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庚子事变中，西什库教堂（北堂）是除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另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受到围攻的外国人聚集地。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口口相传至今，已成为北京城市记忆不可抹灭的部分。作为义和团运动中具标志意义的事件，它不仅长久留存于民间口碑，同时也为研究者所注意。张寄谦等合撰《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是研究北京义和团的早期代表性论文，其选题覆盖面，或史料发掘的深度都很可观，惟限于写作的时代氛围，对义和团的历史作用有超过实际的评估，在描述北堂围攻时，认为“主要的进攻任务，是由义和团担任的”。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史》的叙事和观点，并未有超越前文。人大清史所编《近代京华史迹》收有岑纯祖撰写《血雨腥风西什库》一文，对北堂历史有扼要介绍，并仍以义和团为围攻事件的绝对主角。进入新世纪后，据笔者不广的见闻，相关著述基调似仍贯其旧。这套历史叙述实际潜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北京义和团声势浩大，战斗勇敢，打击帝国主义者毫无宽假；另方面是防御能力有限、并已成孤立之势的使馆区和北堂始终攻不下来。如何打通两者间的解释链条呢？要研究的恐怕不止于义和团本身，包括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中外关系及帝国主义内部关系等等，都需纳入视野中来。在某种特定语境下，这一问题甚至已超出了单纯的史实认定范畴，而牵涉到历史观、历史主题和线索等宏大课题的论证。张海鹏先生在一篇讨论中国近代史“主题”的文章中，即举围攻西什库教堂一事为例，为义和团运动正名，兼为史学研究正方向。本文当然无意也无能力处理这样的大叙事。就史学实证的层面来说，关于庚子围攻使馆事件，学界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尤其林华国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论文，对既有历史认知的更新，差不多有着“祛魅”的效应，其细密、有力、环环相扣的行文令人感受到考据史学的魅力。相较而论，围攻北堂的相关史实迄未有完整梳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仍然流行。近时查时杰专文讨论了北堂本身历史沿革、建筑格局及战时因应诸问题，对北堂攻防战的史实重建多有贡献，只是作者的基督教研究背景决定了论文侧重的面向，较少注意教堂外部的情况。本文拟在先行研究基础上，综合新旧史料对这一问题再作考察，试图相对完整地勾勒出庚子年“围攻”北堂的实相，并对为何未能攻下北堂给出自己的理解。
西什库教堂今貌
一 北堂概况
西什库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堂时原名“救世堂”，取耶稣救赎之义，其旧址为康熙帝酬谢传教士的赐地，位于北京三海的中海西畔（今国图文津馆斜对面），因地名蚕池口，故俗称蚕池口教堂，今称老北堂。蚕池口地近三海，北堂钟楼太高，可以俯瞰皇家禁苑，由此带来安全问题，为朝廷所不悦。至光绪十一年（1885），为给慈禧太后修造归政后的居所，清廷大兴土木，扩建中南海，有意将北堂圈入其范围。经与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的反复交涉，最终达成《迁堂条款》，清朝拨给西安门内西什库南首三分之二地方，作为另建新堂之地，并给银45万两充为迁堂经费。光绪十四年（1888），西什库主教座堂竣工落成，其位于今西什库大街33号，曾长期作为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堂，是目前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出版于1901年的《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对北堂有过介绍：
传教会的总堂是北堂——即北面的教堂。他坐落于北京城的皇城地区，紧靠紫禁城。北堂大门上方刻着一条龙，两侧各有一个小亭廊。墙上镶嵌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皇帝的诏书，说明一百多年前这篇土地赐予法国的情形。几年以前，皇帝想扩展宫殿范围，收回了神父们原先占有的地方，给予他们现在地方作为交换，于是由皇帝出资在这里建造起现在的教堂、主教公署以及所有的附属建筑——总花费超过十五万美元。教堂正面悬挂的一块大匾上记载着这一事实。北堂是教区主教的驻地，他声名远扬，受到所有的那些有幸遇到他、认识他的人们的爱戴，他就是遣使会主教樊国梁。
樊国梁所绘西什库教堂位置示意图
今天谈论北堂，欲重建当年“围攻”场景，先需要建立地理的概念，这包括教堂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来讲，新北堂占地面积广阔，除了造型壮观的主教座堂以外，还有大片附属建筑，这一点实际与北堂具备的综合牧养功能相关。莫涅（Marcel Monnier）在其《亚洲之旅：中央帝国》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北京四大天主堂：“仅仅从宗教传布一个角度看待这些教堂是错误的，它们的活动表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在这些教堂周围，不仅有神父的住所、修道院和初学院，还有学校以及年轻人学习木器和金属器具制作的作坊，另外还有一处印刷所”。准确地说，北堂不是单个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当时京城主要天主教堂皆然，只是北堂的规模最大而已。前揭查时杰文在这方面已多论述，厘清了过往的一些刻板印象。今据几种存世庚子围困日记，可大致复原北堂内建筑空间布局：主体建筑为主教座堂，中文文献中表述为“大堂”，位于整个教堂区块的正中央；其北侧有两道门，内为公门，外为大门，大门北临西安门大街；南侧紧邻图书馆，再南为仁慈堂，即孤儿院与育婴堂；西侧为主教公署、印刷所，前者即主教驻节地点，亦名“西院”；东侧为大小修院、神学院等。
从外部来讲，有必要解释“西什库”这一地名。这里原为明清两朝皇室内府所管辖的十个储藏库房，因地处皇城西北隅（西安门内），故称西什库。新北堂区块占去了十个仓库地中靠近南段的八个，关于其四面界址，《教务教案档》之“迁建北堂于西什库”案中有所描述：
西什库胡同坐落于北京西安门大街迤北巷口内，当时有住户数十家，入巷口北行里许即西什库围墙之总门。门内旷地一区，并无人家。勘丈四面界址：东界库围大墙，西界皇城墙，北界皇城墙，南界库围墙大门，计南北二百七十余丈，东西七十余丈。其中库库座地位，近依北面皇墙，系户部颜料库，迤南相距八十余丈，系工部硝磺库，再迤南相距一百零九丈，即至围墙总门。此查勘西什库地势之大概情形也。
至民国初年，北堂周边建筑物已发生变化，然由陈宗蕃著《燕都丛考》一书，仍可以得到有关它地理位置的一个较清楚的概念：
西安门大街路北，参谋本部在焉……又北曰旃檀寺，光绪庚子毁于兵，曼古之旃檀寺已失去……参谋部之西曰真如镜，又西曰刘蓝塑胡同，再西曰西什库，法国天主教堂在其北，又北曰仁慈堂，又北曰硝磺库，又北有农务学堂、第四中学，又北为财政部铁库，又北即皇城之西北隅。天主教堂以东曰西什库夹道，槐柳阴森，地极寂静……
简括而言，北堂占有西什库南段大片地区，南北100余丈，东西70余丈，换算面积约近8公顷。其正门朝南而开，临西安门大街；北边筑以围墙，与工部硝磺库库隔，往北为户部颜料库，再往北，即皇城北面城墙；东边筑以围墙，设有侧门，墙外为马路，路名西什库夹道（今西什库大街）；西边紧挨皇城西面城墙（今西黄城根北街），由教堂正门出左转几十米，即为西安门。
1900年北堂建筑平面略图
（图片来源：查时杰《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与义和团的对抗》，《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页）
二 被围前后北京城内的局势
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在华北乡村兴起，并迅速向京津蔓延。亲历事变的明恩溥牧师（（Arthur H. Smith，1845—1932）认为，自6月8日至20日这段时期，在北京的外国人已陷于一种“半围困”状态，当时他们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东交民巷使馆区、美国美以美会（卫理公会）教堂和西什库天主堂（北堂）。美以美会，属新教教会，其教堂位于崇文门大街东首，聚集在那里的除80多个美国人，还有数百名中国教民，另外自长辛店、通州等地陆续有外国人逃亡回京，他们的落脚点也多在此处。明恩溥后来说：“到星期六（6月9日）的时候，实际上除了在北堂内的人以外，其他所有外国人都已经进入出于外国卫队保护下的一个四方区域之内了。这个区域的东边多少有延伸，使美以美会的许多院落也被包括进来。
当时北京城内有四所较大的天主教堂，即东堂（王府井天主堂）、南堂（宣武门天主堂）、西堂（西直门天主堂）、北堂（西什库天主堂），其中北堂为天主教直隶北境的总堂，主教为樊国梁（Favier，1837—1905），副主教为林懋德（Jarlin）。起初，法国公使毕盛（Pichon）试图同时保护多所教堂，但碍于兵力不足，只能将警卫队集中，全力守卫规模最大的北堂。樊国梁6月1日记：
九点半法公使来见，告以三十洋兵来堂保护，十点果至。在京法人皆随队来堂。先是总理衙门曾限制来京之兵，只可为保护使馆之用。而毕公使躬亲带来保护者几及半数，此厚谊实难答谢也。
当天为数30人（一说33人）的法国卫队到位，负责指挥的是亨利（Paul Henry）少尉。稍后，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意大利又加派10名海军陆战队员。而与之同时，北堂以外的其它天主堂处在无人保护的状态。
永平府（今秦皇岛市卢龙县）义和团
6月初旬，义和团已进入北京城，焚烧教堂、打杀教民事件时有发生。至6月12日（五月十六日），团民聚众烧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房屋，彰仪门外之西郊赛马场也被焚毁；13日（五月十七日），大批团民由崇文门涌入内城，“纷纷肇乱，一意以毁坏洋人产业为务”。翰林院编修黄曾源记，“十六夜，内城火起十数起，十七则白昼杀人放火矣”。京城步军统领崇礼事后奏称：
两翼地面所属教堂，突于十七日酉刻由崇文门内孝顺胡同起火，奴才等闻信，刻即调兵弹压，不意各处教堂，陆续起火，延续多处，情形甚迫，实非人力所能扑救。
短短几天内，崇文门基督教堂、天主堂东堂、南堂、西堂等相继遭焚毁，东堂艾儒略（Garrigues）神父、西堂金葆光（Doré）神父被烧死。6月14日，始建于明朝的南堂遭破坏，使馆方面派出救援队，将该处教士和多数教民转移到使馆区。住在附近的居民称：
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逃出奉教之人老少约二百余口，有洋人四五名保护，往东交民巷外国府居住。
被困的教民
樊国梁日记也有相应记载：
六月十四号，十一点半，南堂亦被火，医院、学堂、婴孩院皆殃及。拳匪于北堂四面喊烧喊杀之声不绝，直至夜半两点钟，众人皆鹄立。后则声渐稀，拳匪亦稍退……一信友自外逃来，谓昨日早一点钟有外国兵一队往南堂驰救，故南堂之神甫、圣母会修士、仁爱会及若瑟会修女皆安抵使馆无恙。
关于南堂救援，实际情况是法使馆馆员福礼玺（Fliche）率领的救援队于当晚前往该处，将包括董文学（Addosio）主教、3名神父、5名修女及20名中国修女在内的全部教会成员带回使馆；次日晨，10名美国士兵、10名俄国士兵及毕德格（William N.Pethlck）等几位能说汉语的美国人再往该处，营救出滞留的数百名教徒，并打死打伤团民多人。至6月20日，美以美会及海关税务司署内的避难者，也全部转移到了更安全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当天下午4时，清军开始围攻使馆。此时相距差不多一小时路程的北堂，成为使馆区以外惟一一处被围困的外国人聚集地，而对它的围攻早于6月15日已经开始了。
三 “围攻”的几种形式
（一）集体冲锋
自义和团开始在京活动，教民房屋及南堂等教会场所相继被毁，大批教民往北堂转移。与之同时，团民也在西安门附近汇聚，相约焚烧北堂。值得注意者，清廷在6月13日至16日连续发布八道上谕，将在近畿、京城的团民指为“拳匪”，命步军统领衙门等“严行查拿”，并保护使馆教堂。可见清廷此时仍有意控制局势，尚未下决心对义和团实行全面招抚。6月14日（五月十八日），军机处交步军统领两翼总兵英年、载澜上谕：
顷闻义和团众约于午刻进皇城地安门、西安门焚烧西什库教堂之议，业经弁兵阻拦，仍约于今晚举事，不可不亟为弹压，着英年、载澜于拳民聚集之所务须亲自驰往，而为剀切晓谕。该拳民既不自居匪类，即当立时解散，不应于禁城地面肆行无忌。倘不遵劝谕，即行设法拿办。相应传知，贵总兵钦遵办理可也。
不过，当时京师地面秩序废弛，义和团屡禁不止，兼之载澜、英年等均属亲团大臣，劝令解散并不得力。在南堂被焚时，即有人目睹官兵与团民合作的场面：“十八日早，拳匪与官兵齐至南堂，先抢后烧……有见放火时，澜公并九门提督在傍助力” 6月15日，义和团开始围攻北堂。樊国梁日记录有当时场景：
七点钟，堂东、西、南三面皆被拳匪大队所围。七点三刻，拳匪自南来，为首者乃一喇嘛，乘马，后有极大之旗，年幼拳匪多人围之，皆念咒上体。衣为红色，先在堂前甬路上烧香叩头，即蜂拥前进。至距堂约二百米突时，堂门前法兵乃发枪毙其四十七人，自谓能避枪炮也。后面之匪乃遁。堂中人即出，得花枪一枝，刀五柄。拳匪既退，乃纵火于堂南面毗邻之屋。拳匪此次前来，又万余人随之，盖欲抢掠也。既无功，乃益加咆哮，然未敢再犯。
同在教堂内王玛弟亚神父的记载更为详尽：
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到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既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
当年受困于北堂的中国教徒刘品一的回忆可与之印证：
义和团聚集多名，人声鼎沸，齐至西安门下。见城门紧闭，乃大声疾呼曰：‘开门来！开门来！’喊声震天。霎时城门大开，义和团蜂拥而入，直趋西什库教堂。至西什库大街前，将某家棚铺点着。火光冲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加以杀喊之声，实令人惊魂动魄。此时余等自忖必死无疑，人人面孔煞白，坐以待毙。猛听法军官一声号令，法兵射击，应声倒地者众。两排枪后，四周寂静，团人撤退。
明信片上的义和团形象，手中还持枪
目前可见义和团首次冲击北堂的记载，均来自教堂一方，当日聚集在北堂周围的义和团人数，有说两三千人，亦有称万人，具体难考，实际参与进攻人数应远少于此数。综合各说，可知团民初次进攻主要靠人多势众、扎堆喊杀冲锋，少量团民备有抬枪等自制武器，但威力有限，其冲锋前队在距北堂正门数百米处，即遭守堂卫兵强势火力击退，被打死40余人。肉身不敌枪弹，而避体法术无验，经过此仗，义和团自知吃亏，不大再敢组织这样的集体冲锋了。后有目击者称：“义和拳二千人攻西什库，来者甚勇，回去甚快。其队竟在寺前纳凉不敢前进者，亦无用者。”而教堂方面，也因此提振了防守信心，樊国梁即言：“初次交锋，见拳匪如此之怯弱，乃大有所望。教友中只有花枪五百余杆，旧快抢七八枝，见此初次胜利，勇气倍增，誓许偕西兵防守围墙。”
有不少记载称西什库之役由端王载漪亲自指挥，更有甚者，渲染了大学士刚毅帕首督战这样带有戏剧性的一幕。按端、刚亲临前线一说，语多夸饰，未必可信。但可确认的是，载涟时为团民所推戴，其所辖虎神营实际参与了围攻北堂。本月22日樊国梁记，“盖此日曾欲使端王所统之兵攻堂也”；某满员亦称：“端亲王带义和团两万余人，并有澜公爷、荣中堂攻打，未能成功”；荣禄在一私函中同样指认：“端王进攻西什库教堂，董军攻各使馆，旬余日均未下。”至于刚毅，军机章京王彦威记“义和团之攻西什库也，火光震西苑，太后遣英年往谕之，令勿震惊宫寝，团民不听，攻如故。翌日，遣刚毅往督队，力攻之”，似较可凭信。
（二）火攻
6月16日，除大批团民外，守西华门之官兵亦至北堂，樊国梁称其“显然非来保护，乃来攻击耳”；至22日，北堂已“完全被围，与外间交通完全隔断”。近两个月的北堂围攻战中，有数拨义和团轮番上阵，其分属于不同坛口，以干字团居多，亦有名坎子团、黑团者，同时还有不少喇嘛、和尚加入了会攻。各团背景各异，流动性大，如车轮战换班攻打，西什库战场俨然成为来京挂号之团神力应验与否的试验场。某满员家住西什库附近，义和团曾在其宅设坛，见闻颇伙，其六月初四（6月30日）记：“本宅立义和团马号，设坛郑宅”；七月初二（7月28日）记：“有王姓，系团上人前来，告以看家之人，亦不可多，多则生事，并有眷属移往他处等语。当有坎字义和团攻打洋楼。”来攻各团多经庄王府调度，配备有一些简单武器，但主要进攻手段是纵火，所用干草、煤油等物由官府供应，亦有绅商助给大饼、馒头、咸菜等。
加入义和拳的清军士兵
关于北堂围困，周锡瑞认为“正规部队对这里的义和团帮助很少，义和团没有任何有效的进攻武器”。此说不尽确。事实上，北堂解围后就有外国人发现：“育婴堂北墙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军火库，存放着硫磺和其他一些制作火药的材料，中国人不停地使用这些材料来制造火药。”陈恒庆宅临近北堂，他记述官兵、团民合围情形：
予时服官京师，身在枪林弹雨中一月有奇，所寓（西四牌楼迤东西安门外）又近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
用干草蘸煤油，举火而进，是团民普遍采用的纵火方式，但迫于守军的快枪火力，很难成功。樊国梁记录了这样一幕：“法弁恩理偕十二人居墙穴间，拳匪一群携煤油火种来，欲种火于仁慈堂，恩理多方抵御，匪被杀数百人。”某满员相应也有记载，如“有干字团奋进楼举火，均被气枪所伤七名，武卫军伤毙哨官一名，大楼仍然不克，此真奇事”；“各团进队举火，干草蘸煤油进攻，未至楼下被洋人气枪伤毙十二名。当即撤队，火无成功。”关于团民伤亡数目，各说有所出入，但可确认的是，靠近纵火的确非常困难，由此造成的伤亡也很大；而且，纵火对教堂建筑破坏有限，当时被烧毁者更多为周边民房，有人观察到，“拳匪发怪声，纵火于堂南之民房，而不远出”。
放火不成，团民转用火龙、火箭、火药罐等火器发动远攻。据教堂记录，6月27日，“向大门发火箭，并以火油灌入火龙注射之”；28日，“拳匪于三百米突外向大门注射火油，堂中人出而猛攻之，杀其十人，余亟遁去，得回注火油之水龙二具……”。有团民用陶罐装药，点火绳后投向教堂，落地即燃。樊国梁7月7日记：“自晨四点半，拳匪向屋顶掷火药罐，历二时许始止。发火者二百五十余。堂中防火之具如水盆、水桶、钩杆、水龙无所不用，以故无一处被火延烧者。”另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自制火箭，其有专门发射台，尾部带有火种，“力大穿屋，如一炮弹”，可引起燃烧。教堂人员对其奇特形制印象深刻，留下不少细节的描述。
（三）大炮轰击
按教堂人员的记录，对围攻者多以“兵、匪”并称。实战中，官军在教堂四面开炮轰击，很少直接参与近距离的攻击；冲锋在前的主要还是团民，惟如前所述，其起初攻势甚猛，但很快趋弱。用李佳白（Gilbert Reid）的说法，“最开始的时候大约有六百名中国人以剑和梭为武器，但当清军用炮弹袭击的时候，这样的武器就毫无用处了”。他概述北堂遭炮轰的情形：
6月20日战争开始的那天，士兵出现了，并且从那之后成为主要力量。那天，他们持续炮轰，一发炮弹还直接涉射到教堂广场的主入口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冲向敌军并缴获了那门炮，这也成为他们在整个被困期间所拥有的唯一一门炮。因此这里所受的炮轰比使馆那里更早，也更为猛烈，攻打英国使馆的炮最多不超过三门，而北堂有三天的数量达到十四门，一般情况有四门炮，连续二十八天炮弹袭击不断，这比使馆所受到的袭击总数还多了四天。在这些天里总共发射有两千四百枚炮弹。
樊国梁逐日记录战况，对遭炮击次数有详细统计。现以6月22日为例，摘引如下：
炮弹之来，盖自东面，炮声不绝，堂中空无人。克虏伯炮十四尊不断发射最新式之弹，小柱花窗击为破碎。大堂前部受弹极多，钟楼碎，而白石十字屹立如前。三点半钟，攻击极烈，余等料死期至矣。五点钟余，一中国普通炮自离公门约三百米突处发一弹，碎一门扇。及林主教见如此凶险，即引四水兵，又三十教友放排枪后，一拥而出。虽敌人弹丸纷至，终夺炮而归……即此一日中匪发炮五百三十，堂中死男教友三人，女教友一人，以视匪等燃烧之火药，固不为多也。
以前论者言及北堂围攻，必以团民为当仁不让的主角，如谓“义和团为攻下北堂，在教堂四周设立了大炮阵地”，将炮击行为亦系其名下。然由武器性质判断，即可知显非团民所能为。清廷正式宣战后，官军加入对教堂的围攻，其中包括武卫中军、武卫后军（董福祥甘军）及载漪所辖之虎神营。
八国联军缴获的清军辎重，其中可见各种型号火炮和机枪
最初官军在正对北堂大门的甬道上设一炮车，因距离近、威胁大，引起教堂方面恐慌。前引文献均载洋兵冒险“夺炮”的事迹，复按王神父日记，对这一幕记录更详：
二十六日（6月22日），六点钟时正在堂前巡查，闻有枪子乱响。众人皆说这是甚事，因概未听见城门放枪故也。既而咕咚咕咚大炮打来，才知动了官兵了……后见前日打死拳匪之甬道上推来一辆炮车，亦向我公门开放。洋兵亦开枪向外攻打。后洋兵出公门外隐在前日所备之土堆后向外攻打，直打得官兵飞跑，把炮也丢在甬道上不管了。兵头看见甬道上无人，即招呼三十人同十名洋兵保护着外出，去抢此炮……此场官兵、拳匪死了有二百余人，洋兵一人未伤。因官兵东西对面相打，手不准的尽打了自己。
由此可知，守堂卫兵主动发起突击，从“官兵”手中缴获炮车；近距离作战中，清军表现可谓糟糕，人员、装备均大受损失。其后，清军实施中远程炮轰战术。樊国梁日记6月24日记：
晚四点余，有炮四尊置于堂北面之后库内，鞑兵照东面之防，所向大堂及堂内发炮横面射击，二信友中弹。
7月4日记
今晨兵匪攻使馆颇为剧烈。亭午时，见兵匪于皇城北部筑一大台，显系置炮之用，以便自背部攻我也，距堂约八百米突。
7月7日记：
六点钟，南面炮声大作，始则只发平常弹，堂中以排枪应之。堂中之炮已置之炮位间，亦发弹。官兵乃急易一克虏伯式炮，第一发开花弹飞来，适中炮手，势难抵御。一日间仁慈堂西部之屋皆被洞穿，且终日枪弹往来，各屋顶几无完全之处。攻击最烈之日，今日亦居其一。
7月10日记：
十点兵匪又来攻。北面之炮，相继发弹。两点余攻益甚，二大炮置于南面，大堂及公门受害甚多。
北堂邻居某满大员也记录下炮台搭建的经过：
初九日（7月5日），后门外西北角搭起炮台一座，毛家湾东口皇城墙炮台一座，周围枪台亦多。
十二日（7月8日），仍用大炮还环攻不克，另换大炮。惜薪司内大炮台一处，寺前有大炮台一处，大概四面攻打，克日成功。
十四日（7月10日），请来大铜炮名无敌大将军，炮身长一丈六尺，口二尺五寸，安放旃坛寺前，炮口朝西正打洋楼后房，惜薪司一尊亦同。柴花蓝一尊。四面有火炮，所有各处住户均以移出后门外云云。当日午后两点钟，开大炮。惜薪司开大炮，又放火箭，并虎神营快枪排枪，并同时四面炮声齐响，真一场恶战。至晚仍未攻克。
按“堂北面之后库”，即指紧邻仁慈堂之硝磺库。此外，东面旃坛寺前空地、南面惜薪司胡同口、西安门外城墙根，皇城西北角等处均设有炮台。炮型分多种，炮弹亦有“实弹”、“开花弹”、“中国弹”等名目，其中以克虏伯炮威力最巨。据统计，北堂围困期间受到的炮弹总数达2400余枚。炮轰致使钟楼楼顶坍塌，大堂顶部十字架也被打落，樊国梁卧室几次搬迁，又几次被毁，甚有“将卧榻上之枕头击碎”的险情发生。
（四）地雷轰炸
有研究者指出，“使堂内受到最大损失的，是义和团挖地道、埋地雷的战术。”从实效看，教堂方面最受打击的，先是炮轰，继以地雷，而这两者实际都是由清军主导的进攻。时人记载说：“端王以教堂不能下，愤甚；乃命工以木杆起四面炮台，请巨炮命大将军者，实铅弹如斗以攻之，弹着屋瓦不能透；复命挖地道，以棺实火药燃之，教堂毁去一屋，死教民数十人人，仍不能下，命四周掘地以陷之。”前述安设四面炮台，非官军不能办，而如此火力巨大的地雷，也非由官府提供不可。当然，挖地道、埋地雷的劳动主要由义和团负担。堂内有教士观察到，“拳匪数十人在皇城外挖地道，旁有官兵十数人，官人一名在彼歇息嗑茶……”团民受驱使而充当劳力，是埋雷战术的执行者。
团民配合官军，在东、西、北三边围墙外挖地道，向堂内深入，其中以北边进展最速；教堂方面听到动静后，也组织教徒挖壕沟，以为反制手段。据明恩溥记，“在不间断的进行攻击的六十天里，发生过四次中国人开挖地道进行的爆炸，中国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大规模挖掘地道。四次爆炸中有两次非常厉害，许多生命丧失。” 7月11日，地雷第一次炸响，爆炸地点为教堂北端的仁慈堂，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后，7月18日、8月12日、13日，又发生多次地雷爆炸。7月18日爆炸使得仁慈堂西部尽成灰烬，死25人，伤28人，死伤者多数为挖沟工人。8月12日那一次威力最为惊人，爆发处深达7米，直径达40米，仁慈堂东部几乎全被削平，数十间房屋被震塌，有5名意大利士兵及中国教民80多人被埋入土中。其时正值教堂弥撒仪式，有教友感觉“如天塌地裂，举目向北望去，只见烂泥碎瓦，直冲上天”。樊国梁事后犹庆幸，“婴儿及贞女皆在堂与弥撒，不然遇害者当过半矣”。
西什库教堂北侧巨大弹坑俯瞰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原载徐家宁：《中国最早的航拍》，《摄影世界》2010年第2期）
总的来讲，地雷轰炸对北堂的威胁和威慑都是最大的，而受害最大的，应属中国教民。李佳白统计了因地雷造成的人员损失，说：“所有的建筑上都留下了炮弹的痕迹，包括教堂本身，但最严重的还是火药爆炸。敌军引爆了在北角孤儿医院那里埋的地雷，结果一次就炸死了80人。总共死亡400人，其中120人是儿童。中国人的死亡主要是来自于地雷爆炸。”再有必要指出的是，地雷共爆炸四次，但埋入教堂下的一些地雷未被引爆，或引爆时没有爆炸，否则北堂的破坏将更加严重。又，笔者近见《摄影世界》杂志曾刊发一组有关庚子事变的老照片，系法国远征军侦察部队在战后用热气球航拍的京、津两地影像，其中有两张西什库教堂的全景俯拍照片非常珍贵，可直观地看到教堂及其附属建筑被严重损毁的情况，尤其北端仁慈堂位置上巨大的弹坑现场，可谓触目惊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官方支持，义和团如何能有大量火药制造如此规模的破坏？
四 为何始终未能攻下北堂？
（一）义和团的解释：“秽物镇压”、“冲破神术”
清军和团民围攻北堂逾两月，冲锋、纵火、枪击、炮轰均未奏效，并伴有大量人员伤亡。在义和团方面，一种普遍的解释是，教堂久攻不下因内有“秽物镇压”的缘故。关于此说有很多记载可以参照。如《某满员日记》：
义和团受伤者十余人，西什库洋楼大不易烧，内力阴人之物甚多，相传有孕妇开膛者。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西什库则虎神营与义和团合打，亦一月未攻开，则诡云：镇物太多，有光椗女人无数在楼上者云。
陈恒庆《清季野闻》：
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镇物，故咒不能灵。
仲芳氏《庚子记事》：
义和团每日换班攻打西什库，仅将四围群房烧拆数十间，大楼毫无伤损……团民云：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墙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既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西什库开仗，忽有赤身妇女走出，团民受伤者众，楼周围挂妇人皮，并各秽物，以致团民难以得胜，东交民巷亦用此法。
团民将无法顺利施展咒术焚烧教堂，归因于教民在教堂内令妇女裸露身体、贴人皮、涂人血、剖孕妇，以及从墙上挥动秽物之故。蒋竹山专文讨论过当时裸妇被视为保护洋炮、破除法术的主角，这与明末清初以阴门阵抗炮所隐含的观念相类似。作为污秽象征的女体有了厌胜力量，妇女成为团民所畏惧的对象，他们认为“红灯照”才能反制女性这种厌胜能力，即所谓“须待红灯照来时方可，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
义和团告白
红灯照以外，团民还搬来各路神仙“破法”。约在六月底七月初，北京出现来自新城县板家窝团首的揭帖：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京城内可遍为传晓。
另有记载，兵部尚书兼总署大臣启秀曾献计于端王，请五台山高僧普济来京会攻北堂。普济实有其人，惟并未出战。当时另有一僧号称五台山僧，骑马持刀往攻西什库教堂，结果中炮阵亡，亲见者如陈恒庆记此事颇详。
义和团对未能攻克北堂的理解，在今人看来，无疑属于怪力乱神一类，是没有说服力的“迷信”。比较有意思的是，被攻击的一方在庆幸教堂得以保全时，同样乞灵于超验的力量，在教堂人员日记中，屡见“这个地方受到了主的眷顾”、“幸仁慈圣母保佑之”、“苟非天主显迹保护，今日堂内当尽毁无余矣”等言辞。义和团和天主教会有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在北堂攻防战中立场对立，但两者的思路其实有近似处，所谓“迷信”，并非一方独享也。
（二）从教堂内部看“防守坚固”问题
按传统研究观点，围攻北堂的主力是义和团，之所以未能攻下，主要缘于教堂防守坚固。前揭张海鹏先生文章就坚持这种看法，他说：“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被攻击的一大原因。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据记载，西什库教堂内有法国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义和团于6月15日围攻教堂，由于教堂防卫坚固，始终未能攻下来。”查时杰论文总结了北堂长期受困下所以能苦撑待变的五点原因，包括（1）有组织严密的动员能力；（2）有处变不惊的坚定信仰；（3）有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4）未雨绸缪的充分准备；（5）有掌握变局的应变能力。这其中1、2、5主要从基督教组织和信仰的角度立论，较为虚悬，3、4则涉及北堂防卫实状，相对更具说服力。然而，针对以上观点向来不乏质疑声。网络上有一文章就颇具代表性，其中说道：“一座教堂，既不是日本鬼子的炮楼子，也不是国民党的碉堡，能有多么坚固？何况即使是炮楼或碉堡，也被大无畏的革命军队给攻下来了……从军事常识来说，40名武装人员守卫这么大的一片地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法抵御不了上万人的进攻。”这样出自直觉和常识的驳问，尽管缺乏论证，却相当有力。那么，实情是怎样的呢？
关于北堂受困期内部人数统计，现存几种说法，较难得到精确数据。可确认的基本事实是，当时外国人总数约计超过70人，其中40人为法国和意大利士兵，此外还有3000多名中国教民，其中妇女和儿童过半数。刘品一回忆堂内防卫情形：“教徒等在西什库周围墙根，挖有壕沟，杜截地雷，又有木板撘架，选青壮年执花枪时刻防守，发现团人爬墙，使枪刺下。法兵则荷枪实弹，坚守要塞。”法、意士兵无疑为战斗主力；神父、教士、修女负责协调，将中国教徒分组管理，并安排后勤；中国教徒中的男性也被动员起来，做搬土方、修工事、挖壕沟、轮班放哨等工作，必要时也会被推上战场，顶替战斗人员损失的缺口。
1901 年法国人的航拍照片，可以看出西什库教堂前根本无险可守
前述北堂实际不是单一建筑，而是有多幢建筑组成的区块，面积相当大。试想仅由几十人组成防线，势必捉襟见肘，很难多方兼顾。然而，同样有一事实不能忽视，那就是北堂区块所处的有利地势。如查时杰所分析的，北堂坐落在皇城西北角，其西面围墙，也就是皇城西城墙，高大结实，恰成良好屏障，减少了来自西边攻击的压力；北边虽非皇城北墙，而与西什库之“硝磺库”为邻，但空间有限，敌方在此不易架炮行近距离射击；又东边面临街道，但树木茂盛，故亦有利于守方。大体上言，北堂战场的地形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尽管正规守军仅40人，但在布防上还是占了便宜。中国教徒注意到，“法兵于西什库大门前侧各置枪眼六口，日夜警戒”。李佳白也指出：“在北堂反击的四十名外国人分别驻守在六个不同地方，这些地方的建筑工事修筑得更为坚固。法国人有两千发弹药，意大利则少些。只要其中一人死亡，一个中国人就会顶上，这小部分人必须夜以继日地站岗放哨，以便随时抵抗敌方的任何行动。”由于东、西、北三边的有力屏障，北堂可全力布阵于南边，无虞防守线的拉长而力分，而南端又有主教堂座的两高塔，可作制高点，控制周围情势。
当然，不利条件同样存在。战斗人员数量毕竟极少，武器装备也有限，“快枪40枝，各式洋枪七八枝，刀数柄，扎枪极木棍蒙以铁头者约500余枝，所有之器械只此而已”。教堂方面拥有的唯一一门炮，还是6月20日从清军手中夺来的。从攻守火力对比看，“四十枝步枪和一门炮要对付两千枝步枪和十几门炮”，明显是不均衡的。作战期间，教堂卫兵有严重减员，主要死于流弹和地雷，“有一半的意大利士兵、两位法国军官和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遭杀害，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因法军少尉亨利被打死，副主教林懋德被推选代理军官职务，继续抵抗。
从后勤状况看，也不容乐观。堂内囤积的食物够平日500多人用，但是现在要解决六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吃饭，就是个很大的难题了。至围攻后期，樊国梁最感棘手的就是粮食匮乏。他在8月5日写道：“枪也，炮也，皆可力拒，惟乏粮之患，拒之无方。近来最堪忧虑者食物问题耳。”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李佳白记：
最初中国人每人分到八盎司的食品，但到了后来只能减少到每天两盎司。人们都使出全身力气工作，但不久后就无法继续，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到最后就连谷壳、草和树叶的供应也只能维持几天了，在这样的情形下，继而和瘟疫随时都可能爆发。外国人过得稍微好些，因为保持他们的体力对于防卫是不可缺少的。
明恩溥记：
到最后，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吃，被围困者一天只能吃两盎司饭。而到救援军抵达时，甚至这一点饭也吃不到了，非战斗人员同意什么都不吃，把饭留给战斗人员。
从上述记载看，为优先确保外国人，中国教民做出了牺牲。围困后期，堂内剩余粮食及宰杀的骡马肉类，主要供给军人和教士，教民定额不足，便开始吃院内的树叶和草根，妇女小孩很多饿病而死。有人饥饿难耐，冒险外出寻食，被团民捉住，因此遇害者为数不少。王神父说：“教友因食不充饥，将院中树叶捋而食之，有私自出墙外寻菜为食者，睹之不胜伤心。”北堂被围期间总计死亡400余人，死于疾病和饥饿者远远超过被子弹射杀者，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如将北堂与使馆区对比，更见其后勤劣势。使馆区本身屯粮充裕，而且从周边区域陆续搜刮补充了大量物资；停战期间，总理衙门甚至还送去了蔬菜、白面、西瓜等慰问品。而北堂自6月15日被围，至8月16日解围，不仅中间没有过明显的停战迹象，而且受困时间比使馆要更长。另一不利情况是，使馆在7月中旬就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可靠消息，而北堂自6月21日后，始终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他们也多次试图对外建立联系，然均未成功。8月10日派出的一名信使，在赴使馆途中被团民抓获，遭砍首剥皮，置于离教堂围墙几码远的地方示众。明恩溥事后回忆说：
在北堂被围困的两个月中，敌人的攻击从来没有像对使馆的攻击那样有过中断，而且在折磨人的全部时间里，没有一名信使能够出去过，也没有任何外部的消息传进来。在使馆的半停战期间，那些被围困在北堂里的人由于不再听到枪炮的声音，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使馆已经被他们攻占。
（三）是攻不破，还是攻无力？
综前所述，北堂的地形较便于防御，守军布防也算得力，加之教堂建筑本身的坚固性，这些都是它得以固守的有利因素。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教堂在武器、后勤、情报诸方面都存在缺陷，长期坚守的条件并非充裕；而且，平情而论，攻方在军事力量上占上风，尤其是在教堂四周安设炮台后，火力优势明显是压倒式的。联军入京后，曾专门考察过清军筑造的临时炮台，明恩溥对此有过描述：
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人在皇城东南角精心修筑的攻击使馆和肃王府的炮台的建筑方式。这些炮台使用了很粗的松树树干，捆扎得很结实，支持着一个大约二十五英尺高的炮台，占地大约二十五乘二十英尺。每个炮台都有一个很长的坡道，用来把炮拖到炮位上。仔细数数，每个炮台至少需要七百根树干，这些炮安放在用两英寸的木板做成的坚固地板上。在城墙顶上挖出了一些窥孔，用一些三到十六英寸厚的铁板——显然是从电灯厂抢来的——制成的门，像防弹墙一样保护着这些孔眼不遭到来复枪的射击。这些工事中的任何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话，应该可以在两小时的炮击后将英国使馆和肃王府击垮，但是，除了围困的最后一夜以外，它们造成的破坏实际上非常的小。
可见炮台工事的修筑非常正规，规模可观。北堂周边炮台与之类似，明恩溥附记道：“这里宽敞的院子临近皇城的西墙，遭到一个和我们描述过的炮台类似的炮台的攻击，这个炮台位于城墙西北角，但是在城墙外面，进行攻击的还有一些发射来复枪的阵地，这些阵地距离北堂很近。”那为何持续炮轰，还是不能攻下教堂呢？当时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钱恂《金盖樵话》云：
匪攻北堂，可谓尽力。稚樵闻诸躬预其役者，曰日日发炮，亘四十日之久。一炮安放皇城西北角，一炮安放旃檀寺，而不能攻入。彼亦知堂内西兵不过数十名，问其何以力攻不入，则曰天耳。
洪寿山《时事志略》云：
西什库之南惜薪司口内，以杉木做架，设炮向北而轰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做架，设炮向南而轰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做架，设炮向西而轰之。西安门外北城根，亦以杉木做架，设抬抢向内而轰之。然四面攻击，月余而未溃。余风闻之，乃药力未足数耳。
关于炮轰失效，一则曰天命使然，固不足信，再则曰弹药不足之故，也无佐证。明恩溥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北堂受到了深重的炮击，但大多数炮弹都打得太高，没有产生多少作用。”这一解释其实代表了教堂内部人士的意见，可在他处得到印证。某满员日记多有对清军“空放大炮”的议论。樊国梁日记同样不乏相应记载，如6月24日记：
官兵隐于焚毁之屋后，自晨间向堂中发枪不可忆数，其枪皆最新式之快抢。至午时，炮声约三十余，只发实弹，为害亦微。
6月30日记：
十一点半炮犹未止，十二点极大炮弹在空中炸裂，未伤一人。炮弹、枪弹皆自东面飞来，逾一刻忽皆中止，不解何故。
7月7日记：
晚间开花弹易以中国弹，多数未炸裂，总数三百六十余，历时十二点钟。堂中仅被害一人，伤数人而已。
7月28日记：
十点许炮声又作……匪之炮弹似已缺乏，任何物质皆充炮弹，用石卵亦有之。
从弹药看，上文记录了“空炮”、不能炸响的“实弹”以及用“石卵”充当炮弹，这些未必因火药缺乏所致，应为进攻策略使然。从后果看，除了造成教堂建筑高层损坏外，并无太多实质成效，教堂外壁始终未能被炸穿，堂内人员伤亡也不大；反而是教堂附近的民房、铺户多受连累，常常被炮弹误伤，损失不菲。
西什库教堂俯瞰全景
清廷一度中止对使馆区进攻，同时对西什库的进攻策略也做过调整。七月初六日（7月30日）有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庸枪炮轰击。”同一天及其后初十日（8月4日），义和团两次用箭射入署名“干字团”的劝降书，令教民“出教投诚”、“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并警告“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擂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
至围攻后期，官军炮轰已减弱，义和团也极少主动出击。教堂中人察觉，“兵、匪攻堂亦不甚力”。据樊国梁8月4日日记：“四五日来日中甚安，惟夜间枪声仍极多。兵、拳匪知堂内困败已极，惟阻教友外出而已。”当时清军和团民的精力多用于挖地道、埋地雷，而针对目标主要是教民，在仁慈堂被炸成一片废墟后，有外人认为，“敌军的袭击目标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比较讽刺的是，教堂方面对“中国军队不敢进攻”印象深刻，并指出：“尽管敌军人数和装备都占优势，他们却不敢尝试袭击并进入教堂。法国士兵的射击相当精准，以至于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清军、太后以及她的幕僚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彻底毁灭中国的基督教力量，而后者除了自卫外根本就没有发射一颗子弹。”
随着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军对北堂的进攻又有所加强。8月10日，“南面大炮又向堂中发射，东面继之，只发五十余弹，炮发不甚佳”；11日，“发炮六十余，所谓炮弹者乃锅片、铁钉、残砖碎石等物耳”。北堂解围前数日，也是战况最混乱的时期。堂内人明显感到，“大炮四五处向我堂攻来，抬枪、洋枪、无烟枪、炸弹满天乱飞，火箭亦比前日更甚”；再细味其当时的评论——“若起首一如今日之利害，此堂早破十数矣”，则两个月来攻堂不力的情势甚明矣。
五 结语
自6月15日被围，至8月16日解围，北堂总共被围困了63天。通过上文略显冗繁的考证，笔者希望可以搞清楚这63天里几个基础事实：（1）6月15日起，团民开始围攻北堂，清朝宣布对外开战后，清军也参加了进攻，其中包括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及虎神营等。（2）在围攻过程中，有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起初发起集体冲锋遭重挫，后以纵火为主要进攻手段，所需物资则得自官府赞助。（3）清军在北堂四周设置了多个炮台，实施远程炮轰和来复枪射击，几乎不参加近距离攻击。（4）围攻后期，团民在官军驱使下挖掘地道、埋设地雷，给教堂建筑和人员造成不小损失。（5）北堂地形易守难攻，守军布防及教民组织亦较为得力，这是它能够长期坚守的有利条件，但在武器、后勤、情报诸方面都处在严重劣势，北堂之所以未被攻破，主要还在于进攻方未尽全力，不仅炮击偏离目标，清军也从未尝试近距离攻坚。（6）造成教堂方面人员伤亡的，主要是流弹和地雷，而非正面战斗，另外有大量中国教徒死于饥饿和疾病。关于这场战争的既有研究，往往赋予义和团特殊的地位，其实返回历史现场来看，它的作为有待重新估量。在北堂围困期间，庄王府曾经下令：“后门不许义和团出，外城不准义和团出入，只许围攻西什库，不得擅离汛地。”与之同时，教堂人员亦目睹了清军逼令义和团民冲锋的一幕：“官兵在后不令拳匪后退，亦开枪向拳匪攻打，匪徒死者无数，到底不敢前来……”这一幕提示我们，历史的画面远远不会有那条如果可以找出来的历史的主线那样清晰。团民总是沉默的一群人，无论生前或身后，想替他们发声的现代人，不必急于扬之入天，或抑之入地。史实的重建只是寻求解释的第一步，却是无法轻易迈过的一步。本文便是这样一次小的尝试。
（原刊于《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内容略有改订，篇幅所限，删去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