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密诏”杀杨说质疑》之质疑
作者：周衍发
最近，奚椿年先生发表了《杨秀清有过“逼封万岁”的事吗》、《洪秀全“密诏”杀杨说质疑》两篇文章（《江海学刊》1987年第1期，1988年第1期。），认为杨秀清没有逼封万岁，洪秀全也没有密诏杀杨，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
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历史事实
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有过大量的历史记载，这些历史资料的真实性是否定不了的。
史料之一：《石达开自述》载：“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太平天国》第4册第704页。）。另，清咸丰同治年间上海人毛祥麟的《三略江编》原稿本中《石达开自述》载：“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方诗铭：《记新本〈石达开自述〉》，《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期。）《李秀成自述》载”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怨积多，聚成患害，积怨仇深，东、北、翼三人同心一怒于东，后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二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杀尊，后北与翼计杀东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领袖，曾介入过“天京事变”，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后期最高级将领，他们在分别七、八年后，各在四川、江苏竟然说出同样的结论，是偶然的巧合吗？不是的，他们凭着各自的重要地位，可以直接了解事件的真相，当然不会去听信“妖”制造出的“传言。”虽然石达开并没有讲“逼封”的事，但封杨秀清为万岁，这是共同的结论。从洪秀全的刚烈的性格来讲，李秀成之说应更合情理。据历史记载：石达开、李秀成对洪秀全、杨秀清二人的看法比较客观，并无大的偏见，因此，史料的价值比较高。
史料之二：杨秀清在1856年8月军事全盛时期，权势欲进一步膨胀，对自己的“九千岁”不满足，又借天父下凡，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来。《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天父”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被逼无奈，只得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更进一步：“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秀全回答：“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太平天国》第4册第702页。）《金陵杂记》说洪秀全答应“愿即加封。”（《太平天国》第4册第604页。）《中兴别记》记：“东王生日时晋封号”。王韬《瓮牖余谈》、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记载：“二哥当称万万岁。”《乙丙日记》、《洪逆颠未记》等亦有同类记载。
史料之三：清朝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香港《中国之友》副刊载目击者肯能口述记录——《镇江与南京》、美国人麦高文写的《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等都肯定了“逼封”和“密诏”的事实。
上引“逼封”、“密诏”的史料均是时人耳闻目睹，有的记载系作者亲身经历。并为太平天国本身大量的文件资料所证实。
奚椿年先生以王庆成先生在英国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中1856年8月9日天父下凡诏书未提杨秀清“逼封”和《金陵续记》、《金陵省难纪略》、《李秀成自述》均说洪秀全这天是去东王府封东王为万岁为理由，认为《李秀成自述》等书所记“均是与事实不合的。”
为了说明问题，现将《天父天兄圣旨》中有关内容引用如下：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煷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
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日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
天父回天。”（《天父天兄圣旨》影印本。）查《金陵续记》仅记其逼封万岁的时间为咸丰六年七月，并没有具体指哪一天。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和《李秀成自述》仅谈到逼封万岁的事，但连哪一年、月都没有记载，怎么知道这三方记载，就是指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发生的呢？奚文既然对以上三份史料的内容加以否定，那么，怎么就对史料中谈到的时间问题，就确定无疑呢？
《天父天兄圣旨》载六年七月初九日发生的事件是最后的记载，作为资料本身是不完整的，我们不能排斥“逼封万岁”事件在以后时间发生而没有记载。况且这份文件是太平天国庚中十年重印，洪秀全是否修改过，就不得而知了。
《中兴别记》第28卷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二日（1856年8月22日）条记载着东王要天王以天父意旨当称万岁，天王怯其势，佯喜见之，约期八月十七日（9月15日）于东王生日晋封号，而密诏北王翼王共诛之。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郭廷以对这个时间持怀疑态度，认为逼封时间离1856年9月2日这个杀扬秀清的日子太近，韦昌辉赶不回天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估计应是在1856年8月上旬左右逼封的。而《天父天兄圣旨》讳之，没有记载。但有关东王生日正式晋封号的时间，已为众多的史实所证明。这就解决了奚文提出的“杨未以‘万岁’自居”的原因，因为杨还未到其生日正式晋封时已被杀，并不能以此证明，杨没有“逼封万岁”的事。
“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对立面的结构
奚文中提出了领导集团内部对立面的结构问题，这是个观察“天京事变”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
奚椿年先生将“天京事变”的矛盾结构看为韦昌辉同杨秀清的矛盾。洪秀全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而韦、杨的矛盾，全部归罪于韦昌辉。为此，说杨秀清“光明磊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始终把自己置于洪的领导之下”，“杨是忠于洪秀全的领导的，而洪也对杨挺满意，一再表示他与杨关系‘顶好’。”为了全部肯定杨秀清，甚至把李秀成说的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的客观评价认为是因杨功劳显著，影响过大，引人猜忌而产生“杏下整冠”，“瓜田纳履”之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韦杀杨这个历史现象，其核心是反映了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韦、杨之间的矛盾是随着洪、杨的矛盾而展开的。洪秀全、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是一派，真正的孤立者是杨秀清。杨秀清虽然拥有重兵，掌握太平天国军政实权，因为孤立、骄横而身败名裂。
洪、杨矛盾在太平天国文件中早有反映。《天父下诏书》（二）载：1853年12月24日（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公然借天父下凡，怒责天王杖责女官等事（《天父天兄圣旨》影印本。）。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天父下凡至金龙殿，责洪秀全“前诏有错”，说：“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宫内事不必拘执。媳来候母，孝敬之道亡。尔诏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何必如是过执乎？……凡事若想不到，宜与尔清第商酌为可。”在此前几乎每一个月有一次天父下凡对洪秀全的干预，看起来似为闹剧、实则使洪秀全名位扫地。《天父天兄圣旨》载：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年）六月初九日，天父劳心下凡。降圣旨曰：“洪仁达……销押东牢。”（《太平天国》第3册第791页。）虽未载明原因，但明显的是将矛头指向洪秀全。
杨同韦、石、秦、陈的矛盾加剧反映了杨同洪的矛盾的激化。曾负责刑部事务的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因处理秦日纲、杨秀清部下之间的矛盾问题被杨秀清革去侯爵和参护李凤先因在路上不慎冲撞了东殿兵部尚书而被处死引起各王对杨的不满等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韦、石、秦、陈在洪、杨矛盾中，始终站在洪秀全这边。秦日纲、韦昌辉和洪的关系密切均已为人所知。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晨：“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煷朕城矣。未有救矣。”（《天父天兄圣旨》影印本。）杨秀清已称秦、陈为“帮妖”，视其为敌人。已酉年（1849年）十二月十九日，洪秀全与天兄对话：“帮妖便妖。”可见，秦、陈在杨秀清眼里已完全成了敌人。杨秀清虽然没有认为韦昌辉是帮妖，但在丙辰六年（1856年）三月初五日，天父下凡，杖责韦正四十，其错误“有时不知朕下凡”。陈承瑢过去被有些史学家认为是杨秀清的亲信，因他叛杨向洪秀全泄密引起了“天京事变”，《天父天兄圣旨》的发现说明了陈承瑢不是杨的亲信，更谈不上告密的问题。在七月初九，天父对秦日纲、陈承瑢作了“帮妖”的结论后，接着对“朝内诸臣”说“未齐敬、拜帝真神”。这样，杨秀清又把很多将领、官员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使自己更加孤立。18天后，“天京事变”发生，杨秀清的生命也就结束。
奚文为了说明韦擅杀杨的观点，仅引用《贼情汇纂》中韦昌辉“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但没有接着引用“故杨贼加意防范”，韦昌辉“事杨惟谨”（《贼情汇纂》，引自《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其实，《贼情汇纂》中《杨秀清传》也明确指出：“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贼情汇纂》作者张德坚是打入太平天国内部的清政府密探，他搜集了大量的太平天国的文件、报告，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了这部书。因此，他关于韦、杨关系所提供的史料是可信的。
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则必然会造成“内讧”。正如李秀成所说：“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指韦、石、秦）积怨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冀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应该说，东王不“逼封”万岁，就不会在当时发生“天京事变”。
杨秀清是洪秀全密令韦昌辉杀的
奚文指出洪秀全“密诏”杀杨是韦昌辉捏造，指出清方档案及张汝南、谢介鹤、李圭、汪士铎、涤浮道人记载不可靠。“密诏”是不存在的。
我认为局限于讨论有没有“密诏”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的。既然是“密诏”，那必然是绝密大事，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不仅知道它的人少，且用完后即被毁掉，保留下来的可能性极小。当然也会有伪造、捏造的。这需要根据历史进程的事实来考察。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颁发的两道“密诏”是否是伪作，官司一直打到现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奚文中的另一观点是两江总督怡良、胡林翼、汪士铎指的洪秀全令韦杀杨是听外国人肯能说的，但肯能又是不知情的，所以上面的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肯能是外国人，上海，香港在用外文发表其“目击”记时，怡良、胡林翼、汪士铎也发表了看法。而且，张汝南、谢介鹤、李圭、汪士铎等人都在太平天国军营与机关中生活工作过，对天朝军政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热衷于搜集天国的各方面情报，也是为了潜伏时期完成后报效清王朝，应该说他们得到的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不会随意听从肯能的意见。且当时他们也很难知道肯能的报道。
奚文认为《石达开自述》中谈到借韦之手去杀杨是舞台之剧。这里，就完全轻视了洪秀全是一位玩弄权术的人。当然，也不能否认杨秀清僭位的错误。
我们从奚文中看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关系较好，互相尊重，杨同石、秦矛盾不大。那么奸险的韦昌辉，一个见到洪、杨都要发抖的人，在外无策划，内无一人接应之下，竟然带着区区三千人昼夜兼程去杀握有数万重兵及军权的杨秀清，这不是飞蛾投火么？况且至“天京事变”前，韦在江西打了败仗。据《金陵省难纪略》云：“东贼令，凡伪官率众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太平天国调兵遣将都有严格规定，高级将领的调动必须通过天王、东王，任意擅自伪造指令是进不了南京城的。背着天王而不走漏风声地去杀杨，这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刚离开天京去丹阳的燕王秦日纲，几乎同时与韦昌辉回到天京，很快参加韦昌辉的行列进行诛杨活动，是秦日纲糊涂吗？或者也伪造“密诏”吗？他们同时回京，是偶然的巧合吗？秦日纲同时与韦回京的行动，正好旁证了洪秀全也给了他和韦同样的命令。
奚文还提出洪秀全怎能将此等秘密之事偏偏“密诏”秦日纲，这个由“妖”而免杀，由免杀而为“奴”，由“奴”而被杨“恩复原职”的人去完成呢？但这里作者忽视了秦变“妖”是杨定的，后来“恩复原职”也难以使秦、杨矛盾和解。洪秀全并未承认秦是“妖”，是“奴”，调秦日纲回天京不可能是杨而是洪。杨不会调秦日纲回来杀自己，当然对韦昌辉更不可能作出此举动。
1856年9月韦昌辉在天京杀杨秀清后，如果象奚文所说杀杨“密诏”为韦昌辉捏造，违抗洪秀全意的，那么，身为天王的洪秀全应该立即处死韦昌辉，但洪秀全干了些什么呢？据《金陵杂记》云：9月2日之后，杨秀清的亲信东殿尚书傅学贤与杨秀清族兄杨某会合率众，“自峨嵋岭扎营至虎贲仓，洪逆与韦逆亦扎营于小茔大行宫一带，闭城月余，互相自杀，韦初小挫，随后东党告衰，计在内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人。”（《太平天国》第8册，第644页。）这条材料的作者是目击者，不应有误。洪秀全在杀杨秀清后，竞下令给远在安庆的殿右回检点张朝爵把杨秀清之兄并杨姓三人无故杀害，以除后患。洪还下诏宣称杨秀清为“东孽”（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第145页。）。这三件事实充分说明，韦杀杨后，洪秀全并没有反对，而是配合了韦昌辉的军事行动，直接参与了这场极为残暴的大屠杀。韦昌辉说：“天王有诏诛秀清谋逆僭号，众共殛之。”
奚文认为洪秀全将杨的死难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还要天国臣民“代代莫须忘”；同时又追封杨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东王”，还把自己的第五子过继给杨，并封为“幼东王”等等，都是杨并非死于洪之“密诏”的论据。这观点郭廷以也早就提出过。其实，这些都是洪秀全被迫采取的措施，从而来掩盖由于他支持韦进行大屠杀而造成的恶果，同时也是洪秀全为了解救由于“天京事变”而出现的人心涣散的危机，从而缓和内部矛盾。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开创人之一，功劳显著，才能出众，他那“智虑精洋，防维周密”、“军令严整、赏罚分明”以及代天父传言人的形象，使其成为太平天国的神话人物，恢复他的名誉，就可以鼓舞群众，振奋精神。洪秀全玩弄了权术，所以，事发3年后至1859年，他迫不得已才恢复了对杨的尊称。他对石达开亦这样，一方面在群众压力下，让他主持朝政，另一方面又排斥他，甚至想加害于他。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样出尔反尔的事太多了。所以，当洪秀全杀韦昌辉时，韦大怒说：“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太平天国》第7册，第670页。）这是对洪秀全真面目的最好刻画。
“天京事变”是从杨秀清“逼封”万岁为开始，进而洪秀全“密诏”杀杨处置不当，又发展为韦昌辉乘机扩大事端，最后导致石达开不顾大局而分裂出走的结局。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必然结果。这种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同时随着胜利产生的骄傲情绪而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的信》，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199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