歌》，不仅勾起了对建西与我交情的感慨，更觉得王教授的交友之道非比寻常，因而彼此颇有相见恨晚之意。王教授在武汉盘桓的两天中，我们三次交谈的主线都不离建西，他又居然说动了章开沅老师和马敏教授，他俩都答允为建西写点纪念文字，我当然也只能义不容辞了。
建西比我小十岁，我们最初是怎么建立联系的已想不起来了。1993年他来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报考时，章先生还在美国，因为他选思想文化为研究方向，故先由我接谈，笔试后又由我面试，那时他三十六七岁年纪，身材高大，健康的麦色皮肤，眼睛很大，但眼球充血，讲话不多，然而中气十足，即使是慢条斯理的发声，也有一种内蕴的冲击力。他自称是贵州“熟苗”，高中毕业后当过兵，1982年从贵州财经学院毕业，后进过机关，不久“下海”跑到深圳，做过好几种临时工，也曾参与深圳华侨城的筹办，最终进了深圳证券公司，但对思想文化问题很有兴趣，所以决定给自己“充充电”。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有西南山区苗族青年的淳朴耿直，又有沿海弄潮儿的见多识广，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由于他是以同等学力报考，故持有深圳大学两位老师的推荐信，其中一位推荐人就是以后在学术刊物常见名字的景海峰教授。被推荐人还有一个李刚，也是深圳证券公司的，但到考试时没来。我记不清当时研究生的收费政策是怎样的，总之是变化多端，而且各校不一。当时华师的规定是硕士生三年八千，博士生三年二万四。建西曾问我收费是否即意味着他不是正规博士生？我说凭考试成绩入学，当然是在教育部备案的正规博士生，哪会有假？你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二三万元钱不是小数字，我虽是91年就评了教授，92年得到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但工资津贴相加也不过300多元）？他说自己对金钱从不看重，只是不愿意被人误认为是买文凭。我说你知道我们研究所的学风，章先生虽不在家，我哪里敢胡作非为？你也应力争用实绩来证明你自己。他回深圳后很快就由他的妻子赵森萍把学费汇来了。所以我又感到建西不仅豪爽旷达，但又注重细节，追求完美，而且自尊心极强。
建西入学以后，过得十分愉快，前后同学中有本专业的宋亚平、高钟、林济、熊志勇、陈曼娜，政治学专业的钟坚，教育学专业的熊贤君等，他们或曾寄迹商场，或曾呆过机关，或一直在高校工作，总之是来自五湖四海，阅历丰富而又不能忘情于学问的一批青年才俊。他们海阔天空式的交流中互相补充且不乏共同语言。我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聊天，发现建西总是神情专注，不急不徐，发言不多但言必中肯，于人情物理均深有感悟。除了本校同学之外，他在武汉居然也有不少朋友，其中还有一位贵州的老乡兼本科同学，她叫赖世一，在武汉市税务局当处长。有一回建西请我和赖世一在东湖边的水上餐厅边吃边聊，谈起他们在贵州的大学生活，赖世一说建西的父亲是贵阳一个什么学校的领导干部，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赵森萍则是从山东出来的南下的干部的长女，都是“红宝宝”，而她自己的父亲是开茅台酒厂的资本家，算是“黑五类”子女。建西有点靦觍地笑着说，英雄不问出处，现在你是税务官，我是学生了。
建西见我讲课或闲聊时偶尔也旁涉佛、道家言，幽默时也来点“机锋”，因此很喜欢和我神侃胡聊。他告诉我早年苗族文化人（大概就是巫师）多有“通灵”功夫，他也略知一二，问我想不想让他在我身上试试？我说不必，我有时读点佛道的书，是因为晚清民国的一些大学问家多有佛道之言，要弄懂他们的思想学问，故不得不读一点，充其量是将其视为知识和工具，而不是价值和信仰。再说我已接近知天命之年，回首过去我是不喜不悲，展望尔后我也不忧不惧，快乐、充实的过好当下每天每年就好。何必庸人自扰，预测未来？不管它灵不灵和你自己信不信，恐怕只会无端增加自己的急切和烦恼。
建西因此称我为学院派，自嘲为旁门左道，担心学位论文不合学术规范。我说凡事并非一定，马鸣、龙树，原本为婆罗门外道，转修正法即成佛门龙象，这就是学术杂交的优势。我又告诉他做学问首当扬长避短，就像胡适在美国留学时选中国哲学史为论文选题，归国后反过来多谈杜威的实验主义。对此不能浅薄地揣测胡适是以徽州商人的精明，在两间作知识贩卖，实则他对中美文化多有深入了解，并成开通风气、推动中外交流之功，非大智者不能为。其次做学问可深味梁任公为谭嗣同《仁学》一书所作“跋”中所说“汇万为一”和“衍一为万”。前句是教人广泛读书，使多种知识学问皆备于一身；后句是说融汇贯通之后就能左右逢源，随事随处立说皆成文章。
建西悟性极高，立即想到他自己有感性认识的贵州多种文化现象。他找了十几本关于贵州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的书来读，其中有一本是写基督教传教士在贵州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传教、办学、开医院的情形的书，引起他极大兴趣，读完后又和我反复谈论。鉴于建西已略涉老庄、道藏，又有点偏爱刘伯温和王阳明，还有些喜谈苗、夷兄弟民族的万物有灵论和生成哲学，我就建议他回贵州作一番文献和社会的调查研究，选取一到两个苗族聚居点，考察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变迁，又如何受中原汉族文化的浸润默化，如果也有西方传教士活动的话，就考虑研究这三者的关系、互动情形和影响的结果。建西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调查研究和思考之后，选定黔东南的凯里及一个地名叫傍海的苗族聚集区，探讨三种文化的“生”与“成”及互动过程。
初稿写成，章开沅老师已归国，自然更经指点，尤其是对西方传教士在苗族社区作为的评判，接近字斟句酌。论文顺利地通过校内外专家评审和答辩，一年后被评为湖北省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几年后才有全国的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不久该论文在贵州正式出版，反响不俗。可以说建西通过在华师的三年苦读，终于修成了正果。他离开武汉到深圳大学报到时，我正好去中山大学开一个什么会，遂同行，熊志勇送我们到武昌火车站。到中山大学后，一年前已到华南师大工作的林济来接谈，翌日上午建西才回深圳。
建西到深圳大学以后，所任课程与他先前所学、心中所爱的学问有些距离，故偶然在电话中对我发发牢骚。但以他的聪颖好学和广博累积，加上豪爽性格及与人为善的处事风格，仍然很得学生的喜爱和同事的尊重。在学术研究上，继出版前述《近代贵州苗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之外，还出版了《道家道教史略论稿》，还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地区三百年间物质文明进程与文化认同研究”，这些都在他的兴趣和知识积累之内，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扩大他的学术交游圈，我主动提出向他介绍在深圳的一些活跃校友，如莫世祥、乐正、郭灿等人；我到广州、中山、珠海等地开会时，也希望他来参加，以便多认识朋友，多作学术交流。但他总是说忙，走不开，“一切都是缘份，我喜欢随顺自然”。这是他常给我的回答。
但是建西对我们的感情真挚。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年春节，他多数在贵阳，一定有电话拜年，叮嘱保重身体。2000年夏本所在赤壁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会议，建西欣然来会，同学师友相聚极欢。2005年章开沅老师八旬寿庆，他又专程赶来，随众多章门弟子和先生的好友为先生祝寿。他对奇石和玉器有鉴赏眼力，此次特为章先生送来一大型灵璧石，又送给师母黄怀玉和内人各一玉镯。得到建西噩耗的当天中午，我从办公室回到家中，对内人说起此事，我们找出玉镯，赌物思人，感慨唏嘘良久。
我也曾两次赴深圳与建西重晤，当然都是趁在广东开会之便。头一次是98年左右，他刚由深圳福田南迁至莲花北，我开玩笑说，昔住福田南，今迁莲花北，你住的处所总与佛家有缘。他却说，其实我更心仪道家，但深圳能够谈道的人太少。在莲花北他家中，虽然新迁不久，但是已被他的书籍字画、铜瓷古董及大小奇石等塞得拥挤不堪。他的妻子赵森萍背地里向我抱怨，又说建西爱折腾，“那年李刚后来没去报考博士，现在还在证券公司，干得好好的，早就住进了比我们家大得多的房子”。我只好敷衍几句，说：“人生世上，有时难免被兴趣左右。建西是性情中人，只能宽容一点。况且他表面上五心不定，但根本却未脱三界，不离五行”。我怕她不懂我的双关语，就解释说“三界”指政界、商界、学界，“五行”不是五xing，而是五hang，指工农商学兵五类工作，意思是建西什么事情都想尝试一番。在深圳停留一天后，建西陪我乘近海客轮去珠海，又玩了一天，然后我去开会，建西原路返回。
第二次是2008年10月，我带着内人和小女去广东，事前电话联系，建西满口欢迎。但他在深圳火车站接我们时，我发现他走路一颠一颠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一条腿严重痛风，久治不癒。我说你怎么不在电话中告诉我？他说要是告诉你了，您老人家还会来吗？我们难得一见啊。他开车把我们带到深圳社保大夏，这是赵森萍工作的地方，有招待所住下，中午他们夫妇和我家三口一同进餐。赵森萍面带沧桑，建西也显得疲惫，不似以往的潇洒和意气风发，我揣测可能是他的身体、家庭、事业都有点不顺，近日读王立新教授的文章，证明我的猜测无误，但他自尊心极强，不愿表露，我自然也无从多说。餐后到他夫妇在莲花北的住所玩玩，显然比十年前更形逼仄拥塞，连茶几上都摆放着据他说能预测地震的大奇石，主客难以容身，他就带我们再看看正在装修的新居。我明白建西的意思，他不是显摆，而只是向我证明他的努力和成功。新居是一处外观呈徽州民居风格的“迭院”，面积很大，尤其是地下室正好摆放他多年收集的古董奇石之类。鉴于他不良于行，我就联系了也在深圳工作的学生滕峰丽夫妇，由他（她）们接力导游。但我绝对没想到这是我和建西的最后相见。
与建西三年互学，他毕业后我们四度重逢，自始迄终是二十载的交往联系。由于建西不轻易对我外露情感，更绝少品评月旦具体的今人，所以我除了当面听到他称我为学院派之外，不知道他如何看我。但我看他是亦生亦友，既喜爱，亦理解，还要加上尊重，但仍不敢谬托“知己”。
建西和我都爱庄子。我爱庄子，却未能学庄子，建西却把庄子学得了好几分。庄子崇尚“真人”，即保持本心，不受垢染，蔑视功名权贵，生活自在随意，尤其注重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尊。后人把庄子的处世态度称为“游世”，游世不是完全离世，而是既有入世的一面，又有出世的一面，所以庄子以楚国没落贵族的后裔，还是屈就了宋国卑微的漆园吏，否则衣食无给，个体的生命都难以为继；出世的一面则体现为不失“真人”的性情和精神。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正是这种对紧张和冲突的超脱，成就了庄子，使他得到了后人的理解和喜爱。建西也是这样的人，穿越了三界五行，游走于入世出世之间，于是造就了他上下求索、率性而行的真人形象。
庄子的朋友兼对立面，是能力水平远逊于庄子，却又高踞魏国相座的惠施，惠施老是担忧庄子会取而代之。其实以凤凰和鲲鹏自喻的庄子，不过视其为嘴里叼着死鼠的猫头鹰而已。建西反感形形色色的“洪教头”（《水浒传》中人物），说到底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现实中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即令在教育界学术界，舶来的“科层制”与国粹的官本位结合，再加上自欺欺人的各种量化考评，确实令人压抑困扰，所以建西的不适乃至愤怒，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带有普遍性，王立新教授对此有深刻的揭示，我就不多说了。最后还要说的是，建西仍然远比庄子幸运，庄子虽然来去潇潇洒洒，也很得后人喜爱，但当庄子生前，却只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恐怕很孤单寂寞吧。几十年前的鲁迅也曾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见知己难求。但建西却有众多知心师友，还有不少“粉丝”和学生，所以我觉得建西的遽然离世，无论在他本人，还是于师生朋友，都有巨大的遗憾，但是在这众多的遗憾中，也有不少他所追求的完美。
2013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