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结束从广州回来，看到野泽丰先生来信并附有久保田、饭岛、田中三先生的宣示，知道延续约40年的辛亥革命研究会终于结束了，这不免引起我许多回忆与思索。
我与辛亥革命研究会结交之始，是在1979年10月8日下午，当时我正在美国胡佛图书馆复印若干珍贵历史文献。恰好中村义教授也在斯坦福大学访问，闻讯匆匆赶来晤谈。他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相关情况，并且希望与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建立交流合作关系。这是我结识的第一位来自东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成员，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仿佛多年共事的知交。
正好，这年11月7日我应邀顺道访日，一到东京，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诸先生都赶来旅舍探视。11月10日下午3时又应邀在江之圣餐馆参加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例会，到会者除久保田、藤井以外，还有市古宙三、野泽丰、菊池贵晴、石田米子、小岛淑男等。会上就我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直至晚9时始兴辞散会，前后交流达6小时之久，连晚餐时都是边吃边谈。日本辛亥革命研究同道的热情、坦率与探索的执着，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或许可以说，日本和中国两个辛亥革命研究会的长期结交就是从“江之圣”之夜开始的。
从此便展开了两国辛亥革命研究者长达20余年的频繁交流合作。或相互参加对方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或相互邀请访问讲学，或交换珍贵历史文献与最新论著，或共同合作进行研究乃至培养青年学者。我们之间关系的密切与成效的显著，已经不仅限于辛亥革命研究本身，而且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极其美好的一页。
1993年6月，我在旅美3年以后顺道访问日本，由于应邀去台湾讲学的手续办理迟缓，竟在日本滞留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主要是借住野泽丰先生在饭能市美杉台的乡下寓所，更有机会与他及绫子夫人朝夕相处。野泽丰夫妇对我与内人关怀备至，融洽如同家人。为了解除我们客旅的寂寞，久保田先生还专程前来陪同我们参观东京附近的古迹名胜，或者是邀请我们参加辛亥革命研究会的例会与其他学术活动。在这一期间，由于接触更为密切，彼此相知更深，友情也更为深厚。记得我曾戏称中村义、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为“四人帮”，他们竟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个“雅号”。这个国际玩笑后来延伸到国内，于是有广东辛亥革命研究的“四人帮”，又有四川相关中年学者的所谓“四人帮”……小小玩笑居然成为史坛美谈，这也可见中日两国辛亥革命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万寿无疆”的人和事，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能够持续发展40年，而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我认为它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众多历史学者心中，它的业绩亦将为后世的学术史所记述，它为日中两国友好与学术交流所贡献的一切将永远成为后继者的宝贵遗产并可奉为楷模。
惜别不是诀别！我深信中日两国年青一代的历史学者，必定会在新的起点上与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我们这一代人所已做过的学术交流事业。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