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式学会是学术研究者根据兴趣、爱好及共同理想而组织的现代学术共同体。它以近代学科为基础而设立，其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它不仅召开自己的学术年会，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切磋相关学术，交流研究心得，而且发行自己的专业杂志，发表会员的学术论文，推动本学科学术研究之发展。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创办会刊与举办年会，是中国近代学会最重要之事业及主要活动方式。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学科引入与学会建构，旨在推进学术之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反过来又促进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确立及学术发展。故学科、学会与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一、西方新式学会之移植
古代中国有着久远之士人结社传统，并在明末达到高峰。此乃晚清士人接受西方新式学会之思想根基及组织基础。但传统士人之结社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往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会员一律平等、讨论问题只膺服真理与不论官职和权力大小、学会首领由选举产生等近代学会之基本特征，是传统士人结社所不具备的。至于近代学会所具有之其他重要职能，如须按专业学科设置、须有会员共同遵守之章程和固定宗旨、须有定期之学术活动并发行报刊等，更是“会友辅仁、相聚讲求”之传统士人结社难以具备的。
近代意义之新式学会，既不同于汉、唐、宋、明诸朝之“朋党”，亦不同于古今不绝之下层民间结社，还有别于士人间之雅集酬唱，而是近代中国处于转型中之读书人（士绅）集结而成的群体组织。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乃由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所组织。甲午之后，中国士人“合群”观念萌动，并将“开会”作为“合群”之手段。西方诸国因组织学会而强盛，中国因无学会以合群而贫弱，故欲求富强之道，必从组织“学会”开始。康有为介绍西方学会云：“外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集思广益，劝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故考天文则有天文之会，凡言天文者皆聚焉。”[1]讲学即为一种“合群”方式，结社之目的乃“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故新式学会为士人“智识交换”之组织。欲广联人才以开通风气，必须提倡学会。康氏《上海强学会序》云：“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2]对兴学会之重要性作集中阐述者，当推梁启超。其云：“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诸学分会，未能骤立，则先设总会。”对于学会之设置，梁氏之设计为：一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二是各地广立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寡，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3]其视组织新式学会为中国自强之术。
晚清士人创立之新式学会，首推京师强学会。1895年11月，康有为发起、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译书局，其宗旨乃为开风气，开知识，合大群，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云：“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厉而出，合众人之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之思，则阅见易通。”强调组织学会对促进学术交流、促成学术人才及学术发展之重要性。该会刊行《中外纪闻》，日刊一册，由梁启超任主笔，麦孟华任编撰，选登阁抄，译录新闻，刊载格致有用之书；每十日集会一次，发表演说。从这些活动看，京师强学会乃为具有西方近代学会性质之新式社团。
继京师强学会后，康有为等人复创设上海强学会，作为学术研究及文化交流之社团。其宗旨云：“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4]康氏草定之《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了新式学会对士人交换学术见解、切磋学问之功能。其云：“今此会使海内学人声气相通，以期增长，是入会之大益，既无隔碍，且合海内之才士联结讲求，庶自强有基。”[5]
晚清士人引入西方新式学会，与移植西方新式学科门类是同步的。康有为按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之特性，力使学会成员分科研学，借以促进学术进步。康氏设想之研习科目，除了中国旧学外，已包含有当时输入之西学各门类，研习重点集中于经世之西学科目。为使学人“声气相通”，会员们分科研习而有心得，便可以在学会内进行交流；其交流方式除了当面质疑、来函问询外，还要钞存备览、刊刻流通：“入会诸君，原为文学起见，其有疑义，可函询会中讲求，当询通人详答。其有经世文字、新论新法，可寄稿本局，经通人评定，或钞存备览，或刊刻流通。倘发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奖赏，标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6]
从康有为拟定之章程看，上海强学会尽管尚有传统士人集会问学之影子，受明清士人结社以研习学问之传统影响较深，但该会有着完备的章程，明确的宗旨，固定的会所，和详细的学会经营计划，将译介西书、创办报纸、开大藏书楼、设办博物院作为学会经营之事业。同时，其研习之学问并非仅局限于传统“四部”之学，而且包括了当时各种西方新学知识，并特别注重新式学会在研习学术成果交流上的功能。这些情况均反映出上海强学会已经不是传统士人之结社，而是处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按照西方近代学会原则创建的新式学会，已经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条件。
戊戌时期许多士人意识到兴办学会、集合同人以研习各种学问之重要性。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之际，汪康年亦拟定《中国公会章程》，对兴办新式学会之目的、新式学会与传统会党之异同、新式学会之事业作了集中阐述。其云：“公会者，所以保吾华之圣教，使不至日渐澌灭也；所以保吾华之种族，使不至日渐沦胥也。”他认为“自党会之禁严，而人心愈散涣。兹立此会，务欲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将拯衰弱，俾臻富强。”[7]从这些规定看，中国公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是为了联络天下之人“拯衰弱”、“臻富强”，并非纯粹的学术社团。
会员间之学术往来及学术交流，是新式学会之基本特点。汪氏规定，学会之目的在使会员互相联系、互相勉励：“凡会中人既有动人之事，尤须平时互相规勉，互相考察。凡自得之新理，新考之利弊，并同人之志学奋怠若何，皆宜函告于总会，是为会中之事。”该章程复规定：“中国近十余年来，非无有志绩学之士，然苦于彼此不相闻问，不特无由观摩，无由增长，即己之学问，亦无人能知。且平素无相交之雅，一旦相遇，则妒忌忮害之心，随在而发。本会务使海内有志之士声气相通，庶无隔碍之弊，是为入会之利益。”因强调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绩学之士间的交往以增长学者之学问，故中国公会为纯粹研习学问之社团，而非政治性政党：“今本会但讲求学问，而于资生之事则全不相涉。凡事业去就、名宦隐显及讼狱等事，均不敢与闻。”[8]
正因创建中国公会旨在学者“入会以后则学识可益滋长，渐成有用之才，名誉亦日流播”，故汪氏规定：“凡入会者，可随时将己之志趣识学，函告总会，遇有疑难，亦可函询总会，总办应将所知者函答，不知者亦当转询通人随时函答。”为此，学会创设“会报”，报告会中事务。汪康年制定的《中国公会章程》与康有为之《上海强学会章程》相比，均未能与政治性社团完全区分开来，但亦均将新式学会视为学者研习新学、交流与研究学术、沟通士人之组织，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特性。
强学会之创设，突破了官府禁止士子结社之规定，各地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戊戌时期之学会，据台湾学者张玉法考证，“除分会外，主要学会凡六十三。”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湖南之南学会。南学会成为湖南各界兴办新式学会之模范。在南学会示范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会。对于湖南学会兴盛情况，《国闻报》赞云：“自上年前学使江建霞文宗创立湘学会于校经书院，为多士讲学之地，近则日新月异，继长增高。后来名目，有所谓南学会、群萌学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9]
戊戌时期之学会，乃为士绅为主体组织之新式学术社团。它们多以转型中之士绅为主，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近代性之新式社团，但亦具有浓厚之传统色彩。它们以综合性为主，较少专业分工明确之学会。戊戌学会从古代中国士人结社传统中吸收了三方面因素——以文会友、聚会讲习的因素，书院讲学的因素，及政治集会的因素；同时亦从西方近代学会移植来三大新因素——会员间之平等，定期聚会之民主管理制度，以及创办期刊、藏书、印书、讲演等新式事业。戊戌学会实乃传统与现代兼备之过渡型新式学会。对此，只要略加分析各地新式学会之诸多章程，便会窥出其较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戊戌时期的新式学会，是从传统的士人结社、朋党向近代政党转型中之过渡性社团，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戊戌学会是政治性政党与学术性团体之混合体，尚难以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一些学会虽标榜“学术”，而实乃政治性社团，并非仅仅是士绅为研求学问而聚会。从总体上看，戊戌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纯粹学术性社团较少。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及汪康年创办的中国公会，明显具有此种特征，而湖南创办的南学会表面上似为学术团体，实则政治色彩甚浓。与传统形式牵攀而纠葛不清，政治色彩深厚，乃为戊戌学会之共同特征。
尽管戊戌学会有如此浓厚的传统色彩，但已经具有近代学会之基本特征，各地学会不仅有比较完备的章程，有固定的会所，有定期的集会，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而且在学会内部出现了平等、质简、崇信、群治、独立之新风气。
首先，从固定会期、组织方式及固定经费来源看，各地学会均有原则性规定。《南学会大概章程》规定：“议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辨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其有疑义新理，可以纸笔互相问难。”[10]表明南学会有着固定活动方式和固定集会日期。湖南《积益学会章程》规定：“会中诸君居处各异，现定聚会之法，每月三次，逢五为期，届时准二下钟到，五下钟散。”会友分为常会之友、偶会之友。常会之友，除大风雨及紧要事件，不能如期到会外，不得任意推诿爽约；偶会之友届期到会与否，任其自便，“会期各会友相见入座后，即专心讲学，勿涉游谈。”[11]湖南《学战会章程》亦规定“本会每年大会一次，每月小会一次。”[12]从固定的资金来源看，各地学会亦作了原则性规定。如南学会经济来源主要靠会员的捐助：“入本学会者，可任意捐赀若干，为会中广购图籍、扩充经费之用，或愿捐新旧各种书籍亦可。”湖北质学会规定：“本会事方经始，购求图书，需款颇钜，凡我同胞，既副他山之宜，庶裨集腋之益，每人酌捐，以六两以上为率”。[13]湖南的群萌学会不仅有固定会址及稳定会员，而且亦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凡入会者，皆请量力捐资，至少以一串钱为度，或捐书器亦可。”[14]
其次，戊戌学会研习之学问，尽管也有传统的经史之学，但几乎均将研习西方近代新学作为主要内容。1897年发起的常德明达学会章程规定：“本会以译学、算学为入学之阶，以为致用之本。”研习方式：“每日七点钟至十一点钟，习译学、算学；十二点钟至四点钟，习中学，讲经史大义，并及掌故、舆地、兵略，以端学生趋向。盖本会所望于学者，非仅充翻译而已，欲其考察古今中外之故，天地人物之变，以成为匡时济世之才。”[15]《积益学会章程》规定：“此会专讲求有用之学，以现设经济科六门为主，如会中诸君各有一得，相会时可参观互证，以广闻见。”又云：“风气初开，用功之道，务须会通今古，参酌中西。凡有疑难及心得处，诸君或立劄记，或批书眉，以便会时辨难，并验勤惰。”[16]《学战会章程》规定：“此会以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为主，而以急变今日现情、发扬中国光荣为念。”其研习的学问主要是“经济特科六事”，是“济时实学”。湖北质学会“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毋骛声华”，以“崇儒”、“矫弊”、“分门”为主旨，声称“吾党讲学，力矫斯风，深之六经诸史，以植其体，达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其研习的学问包括经学、史学、法律学、方言学、算学、图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矿学、工学、商学、兵学、格致学等14门科目。[17]这些科目均以近代西学新知为主。即使是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蜀学会，在研习科目及方式上亦体现出近代新式学会之新因素：“约分伦理、政事、格致为三大门。伦理以明伦为主；政事首重群经，参合历代制度、各省政俗利弊、外国史学、公法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商各务；格致，统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电气力水火汽、地质全体，动植、算、医、测量、牧畜、机器制造、营建、矿学，皆听人自占，与众讲习，如有新得之学、新得之理，登报表扬。”[18]
再次、会员间之平等观念加强，乃为戊戌学会与传统士人结社之最大差别。各地学会章程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南学会大概章程》第五条规定：“本会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俱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即以通上下之气，去雍阏之习，凡入会者，务知此意。”[19]《南学会总会章程》亦称：“用平等之仪，示合群之旨”。[20]《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亦规定：“凡入会者，应由会友三人切实出保，实系有志向学者，当由会中公议，久者过半，方准入会。”“不拘何业之人，但德才艺有可取者，均准入会。”[21]讲求平等与合群。“教习绅董可纠合数处，公择便地，约期聚会，讲究教法及办事之利益”，[22]并“许各会友评论”，开自由讨论之风。沅州南学分会就宣称：“则欲合群心、联群身、开群智、振群气、造群材、达群情，舍学会其末由也。”蜀学会亦注重会员间学术交流中之平等观念：“会议时所标示者，皆系经史大疑，古今积患，历来聚讼，将来流弊不易晰之条，凡学友等务须平心静气，考求一是，不得使气竞忿。”[23]
再次，各地均将组织学会视为联络学者、交流学术成果之方式，并从制度上对此项功能给予保障；其保障之法，乃为定期召开会议、刊印研习成果、加快成果流通之频率。组织新式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乃为各地学会发起者较为明晰之共同思路。前述康有为、汪康年等人制定的章程已作了详细阐述，其他各地学会章程亦多有明确规定。如《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通信会友，凡居址远者，来否会讲，听其自便，至外府外省，尤可彼此函商，或自将所学演讲成帙，邮寄会中，互相考验，亦择其佳者选刊行世。”[24]蜀学会亦规定，“会所立新义、存疑、问答三册，会讲时所发疑义、新义及问答，精要之语，依门胪列，即将此册为学友论撰底本，选择登报，省外分会亦可仿行。”还规定：“会议仿汉人白虎讲义，分条树义，互相辨难，略有定论，退而笔为论说，由主会公同评允，登报印行。其专言经义、撰辑义疏者，作为日记，会中以时评论，择优酌奖。”[25]新学会在创办之时便意识到：“中国地灵人杰，非无绩学真士，专门名家，阐发新理，往往自矜独得，秘而不宣，所以中土数千年文明古邦，而一切学术，长进极迟者，正坐此病。西国反是，故能精益求精，民智日辟，而新新不已也。道在公智与私智，群智与独智，积习与不积习耳。今本报力矫斯弊，病除积习，寰海通人，幸鉴斯意。”[26]故其宗旨明确规定：“本学会讲求各种新学，事巨责重，为全球人士公共事业，凡中外贤达，既有同好，志在扶植世运，砥砺人才者，幸勿相沿旧习，仍存彼我畛域之见，致相隔阂，同人等力微才绌，惧勿克任，一切提倡维持之道，则凡海内贤人志士与有责焉。”[27]
最后，举办讲学、藏书、刊印、办报等新式学术事业，乃为传统士人结社所不具备的。《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南学会研究科目为中西学术，并负有“印书”责任：“本学会学术不立专门，如有融贯中西，睿明心力，著为论说，或创造图器，有益民生者，其论说则由本学会选刊行世，其图器则仿西国文凭之例，给予考凭，俾相授受。”南学会所办事业，有藏书楼：“本学会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会友平时欲观图籍，可携笔砚，亲赴书楼钞写。其所阅图籍，不得携去，以防遗失。”[28]并定有讲学、阅书章程。其活动集中在三方面：一为组织讲演会，内容集中于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二为发行南学会机关报《湘报》，成为湖南最早的日报。该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集资筹办，熊希龄主持，主要刊发南学会讲演之讲义、问答、各类章程及会友之论著；三为建立藏书处，购置大批图书，供会友借阅。群萌学会宗旨：“本学会以辅仁益智为主义，而兼敦友睦任恤之风，凡此皆非合群不为功也。”[29]
戊戌时期的学会，多为转型中之新式士绅所发起组织，严格说来尚非新式知识人之组会，故戊戌学会实乃传统士人向近代新知识人转变中之学术共同体。通过分析南学会章程，可以较清晰地看出此点。《南学会大概章程》规定，南学会会友分为三种：一曰议事会友，皆以品学兼著、名望孚洽者充之。凡会中事务章程，均由议事会友议定，交会中坐办人承办。二曰讲论会友，定期集讲，随时问难。三曰通信会友，远道寄函，随时酬答。学会共有会员千余人。实际上由今文学家皮锡瑞主持，日常工作则由议事会友谭嗣同、唐才常等负责。南学会在省会设立总会，在全省各地设立分会。《南学会总会章程》规定：南学会为湘省开办学会之起点，应以本学会为通省学会之总会，其各府厅州县续立之学会皆为分会；本会设总会之意在立一联络全体之学规，寓零于整，化涣为萃，为振兴政学之权兴；本会为官绅公有之权，各大宪躬莅开讲，用平等之仪，示合群之旨，以为之倡；各处所设学堂均须由会绅经理，一气灌输；凡分学会之董理绅士，皆应先入本会会籍，并将开会事由及现有经费，函知本会，刊发钤记，禀知上宪存案，为文册往来之符信，以昭划一；凡学会办事章程、学规、教则、讲义以及书器之目、图表之式，须整齐划一，由本会议定通行，其有地方情形不同，酌量变通者，听仍报知本会，以便稽查；本会聘请学长讲学质疑，每期讲义及各会友札记函问之新艺新理，均随时择优付报馆刊布；各学会学堂，凡有心得，均可函知本会，择优刊布；凡农、工、商、矿、医、武备、水师、女学各学会、学堂，皆须联合于分会，受成于本会；凡会友有讲求经武、格致、考工，确有心得者，均可用摺开列，送交本会，设法推广考究，以收观摩之益。[30]南学会及其分会以诸多方式将湘省各地接受新知之士绅聚集起来，担负研习西学及开通民气之责。
戊戌时期的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但也有些学会创办之初即保持其纯粹学术性，不与政治势力关联。如湖南群萌学会定有禁例，严禁议论时政：“凡本学会会友皆不得在本学会诽谤讪上，及作为分内所不应为之事，更不得藉学会声名在外猖狂招摇、劝捐借债及赊买物件等事。”[31]江西励志学会，“以昌孔教、讲实学、开风气、祛积习为宗旨。”规定：“同志所著论说，宜援据古今、融贯中西，不得胶执旧说，妄逞臆见，更不得矜奇炫异，诡恢偏激，指斥时政，议论官场。”“平日论说，务求实可见诸施行，不得援引异端，及妄诞不经之说。”[32]苏学会标榜不涉政、不议政，其《简明章程》规定宗旨云：“取其互相讲习，振起人才，为将来建立学堂张本。”苏学会实乃学术性质之近代社团：“本会专以学问相砥砺，凡非分所应为，不得干预，但当实心实力，讲求有用之学，储为经济，以报国家，勿议朝政，勿谈官常，庶可持久。至标榜倾轧诸习，尤为学者易犯，更当痛戒。”[33]故苏学会创建伊始便自觉与传统士人结社区别开来。
清末创建之学会，虽仍保持学会之名，但学术活动渐渐退居次要地位，逐渐演变为政治性团体。1900年初，唐才常、林圭等人在上海创立了正气会，唐才常手订《正气会章程》22条，规定会员“登籍之后，一切学问，可以函商，或须购置书籍仪器及其他要务，均可由会所干事员代办”，并准备开译局、报馆，遣派出国留学生等。它表面上是一个研习学问的组织，但实质上却是联络各方豪杰、筹划武装起义的政治组织。该会随后改名为自立会，学术研究让位于直接的政治斗争。故清末学会名义上为学术性学会，实则具有政党性质之政治性社团。它们或者名为研究学问，实则进行革命活动，如唐才常之正气会及自立会；或者初时搞学术，旋即转为从事政治活动，如蔡元培之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等；或者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围绕着政治使命从事某些学术研究和宣传。这样，清末学会与政党关系密切，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学术色彩日益淡化，政治色彩日渐强化。
二、纯粹学术社团之组织
随着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引入，中国学者对西方“分科设学”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对西方学会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更加重视，故更加强调学会对于学者间互助合作、交流学术之功能。有人指出，近代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乃在于学者“每遇困难学科，辄立学会，广招同志，共矢研究，故能交广见闻，拓张知识，其新理新器，日出不穷，多半由此。”[34]故当效仿其制在中国组织纯粹学术社团。
为何要组织纯粹之学术社团？任鸿隽认为，组织学会是为了便于学者间之交流与互相印证，以促进中国学术之发展。对于组织学会、研究机构的必要性，任鸿隽反复论证，组织科学学会是由于科学研究性质决定的：“研究科学和其他文艺、哲学有一个不同之点。即其他学术，可以闭门造车，出门而求合辙。科学必须群策群力，通力合作，而后容易收到结果。”又云：“学术理想交通的工具，不外两种：一是刊物，一是集会。各学术团体之有年会，正是学术交通的重要组织。”[35]因此，为培育及推进科学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研究组织。科学研究组织如何推动科学之进步？任氏概括云：“其始也，学者以图共同研究之便利，而组织学社；其继也，以学社之种种便利愈促进科学之发达。至学社本身之能否发达，则一视其组织分子之热力，与社会对之之同情为断。”[36]
与晚清时期的学会相比，民初学会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民初学会发生了明显分化。一方面，政治色彩强之学会演变为近代政党；另一方面，学术性强的部分学会演变成专业学术团体，即政治性社团与学术性学会已经区分开来，学术性学会多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不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逐渐成为近代知识人进行学术交流之学术共同体；二是从戊戌时期的综合性学会，逐渐演变为专业性学会，即创建专业性学会成为民初学会发展之主流。因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社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近代学会组建并开展活动的，其组织机构及活动更趋制度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学会制度。
清末以来，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表明血缘组织之衰落；而会馆制度的没落，表明地缘组织之衰落。与传统血缘与地缘组织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是新式学会为代表的超越血缘与地缘之“业缘”功能的强化。如果说清末包括农会、商会、学会、自治会等在内的近代新式社团，与传统的社团还有难以割舍之联系的话（如蜀学会、闽学会、沪学会等社团是从会馆等地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同乡学者组织的地缘色彩），那么民国初学会则与传统会社没有太多的勾连。各种功能专门化之学术团体的陆续出现，标志着民初学会不再具有戊戌学会那种新旧混杂的特色。
如果说戊戌学会之发起者及骨干均为转型中之“士绅”，那么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之新式知识人（尤其是大批留学生）。近代新式知识人与转型中之士绅相比，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在学术理念上均有很大差异，他们对西方学会制度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更容易效仿西方近代学会模式组建中国新式学会。创办主体之变化，导致民初学会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更具有西化色彩和近代特色。戊戌学会带有的那种浓厚的政治色彩及传统士人结社倾向，得到较大改变。与晚清相比，民初学会之政治色彩大大减弱。此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学会与政党的区别，各种政党纷纷组建，并从学会中分离出来，无疑净化了新式学会。民初学会多为纯粹之学术社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基本划清了学术研究团体与政治性政党之界限。各学会领导及骨干多为各学科专家，保持着学术团体相对的独立性，警惕着政治势力之渗入，使新式学会成为学者自己的组织。
民初学会之一大特点，乃是从综合类学会向专业性学会转变，各种专业性、专门化学会普遍建立。民国时期专业性学会发展较快，综合性学会则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学科体制在中国建立后，学者多为某学科领域之专家，学术研究出现了分科化与专门化趋向，建立在此基础上之学术社团，自然以本学科之专门学者为主。因此，除了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少数综合性学术社团外，民国时期的学会多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数学会等。
所谓专业性学会，乃是根据近代学术分科原则，按照近代学科分类建立起来的专门学会。这类学会在清末已经出现，但尚不普遍。戊戌时期引入西方学会制度时，已经有人注意到要建立专门性学会，但由于当时近代中国学科门类处于刚刚引入过程中，学术分科尚未定型，从事专门学科研究之学者较少，客观上不具备成立专门学会之条件。故当时有影响之学会均为综合性学会。
民国初年，由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归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建立。几乎每个现代分科意义上之学科门类均开始筹建自己的学术团体，以学会聚集同人、交流学术：“科学会社之发达，与一国某种科学之发达，有极密切之关系，在我国亦然。”[37]1912年初，詹天佑在广州发起创立的广东中华工程师会，是中国第一个工程学术团体，也是近代第一个功能专业化之新式学会。次年，该会与中华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合并后成立中华工程师会，詹天佑为会长，颜德庆、徐文炯为副会长。1915年7月，该会更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创办《中华工程师会会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到1921年，该学会在北平召开第九届年会时，会员发展到498人。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高鲁、秦汾分任正副会长。该学会任务为：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天文学书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普及天文科学知识。该学会先后出版《观象丛报》、《观象汇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宇宙》、《大众天文》和《会员通讯》等刊物，并编译天文学图书，修订天文学词汇，奖励天文学著述，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1935年，该会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起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了1936年和1941年两次日食观测，成为中国研究天文学之主要学术团体。
1920年前后，中国在外国之留学生，感觉国内化学会社之必要，于是群起而作化学团体之组织。据曾昭抡考证，国内化学团体成立最早者，除各学校之化学会不计外，当推1922年在北京成立之“中华化学工业会”。该会出版《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化学工业》前身），会员遍及全国，但其骨干多系北京任教职者，其性质亦纯属工业化学方面。同年成立之化学团体，尚有上海化学会，由在上海之中外化学家共同组织而成。[38]1918年，留法学生在法国发起“中国化学研究会”；1924年5月，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中华化学会”。因此，中国化学界出现了许多研究化学之学术团体。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集“化学讨论会”时，化学界酝酿组建统一之学术组织，遂由王箴、王琎、吴承洛、曾昭抡等45人发起正式成立“中国化学会”。该会以“联络国内外之化学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展”为宗旨，组建理事会作为学会领导机构。中国化学会“因系由留学各国及未曾留学之各方面的中国全国化学家，代表各重要学术机关者，所发起组织。故省界及留学国界等局部问题，得以打破。同时以国内化学研究，发展颇速，同行中莫不极感此项学会之需要，”故该会成立后发展异常迅速，“几于超过国内任何其他专门学会”。到1935年7月，会员人数由原来70人左右增至737人，并发行《中国化学会会志》与《化学》两种季刊。[39]《中国化学会志》论文篇数逐年增加，该志创刊的第一年只登载了24篇论文，第二年增为54篇，第三年为51篇，到第四年（1936年）增为72篇。至新中国成立前，该会会员达3000余人，团体会员达150多个，成为中国科技界重要的学术力量。
1932年8月，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P.朗之万的促进下，梅贻琦等人在北平筹建成立中国物理学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按照学会会章，中国物理学会目的“在求中国物理学之进步与普及”，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李书华、叶企荪、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等先后担任会长（理事长）。学会的学术活动是通过年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织展开的。学会成立之初即设立学报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教学委员会。1933年，《中国物理学报》创刊，用英、法、德文印行，并附有中文摘要。到1937年抗战前，该会有会员190余人，“胥属国内之从事物理教学及研究者。”据严济慈报告，该会“每年年会开会，其重要会程，即为论文宣读，讨论切磋，济济一堂。第一届年会在北平，有论文10篇；第二届年会在上海，有论文33篇；第三届年会在南京，有论文41篇；今年第四届年会在青岛，有论文42篇，会员论著，与岁俱增，国内物理研究之突飞猛进，于是可见，宣读之论文，大都刊之《物理学报》，《物理学报》在国际物理学界，已渐渐获有相当之地位。”[40]
早在民国初年，章鸿钊注意到新式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力求保持学会之独立性，并对学会与政府的关系作了较清晰界定：“地学会者，为国人学术团体，其于地学范围内，不惟纯粹学理，即凡有裨补社会，指导政府等事，均宜集思广益，全部规划，督促进行。故该会之发展，有赖于政府与社会之辅助者，固不待言。然究其行事，要自与政府地位者迥别。有政府所不能行者，学会得以进而行之。有政府所必行而犹未行者，学会亦得出其所见，提供当轴，俾得早见施行，然固不必负执行之责者也。”在他看来，中国地学会有研究、讲演、旅行、编辑四项事业，“四者之外，如有余力，宜筹设地学图书仪器馆，并以为同人治学聚会之所。如能就此数大端，组织团体，联络进行，不惟于治学有益，且将直接间接影响于国家及社会，此诚不失为学者之本务，亦即地学会所以成立之宗旨欤。”[41]1922年初成立之中国地质学会，其英文会章规定学会宗旨为：“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丁文江在该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常会上用英文讲话说：“本会将为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提供一个会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动的因素。”[42]
中国地质学会以“推进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为宗旨，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者为会员，以大学地质专业学生为会友。学会每年召开年会（1949年以前只有1928年、1934年未举行），内容主要有：有关人员报告过去一年的会务进行情况；会长发表演说；宣读论文并进行专题讨论，会后还经常组织进行地质旅行或参观地质展览。为了便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迅速提高中国地质学的国际地位，学会以英语为会议语言和学术论文用语。该学会从1922年起出版英文季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作为会刊，1936年以后出版中文《地质评论》用于国内交流。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初便在学会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方面树立了良好风气，为学会以后保持纯学术性质，促进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1933年于重庆北碚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次年发刊《中国植物学杂志》。1935年与中国科学社在广西南宁开会，宣读23篇论文；1936年与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宣读32篇论文。1934年由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所发起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地理学报》，专载地理论文，并附西文摘要，借此与欧美地理学界互通声气。
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式学会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性学会亦相继创建。其中重要者有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哲学会等。这些学术社团，或以探索社会改造真理为己任，或以“昌明学艺”为宗旨，或以发扬国粹为目标，或举办学术活动，或创办学术刊物，既为学者创造必要之学术氛围，推动学术研究之深入，又以研究实绩展示学会本身之学术底蕴为务。1921年，汪钟霖、邓远彦等人发起成立之亚洲学术研究会，以“研究亚洲学术”为宗旨，实则多偏重于中国学术方面。其《简章》确定六条宗旨：主忠信以修身，尊周孔以明教，敦睦亲以保种，讲经训以善世，崇忠孝以靖乱，明礼让以弭兵，出版有《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底张东荪、孟宪承等人发起组织之尚志学会，乃学术文化界有相当影响的学术组织，出版有《尚志学会丛书》。“中国经济学社”是当时经济学人自行组成之学术团体，每年举行常会，学者于常会中宣读专门论文。该社参加人员甚多，其规模之宏大，仅次于中国科学社。
中国社会学界之学术组织，以1922年余天休发起的“中国社会学会”为最早，当时研究者尚少，设置社会学系的大学并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参加该学会。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东南社会学会”，亦有70余名会员。这两个社会学会皆属区域性社团，难以承担聚集全国社会学界同人之学术使命。故经过相当时间之筹备，1930年2月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学社第一届年会，宣告全国性统一的社会学组织成立，邀请蔡元培演讲《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十余篇。随后，该会每年均召开社会学界年会，确定研讨主题，报告论文，加强学术交流。第二届年会于1931年2月在南京召开，宣读论文20余篇，以人口问题为讨论中心，并请美国人口学家汤卜逊演讲《大都市与人类福利》；第三届年会于1933年9月在北平举行，宣读论文20余篇；第四届年会于1935年2月在上海举行，宣读论文20余篇；第五届年会于1936年1月在南京举行，宣读论文10余篇；第六届年会于1937年1月在上海举行，宣读论文10余篇。抗战爆发后，该学社社员分散，交通困难，学术交流活动暂时停顿。1943年，该学社分别在重庆、成都及昆明三地同时举行第七届年会，宣读论文若干篇，以“战后社会重建”为讨论主题。1947年又分别在广州、南京、北平、及成都四地同时举行第八届年会，共同讨论“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次年10月又同样在四地分别举行第九届年会，以“二十年来之社会学”为讨论中心，宣读论文多篇。学术社团的主要活动除了召开年会、宣读论文、交换研究心得外，便是发行学术期刊。余天休组织的“中国社会学会”有《社会学杂志》双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本文组织的“东南社会学会”有《社会学刊》，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后，《社会学刊》从第2卷第1期起改为《中国社会学社》，作为该学会之会刊，由孙本文任主编。
三、近代新式学会对学术发展之推进
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对此，任鸿隽指出：“因各种科学之发达，科学家人数之增多而有各种学会之设立。故学会之多少，亦可为科学发达之量度计。”[43]据他统计，当时创办的学会，属于纯粹科学者，有数理学会、物理学会、化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气象学会、生理学会、心理学会、动物学会、植物学会；属于应用科学者，有工程师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电机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动力工程学会、矿冶学会、化学工程学会、农学会、医学会。
民国时期学会之发展，不仅体现在各种专业性学会普遍建立上，而且体现在作为重要研究机构之大学，亦建立了各种学术社团。大学师生研习学问之学术社团非常活跃，并日趋规范化。分科设学、学科门类齐全，乃现代大学之特点。为了促进师生研习学术，大学各种学术社团多以学科化之专门学会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组织的各种学会，均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以北京大学为例，仅1919年成立之学术团体即有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凡在大学设有学系者，均都有相应之学会或研究会。专门性学会与专科化学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大学学术之发展。
蔡元培鼓励组织北京大学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旨在将师生课余兴趣吸引到研习学术上。这些学会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及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大学学会的建立极为支持，不仅出席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说予以鼓励，而且还亲自为新闻研究会制定章程，确定该社团学术宗旨：“本会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44]创设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乃为蔡元培提倡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之创举。蔡氏深感民国以来虽新闻报纸骤增，“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45]于是有了发起新闻学研究团体之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拟团体章程，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1919年2月，该会举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宗旨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突出了新闻学研究之特点。
蔡元培将创设专业性学会视为大学师生“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表现，对于各种学会之成立极力褒奖。他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演讲道：“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这就是史学家的责任。”[46]他提倡以分期之方法、集合众人之力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吾的意见，秦以后还要将时代分开。由诸君联合起来担任，譬如某数人担任研究和搜集某某一时代的史料，也是很要紧的。”“现在吾们要考历史上的朝代、官名、地名和人名等，最好要做一部历史大辞典。但是这部大辞典，不是几个人所能成功的，总要含多数人的能力，分门别类，纂集起来，将来或有成功的一日。”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史学会成立了，吾希望诸君集合多数的力量，来整理数千年的历史，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47]
在蔡元培支持下，北大师生以研习本学科学术为宗旨，纷纷创建各科学术社团。北京大学史学读书会对组织学术社团之目的，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史学范围广大，图籍繁多，纵贯古今，横极中外，非群策群力广为稽考，而以一人驰骋其间，若涉大海，茫无津涯，欲其周遍综贯，盖亦难矣。同人等有见于此，爰倡读书会，广求同志。”学术分工越细密，越有组织学会以分工研究之必要。组织同人分工研究史学之利有三：第一，“当今史学以普遍史为归，融合人类全史，观其会通，固为要事，然不有分国之史，……若能聚合一堂，各出所学，广为搜罗翻译，则对外俨如开辟疆土，对内势同输给粮饷，其利一也。”第二，“同学之中，关乎社会科学，既习之有素，而于本国通史亦略闻纲要，正宜分代分科，各精探讨，散之则各启疆宇，合之则互输材料，其利又一也。”第三，“学校所设之科目，教师所编之讲章，大部略指途径，粗陈纲要，前途辽远，须学者自奔赴耳。”该会指出：“本会之设，以读书所得，或事讲演，或事编纂，或事搜集史料，冀以鼓励独立自营之精神，磨炼制作深造之才艺，对于本国完其整理之责，对于世界亦有贡献之资，甚裨益史学，非浅鲜也。”[48]
北京大学史学会“以联络同志研究史学”为宗旨，会员分四项：北京大学史学系肄业及毕业者、本校他系同学及教职员有志研史学者、凡国内外有志研究史学，由本会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者、对于本会有特别捐赠，经本会委员会之承认者。研究事项为：（一）研究科目暂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数种，遇有必要时，可添设若干种。（二）会员须就上列各科，认定一种或数种，将其所研究者提出讲演，或勒成论文，交付委员会发表。“本会为便于发表研究心得，及与国内外同志交换知识起见，得发刊杂志或各种单册及丛书，其编辑细则另定之。”[49]大学师生共同组建之学术社团，其活动方式主要有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
1920年10月成立的北大地质学会申明：“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其活动主要有征集标本，创办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订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等。该学会在校内相当活跃，也颇有成绩。
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之学术社团，有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世界语研究会等。从《发起北大学术研究会旨趣书》看，当时大学师生业已认识到创设学术组织进行交流之重要性：“居今世而言学术，无组织其可得耶？故环顾域中，所谓学术团体，非纯似虚号，即门户分歧，其能综名实，兼收并蓄者，实不多觇。数年以来同人等迫于智识饥荒，深感团体需要；爰拟集合同志，晨夕切磋，会友以文，以仁辅友。聚则通力合作，散则自由研究。各输所得，各求所好，此学术研究会之所由发起也。”[50]
北大学术研究会强调学术研究的分工合作：“兹文化竞争时代，发扬光大，端赖研求，研求之方是资群力。环顾域中之学术团体，非徒拥虚号，即门户分离，几能综核名实含泳广博耶！同人有鉴于此，爰有北大学术研究会之组织，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前道光明，曷同此浩歌前进。”[51]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以研究学术”为宗旨，拟举行会务有学术讲演、分组研究、宣读论文、读书报告、刊行杂志、创办学校、学余俱乐等。从学会组织到学术活动，比较有章法。
1919年1月成立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由陈大齐、胡适等教授与哲学系学生陈钟凡、狄福鼎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启新知为宗旨。”该会规定，凡本校教职员学生皆得为本会会员；校外愿入本会者，得两人以上之介绍，经全体认可亦得为会员。该会研究方法分讲演、编辑、调查等项。讲演分常期讲演、临时讲演两项。编辑稿件由本校日刊或月刊发表，或专印成册。本会会员皆有调查东西哲学、出版图籍、或介绍新说之责。每月开常会一次，定期在每月之第三周六下午二时至五时；每年开大会一次，会期临时酌定；临时会不定期，由干事临时召集。[52]
据北京大学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筹备员报告：“社会的经济状况日趋复杂，研究起来，不是一人一时的力量就可以解决。所以有一部分同学，鉴于经济现象的重要，组织这个学会，本互助的精神，合作的能力，大家来讨论讨论，以发展经济学术为目的。”其章程规定：北京大学经济学会“以互助之精神，谋经济学术之发展为宗旨。”[53]北大政治学会“以讨论政治问题，研究政治学理论为宗旨”，其会务分读书、翻译、编著、讨论问题、敦请名人讲演等项。[54]北京大学法律学会“以研究法律学理及其应用，并促进本系之发展为宗旨。”凡本校法律系同学皆得为本会会员。其活动主要有：分组讨论、请会外学者讲演、由会员讲演、襄助学校发展本系、诉讼实习、出版刊物等。[55]这些学会均以研究学术、加强学术交流为旨趣。
自20世纪30年代起，辅仁大学以各门学科及学系为依托，陆续成立各种学术研究社团，如语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经济学会、哲学研究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家政学会、西洋语言文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美术学会等。这些学会均由本学科教授主持，师生共同参与，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沈兼士、余嘉锡发起筹组之国文学系语言文字学会，由教师、研究生、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组成，旨在提倡课外研究兴趣，谋求共同探讨或编纂有关语言文字方面书籍，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下午为固定活动日。会务主要有两种：一是讲演和报告，由教师会员举办专题讲演，每人半小时，由两名学生会员轮流报告读书心得。二是调查或研究，分组调查或研究语言文字工作和编纂文字学辞典。[56]1933年春成立的辅仁史学会，由史学系学生创办，本系教师任顾问，旨在为学生指导读书和学术研究之门径和方法，培养其学术研究兴趣，推进史学研究。
30年代初，不仅专业性学会普遍创建，而且各种类型之学术社团在各地广泛建立，这些学术社团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推进作用。蔡元培介绍云：“各种学会，方面较多。如辽宁东北法学研究会，志在发扬本国法律优点，并普及法律知识于民众，所出《法学新报》及《法律常识》等杂志，即本此立论。北平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所出周刊，亦与同调。又如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注重于中西法律比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会注重于书报的译述，谋增进民众社会常识。”[57]在此，不妨以金毓黻在沈阳创办东北学社为例，对学会推进学术研究的情景略作分析。
金毓黻对成立新式学会之必要及目的有着较深刻体悟。他强调，组织有志于东北史地之学者成立学术组织，乃为促进学术发展之有效途径。其云：“若再有进于此，须聚同志若干人组织一东北文献学会，分组探讨，则所得必有什佰千万于此者。日本人士因研究朝鲜古史，曾在汉京组一朝鲜研究会，发刊书籍多种，皆极有价值，近年又在大连组织满蒙文化协会，所得之成绩，亦复甚佳。外人且如此，吾人岂可甘居人后乎？”[58]1929年10月，金氏提议组织研究学问之团体，获得同人赞成：“午后编译处开会，余提议组织学会，以为同人研究学问、互相切磋之团体。同人一致赞成，推余及卞宗孟起草规约。余蓄之已久，苦无机会，又以乏同志为之助，故迟迟未发。今日无意中提及，幸得同人之赞助，余之志不难达矣，为之一快。”[59]经过两个多月筹备，金氏创设了专门研究东北史地问题之学术团体——东北学社，出版会刊《东北月刊》。该会刊是继承原有之《东北杂志》而来：“本刊为赓续前刊《东北杂志》未竟之绪，以发扬东北文化，倡导学术之研究为主旨。”[60]1930年元旦，东北学社正式成立，“学社专为研究学问而设，期以学术之团体树自立之基础焉。”[61]该学社成立后，举办了各种事业，聘请专家讲座，沟通学术，提供学术信息。如1930年9月7日，“东北学社例会，请章行严先生讲演。其意以为吾社应如英国某学术团体，各专就一问题发行刊物，以引起民众之注意，宜为积极的，勿为消极的，语甚切挚。”[62]
据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在教育部登记并经认可之学术研究机构有18家：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学术研究会、中华民国药学会、新中华农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华图书馆学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一九学术考察团。[63]除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外，其余15家均为全国性新式学会。至于未在教育部登记之学术社团，则远远多于此数。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12—1925年在教育部备案登记之学术团体有44家；1927年—1933年在教育部备案者有80余家。[64]
30年代初，不仅各种学术社团普遍建立，而且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会制度。各种学会均有固定之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均制定有指导性之“社章”、“章程”，在定名、宗旨、任务、会员（包括条件、权利、义务等）、专业组织、会费、经费来源、选举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因各种学会之主要功能在于团聚本学科研究者以交流本学科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故均将创办会刊和举办年会作为两项最重要事业。各种学会之活动方式，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为主，兼营筹设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本专业图书、创办学术期刊等学术活动。各种学会之建立及活动之制度化，加强了学者间之学术交流，推动了各种学术之发展。“专业化学会有制度化的有效控制，不会轻易改变学会宗旨，注意发挥学会的制度性、专业性功能。”[65]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新式学会，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民国时期之专业性学会还是偏少的，学术界共同研习交流之机会还是有限的，传统结社中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还较为严重地存在着。金毓黻指出：“近年国人治学之术日进，杰出之论著指不胜屈，以视日本作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以无中心之建设，故鲜贯彻之研究，治学之士多属闭户造车，曾少集合同好互相研质之机会，是以各有得失，而虚耗精力亦时有之，此诚学术界不治之症也！今日不乏老师宿儒，而党同妒异之见甚深，前于大学教授会议席上，竟有公然反对发表述作者，而无识者亦漫然应之。抑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以己见质之于人，焉有进步可言。”[66]这种情况暴露了中国学术因学会不发达导致之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建立专业性学术团体、加强学者间沟通与互助之迫切性。
【左玉河（1964-），男，安徽萧县人，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1]康有为：《上清帝请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书》，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
[2]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
[4]《上海强学会章程》，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
[5]《上海强学会章程》，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6]《上海强学会章程》，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7]《中国公会章程》，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5页。
[8]《中国公会章程》，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7页。
[9]《湖南学会林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10]《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湘学报》第34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11]《积益学会章程》，《湘报》第105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12]《学战会章程》，《湘报》第59号，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出版。
[13]《武昌质学会章程》，《知新报》第25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14]《群萌学会章程》，《湘报》第32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15]《常德明达学会章程》，《湘学报》第30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16]《积益学会章程》，《湘报》第105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17]《武昌质学会章程》，《知新报》第25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18]《蜀学会章程》，《蜀学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望日出版。
[19]《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湘学报》第34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20]《南学会总会章程》，《湘报》第35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21]《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湘报》第36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
[22]《南学会总会章程》，《湘报》第35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23]《蜀学会章程》，《蜀学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望日出版。
[24]《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湘学报》第34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25]《蜀学会章程》，《蜀学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望日出版。
[26]《新学会章程》，《新学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下期出版。
[27]《新学会章程》，《新学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下期出版。
[28]《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湘学报》第34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29]《群萌学会章程》，《湘报》第32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30]《南学会总会章程》，《湘报》第35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31]《群萌学会章程》，《湘报》第32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32]《励志学会会约十章》，《知新报》第77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版。
[33]《试办苏学会简明章程》，《湘学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34]《本会纪事：本总理傅详请咨部立案》，《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
[35]任鸿隽：《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的意义》，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610页。
[36]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37]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110页。
[38]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110页。
[39]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113页。
[40]严济慈：《二十年来中国物理学之进展》，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56页。
[41]杨钟健：《中国地质之萌芽》，引自章鸿钊著《地质会应行事务之商榷》，《地质论评》第12卷第102期，1947年，第55-56页。
[42]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史》，地质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43]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页。
[44]蔡元培：《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简章》，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45]蔡元培：《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46]蔡元培：《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会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1页。
[47]蔡元培：《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会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页。
[48]《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004号，1922年4月19日。
[49]《北京大学史学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131号，1922年12月12日。
[50]《发起北大学术研究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798号，1925年11月4日。
[51]《北大学术研究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833号，1925年12月21日。
[52]《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简章草案》，《北京大学日刊》第283号，1919年1月10日。
[53]《北京大学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纪要》，《北京大学日刊》第908号，1921年12月3日。
[54]《北大政治学会会章》，《北京大学日刊》第1346号，1923年11月22日。
[55]《北京大学法律学会简章》，《北京大学日刊》第2292号，1929年11月28日。
[56]《辅大国文学系语文学会简则》，《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1集，辅仁大学1940年刊印本。
[57]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5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三），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764-1765页。
[5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四），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353页。
[6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四），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380页。
[6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四），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397页。
[6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四），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493页。
[63]《教育部成立二年来的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64]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六编学术文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796页。
[65]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1年版，第239-240页。
[6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五），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3969页。
本文原刊：《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