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为一整体的学问，应在全面关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治学的必由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通，可是研究的起步较晚，结论过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偏狭，往往由专门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膜。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1]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出人，结果货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蔽之曰旧而追求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
一、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受“科学”即是分科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泛化的误导影响，近人治史，好用归纳或与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因为，1.历史事件均为单体，绝无可能重复发生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有的看似相近甚至相同，其实千差万别，所谓形似而实不同，除非削足适履，无法归纳。受欧洲基督教神学一元化观念、进化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和社会科学求同取向的影响，以为讲究规律是排列近似性，实为一大误解。2.所有个别事件相互之间存在着无限延伸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历史的规律，即体现于史事的无限联系之中。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合联缀，讲究由时间空间规定的相关性。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征实，错误的联接有时也居然可证。3.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或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无论怎样详尽的记述，也不可能完整覆盖全部史事的各个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层垒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相对简单，其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好疑者误以为尽是有意作伪，善读者则从伪书中可见真材料。有鉴于上述，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地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因此，治史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此法随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脉相承。在此之上，可以千变万化，在此之下，主要还是如何入门的问题。
治史不宜归纳，本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高难问题。1935年傅斯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即称：“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所谓‘天命’（庞加赉，HenriPoincare，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使科学得以发展），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据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没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动只得一个个、一件件叙说。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谈不定的。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2]1942年10月11日，他复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有的放矢地强调：“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3]一般平行比较研究者，每每喜欢求同，落入隔义附会的俗套。而史学的比较研究，因缘事实联系，更加着重于见异。这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一律及连贯。
近代学人当中，梁启超最好讲归纳法，自清季以来，不仅一直认为归纳是近代西洋科学方法的核心，而且判定清代考据学所长亦在于善用归纳法。可是到了1923年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态度逆转。他自我反省，首先即讨论“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表示：“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4]并由此怀疑历史可以因果律来求。
梁启超的转变，缘于他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的著作，受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从来好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这一次的转变也有几分轻率。史学不宜用归纳法求同，并非自由意志论者的独见，而整理史料同样不宜归纳，历史的整体性更不应由直觉得来。梁启超想不清楚的问题，循着历史哲学之道，大概永远不可能研究成熟，更找不到答案。反倒是后来傅斯年由比较不同史料而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认识，将求真与寻求史事普遍的内在联系有机结合，远胜于梁启超的看法。[5]杨联陞认为钱锺书著《管锥编》若在见异处再多著笔，可能更富于启发，即基于人事不会完全重合的史家之见。
傅斯年、梁启超的说法在倡导社会科学影响史学的学人或许难以接受。清季以来，不仅许多史家曾经受过社会科学的影响，整个史学研究也有社会科学影响与日俱增之势。戊戌时因《时务报》等事一度反目成仇的章太炎，1902年因为读各种社会学书而欲重修《中国通志》，引抱有相同志趣的梁启超为同道。所订计划，除以纪传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之外，就是以典志“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6]而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认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辩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7]后来唐德刚还指胡适其实不懂科学也就是社会科学，所以方法只是符合科学而并非科学，整理国故因而不能得法。[8]
限于材料，群体的历史以类像方式处理，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道理。而但凡归类，都要一定限度的求同不存异，所以异的存在不断挑战类的合理性。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一方面延续由精英而大众的取向，一方面则由群体而个案，以小人物的视角故事颠覆精英和群体的历史叙述。只是必须显示所选人物与群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关系，才能呈现意义，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要将这样的历史轨迹解释为学术发展的与时俱进，似嫌简单，因为这一时期的学人往往呈现年轻时好趋新，读书愈多则反而守成的现象。其实归纳之所以被视为科学方法的核心，正是因为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进步。对此陈寅恪曾经批评新派留学生的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9]，并借着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机缘，针对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感叹道：“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0]在他看来，理想的整理国故应是“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11]，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谈何容易。
历史是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因而通历来是史家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分科治学已成笼罩性趋向，有识之士仍以求通为目的，分乃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走向通的必经阶段。后来则以专攻为独门，浑然一体的学问被划成彼此分离的条块。久而久之，不仅各科之间相互隔绝，每科内部也日益细碎。以史学而论，近代学人重写历史，以及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能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视为通史之一体，[12]后来则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谓断代、专门、国别史，本来是贯通历史必备的条件基础，扬之则附庸蔚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尤其近现代史，虽然已是断代之一部，还要进一步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这种割据分封的专家之学，看似占山为王，转换角度和准则，其实就是落草为寇。
不通不仅不能揭示和把握历史整体的渊源大势及内在联系，甚至无法恰当研究具体的历史。治史首先应回到历史现场，以汉还汉，由求其古而致求其是。否则，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以后来间架先入为主，无非对历史想当然的看法，还谈不上认识，亦不是事实，至于古人的本意，更加无从谈起。研究单位再小，解释一字即作一部中国文化史，也非贯通不能奏功。所以，任何具体人事，都要置于历史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脉络之中，才有可能认识得当。也就是说，在体的观照下，安放点、条理线和展示面，以求得其所哉。[13]只有成竹在胸，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象。
要达到通的境界，还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大而全也许只是庞杂的变形。教科书与通史，形式上似乎通括，未必真能提纲挈领，条贯所有史事。若以主观裁剪史实，即使面面俱到，不仅流于宽泛表浅，而且极易陷入愈有条理，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
作为断代的近现代史，要想贯通无碍，尤其需要通的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还要沟通中外。所谓通史，一是与断代史相对的纵贯古今的通史，一是与专史相对的横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门类的通史。[14]形式上的通相对容易，至于对史事内在联系的贯通，需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15]，要求学人具有很高的见识功力。近代中国在清代集历代之大成的基础上经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看似一脉相承，实际上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在与知识制度相关的思想学术、典章体制等观念行事方面，都要由古至今，自外而内地了解把握渊源流变，才能条理通贯。而专家之学背后如果没有通识，其叠加并不能够打通各个部分，即使通史，也难免出现合而不同的尴尬。当年钱穆即批评北京大学中国通史课由多人分授，实增听课学生之不通，因而奋力要求独任全部。可是其时能够独力胜任中国通史一门而愉快者，已经难得其选。[16]
近代学人得清代学术梳理历代学问的余荫（当然也有其偏蔽的负面影响），兼受西洋学术新风的熏染，名家辈出，但也并非如今人所说，大师成群结队，个个学贯中西。能够沟通古今，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已经难能可贵，要想兼通中外，只能相对而言。或者指陈寅恪未必通西学，整体而言固然，可是要说陈寅恪是近代中国学人中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恐怕也是不二人选（详情另文申论）。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的杂志之学。[17]所以后来章、王等人绝口不谈西学，梁和钱继续谈而显拙。西学稍好的严复和辜鸿铭，中学功底太差，后虽恶补，难臻化境，而且其西学也只是较当时国人的理解深入而已，距离通还相去甚远。胡适的输入新知在学衡派看来粗浅谬误，其中学在章太炎看来则是游谈无根。这并非贬低前贤，只是说明兼通中外实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除了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少数“支那学”者，以了解中国的水准远在国人了解外国之上的东西各国人士，试问有谁敢自诩贯通中学？何况中国一统，西洋分立，难易程度相去何止道里计。
以贯通的眼光，则宏观与微观并无分际，考史与史学相辅相成，史料与史观互为表里。所谓宏观，若非贯通而来，非妄断即臆说。若以讲宋学，做汉学的态度，识一字可以成活一片，一句话可以体现通，否则开口便错，句句绽论，包罗万象（无论纵横）也许不过大杂烩。高明者一语中的，而长篇大论却是门外文谈。
二、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局限
以贯通为准则，今日的分科教学与治学大抵反其道而行之。韩愈指为师须授业、解惑、明道。金毓黻认为，小学教师可以授业，中学教师能够解惑，大学教师则须明道。明道本指道统，在清季尤其是五四以来反传统和反正统取向的背景下，备受质疑和批判。而据陈寅恪《论韩愈》：明道即“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因为“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18]。如此解读，明道实则讲求学问系统及其分支的渊源流变。求学之道在于问学，为师的作用在于明道，学海无涯，为师不仅要指示读书治学的一般轨则，更须具体指点学问整体和各个部分的源流。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即因为“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清代整理历代学术，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19]历代学术经过清人依据清代意识的条理和谱系化，固然添加了清人的时代意见，却也指引了门径和途则。尤其是清代学风受顾炎武等人的影响，反对讲学[20]，后来者一书在手，不啻于获得读书的钥匙，可以自学成才。所谓指点迷津，金针度人，此之谓也。在分科教学与专门治学的时代，学人能够把握一科甚至一专门的传授渊源，已经难能可贵，大学为师要明了学问整体和所有部分渊源流变的脉络，谈何容易？若是乱发横通之论，非但不能显示博与通，反而见其隘和陋。乱教书误人子弟，乱讲学误导众生，罪莫大焉。虽然二国手门下可出大国手，但小师不可能培养出大师，不通之人教不出通才。求通乃取法乎上，本非人人可以企及，在分科治学的取向下，学术进入侏儒时代，尤其难以达到通的境界。专家之学纵横均已隔断，以之教通识，而且妄谈教出大师通儒，恰如陈寅恪批评马建忠：“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21]以钱玄同、章太炎等人论读经和鲁迅、郭沫若等人谈国学的态度，无论配不配和算不算，至少还有能不能的问题。否则，势必良材雕成朽木，将人教到无法再教的程度，何况出通儒？
历史本事、相关记述和后来著史，彼此联系，又各自不同，而分际模糊，容易混淆，况且著史还有层累叠加的问题。今日学人的知识系统，多由学校教育而来。大学教育，尤其研究生阶段，为治学基础，所谓教书好比扶醉汉，扶得东来又西倒，教师若未得道，自己仿佛醉汉，如何能扶学生行于正道？今日所教所学，大都是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得一套支离破碎的后设系统，而不能探索书中有学的门径。套用前贤的意思，即虽有统系而由附会。所有系统，均由后人归纳，可以表明编制者的看法，不可以简单地当做所指时代的事实。前贤所谓以汉还汉，也只是汉代人对先秦思想各不相同的认识。分科教学的各种科目，大都后出外来观念使然，不仅将原来浑然一体的历史肢解成相互脱离的部分，而且扭曲变形，或化有为无（如经学），或无中生有（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各种专史等），或名同而实异（如文学、“经济”学等）。如张荫麟所说：“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22]分科治学从无到有（而非学科转型），导致中国学术系统全然改观，起点立意一错，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想解读历史文化得当，无异于缘木求鱼。
先天严重不足，后天又不得弥补，教学体制所限，听完照本宣科的讲授之后，紧接着就进入专题研究阶段，未经放眼读书的必须过程，做什么即只看什么，难免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由于没有读过基本书，不知学问的渊源脉络，不能把握学问的整体，也不知在整体的观照下做学问，分科学习种下的偏蔽祸根，在专门治学中不断发酵膨胀。学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形相当普遍，如果再将视野遮蔽，左右不顾，很难有超越的胸怀，对久远复杂的历史产生深刻认识。研究领域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起于晚清的分科治学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不仅胡适，此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其学术生涯也都分别经历过套用西洋系统（包括由东洋转手而来）的阶段。只不过对西洋系统的了解不够系统，而所受中国学问的熏陶相对较深，所以不如后来者彻底而已。可是用分科的观念看待史料史事，难免强分疆界，隔义附会。而缩短战线、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虽然有利于穷尽材料，却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所以高明者治专题而不以专家自许，目的仍在贯通。后来学人读书治学，一生固守一隅，不仅自得，且以授徒，导致学问支离破碎，失去整体性，其所治窄而深的局部研究乃至对于学问的见识判断也渐趋扭曲变形。具体表现为：
其一，不温故而欲知新。“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23]。所谓于本源处登高入深，才能开阔方面。若连前人的大体和已知尚未把握，却急于超越，所谓创新，充其量不过瞎猫捕死鼠，甚至是无知者无畏的自曝其短。
其二，不能把握整体与具体的关系。迫于史料史事头绪纷繁而缩小范围，专门之学日趋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知具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也难以拿捏得当。若无大局整体，横切竖斩，未必深入核心，很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为树林。[24]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水准。若无高明领军，难免等而下之。而学人又不甘于局部边缘，贯通无力，却好以各种名义将局部放大为整体，或用其偏见看待评判其他学问。因为不知高下，所以自视甚高，身陷其中，而不觉偏蔽，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则片面解读陈寅恪预流之意，以竞逐江湖胜流而趋时，以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趋。近年来有一日趋明显的现象，由专家之学成名的海内外学人，即使号称严谨的日本学人，稍有抱负者，晚年也察觉到一味专门的局限，而往往好谈宏观整体。只是由专门而来的宏论，固然间有孔见，却容易误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以局部为整体，如同盲人摸象；从局部看整体，容易看朱成碧；由局部求通论，则势必强人以就我。
其三，不能分别历史本相、前人本意与后来认识，所研究的问题，因缘所学分科知识和治学眼界而来，符合后来的界域，不合当日的实情本意，不会将主观努力体现于重现历史的过程之中，一味以己意揣度古人，既不见古人面，亦不知古人心。所谓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通是中外史学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只是人力有限，难以掌握驾驭无涯的知识，才有分科分段分类治学。治史划分过窄，各守一隅，窄而深的努力往往流于隘而陋的积习。现有解决之道，一是集众的分工合作，可是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未必能化解由此而来的偏蔽而致兼通，要想实现聚集而非凑合，诚非易事。二是跨学科，提倡跨学科旨在打破分界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实际进行则有取径各异的四种类型，一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史学。二是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运用各自的资源和方法，优势互补，共同解决重大难题。三是将各学科的相关研究重新归类组合。四是借跨学科之名凸显个人感兴趣的方向或主题。迄今为止的跨学科，多为拼凑和放大。由断代、专门而来的各种学和史，看似跨学科，实则大都畛域自囿，未能将史学基本方法运用得当，甚至不能体会其中奥妙，以别科的陈说，为趋时的新解，自成小圈子的学问。等而下之者，成为趋易避难的取巧捷径，不过造成一二转瞬即逝的新名词而已。
三、放眼读书与执简驭繁
要想克服偏蔽，通贯整体，根本之道，还是要做足史学的基础功夫，不要轻易奢谈超越，妄论创新。读书治学，温故而后才能知新，因此述而不作，为己之后为人，仍是难以逾越的重要轨则。概言之，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材料。
所谓不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问题，尽量不受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不以分科的眼光看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来的成见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不无矛盾，很难在学习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此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其次，读书要虚怀若谷，力求理解前人通篇的本意，不要先入为主，断章取义，隔义附会。若存了前人无本意，不可求的成见，读书再多，也犹如“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25]。其三，要由书见人，知人而解书，把握各人行事著述的习惯风格，揣摩其人其学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所属时代风尚与人的做派、学的趋向的相关性以及前后变异，理解书的本意不仅以学为断，更以人为判。中国文化素重伦理政治，罕有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思想学说，均有具体的时空人等相关因素，必须使知人与解书相辅相成，才能领悟本意。对不同的书解读要因人而异，若一概而论，则势必肤浅外在。高明著述，心中或显或隐的对象往往不止一重，若不能层层揭出，设法领悟，读懂本意，便是空话。如陈寅恪所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26]这对于但凭己意直面文本而欲求其是的高论妄言，可谓当头棒喝。
清代以来，史料大幅度扩张，图书、档案、报刊、民间文书、影像资料和口述史料等等，每一项均超过此前历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加上各种文献不仅数量庞大，形式内容多样，而且大都未经过认真解读。而晚近史料史事繁杂，各种可能性激增，大量今典本事，解读起来较古籍更加困难。所谓放眼读书，如何实现？面对既读不完也读不懂的现实，在专精与博通的权衡取舍之间，学人往往倾向于前者，连陈垣等详于文献的老师宿儒也主张缩短战线。本来缩短是由于人力所不及，不得已而为之，相沿成习，居然演变为成名捷径。抢占制高点之说，成为代代相传的经验之谈。可是开头即局限一隅，不仅必然偏，而且容易错。断代分门别类的小圈子自成一格，日积月累，形成集体无意识，不能察觉偏蔽所在，更无法探寻根源和解决之道，反而不断强化自欺欺人的行规。
学问的形成及其传衍，自有其脉络。因此文献数量再大，也并非无法可读。中国历代典籍，在世界或可称最，而善读者30岁以后即无书可读。反之，面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文献材料，则终生如牛负重，只能望洋兴叹，临歧而返。昔人读书由目录入手，与明道相关。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将目录简单地当作簿记索引看，而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旨在：1、略知门径，循序渐进，以求登堂入室。2、把握学问的整体及其来龙去脉。3、可知全系统与各部分的关系。4、可辨主干与枝蔓，读大书即基本书，以求执简御繁。前人法古尊圣，以学问为天下公器，读书治学，为己之后为人，著书大都述而不作，相互援引，并不注明，也不视为抄袭。只要认真读完基本书，其余犹如风卷残云一般。反倒是宋儒和明末清初诸名士，深受佛教和耶稣会士的影响，却要取珠还椟，以免用夷变夏；清季西学东学相继涌入，与中学相互参杂，发生变异。如此，必须沟通域外，由文本而语境，比较解读，才能得其头绪，具有统系且不涉附会。
各种学问均有基本典籍，熟读大书，又知渊源流变，即可执简御繁。蒙文通认为：“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27]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的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返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28]
古人识字与背书相辅相成，不仅识字快，而且记诵深，循序渐进，终生受用。若有家学渊源，更是锦上添花。所以老辈学人过目成诵者不乏其人，又能相对地贯通各层面。清季改行新式学堂教育，即使所谓“私塾”，也比照学堂，大加改良，基本典籍不再是一定阶段识字讲书的凭借。缺了童子功，单靠后天弥补，往往事倍功半。此事因为近代西学新知膨胀，不得不然，而各种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或许可以提供权通的办法。只是技术的发达不仅不能取代读书，反而更要讲究读书，否则一味仰仗技术进步，容易走火入魔，有害无益。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材料，首先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而要读书以发现问题。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使用各种索引十分必要，但仅仅通过索引找材料，相当危险。以检索关键词的方式看资料更加危险。其次，所要发现的不是书的问题，而是应该研究的事实问题。其三，不仅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要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其四，应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某个点。面对系统混乱的庞大史料，研究者很难做到胸有成竹。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并且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关联范围，也就难以把握主题的史料边际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找不到材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
看得到之外，更重要的是读得懂。治近现代史阅读相关文献，大都非借助预设的架构观念，无法看懂本来和整体的意思。因此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填充作注，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重现史事的发生及其演化。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愈少。因为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文章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决不可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史。
要想读懂文献的本意，避免用后来的观念解读前人前事，首先必须努力接近作者及其时代，不见古人面，须懂古人心，若需仰视才见，很难沟通理解。具体做法，可以：1、读书先逆行而上，再顺流而下，回到无的境界，探寻有的发生及其演化。2、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由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具体联系，了解把握。3、由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求其古而求其是。
总之，一时代要学问好，建树多，首先要育人，出人才能出货，有高人才有好货。不循此道，势必南辕北辙。而史学面向今天以前的一切，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即使天纵奇才，也非经长期训练不能奏功。所以钱穆说读书要志向远大，虚怀若谷，否则读不进，参不透。人才可否成群结队的来，固然有时代机缘，不可强求，师资的良否也是关键因素之一。而师资同时又是治学的主力。抗战结束时，王重民鉴于学界乱象，希望胡适办研究院，连二掌柜一起收。“要教习翰林，还要把作教习的人，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不得不学习的机会，则学术的生长点上，方有不断的新的进步。”[29]尽管胡适好讲方法，后来影响也大，在见识稍深的学人看来，未必是拨乱反正的最佳人选。清华研究院毕业的陈守实翻看了胡适写的《读书》一文后就认为：“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30]只是仅仅以学问为职业而非事业甚至志业者，与小夫下士相差无几，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就足以成为他们的枕中秘籍了。
四、学术交流、评价的误区陷阱
不当的学术交流和批评，进一步加剧了近现代史研究的偏蔽。在欧洲中心的笼罩和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挟洋自重成为时趋。而最容易引发好奇心的，又往往是半桶水的咣当。所谓理论方法，应用于研究过程，而非表述阶段，削足适履则捉襟见肘，量体裁衣则不着痕迹。以至于时贤断言：“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31]可是在与国际对话，瞄准世界学术前沿等自欺欺人的意识支配下，以西方观念作比附不仅已是普遍现象，而且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预流的高明。域外学人的问题意识，多由其学术传承和社会环境而来，且有意无意地扬长避短，一味舍己从人，势必舍本逐末。出国讲中土，回国言西学，成为近代学人在中西学之间游荡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误导后生缘西学而治中土。当年陈寅恪痛心疾首为“神州士夫羞欲死”的“群趋东邻修国史”，如今早已扩而大之到太平洋彼岸，空间的渐行渐远被挂上与国际接轨的桂冠。所谓与世界对话（如国际学术会议之类），上焉者不过各说各话，等而下之，直是教学相长。如果说当年胡适的整理国故就是要比较西学，则今日不仅要时间上要以汉还汉，系统上还须以中还中。
以洋为师使得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变成西学的附庸，自中西学移形换位，以及分科教学和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土材料的长期影响，今人治学，好用外来间架，填充固有材料。一般不论，高明如钱穆，治历代政治得失，讲古代制度，自觉应当分别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可是仍然不免将后来认识当做事实，所以开始就以中央与地方立论。此一预设前提，等于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纳入明治以后日本吸收改造的西洋观念和体制。此类问题，极为普遍，以至于将后来认识（大都外来观念）视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成了治学的法则。如此一来，虽然今人易懂，但所谓理解，“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32]难免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而今日学人对此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反而以为前人本意和事实真相不可求，以欲识古人心为可怪，岂非咄咄怪事？
史学须通过事实的比较梳理重现来体现见识于无形之中，而不能以认识为实事，强古人以就我。事实胜于雄辩，至少是史学应当遵守的通则。而以史料史实的纷繁，说清事实诚非易事，绝不是一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起码应从近真与头绪两方面着力用功。研究历史，应以史事为指向，连事实也说不清楚的认识，除了淆乱是非，毫无意义。而多数所谓与国际对话的学术前沿，所面对的不过是后来外在的认识。其实，在学术进程中，如果不能证明何以能够如此看，其凭据是否经得起考究，那么怎样看或许并无意义。与其分心争是非，不能专心究事实。在重现史事的过程中，不妨将后人的种种认识顺带加以检讨验证，目的仍在弄清事实，并以事实为基础凭借，裁量各种认识的当否高下。就此而论，曾经众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的史与论的关系，本来犹如文学创作的方法，应体现于塑造角色的描述之中，若用文字直白，则是等而下之。
交流的平等，所指应是水准，而非地位。域外学问的高明自有其本源，其他则大都边缘。可是活跃而易变的恰好处于边缘，容易引起浅学者的注意乃至共鸣。况且治学要温故而知新，才能后来居上。因此越是高明的取径办法，一定越难，而不可能相反。好奇骛新，其实也是趋易避难。多数会用的办法，一般非常识即浮泛。阳春白雪，当然知音无多，所以高明者往往孤独。孤独者，难以交流之谓也，于是每每好与古今中外的圣贤智哲神交，并且乐在其中。蒙文通几次回忆其在苏州、无锡从游章太炎之事：“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扯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蹑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33]可见即使在学界，天才与优才的差距也不止一步之遥。所以治学既要交流汲取，亦须孤往自得。而学术交流实在可以比作晏子使楚的故事，与什么人交流，显示的是主动一方的见识水准。
在学术领域，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几乎是普遍情形。或者谓学术论著有上中下三等境遇，上等为少数行家读懂，中等为无人读懂，下等为多数人读懂。此言逆耳，却说明学术为小众之事，其水准与受众的多寡不成正比，或成反比，普遍公认在学术的价值水准判断上决不成其为标准。况且何谓公，如何认，究竟以什么为准，学人心中的界限一定因人而异，欲图代天下人立言，非庸即妄。所以学术只能自由，不能民主。若一味面向后学大众，无非蒙蔽无知青年及受众，旨在哗众取宠，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学人难以自律的诱惑，也是其地位责任所使然的尴尬。1920年代，学衡派的梅光迪指责提倡新文化者“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所做学问以趋时投机为的，“盖学术之事，所赖于群力协作联合声气者固多，所赖于个人天才者尤多也。天才属于少数，群众碌碌，学术真藏，非其所能窥，故倡学大师，每持冷静态度，宁守而有待，授其学于少数英俊，而不汲汲于多数庸流之知。盖一入多数庸流之手，则误会谬传，弊端百出，学术之真精神尽失。……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吾国现在过渡时代，旧智识阶级渐趋消灭，而新智识阶级尚未成立，青年学生为将来之新智识阶级，然在目前则否也。而政客式的学术家，正利用其智识浅薄，无鉴别审择之力，得以传播伪学，使之先入为主。然青年学生，最不可恃者也。”又说：“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学术者，又万世之业也。故学者之令名，积久而后彰，其所恃者，在少数气味相投，不轻许可，而永久继续之智识阶级。若一时众人之毁誉，则所不计也。”[34]后来钱穆屡屡批评清季民国倡导为学术而学术不能影响大众，而他本人的努力，包括借助媒体和做帝师两面，均不免被人诟病。其后来的境遇，似乎也重蹈对社会没有影响力的覆辙。和学术交流相似，学术批评，与其说是裁量对象，毋宁说是检验主体。恰如刊物对于文章的取舍，体现的是本刊的品味鉴赏水准，时下通行的以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为论文好坏的标准，未免本末倒置。专职编辑多就文本加以技术性评判，很难依据事实和材料做学术检验；而在专家之学盛行的时代，仿佛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形屡见不鲜，不大讲究明道的同行评议，也往往暴露分科的陋识，缺少全局的洞见。若一切都以各自专门的狭隘眼光看待，领悟不到，无缘鉴赏，势所必然。同样，奖项、答辩等等，也都主要体现评委和答辩委员的见识。著述一旦写成问世，水准已经固定，至于学人看法评价不同，既有时代影响，也会因人而异。而前者往往还是取决于后者。因为见识功力的高下，可以超越时代。所以，批评是以固定的标准检测不同人的眼界品味，最难在恰如其分，适得其所，之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因为批评者的立足点和视野“远近高低各不同”。在整体中安顿于适当位置，可以得其所哉。若是妄加议论，信口开河，而以见仁见智为遁词，只能加重学界乱象。可惜瞎捧和胡批的情形过滥，非但不能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指示规则，开启方向，反而模糊是非，令来者无所适从。时下越是等而下之的著述，往往越容易引起广泛共鸣（至少从考试博士生所见如此）。而专家之学盛行，缺乏贯通，彼此隔膜，批评至多只能就事论事，加上人为因素作祟，不当评价日趋普遍，淆乱学术，误导后生，罪莫大焉。
五年前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撰写历史学部分，结尾写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
治学必须后来居上，而学术发展有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两种取径，至少史学必须先继承然后才能有所创获。如此，则求新与固本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根本不固，而一味趋新，结果只能以不知为无有，所谓创新，或前人唾余，或小儿涂鸦，或痴人说梦。中国学术，经过中西融汇，根本不止一端，中学之根在于古，要想还原，诚非易事；西学之根在于外，欲图把握，更加困难。中西学均有大道，有旁支，有万变不离其宗，有今是而昨非。根本不固，则无从区分。尤其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之下，西学的根在外，越表浅越显新奇，越新奇越以为容易。若以稗贩陈言为输入新知，只能蒙蔽喧嚣于一时。由于近代教育和学术文化经历大转型，基本框架几乎为西学所垄断，虽经几次本土化努力，已经无力回天，这是后发展国家和民族普遍面对的难题。如果学人对于所使用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与所研究的对象能否适用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自觉，而又努力与国际接轨对话，所有扩展视野的努力，终究难免落入俗套，不过证明别人先验的正确和高明，充其量只能取得成为学生的资格，无法为世界的多元文化提供别样性的原创新知。即使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如果不能了解古人真意，一味用后出外来观念格义附会，误读错解，则连文化物种亦不能原样保存。按照外来观念解读中国历史文化，则何贵乎有中国文化，又如何发扬光大？中西学的根都不深，学术创新，就是空谈，很难产生留得下去的成果。因此，今日中国史学求新必先固本，根本巩固，才能行大道，成正果。[35]
如今看来，这番话似乎更像是针对时下风气而言。近代有过的学术乱象，或许还会重现，高明如沈增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所指示的规则，普遍并不遵行。但曲高和寡，轨则却不因从者多少而变。治学须心向极高明处，才不至于小成即堕。就此而论，接着做比凿空蹈隙要求更高，而做什么、能做什么和怎样做，本身就是一种境界。不会藏拙，适以露丑。只是致众从和搏时名更有现实利益，令具有一定超越见识和意识的学人也不免偏重身前而忽略身后。人不通达，如何通学？
注释：
[1]夏承焘：《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2]1935年10月1日《教与学》第1卷第4期，引自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页。
[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5]详见拙著《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九章《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7-372页。
[6]《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页。
[7]《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677页。
[8]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6页。
[9]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0]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280页。
[11]《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1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739页。
[13]关于点、线、面、体之说，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14]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15]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第1943年1月，第11页。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
[17]钱穆不得不讲西学，固然未能免俗，同时表明时势变迁，像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那样后来不谈西学，已经不大可能。1929年傅斯年声称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1929年9月9日致陈寅恪函），抗战期间胡适不满于《思想与时代》杂志的态度，特意指出其中“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其实除此二人外，该刊的重要成员如冯友兰、贺麟、张荫麟等，均曾留学欧美。在渐居主流者挟洋自重的取向之下，不留学大有不能“预流”之势，可见中西学乾坤颠倒至于此极，则未曾留学者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18]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9—322页。
[19]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20]讲学一事，能否讲，如何讲，历代不同，别有讲究。清季以来，以中国固有学校书院学塾与西式教育体制相比附，以为前者也是教育机构且实施教学，误解特甚。另文详论。
[21]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22]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第9版。
[23]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第5页。
[24]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陞著，蒋力主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页。
[25]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258页。
[26]《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263页。
[27]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3页。
[28]《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252页。
[29]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30]陈守实：《学术日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31]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3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281页。
[33]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3页。
[34]《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35]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256页。
本文原刊：《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