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的李鸿章研究
作者：张礼恒
一、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
从本世纪60年代至今，台湾学者问世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窦宗一的《李鸿章年（日）谱》、李守孔的《李鸿章传》、雷禄庆的《李鸿章年谱》和《李鸿章新传》（上、下）。至于论文那就更多，从台湾出版的15集《李鸿章传记资料》和15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中可得证明。台湾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李鸿章是一个基本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李守孔指出：“鸿章在清季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是所长；弥缝偷安，留恋权位是所短。能立功于闭关自守之时代，但无法周旋于列强角逐之国际舞台。其以一词臣典掌兵戎，转战南北，总制北洋，内参枢机，外当交涉要冲，垂三十年，目光之远大，手腕之敏捷，迥非时人所能及。”“鸿章以中上之才，因缘机遇，成不世之业，然不幸缺乏近代知识，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而周旋于列强之间，移祸避衅，使清廷苟延数十年之国运。”“姑不论其功过，其为近代中国之枢纽则无异言也”〔1〕。雷禄庆持有类似的观点。 他说：“鸿章的长处，第一是眼光敏锐，认识时代最清楚。”“第二，勇于任事，不避困难。”“第三，不畏谤言，忍辱负重。”“撇开鸿章的一些小缺点不说，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集文事、武功、内政、外交于一身的伟人，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有几个？他的真知睿见以及一些创造性的成就，不能不令后人感到佩服！〔2 〕”程靖宇更称李鸿章为近代中国“最早的醒狮”，“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家、军事家、统帅、外交家、实业家”〔3〕。 窦宗一则把李鸿章放在一个广阔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李鸿章所生的时代是中国在满清帝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曲线极高点开始下降的局面，而李鸿章所处的世界，却是欧洲民族所创造的民主科学与工业的现代文化发展曲线开始上升到极高点的阶段……。这一起一伏的曲线交叉点，便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和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的悲剧。近代中国所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不经李鸿章签定者，哪能完全怪他。〔4 〕”还有人称李鸿章对“如何抵抗外患，如何维持社会安定，如何促使国家富强，无不表现出亟切的关怀”〔5〕。
二、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对起于19世纪60年代终于90年代的自强运动的总体评价，台湾学者基本上是肯定的。对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关系，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6〕。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是“主张现代化的李鸿章”〔7〕。 “同光间的维新事业几乎全由他创设的”〔8〕。李鸿章“支持晚清的政局，身任外交的要冲，其眼光毅力， 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9〕。 程靖宇指出：“洋务运动推行了近三十年，李鸿章是这三十年此一运动的不成文的执行人，也是主张洋化派的领袖。他与思想方向完全迂腐的顽固派相争……终于他建设了新海陆军和许多新企业。否则在中日战前，早已不能做朝鲜的‘宗主’了，而且也未必有资格和东洋正式打一大仗。〔10〕”王开节认为：“晚清继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后，其对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之影响力最大者，当推李鸿章”〔11〕。谢延庚先生详细分析了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凭借，一是精于外洋器物的名声，二是统率西化的军队，三是精外交洋务于一身，四是直隶总督的特殊任务，非常的际遇和识见，是李鸿章能够倡导并主持甲午战前洋务运动的原因所在。吴章铨先生则剖析了李鸿章的商务思想，他指出：充分认识了商务在当时国际事务和富国强兵的要求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他所倡导的以商务支持整个洋务的原则，可说是洋务运动中商务思想的中心概念，也是同光时期商务思想的正统。“李鸿章思想中的商务，本是相当广泛的。他有民间工商发达，豪富兴起的想法。不过他主持的洋务运动内的商务活动，却围绕着以商养兵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商业系统，由官方主持、官方领导，所以是亦官亦商的活动。它的内容往往和军事财政上的需要有关，这是商务运动的特色。因此，自强运动中的轮矿路电四大政务，同时并是商务的建设。”认为官督商办“是李鸿章执行商务时，为客观环境所迫而创造的制度。”“企业性的商务活动，因为有官督商办制度的支持，所以比当时微弱的私人企业有成就。此外，李鸿章系统的企业规模较大，生存能力较强，为中国早期工业奠定了一些基础。而且如非李鸿章商务思想的宏远，洋务运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12〕。
三、李鸿章与近代中国外交
（一）李鸿章与中日外交
在李鸿章30年的外交生涯中，对日外交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王学书说：“李鸿章之初履外交，即以新起之日本为对手。”“日本是向中国正面砍来的一把屠刀，李鸿章如何千方百计地来防止这把屠刀真是惊险万状。结果，李鸿章于甲午一役后，马关议和时倒了下去，结束了他二十六年对日本外交生涯”〔13〕。
王玺撰文剖析了李鸿章主持中日订约的过程和历史意义。他指出，当日本遣使来华求约之时，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同日立约修好。其目的有二，一是“防日之侵略”，二是“联日以制西”。他所主持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不仅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平等条约，即对日本而言，亦为其平等条约之嚆矢”〔14〕。梁嘉彬则认为：“李鸿章对日本无特殊认识，只从原则确定交涉纲领，又其对日见解，多从明代倭寇往事得来。”“其实此时的日本已非昔年的倭寇可比”。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在外交上“避西进东”，主动与华缔约，实为取得与中国平等地位，为侵略朝鲜“藩属”寻得便利。“李鸿章每自诩中日修好条规为彼之得意杰作，乃不知日本因此直至1895年之马关条约，始获最惠国待遇条款，遂在马关条约内变本加厉”〔15〕，攫取更大的特权。王学书则指出，李鸿章确是对日本主动来华缔约的用意认识不清，但“鸿章能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与日本订立了平等条约，是难得的。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最惠国待遇的不平，乃竭力相争，利益均沾绝不能允。他已知争其所当争”〔16〕。
台湾学者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李鸿章的评价是一致的，即认为李鸿章对国际大势缺乏了解，被日本的凶焰所吓倒，屡屡上书朝廷，对日交涉只可言谈，不可动武，结果改变了朝廷的初衷，对日交涉走向妥协、退让。《北京台事专条》不仅付出了50万两白银，且“使数百年来的属国琉球平白失去”〔17〕，“此为彼（日本）兴我（中国）败之大关键也”〔18〕。
在琉球问题上，梁嘉彬认为：“归纳中日史料，自1874年日本征伐台湾生番之役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每当日本武功派对华冒险，皆因李鸿章力主容忍而侥幸成功，每当日本文治派对华退让，皆因李鸿章力主拖延不与确实解决而意外失败，琉球交涉即其一例。此种外交不但给中国极多不利，抑且促成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之发展路线。〔19〕”
在连绵几十年的中日朝鲜问题交涉中，作为清朝首席外交大臣的李鸿章表现如何？对其如何评价呢？台湾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维护“天朝上国”的尊威和加强国防力量考虑，李鸿章是力保朝鲜的。王学书指出“鸿章对日交涉主要为朝鲜问题，其所最措意者，亦为朝鲜。”“李鸿章对伊犁及越南问题都主张消极，以便集中力量保朝鲜”〔20〕。梁嘉彬认为“李鸿章之对日外交，以有关于朝鲜者为最失败”〔21〕。王学书又指出：李鸿章对朝鲜的政策不是前后一致的。“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与总署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皆谬于传统的宗属观念，推诿责任，对于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不干涉也不负责。”《江华条约》签订后，尤其是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任用袁世凯控制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于日人势力之排斥更不遗余力”，“处处都表示了中国宗主地位，一改昔日袖手不管之态度，而积极干预”〔22〕。
对李鸿章主持签订的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王学书指出：“天津条约之精神，更无异承认朝鲜为中日共同保护国，已得之宗主权轻易失去，李鸿章实无法辞其咎。中日有共同出兵朝鲜之权，更为后来之甲午战争种下了祸根。”〔23〕李守孔等也持有相似观点。
史家对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评价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成败的关键。战前鸿章总制北洋，内预新政，外当交涉之冲，垂三十年之久。战后虽办事总署，开府岭南，声望地位远非昔年可比，思想无法适应时代，逢迎于上，见欺于下，此固鸿章声名之累，亦近代中国之不幸也”〔24〕。李鸿章的消极避战，一味主和，是导致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梁嘉彬认为，“日本挑衅至三，剑拔弩张，而李鸿章仍一意主和，思欲借俄英等国干涉以消弭战祸，在军事布置上全无计划，自甘处于被动下风地位，直至最后仍不放弃和平之一缕渺茫希望”〔25〕，结果造成了惨败。李守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梁嘉彬、李守孔皆认为，中国在战争中惨败的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梁、李两位先生分别指出，满清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军政出于多门，清议误国等等，均为中国失败之重要原因〔26〕。黎东方则力持反对意见。他说：“曾国藩泉下有知，应悔当年错认了人。这李鸿章就甲午前后的种种表现而论，何尝是‘精气内敛’的栋梁之材？简直是只知‘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个典型官僚”〔27〕。
对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史家多抱有同情、辨释之意。溃熳禄庆说：“甲午战败，无人能担负议和的重责，鸿章冒着被骂为汉奸的危险，仍旧挺身出来，远赴日本谈和。甚至遇到枪刺受伤，他宁愿让子弹留在受伤的部位，不肯开刀治疗，而口述大意，指示经方继续与日本折冲，就是怕耽误议和大事。……这种负责、坚毅的精神，又有几个人能赶得上？〔28〕”王德昭则撰文剖析了影响巨大的梁启超《论李鸿章》一文的若干观点，指陈梁氏受感情所支配，对李鸿章多有中伤〔29〕。沈云龙说：“李鸿章虽不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但却懂得操之在我的自立自强之道，不是一味随人俯仰任人摆布的弱者。〔30〕”王信忠认为“李鸿章的误国，不在战后，而在战前，不在战时，而在平时。马关和约虽然丧权辱国，但情势所迫，实非得已，就李鸿章个人言，实已尽了他的最大努力”〔31〕。连文希认为签订《马关条约》，断送台湾，“李鸿章父子自难免成众矢之的。”而“李氏父子奉令出任议和专使，这在李鸿章而言，固然是万分不愿，但清廷已经如此下令，李鸿章也只好硬着头皮，不计毁誉，把割地之辱一肩担负起来，其任劳任怨的精神，比之其它高官显爵的清吏是强得多了。况且李鸿章在此之前，极为重视台湾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在台湾建省中立有不世之功。因此，割让台湾，“这岂但是李鸿章的不幸，台湾的不幸，也是我中华民族的不幸”〔32〕。
对李鸿章数十年的对日外交流动，王学书作了归纳性的总结。他认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一）没有一定的外交政策，其对日交涉是多变的”，“弄得扑朔迷离而终至无所适从”。“（二）以夷制夷政策之失败”。“李鸿章之联俄制日，完全是一种倚赖心理，希望能托庇于俄人势力之下，殊不知因此而招失败之祸”。“（三）失去主动的地位。鸿章之外交，完全失去主动，而处于被动地位，是一种补苴外交，处处抱着息事宁人的心理”。“（四）外交与内治不洽。李鸿章所处之时代，外而强敌环伺，内而不能依志而行，以致于只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其失败之原因，则由于用人之失当及见识之不明。故李鸿章一生欲自强，但囿于见识之不足，未深悉欧西各国所以致富之原因，因自强之失败，外交与军事即随着失败”〔33〕。
（二）李鸿章与中俄外交
在中俄伊犁交涉问题上，程靖宇指出：当时改约备战之论大有市场，李鸿章却力主和议，不可动武，“但其主和却并非盲目的，而是审度当时的国势，不应轻易将好容易一再平定内患的中国投入战争”。“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达到现代化，如何共存于这科学世界，而不是用没把握打胜的战争来图存。这是他的苦心。〔34〕”李恩涵认为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之所见，确如左宗棠所称，太着重于目前，又将海防的严重性看得过重，反认塞防为缓，又认新疆为无用之地，绝难防守；他实在是将外人土地侵略的缓急次序，错误性的颠倒了。”〔35〕范光淡则持相反意见。他指出，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对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是来自东南沿海的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清朝财力有限，海防塞防难以兼顾的情况下，李鸿章主张移西饷助海防，左宗棠则据理驳斥。“平心而论，左宗棠、李鸿章间海防、塞防之争执，二人所持理由，除二人本身所处本位观点外，最重要的左宗棠是以传统国防及清廷立国形势为立论之根据，……而李鸿章却是以世界国际局势演变为立论之依据。〔36〕”关于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范光淡指出：（一）先决条件；（二）守之原则；（三）守定不动之法；（四）挪移泛应之法；（五）事权之集中等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五项组成部分。“李鸿章一生功名，可以说是兴于海防，败于海防”。其所以失败就在于李鸿章只进行了军事改革，而没有进行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改革〔37〕。
对李鸿章1896年主持签订《中俄密约》，史学大家沈云龙先生撰文分析道：李鸿章“属于谲而不正的一面，其观点较着重于实际，就事论事，不拘故常，应付洋人，以为可玩诸掌上，能耍则耍，可允则允，一切操之在我，权宜运用，似乎近于纵横家之流。”甲午战后，他缔结中俄密约，“实现其联络西洋以制东洋的所谓‘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在尔虞我诈的国际坛坫中，以他不谙洋文洋语且年逾七十的老翁，凭其打‘痞子腔’的本领，硬是插上一脚，扮演主要角色，想从吃亏中捡便宜，以造成日俄相互猜忌冲突为得计，在当时他狠狠地对俄国牌下这一巨大赌注，虽未能料及后来招致‘为夷所制’的恶果，但他的雄心、气魄、胆识在近代外交人物中，毕竟是罕见的。〔38〕”有的论者则强烈谴责李鸿章订立《中俄密约》，说“各国协同谋我，纷纷要索，皆以中俄密约为之厉阶，所谓聚九州铁，成此大错。虽志在以夷制夷，而转为夷所制，盖鸿章晚年之最大失策也”〔39〕。程靖宇认为，在当时各国难以相助情况下，他只有逼上梁山——联俄。他分析说，出面干涉还辽，“俄国成了中国最好的朋友。”缔结《马关条约》，备受朝野谴责，因此，李鸿章联俄的苦衷，半由于日本伊藤、陆奥及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朝野赠送的，半由于清流和不负责的糊涂士大夫逼成的。他岂但要为国复仇，也要为他经办二十多年内政外交的‘我’复仇〔40〕。李玄伯指出：“及帝俄首倡干涉还辽，于是李鸿章始悟对于各国不妨有联有拒，但以护持国家利益为标准，遂由一体拒外的外交变为有联有拒的外交，中俄密约即其尝试也。不幸帝俄之目的只在接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41〕”
邓克榜对李鸿章推崇的以夷制夷策略作了评说。他认为：“李鸿章于国力衰伤，环境恶劣之际，独肩外交重责，任劳任怨，其所采取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唆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唆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唆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理之理，所谓弱国无外交者，即指此也。平心而论，就当时之国势，纵有比李鸿章更强的外交家，并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42〕”
（三）李鸿章与中法外交。
对此问题，多集中在中法战争上。连文希指出：“就外交言，他（李鸿章）在中法战争期间，运用了伐谋伐交的策略，竟使法人先请和于我，而中法天津条约以成，其老谋深算始深为世人所注意，但中日《马关条约》以后，则为李鸿章外交上黯淡时期的开始。〔43〕”有的论者全面评述了中法战争期间的李鸿章，指出历经两次对外战争的惨败，李鸿章认识到清王朝再非昔年的“天朝上国”，西洋各国更非祖训中的“夷狄蛮貊”。为此，他采取对策，“不给予外人使用武力，乘机敲诈的口实。”“依他的看法，中国在自强运动完成以前，中国的海军力量是不堪一击的。”“其苦心是，中国要牺牲若干代价，换得一段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大力发展军工生产。这是李鸿章在越南、朝鲜同时告急之时，两害相较之下，不得已弃越南，以全朝鲜。”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有保存实力，以固权位的私欲。“综观李鸿章在中法越事交涉期间主办的外交，吾人可以获得一个结论：无论是战是和，无论是胜是败，他都一概要求与法国转圜，就交涉权术的运用而言，他称不上是个一流的外交家，他常自弃谈判要价之资，甘居劣势，但求早日收束；就主持国事而言，他也称不上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所应有的真知灼见，所作预言每每与结果相反，所从事的革新自强又是舍本逐末，效果有限。〔44〕”
对庚子议和中的李鸿章，史家评论较为一致，即称赞他明知危局，亦能挺身而出，为朝廷，为国家分忧解难，这种勇于任事的勇气，决非常人所能有。程靖宇认为，庚子义和拳之役，由西太后作主，王公大臣误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国将不国。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北上。在谈判桌上，呕心沥血，折冲樽俎，终于签订了《辛丑条约》，自己也吐血病倒，应了他对袁世凯的话：“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话我还配说。〔45〕”有论者称李鸿章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社稷之臣”〔46〕。
四、其它若干问题
台湾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到有关李鸿章若干复杂而分散的问题。关于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曾介木认为，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一件革命的活动，目的在于招降李鸿章。孙中山之所以“要找李鸿章，正因为李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如能一旦唤起其民族意识，改变其效忠清廷的观念，不但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且可以加速革命的成功。”庚子拳变，朝廷大乱，“李在两广总督任内，曾嘱广东士绅刘学询致函总理（孙中山），代他表示愿意独立，并欢迎总理回广东共同主持”。“不幸李的胆力不足，才使已成之议，未能实现”〔47〕。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简三。简先生依据孙中山年谱指出，经香港华人领袖何启、港督伯力等游说，李鸿章起初颇为所动，此“为李鸿章有参加革命之最有力证明”。“假如当年庚子之乱再拖续下去，不但是李鸿章有参加革命的可能，甚至刘坤一都可有独立起义的迹象呢”〔48〕。
关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周游世界的问题，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英国军官戈登的关系，以及李鸿章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奕、慈禧、光绪帝、翁同和等的关系，台湾学者都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观点，因篇幅所限，恕笔者在此不一一详陈。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1995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