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以来，史料学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史料的重要性一度被弱化，史料学是否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备受置疑。改革开放以后，史料学研究重新兴起和繁荣，学术界对史料学的理论体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与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相比，理论探讨缺乏深度和系统性。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传统史料学又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有待于学界开展更广泛、更多样的理论研究。回顾总结史料学的发展历程，积极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史料学；史料学学科体系；史料学学科理论
建国后，随着新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展开，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史料学也是史学界最早提出需要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独立建设发展的一门学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史料学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不仅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学术史料，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学科建设及理论研究上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史料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料的存储、保管、呈现以及检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传统史料学面临巨大挑战和变革。受此影响，进入新世纪后，史料学研究相对沉寂。故总结史料学的发展历程，重新认识或重提史料学，积极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着重从史料学学科体系及理论研究方面，对建国以来史料学研究进行综合考察。[①]
一、建国以来史料学研究的四个阶段
建国后，史料学研究虽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史料学学科的主张，但受国内政治形势及学术思潮的影响，同其他学科一样，史料学的发展也颇为曲折，大致可分为建国初期的起步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滞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兴和繁荣阶段、2000年至今的沉寂阶段。
建国初期，即1949—1965年间，为新中国史料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建国后，随着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为了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史料，有学者提出，要培养一批专门的史料工作者，并建立独立的史料学学科的主张。随着1958年“史学革命”的兴起，史料与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虽然在讨论中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作为史料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由于突出强调史观的指导作用，史料的重要性被弱化，并出现了史料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这一时期，虽然有论文涉及到史料学的理论问题，但没有出版一部以“史料学”命名的理论专著。
“文革”时期，即1966—1976年间，为国内史料学研究停滞时期。这一时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不仅建国后已经启动的一些史料搜集整理工作被迫中断，史料工作遭受重创，在学术方面，也没有一篇关于史料学理论研究的论著发表。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即1977—1999年间，为国内史料学研究重新兴起和繁荣阶段。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史学研究走上正轨，史料搜集、整理、考订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功而受到学界重视，一些高等院校历史系，恢复或新开设了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课程，并尝试着编写教材。198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由陈高华、陈智超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该书是建国后第一部以“史料学”命名的著作。至1999年，共出版近10部史料学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同一时期出版或发表的史学概论、历史文献学、史学研究法等著作或论文，也不同程度涉及到史料学学科理论问题。随着史料学课程的恢复以及大量史料的整理出版，建立史料学的科学体系问题逐步引起学者重视，并展开了初步的探讨。1992年，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成为建国后第一个从事史料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为学者提供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学术的平台。至今，学会共召开了大型学术研讨会21次、小型学术研讨会40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次，出版学术论文集9部。
2000年至今，为史料学研究的沉寂期。这一时期，与史料的大规模出版形成鲜明对比，史料学学科理论研究较为冷清，虽然出版了数部史料学的专著，研究也更为细化，以专史命名的史料学著作增多，如《唐史史料学》（黄永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先秦秦汉史史料学》（王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青海史史料学》（姚继荣、丁宏著，西苑出版社2007年）等，但有关史料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仅有数十篇，关注的问题也较为分散，缺乏讨论和交锋。
二、史料学科意识的强化与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的确立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史料学的任务，即是搜集史料，并加以整理考订，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一般认为，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史料学是伴随着历史学而产生的，自从有了历史学，就诞生了史料学。但中国传统史料学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与历史学轇轕在一起，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有感而发。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近代意义的专门学科开始出现，史料学学科意识才逐步萌发。这一方面是适应学科分野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批判“史学即史料学”错误史观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对于史料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理论方面的阐发较为薄弱。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传入，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开始从学术的角度总结史料学的理论方法，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详细论述了史料的范围、类别以及搜集、鉴别史料的各个环节。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传统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如翦伯赞撰写的《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的搜集与辨伪》、《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等著作。不过，这一时期，史料学的学科意识还较为淡薄。
建国后，史料学的学科意识开始加强，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史料学学科的主张。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给近代史研究提供史料基础，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筹划出版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代表的有关近代史研究的系列资料，随即调集各方学术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史料整理编辑工作。同时，受苏联的影响，一些综合性院校的历史系开始仿效苏联教学模式，开设史料学课程，苏联有关史料学理论也为中国学界了解并接受。受此影响，史料学的特性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为学界更为深入认识和了解。这一时期，在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强调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学的指导意义的基础上，对于史料学的特性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述，进一步提出建立“独立”的史料学学科，培养专门的史料学研究者的主张。1956年，胡绳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一文中，一方面对于“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又强调史料考订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且肯定了传统史学家的成绩，认为：“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的‘汉学家’们的工作，并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的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并指出：“由于史料工作的繁重和需要各种辅助性的专门知识（如古文字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版本学、印鉴学等等），所以有一批专门的人来负担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他们就是史料学家。史料学家是整个史学家队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进一步呼吁：“今后我们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翻译（译成现代普通话）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1]这一史料学的“独立”意识，不完全是基于政治立场的表述，一定程度上也是学科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历史学从粗疏杂糅到精密细化的基本发展规律。一些传统的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如顾颉刚提出，应当在“以书籍为主体”的传统考据学基础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学来”；郑天挺在南开大学开设“史料学”课程，受苏联史料学理论的启发，提出应把“史料学”从“历史研究法”、“史学方法论”中明确独立出来[2]。但是，关于史料学如何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以及史料学学科属性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尚未有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1958年，随着“史学革命”的兴起，关于史料学“独立”问题的讨论被打断。史观与史料的关系问题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焦点，突出强调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逐渐成为学界倡导的主流意识。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详细占有资料，严格审查资料。……近代史研究根本不存在要不要史料考证的问题，只存在一个用什么观点从事史料考证的问题。”[3]有学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观点比史料重要，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指导，历史学不仅会降低成为单纯的史料整理，甚至会成为少数旧式学者养性怡情的古董玩物[4]。有学者在论述史料与史观的关系时认为，史料是由史观驾驭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纯客观的史料，运用史料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5]。
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承认史料具有阶级性。1950年，荣孟源率先发表《史料的阶级性》一文，强调阶级社会的一切史料均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处理史料的方法是实事求是，即不仅要详细占有材料，而且要有计划、有意识地抓住典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处理材料，而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6]。荣孟源的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阶级分析法的确立，是史料学学科理论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史料研究中是否坚持阶级分析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与旧的史料学的重要区别。
史观与史料关系问题的讨论，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但这一时期的讨论，带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批判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同时，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一些忽略或轻视中国史学实证主义传统的倾向。由于突出强调史观的指导作用，史料学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1961年1月，在广东省历史学会年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因为历史学是从事历史规律的科学研究，而史料学只是把一个个的个别历史事实弄清楚”，所以不能片面地夸大史料学的意义，“史料学只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7]。这些议论实际上否认了史料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讨论中，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左”的言辞，将正常的学术讨论上升为立场问题。1962年，刘节发表《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认为史料学的内容，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8]。这一观点立即遭到了批判，认为其没有突出史观的指导作用，存在世界观的问题[9]。此后，学界基本停止了对史料学学科属性的探讨。
不过，这一时期，王可风的《史料学应成为一门科学》一文值得关注。该文虽然未正式发表，但实际上它是建国后第一篇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史料学学科属性进行较为深入探索的论著②。文中，针对史料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争论，王可风从史料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特点，史料学的发展历史，史料与史学研究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史料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作者认为，第一，“史料学是以研究社会发展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为对象，包括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处理历史资料，即搜集、整理、考证、鉴定过去遗留下来的史料，并科学地提供给历史研究利用，这是史料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的标志。第二，史料学是综合利用各种科学知识从事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史料学具有科学性。第三，史料学的产生和利用具有规律性，即史料学是随着社会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史料学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总是为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史料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史料，不同的阶级利用不同的史料；史料有完整的信息，才能考察其使用价值，方便其利用，反之，则不便利用。王可风认为，史料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历史学的进步，科学的分工愈细密愈专门而形成的。“社会史料的大量存在，过去史料工作经验需要总结，这就是史料学产生的客观条件。所以它和一般科学的产生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建立科学的史料学体系也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需要。
三、“史料”与“史料学”概念的界定
史料学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首要的任务是应对史料这一基本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和阐释。“史料”一词虽然是个古老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却缺乏明确的定义。建国后有关史料学的著述，对史料的定义大都忽略不谈，或以史料的种类、作用代替史料定义。目前所见到的史料学著述中，仅有零星的几本（篇）对史料一词进行了定义。较早对“史料”进行定义的是白寿彝。他认为，“史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10]4。李良玉在《史料学片论》中认为，“史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11]这一定义，与白寿彝对史料的定义基本相同。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其中，张连生《重新审视“史料”的定义问题》一文值得关注。作者不仅呼吁应对“史料”这一史料学学科最基本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提出在操作时应避免“定义过狭”或“定义过宽”的趋向，并对近代以来有关“史料”定义的优劣进行评析。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家大都将“史料”定义为“历史遗迹”或“历史痕迹”，这一类定义虽然强调了史料的“过去性”，但认为“史料”必须是人类历史的直接遗存的观点，容易把由后人记述的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的间接性材料排除在史料之外，定义范围过于狭窄。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是把“史料”简单地定义为“历史资料”，认为史料是研究、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这种观点虽然将历史文献、实物史料、口碑材料等一些事实材料容纳进来，但也容易把各种理论材料（如史学理论观点）以及研究成果、研究动态，甚至于一些通俗历史读物等都纳入“史料”的范围，定义范围太宽。作者提出了定义“史料”的两个原则：一是要能够概括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来使用的全部事实材料；第二是要能够排除不能作为研究某一历史现象的证据来使用的某些事实材料。作者进一步将“史料”表述为“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认为这样定义不仅可以把当时历史遗留材料（即直接材料，如实物）和后期记述性材料（即间接材料，如正史）都包括在内，又能够把作为历史研究证据的“史料”（事实材料）和各种历史研究成果以及普通历史读物等区分开来[12]。作者这样的表述是否精当，还应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对其内涵、对象、任务、作用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界定。从新中国建立直至今天，对于史料学的研究对象，学者的观点一致，即都认为史料学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不过，在史料学的具体定义和内涵上差距较大。一种观点是以张宪文、葛懋春等为代表，认为史料学就是研究搜集、整理史料的学问。如张宪文提出，史料学“是专门考察史料、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一门学问”，史料学的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校勘和考订工作。它要考订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年代、作者、版本和来源，辨明史料的价值，以做到求实、求真，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可靠的史料”[13]1-2；葛懋春也认为，“如何搜集、整理、审查资料，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就构成史料学这样一门专门的学问”[14]245。一种观点是以陈高华等为代表，认为史料学虽然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但又主张将之区别为两类：一类是通论性史料学，即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另一类为具体的史料学，即具体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15]前言。根据这一观点，有学者主张，应将具体的史料搜集、整理、考订工作与史料学区分开来，前者只是史料学产生的实践基础，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学科”，是具体的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总结，即主张史料学是通论性史料学[16]。
对于将史料学分为通论性史料学和具体领域史料学的概念，学者间是存有异议的。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在内容上没有区别，“运用史料和利用史料是同义的，而鉴别史料和研究史料的来源与价值又几乎同义”[17]。也有学者认为，史料学通论与具体史料学研究的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史料学应包含通论性史料学和具体的史料学两方面，史料学的任务既包括确定史料的来源、可靠性、价值，也包括对史料进行分析批评和说明史料的利用方法[18]1，19-21。
四、史料学的学科属性、学科体系等问题
如何界定史料学的学科属性及其与相关学科特别是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是建立史料学学科体系的前提。关于史料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史料学不必成为独立的学科。而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中，各自论述的视角又存在差异。
较早将史料学定位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是王可风。他在“文革”前撰写的《史料学应成为一门科学》一文中，吸收苏联历史学家捷列普宁等人的观点，赞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科目。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史料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重新得到历史学界肯定，史料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认为，史料学对于详细地占有可靠的历史资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掌握大量史料只是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是达到历史研究目的一个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是反对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学；所以，“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应从属于历史科学的基本任务”[19]。荣孟源从历史学和史料学的不同分工和任务进一步加以说明，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和介绍历史发展的规律，史料学的任务是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和编辑史料，为历史科学服务，两者是不能分离的，但是历史科学与史料学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二者所担负的任务是不同的；他指出：在具体的工作中，“史料学有自己的任务，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科学有所区别，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史料学是辅助历史科学来搜集、研究、编辑史料，为历史科学服务，所以，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20]11-13。也有学者认为，史料学是研究搜集、鉴别、整理和利用史料的学问，属于历史研究法范围，故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史学基本训练的一种[21]1-2。冯尔康研究了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目录学、史源学的关系，认为史料学的研究范围应包含这些学科的内容，但其自身又有不同于这些学科的特点，“它以把握图书的基本情况为出发点，以阐明其史料价值和利用方法为任务和归宿，而古典文献学、目录学、史源学没有史料批判的任务”。他还从史料学的功能进一步说明史料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史料学说明历史文献，以此为历史研究服务，它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历史科学要阐明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规律，不用说这是史料学所不能完成的使命。所以史料学把它自身视作为历史学服务的学科，而不是历史学本体。”[18]22
张宪文则认为，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基础学科，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二者的不同任务方面进一步论述道：历史科学是在占有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包含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史料进行解剖、分析、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以阐明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史料学的任务则不同。它的任务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校勘和考订。它要考订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年代、作者、版本和来源，去伪存真，辨明史料的价值，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可信的、价值大的原始材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对于强调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的观点，张宪文认为，这显然对史料学的学术评价还不够充分[22]2。张注洪从史料学的学科内涵方面强调，不能把搜集、研究、编撰史料的具体成果作为史料学本身，史料学除研究具体史料的性质、特点、价值和利用外，还应有理论上的综合研究，包括征集史料、阐明史料源流、考证史料、评价史料、编纂史料、提供史料、利用史料等七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并由此衍生了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史源学这一类研究史料的学科；因此，他认为，史料学的任务除了具体的史料搜集整理外，还应探讨搜集、分析、考证、评价、编撰史料，并进一步探索提供史料的理论、规律、方法和经验，故史料学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因此是一门独立的科学。[23]
有学者从史学研究的规律性方面出发，不赞同史料学可以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的观点。李良玉从史料学研究的目的性角度，认为史料学是辅助历史学的研究，其功能是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而研究人员的史学研究水平恰恰反映了其史料学研究的水平，二者是相互融合的、统一的，很难说一个史料学水平不高的学者其史学研究水平会高；其次，史料学的内容许多方面与历史学有同一性，与历史文献学有相通性。不仅史料学与历史学有同一性，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如史料学考订史料文本，解读史料，重视前人收集、整理史料的文字成就，与历史文献学对文献的实证、文献的解释与文献的整序，其思想与方法互为借鉴。因此，史料学与历史学在研究上的同一性，与历史文献学思想与方法的相通性，证明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具有普遍意义，无论在本学科的不同领域，还是相近研究学科、相近研究领域。从上述原因出发，作者反对把学科细化，认为从重视史料学的建设出发，可以把史料学研究作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进行细致的专门化训练，但不必非要强调是一个专门的学科[17]。这一思路实际上又回到传统历史学与史料学轇轕的状态。针对上述观点，有学者对历史研究和史料学中对于考订史料的任务进行了区分，认为：“史料学的任务是从总体上确定历史文献的可靠性，至于史书中每一个具体内容是否真实，那是历史研究过程中史学工作者考订的工作，不是史料学所能完成的。”具体来说，史料学是要弄清史料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编写的，材料依据是什么，同时从写作目的、态度等方面确定史料的可靠性。[18]20
有的学者对史料学的定义及内涵持不同的观点，因此否定史料学可以成为单独的一门学科。乔治忠在分析史料学、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研究对象及内涵的基础上认为，“史料学”以“史料”为学，而史料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所谓“史料学”，实际上是从研讨某一具体的历史问题，或某一时段、范围的历史问题的需要出发，汇总相关的、可以利用的各类资料，进行排列、介绍和分析，本质上体现了从利用的角度，对已知历史文献及历史遗存的提取与组合。“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其次，从学科知识的“组合序列”看，因为“史料学”是以利用史料的视角组合已知的资料与知识，这些知识虽然来自于相关学科，如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文物学等等的研究，但它却不能将提供知识的上述学科容纳进来，其知识的组合不成序列；历史文献学的目的和视角是要从形式、内容和性质上深入认识具体的文献，并且按不同类别、不同方法组合成不同的知识序列，如目录学的序列、版本学的序列、辨伪学的序列等，这无疑是优于“史料学”的学科概念[24]。作者的这一观点，事实上涉及史料与历史文献、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界定问题。白寿彝认为，“历史文献指的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面材料”，历史文献学应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学科[25]；而史料的含义较文献为广，“史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10]4。目前，学术界对于史料的界定一般均认为包含文字记载、实物和口碑三种类型，故史料学应包含文献学。
不过，无论是强调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还是认为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甚或不承认史料学可以自成一门学科，学界在以下两点上均较为一致，即认为任何历史研究必须在占有大量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更不能代替历史学。
史料学的建设，首要是其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建设。关于史料学的学科体系问题，虽然史料学界对该问题已经开始重视，总的来看，真正进行深入研究的著述不多，仅在1980年代末期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对一些概念性的内容进行了简单论述，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系统的观点。之后进入沉寂期，整个1990年代，鲜见有关于史料学学科体系的论著发表。张宪文认为，所谓学科体系，首先必须能够体现出学科的本质，体现学科的指导思想、发展规律和内在各种因素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严密的学科“理论网络”。而史料学的学科体系，绝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或是简单地叙述、介绍史料，“必须把这些史料分类整理，构筑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同时体现出学科内部以及史料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具体来说，就是既要完整地反映历史的基本史料，并要运用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鉴别、考察史料，史料学的体系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26]。李永璞在《史料学体系问题之我见》中，提出了史料学体系应具体包含以下七个方面：一、史料学的概念，包括史料学的对象、地位、任务、定义；二、史料学的内容，包括阐述研究史料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评介古今中外史的具体史料；三、史料的分类；四、史料的搜集；五、史料的考证；六、史料的整理；七、史料工作者的素质[27]。进入21世纪后，传统史学又面临新技术和新观念的挑战。有学者从“新史学”及计算机技术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方面探讨了史料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徐善伟具体分析探讨了“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料学在史观、史料内容及史料存储、传递、检索和分析、处理、阐释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提出应重新界定史料的内涵和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理想的史料体系”，具体来讲就是拓展史料的范围，将口述、田野调查、文学艺术、影像与媒体、生成数据等资料纳入到史料体系之中，这一新构建的史料体系包括：一、书面史料，包括档案文献、“生成数据”资料（即“新史学”家依据计量方法对众多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而生成的新数据）、文学资料，二、实物（遗物、遗迹、遗址）与有形史料（图像、影像及传媒资料），三、口述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28]。梁婷、杨春忠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维度、意向与方法》一文，虽然重点关注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体系，但也具有史料学“通则”的意义。该文指出，史料学受历史解释学的限定，史料的选择与留存受历史解释与历史解释学的制约，历史观的变化、新方法的引入、新思潮的出现，对史料搜集整理与史料学研究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这一思想出发，该文提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拓展史料的范围，重视实物遗迹，民间风俗、语言、艺术等的留存，口述史料、影像资料、各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与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社会文化思潮等方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其次在新的“历史叙事”（“近代性”与“现代性”叙事）框架下，重新阐释传统史料，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新的史料，以完善新的“历史叙事”的框架[29]15-22。作者的意图，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观及历史研究趋向的指引下，首先厘清古代历史史料与近代历史史料的范围和类别，拓展近代史史料的研究领域，以适应近代史学的发展。
史料分类是史料学学科建设中的基础问题之一，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除个别学者对于史料分类的标准、分类的依据、各种分类法的优劣以及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等进行过研究外，多数史料学著作主要是从方便介绍史料的角度而对史料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忽略对理论依据的探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出版的史料逐渐增多，分类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有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认为：“恰当地给史料分类，是迅速、有效地搜集和利用史料的前提。因为史料的类型反映史料的分布规律，指示史料的搜寻线索。”[30]更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认为：“弄清楚史料分类的依据、各类史料的属性及其交叉性质，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史料学体系，也有利于认识各种史料的意义价值及其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提高利用史料的科学性。”[11]荣孟源在《史料和历史科学》中对史料的分类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界影响较大。作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史料分类的四个方法，即分别按照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分类，而每一类下又可分为若干细目；作者进一步指出，按照史料形式的特点分类是史料学中传统的主要分类方法，也是最方便的分类方法，但每一分类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经纬纵横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种史料分类法都有其特点，各种史料分类法的重复交叉也是难免的，在具体的史料工作中，应根据具体条件来具体分类[20]17-36。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史料的分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李良玉提出应当依据史料的社会属性进行分类的标准，即“根据史料的起源及其所反映的是何种社会力量从事的何种性质的社会活动，根据此种活动的社会功能及其对于史料价值的实际规定，来确定史料的分类”；根据史料的社会属性，他认为，史料可以略分为八类：即文献，档案，报刊，回忆录，前人著述，声像资料，遗址、遗迹与器物，这八种史料有三个不同点，即史料的起源、属性、对历史的影响力均不同，而相互之间又互为交叉[11]。可以看出，李良玉提出的分类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按照史料形式分类的方法。张秋升从史料产生的主观性角度提出了“无意史料”与“有意史料”的概念，将史料作者的目的作为“鉴别史料可靠性的首要尺度”，并将史料分为“有意”、“无意”两类，认为无意史料与有意史料相对应，是人们无意间留存下来的；作者在文中回顾了人们对“有意”、“无意”史料的认识过程，无意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进一步认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涵容并存的，是相对的，因此，不能仅从史料形式上作简单判定；作者进一步提出，要超越依据传统的史料形式判定史料价值高低的观念，而这里的超越并非简单的否定[31]。作者这一大胆提法，实际意在提倡一种新的史料观念，不无见地。赵兴彬提出，以“信息载体质料的不同及其发展趋向作为分类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把史料分为四大类，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声像史料[30]。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仍然是按照史料形式进行分类，其方法继承了梁启超的史料分类法，只是把口碑史料独立出来，又增加了新的史料形式即声像资料。
传统史料学尚未有古代、近代之分，史料学的分期概念是随着建国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出现的。1960年，戴逸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料学”课程，陈恭禄在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介绍”课程，史料范围均限定于1840—1949年这一时段。改革开放后，史料学的著作开始涉及到“古代”、“近代”、“现代”之分。古代史料学在时段上基本无歧义，一般将1840年前划为古代。如陈高华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将该书涉及的“古代”范围明确限定为：上起有文字史料的商代，下讫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即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近代”、“现代”史料学，大致有四种分期：一是以1840—1949为近代，如荣孟源的《史料与历史科学》、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张革非等的《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二是以1919—1949为现代，如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何东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三是将1840—1919划分为近代、1919—1949年划分为现代，如张注洪的《中国近现代史料学述论》；四是将1919年至今划分为现代，如陈明显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以上划分，基本反映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各种观点。
综上所述，国内史料学研究经过6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科意识不断强化，在学科理论方面也展开了全面的探讨，但比之于建国后历史学的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与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相较，也不适应，不仅缺乏有深度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在诸多理论问题上也缺乏思想交锋，自说自话，缺乏共识。特别是面对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对传统史料学的冲击，缺乏应对。总之，具有近代意义、成熟完善的史料学学科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中国史料学的发展和推进，尚有待于学界开展更广泛更多样的理论探讨和史料学实践。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史料学，仅指中国史史料学，对于其他学科，如哲学史史料学、文学史史料学均不涉及。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具体的史料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讨论。
②参见：王可风《史料学应成为一门科学》，施宣岑、华明编《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288页。根据文中内容及所引资料考证，该文应写于1962年左右，文革期间又略作修改。该文未能发表，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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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