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坛巨擘陈旭麓先生长眠于杭州玉凰山麓已十四载。岁月的流失无法冲淡智慧之星的毁灭所造成的缺憾与伤痕，一代宗师的音容笑貌只会随时勾起众多后学的不尽思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不属于陈先生的入室弟子，像许多宫墙外望者一样，只是一个借助于学术会议接受陈先生教诲与关爱的普通后学。
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1985年，还是白兰瓜的季节，在全国第3次洋务运动史研讨会上。这是一位带着湘乡口音与衡岳正气走向全国和世界的学者，也是一位关怀后学若子侄的学者。初识陈先生时，有两件事有点出乎意料：一是他的衣着十分简朴，说话非常和气。他关切后学，一点也没有名家的架子，朴实得还有点像商品大潮冲击以前的“贫下中农”。一句话，他并不令人生畏，反而可亲。二是据同辈师友私下透露，他的职称还是“副教授”。后者先是让我一震，嗣而感悟：这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令你见识长不尽。陈先生只有“副教授”职称，那大概算是从大上海引发出的大笑话，它无碍于陈先生执史坛牛耳的学术地位和不同肤色的人们对他的敬重。前者倒是让我明白，高山仰止的丰仪，就凭一份来去自然的朴实使可护卫，还能衬托，“翻身做主人”式的装腔作势反而容易孤立自己，甚至弄巧成拙。同年11月，林增平先生在长沙主持召开左宗棠研讨会，特邀陈先生莅临此会。1987年8月，徐泰来先生在张家界主持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问题研讨会，陈先生则率弟子杨国强、周武等数人翻山越岭，按时到会压阵。我有幸拜见陈先生，就在这3个学术会议上，就这么区区3次。除此之外，就是写几封信向他请教。暮云春树，想望丰仪。倘若不是信息时代提供这些老少皆宜的学术会议，此生恐怕就难以见到这位“东家之外更无丘”的“副教授”了。
大概就在张家界研讨会之后不久，我起草一篇习作，专论刘筹备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结论是：刘复基属于被史学界遗忘的武昌起义的卓越领导者。我当时有点担心冒失莽撞，毕竟挑战性太大，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想到去打扰陈先生，将初稿寄呈，请他挤点时间把关。没想到，他很快就看完了，还在上面批改一遍。同年12月，他在长沙出席中国近代文化史研讨会之后回到上海，将拙稿寄还，并附手札“本月二十日前后我到长沙参加讨论会，我把你的稿子带在身边，因你没有到会，我又把稿子带回来了，此稿阐扬刘复基的历史作用，引证的史料颇切实，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但在个别地方不无抑蒋扬刘的痕迹，文字也略嫌松散，希望你改一遍，我因精力顾不上，不能给你批改了。稿子改后，可送《求索》或有关辛亥革命专刊发表。从全稿看，你花了力气，也很有思路，希望你努力。”一代宗师既不嫌门外散兵游勇的浅陋与添乱，还不惜用“很有思路”相策励，我总算看到，一向讲究遣词造句的陈先生也有慷慨大方的时候，挥金如土。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份大匠塑人的神力蕴涵其中，但我似乎从他的身上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博大与宽容，还有他的关爱。他也让我觉得，厕身于当今颇为讲究研究生门户与师承的茫茫习史之途，我好象不完全是一个“没娘的孩子”。我遵照陈先生的修改意见，就把原稿再改一遍，然后寄给章开沉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刊入第9辑。我平时是一个不大容易激动的人，现在回想起这些，都难免有些激动，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大概因为有了陈先生的这份关爱，即使在他身后，我还能得到许多陈门弟子的指点和提携。不说别的，5年前，我从湘潭一隅迁居人称“天堂”的西子湖畔，调到可望就近束刍一代宗师陈先生之夜台的杭州，就是陈门大弟子郑云山教授一手推荐的结果，比我年长20岁的郑云山教授还一度反对我称“老师”，要以我为师兄弟相称。上海的陈门弟子和陈先生的哲嗣也都把我当小弟弟来呵护，给我一种心照不宣的关怀。陈先生的遗著与文集整理和出版后，他们都能想着送我一套。这次举行陈先生弃养10周年的纪念活动，月之兄也没忘叫我一声。我觉得，仅就已经谢世的陈先生、黎澍先生和李时岳先生这3位史学大师而言，他们都属于智力超常的大学问家，都是才思敏捷，热情奔放，逻辑严密，文采飞扬，常发他人所未发，敢言他人所难言，都属于开一代学风的人物。另外，他们都相对淡泊名利，甘当后学的良师益友，都拥有“青年导师”的口碑。这些大概可以称作他们的共性。若就各自的特长而言，李时岳先生大概属于专家型的学者，黎澍先生以理论家与政治家的气质居多，陈先生则具有明显的文化人特征。陈先生的文化人特征当然不是今天某些自命或互封为“文化人”的人随便可以相提并论的，手握一个文凭或一枝笔敲打键盘摆弄文字者是否都就可以叫做“文化人”，恐怕还得详加论证，从长计议。至于今日满天飞的“专家”称号，能否与专业资料可以随手拈来的李时岳先生那样的专家扯到一块，也是大成问题的。上述3位师长各有所长，相得益彰。我有幸与他们都多少有点接触，其中陈先生和黎澍先生还是湖南人，这是咱们家乡的骄傲。前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也只是“古来稀”而已，如今能活上80甚至90岁以上者都不再稀奇，但这3位长者都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实在属于中华史坛之大不幸，亦为吾辈后学之大不幸。如今天人永隔，大概就只有靠思念来挖掘一分学术养料与力量了，就只有通过思念来获得一分心理平衡了。
当然，每个人的自然生命总是有限的。两个永恒之间的任何闪电都难免短暂，来去匆匆。不过，陈先生的自然生命虽已结束十余个寒暑，但他的学术生命还在延续。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明显看出来：一是陈先生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还有《陈旭麓文存》、（陈旭麓文集）都已陆续整理出版，他在身后所拥有的读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他对近代历史进程提出的新陈代谢与近代化（亦即现代化）的整体思路和相关学术理念，也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在前年召开的纪念孙中山13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和近日召开的容闳研讨会闭幕式上，某些原来强调以人民群众暴力反抗斗争作为概述近代历史发展主线的学者也开始主张用“近代化”或现代化为主线，尽管他们还没来得及说明此类表述的“版权”来自何处，但同行不难把这种显著的变化同已故陈先生与李时岳先生、黎澍先生以及目前往进华东医院已有4个月的丁日初先生等人的学术见解联系起来；二是陈先生生前精心教导的入室弟子都已长大成器，他生前所栽培的学术之苗不仅已经长大成树，而且绿荫成林。我个人以为，在我国大陆的近代史学术界，可望由陈门弟子所托起的也许还不仅仅是东南半壁江山。尽管他们也还年轻，要走的路还很长，还需要前辈们继续引导和扶持。
陈先生的学术生命还能如此赓续不绝，并不因为自然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不是人走茶凉，这种人文景观恐怕不是每一个授业立言的生命个体都能演化的，当然，对陈先生来说，这都不过是他应该得到的。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诗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果陈先生也称得上世人常言的“永垂不朽”，我们不妨随着思念与理想的双翼，齐声祝福陈先生的永垂不朽，直到永远。
我个人以为，哲学的思辨与睿智，文学的灵气与优美，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要想达到其中的一种，都很不容易，陈先生却兼擅三者。而且对他来说，三个一相加大于三。如果我要向陈先生学习，此言并不轻松，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早改行，因为我自量此生无论怎么勤奋，也无法学成陈先生的样于，不敢望其项背。只因陈先生等前辈学长生前对后学有所慰勉，我才敢效前贤，以习史谋生，勉为其难，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悼念陈先生的短文，结尾是这样的：“陈先生抛离了人世间的纷纷攘攘，从此换得一份难得的安静，这是后学于痛悼之余惟一感到欣慰的。”十余年过去了，我的心境似乎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把它拿来，再作一次结尾吧。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