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的贫乏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并相继提出了诸如新革命史范式、新现代化范式、新社会史范式等。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拓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新的现代化视角、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被称为“现代化范式”（又称“新范式”、“现代化取向”或“现代化史观”），以区别于长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史范式”（又称“旧范式”、“革命史取向”或“革命史观”）。21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以下简称“两种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两种范式之争，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阶段、基本线索等关键问题，关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实际上是如何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近代史之争，故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这种争论仍未停息①。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范式之争？两种范式各自的优长及局限何在？如何超越范式之争自觉地重建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笔者无意全面梳理与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只拟对范式讨论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期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
一、范式及范式理论: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无“范式转换”
范式是自然科学的概念，范式理论对于解释科学革命及变革是有效的。但范式概念及范式理论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这是中国近代史范式之争首先面对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学界使用“范式”概念，是美国学者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将科学革命中的“范式”阐述为:“第一，作者的成就实属空前，因此能从科学活动的敌对学派中吸引一群忠诚的归属者；第二，著作中仍留有许多问题能让这一群研究者来解决。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成就，我称之为‘典范’。”②中国学者在使用库恩“范式”概念时，力图对其内涵予以把握，认为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只是指出了“大概的趋向”。马敏指出，从库恩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的阐释，大致可将其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周东华指出，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型；科学的变革与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③。
范式概念最早运用于自然科学的演进与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范式转换”实现的，故库恩强调:“一种规范（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④还指出:“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⑤故范式转换乃为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马敏对“范式转换”历程描述为:范式为科学共同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⑥。
如果说范式概念适用于解释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革的话，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着“范式”及范式转换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研究领域）是否存在着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整齐划一的“范式”？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否也可以借用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概念来加以说明？范式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后是否一定要发生变化？中国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马敏认为，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换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可以借用范式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他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外，似乎也同样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之上的研究“范式”。范式概念是可以用于历史学解释的，只是历史学上的范式不是唯一而是多样的⑦。
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郑师渠指出，人们借用范式及范式转换理论时往往忽略了基本的一点:库恩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规律提炼这个重要概念的。尽管他本人不否认一些人将范式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可能性，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注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阐述道:以客观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重在求真。构成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是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它所体现的科学认知，可以反复验证，具有唯一性即客观真理性；其新旧的更替多具有不可逆性。故自然科学领域所谓“范式”的概念所体现的事实，更符合其字面的意义，显得整齐划一。但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在求善，包含着价值与意义，其认知多不具唯一性。“正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点，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存在自然科学的范式及范式转换。”⑧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还是一个未知数，故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应持谨慎态度。
董正华在研究库恩的范式理论后认为，科学观察的方法、角度是多样的，从而科学结论、科学定理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故科学研究的“范式”不是唯一的，有多少流派就会有多少种研究范式，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一个从科学史研究“拿来”借用的概念。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与库恩所强调的“范式”转换造成“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有重大差别⑨。
最早将库恩的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史解释者，是美国学者德里克。他在《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但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时需要对其做出修正，承认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在史学领域说有通行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⑩。
德里克的观点介绍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是否存在“范式转换”问题上同样存在较大分歧。杨念群认为，“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转换奇观呢？”他认为:“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11）他质疑“范式转换”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性，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上的范式及范式转移问题。
郑师渠基本赞同杨念群的观点，认为不仅历史学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理论时应该慎重，而且用它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范式转换时更应慎重，事实上并不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问题。库恩的“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杰出成就；二是具有“不可通约性”。郑师渠以这两条标准衡量“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现代化范式”，更不存在以该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范式转换”问题。在他看来，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多少还有些根据。以范文澜、郭沫若、胡绳、刘大年等为代表的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显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史范式”也与旧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所谓“现代化范式”则不应等量齐观，不仅没有取得有典范意义的成就，从而促成学术共同体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了实践的模型，而且不具备“不可通约性”。相反，它是可以被“革命史范式”所通约和涵盖的。故“现代化范式”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谈不上形成所谓“现代化范式的学派”。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仅是在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其结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12）
马敏认为，库恩的范式理论借用于历史研究中时，最适宜“观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细节。范式转移是客观的事实，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范式转换问题。他指出:尽管有的研究者主观上并不认可，但在史学研究中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某种范式或受到某种范式的制约，这乃是不争的事实。理论思维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决定了“范式”总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自然科学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所区别，后者较之前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主观色彩，但这并不能否定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或扬弃基础上的“范式转换”（13）。
马敏认同德里克的假设，认为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的转变就是库恩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史学认识的突破和升华，尽管它无法在史学中构成唯一或主导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先前的革命史范式。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多种范式，这些范式对于人们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历史颇有意义。从革命史范式转换到现代化史范式，或从现代化史范式转换到后现代化范式，或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转换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因认识范围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很难说有一种能绝对包容和取代一切范式的终极范式，但伴随范式的转换，可以看到思维空间一步步被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日趋多元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愈见丰富多彩，逐步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范式转换中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思考空间的扩大（14）。
如何看待库恩的范式概念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笔者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确实有差别，在借用范式概念时不能完全墨守库恩的定义，必须照顾到社会科学的特点，对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阐释。如果对库恩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的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转化的话，范式概念是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统一的、单一的，而是多样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互相排斥替代的，而是可以并存相容的。库恩的范式概念作了这两点修正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范式讨论就会减少因概念而产生的歧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实际上就是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故修正后的范式概念，是可以作为解释和叙事框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中的。
中国学者借用“范式”概念将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取向称为“两种范式”，是有特定含义的:范式主要体现为一种研究视角，因视角不同而对中国近代史主线、主题的认识不同，研究关注点、研究方式及方法、研究理论及结论都会发生差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就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如果借用“范式”概念容易产生歧义的话，不妨改用取向、视角、模式等概念。故革命史范式，实际上可以称为“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视角”、“革命史叙事”、“革命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诠释构架”等，虽然所用名词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是相似的:代表着一种从“革命”的视角观察、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同样，若用“范式”一词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的话，现代化范式也可称为“现代化取向”、“现代化视角”、“现代化叙事”、“现代化解释体系”，“现代化诠释架构”等，概念虽有差异，但所表达的意思也是相似的:代表着一种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解释和叙事的模式。
历史学家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来解释历史研究视角及主题的变化，实际上是肯定了它是能够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来的。中国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其对两种范式的表述，内涵仍然是指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视角及解释体系而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仅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而且存在着诸如新社会史范式、后现代范式等不同的研究取向、视角和解释模式。故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必须强调:历史学界不存在单一的范式，存在着多样的范式，这是与自然科学界不同的。但因历史学界不存在统一的范式而根本否定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范式及范式转换现象，也是不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范式及范式转换问题，只是对范式及范式转换要作广义上的理解而已。
二、两种范式争论的焦点: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根本差异
中国近代史领域是否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郑师渠指出，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确实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研究视野与内容上都显得单一、偏枯；但因此将之定性为“革命史范式”却是不准确的；将经几代学者认真研究所形成的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真知灼见的一系列重要认知，简单定性或归结为“革命史范式”，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认知体现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具有指导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将之仅仅归结为“革命史”的范式意义，显然是低估了它。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15）
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参加范式问题讨论的学者多承认两种范式的争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客观存在，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并非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张海鹏有条件地承认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赞同革命史范式。他撰文解释道:“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16）
张海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之渊源作了历史追溯。“现代化范式”最早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革命史范式最早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提出来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实际上由刘大年负责）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著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铸成“革命史范式”。由于“革命史范式”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它在说明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遂使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罗荣渠对此揭示道:“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17）
革命史范式长期流行显然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代化范式的兴起同样与中国社会转型及“时代精神”的变化有关。步平指出，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18）。
为什么19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兴起“现代化范式”并出现“范式转换”？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重建一个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为参照的新的分析框架的要求。胡绳解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大家明确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19）李侃也认为:“史学工作者对以往长时间那种研究的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产生了一些困惑，要求突破、创新、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向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20）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并与“革命史范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激烈争论。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也称“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转换情况，李怀印在其新著《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阐述道:“两种表达均起源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时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落后和生存危机的背后原因，并找寻解决方案。同情或偏袒国民政府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创了现代化叙事，旨在强调国家推行的渐进改革，支持现有政权的政治方案，而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则支持共产党革命，发明了革命叙事，强调中国历史自上而下的反抗和革命，从而证明当前革命的合理性。1949年以后，革命叙事在中国的历史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合法化社会主义政权，并满足党的领导人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叙事完全丧失了根基；在毛泽东去世后，由于跟1980年代及其后党治国家的改革开放新政相一致，现代化叙事重回人们的视野，在中国近现代史表述中渐据主导地位。”（21）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分歧和争论。两种范式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史两种解释体系的争论。范式之争背后展现的是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认识的根本差异，而这种根本差异无疑来自研究视角、方法及解释框架的差异，来自对中国近代史重新审视后的认识差异。李成军指出:“中国近代史中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一种把中国近代史主要理解为革命的过程，而另一种则主要理解为现代化的过程。”（22）
范式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近代史认识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别是因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解释体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主题、事件及人物评判等根本性的分歧。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吴剑杰作了这样的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23）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入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24）。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嫌证据不足（25）。
现代化范式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了挑战。其内部可分两派，一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是主流。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雷颐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撰写的“总序”指出:“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26）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
罗荣渠解释说:“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即唯一的解释模式。”（27）故提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初衷，就是要冲破这个“唯一解释模式”的藩篱，在革命范式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罗荣渠等人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的现代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心。他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8）他阐述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29）
相对于长期流行的革命史范式来说，新兴的现代化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形成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观点。正因它是挑战革命史范式而兴起并与后者在中国近代史的认识问题上有根本分歧，故不可避免地受到维护革命史范式的学者之批评，进而引发关于范式问题的激烈争论。
针对雷颐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表述的现代化范式，吴剑杰提出质疑，认为革命史范式不是“僵化模式”，“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新范式将百年中国史说成“一场现代化史”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故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而且认定新范式有以“假设代替既有事实”的方法论弊病（30）。针对吴剑杰的观点，周东华发表《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加以反驳。争论双方围绕着百年来的中国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是否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问题展开。
在范式之争中，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根本反对以“现代化”作为主要视角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认为“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批评“以现代化理论来重写中国近代史……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31）。还认为:“离开对百年中国客观存在的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离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的结论，硬要去从中找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连续的现代化运动，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32）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反驳说，“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包含民族化、民主化、工业化、理性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就是“民族化”，也就是旧范式所谓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的结果；“反对封建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就是“民主化”，也就是旧范式所谓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结果。现代化范式的落脚点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作为“一元”的“生产力”能够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即“多线”相对应，现代化范式之谓“新”即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在有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必要（这里仅仅是作理论探讨的结果，并不反映目前近代史研究两种范式并存的现状）（33）。
三、两种范式的关系:替代、包容还是并存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主旨都在寻求尽可能地符合中国近代历史事实。究竟哪种解释体系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趋势和本质内容？两种模式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新旧范式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即所谓“取代派”；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即所谓“相容派”；三是提倡两种范式共存并立，认为不仅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范式的多元并存，即所谓“并存派”。
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新旧范式对近代历史的认识存在着根本分歧，依据库恩“范式转换”理论，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成为主流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冯林主编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该书明确提出了新旧范式的“替代”关系，认为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主要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而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雷颐指出:“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不同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也就是一种‘范式的转换’。”（34）在他看来，时代精神变了，研究范式也必须转变，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是历史的必然。
实际上，主张新旧范式“取代”论者在学界属于少数。即便是那些坚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也并不主张新旧范式取代，而更多的是主张新旧范式并存。多数学者尽管看到了新旧范式“转换”的可能，但并不认为它已经变成了替代现实。新旧范式的转换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没有成为事实。周东华指出:一方面，近代史研究的确出现所谓的“范式转换”，即在旧范式之外出现“现代化”新范式；另一方面，新旧范式目前是并存关系，还谈不上“范式代替”的问题（35）。
坚持革命史范式者对少数主张范式“替代”者给予严厉批评。作为革命史范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胡绳和刘大年尽管不反对从现代化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但并不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坚决反对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张海鹏指出:“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36）
张海鹏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其一，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且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其二，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并且这样的“替代”后果很严重:“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再是反帝反封建了，而是现代化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阶级斗争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革命甚至改革了，当然也不再去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的反侵略了。在这种史观下，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总之，在现代化史观下，我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中外史家基本上认同的以革命为基调的中国，面目全非了。”他主张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37）
吴剑杰等人与张海鹏持相似观点，同样反对以新范式替代旧范式。他说:“本人未敢苟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38）
有人正面阐释了革命史范式存在的必要。第一，它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过程，革命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毕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第二，他们所坚守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官逼民反”等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仍然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矛盾的一面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第三，对“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是再以发动“革命”为目的，不是再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39）。
可见，在革命史范式论者看来，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
在反对新旧范式的替代论的基础上，很多学者主张两种范式之包容。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论者，还是现代化范式论者均有这种主张。
一是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如前所叙张海鹏提出的“主导”与“兼采”说。所谓革命史范式主导，主要指中国近代史应该抓住革命这个近代的时代基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从革命的视野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阶级斗争、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等。但革命史范式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注意不够，故应该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即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完善革命史范式的不足。之所以是革命史范式主导，是因为这110多年的历史确是充满了革命、夺权、反抗、斗争这个基调，它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革命（40）。
二是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提出，将“革命史范式”包纳到“现代化范式”的解释系统之中。井建斌提出了与张海鹏相反的意见:“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简单地以‘革命史取向’拒斥‘现代化取向’，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现代化取向’主导下，兼采‘革命史取向’的视角，更多关注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使‘现代化取向’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41）
有人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42）还有人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43）既然现代化范式是对革命史范式的超越，其解释力比革命史更有效，更符合历史事实，那么它完全可以包容革命史范式。虞和平指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44）
主张新旧两种范式相互包容的学者，旨在调和两种范式的矛盾与冲突。但客观的事实是:虽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己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这样的争论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而达成共识（45）。
实际上，两种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既难以“兼采”，又难以“包容”。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范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康华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分析后指出，两种范式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两者很难“相容”。第一，对中国近代史所处社会形态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主张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与现代化范式主张的三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不同，这不仅导致了对社会形态划分上的差异，而且也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产生了不同看法。第二，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认为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通过社会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直接解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化范式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要求追溯动力背后的动因，最终从生产力的角度给以解释。第三，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集中表现为三种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第四，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要线索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归纳为“两个过程”、“三大高潮”；现代化范式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概括为“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革命化、现代化（46）。
从这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范式在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侧重点及研究视角等方面确实存在着根本分歧。正因如此，两种范式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标准不同，其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如对洋务运动，革命史范式认为它是崇洋媚外、加速中国陷入殖民地化的运动，但现代化范式却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如对戊戌变法，革命史范式视其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现代化范式则认为它不愧为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先躯；如对义和团运动，革命史范式肯定其反帝爱国性质，但现代化范式则认为它“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值得肯定的；如对辛亥革命，革命史范式认为它是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现代化范式认为它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肯定其历史功绩。此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革命史范式斥之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扼杀革命运动的元凶及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但现代化范式则对其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中促进现代化的举措给予充分肯定。
两种范式互相包容之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中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是在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兼采现代化范式的思路下编撰的，是力图用革命史范式来整合其他研究范式的尝试。有人指出:从学术范式“兼容性”角度考察，该书试图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于一体的努力也只是一个成功与否很难预测的尝试。因为性质差异甚至对立，有些范式不一定能够兼容或被兼容于其他范式。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两种不同质的理论，将二者融为一炉，和谐共处，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47）。
既然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不可替代更换，也很难相容兼采，那么可行的办法就是共存并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两种范式。参加范式之争的多数学者表达了这种意愿。有些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表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自己所反对的，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
现代化范式倡导伊始，就是对他们视为“教条化”的革命史范式的挑战，旨在对其进行完善与改造。董正华指出，革命史范式的问题不在其坚持书写革命的历史，而是自定为“唯一的解释模式”，将其他历史诠释、史学论著统统排斥在“正统”之外，“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另册。无论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史范式，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检验的理论假设（48）。罗荣渠主张以“现代化”补救取代“革命化”，走出“革命范式的危机”，故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49），而不是从根本上替代革命史范式。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反复强调，应该承认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明确表示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定于一尊。有人指出，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绝不是“范式代替”，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处于“新旧范式”并存发展的时期，说“新范式代替了旧范式”，完全是言过其实的臆想。旧范式虽不能全盘称为“僵化模式”，但关于“近代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也未必都符合历史的真实；新范式的出现，的确“泼掉了污水”，但并没有“倒掉孩子”——争取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这两大主题都被保留下来（50）。
虞和平并不赞成极端的替代说，而是主张多种范式并立。他指出:“替代”倾向只为极少数人在早年所持，大多数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无意于以此代替革命史范式，代替整个近代史，只是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史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范围较宽并跨越近代时限的专门史来研究的；其所包含的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的内容，并不是包含革命史范式和整个革命史，而主要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这些改革和革命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如何进展的前提条件，于是也就成了近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而也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51）。
夏明方对两种范式之争作了这样的判断:“就主流和本质而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其实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争，现代化范式所批判的只是教条主义化的革命史范式，而革命史范式所欲纠正的也是教条主义化的现代化范式；从两种范式新近的成果之中，还可看到一种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融合与统一之势。”（52）正因为看到了范式争论的积极意义，多数学者赞同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范式之争。董正华提出:“在围绕史学趋势、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需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这也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53）李成军在《中国近代史两种研究范式的思考》中提出:“历史研究范式之争其实就是社会政治观点或者立场的差异导致的争议。一个宽容的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应当在不会轻易破坏社会基本结构和秩序的前提下容忍不同的政治观点以及立场。因此，范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尽量不要以一种范式代替另外一种范式，以一种范式独霸天下，而应该多元并存，相互竞争，进行合理的学理探讨。”井建斌主张各种范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从而建立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54）。徐秀丽也提出:“多元并存，相互争鸣，彼此宽容，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55）
四、超越与重建:新社会史、新革命史与“当下开放”的近代史
在关于范式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两种范式存在的缺点及其局限性作了揭示，表明两种范式均非理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有着不断完善与超越的必要。
现代化范式论者指责革命史范式存在着僵化、单调与片面性的弊端，革命史范式论者对此作了检讨并承认:“‘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56）步平提醒道:“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57）
现代化范式虽然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发展迅猛，但自身也存在着不足。当它把目光投向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重点的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时候，同样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一些“革命”问题。对此，持现代化范式论者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德里克警告说，“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在于对中国历史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它们的意识形态化与其所抨击的革命史学相比实际上毫不逊色（58）。马敏指出，现代化史范式基本上是以欧美的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视为对西方道路的仿效，故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利用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商会，极易以西方商会的“理想型”来硬套中国商会，并把一些西方商会所具有的特征误认为中国商会的特征或中国商会“应该有”的特征。同时，该范式既已确立有一个“现代”范型，故极易落入“典型论”的思维定势。他强调:“现代化范式实际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带给我们锐利的理论分析的锋芒，但同时又带来若干理想化、简约化或结论先行的偏见，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这种利弊皆明的理论模式。”（59）杨天宏在揭示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时说，“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化史，提供了观察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新视角或‘概念架构’，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但‘现代化’并非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息视角……‘现代化’理论显然不是一种周至完备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同样可能因内容狭隘导致系统性的缺失”（60）。
因此，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长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都只是部分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真相，但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另一部分真相。只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并存互补，而不是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才能全面揭示历史真相，对近代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这种情况更加表明，两种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其局限，均非理想的研究范式，需要加以改善与超越。
范式之争的复杂性，除了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之争外，还有后现代范式对前两种范式的否定和解构。有人指出，中国近代史范式之争的基本格局，是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后现代范式只是部分青年学者的学术诉求，充其量只是一种意欲取代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竞争性范式（61）。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进行激烈争论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新范式登场并对两种范式均进行了批评，起了不小的解构作用。夏明方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两种范式之争作了批评，李怀印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花了极大篇幅对两种范式作了解构工作。正是在解构两种范式的基础上，他们探索了超越两种范式、重构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路径。
后现代主义史学源于欧美，以全面批评乃至颠覆现代史学为宗旨，否定现代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真实性”、“客观性”、“趋势性”、“科学性”、“规律性”，及其中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民族国家史、整体史、精英史等，注重研究多元的、多样的、非西方的、边缘的、普通的、下层的、生活的、枝节的、突发的、偶然的历史，即所谓的“微小叙事”；还主张历史情节想象和反事实研究。因此，它在研究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存在着碎化、伪化史学的负面作用。
作为现代化范式的对立面，后现代范式对现代化范式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其所起的解构作用非常明显。夏明方指出:现代化范式改变了革命史范式的五阶段论或目的论，代之以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强调与传统的对立，其中心主题就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大趋势，其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三化”（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或“四化”（三化之上加“理性化”）。后现代范式对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解构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形式出现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夏明方对现代化范式批评说:“这一范式本身也在不断的学术争论和大量的学术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体系。抑或正因为如此，亦如同革命史范式一样，它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代化范式，越来越背离其倡导者主张的综合论、全局观，而系统性地趋向以生产力、科学技术或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去政治化”或拜物教化的经济史路径。故其与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之间距离越来越大（62）。
后现代范式不仅与现代化范式对立，同样也与革命史范式对立并对其进行了解构。夏明方指出:“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后现代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对立要大于其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对立。对于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叙事来说，这样一种视野确实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但是由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彻底否定革命史范式曾经或内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一面，就像后者曾经极端化地排斥传统一样，最终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度和深度，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甚而以其花样翻新的概念而招致主流史学的反感。”（63）
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严厉批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他指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没什么两样，它也是历史想象的产物，在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它通过强调与现代化主题相适应的历史部分，模糊似乎与现代化主题‘无关’的部分，以‘发明’中国近现代史。曾被革命叙事视为中心议题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在现代化的视角下，则成了边缘化的课题。现代化叙事所关注的是那些日益显示的‘现代性’成长迹象的地区，并以一个舶来的标准判断此一成长过程，与此同时，对缺乏现代化迹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则略而不论，因此，它也在冒曲解历史的风险，这跟它所试图挑战和取代的革命史学，并无多大区别。此外，一如革命史学家致力于辩护共产党革命及革命之后的毛主义政策，现代化史学家的根本关注点，是要证明在现代化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下，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及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之历史和逻辑的种种‘必然性’。因此，革命和现代化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都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历史想象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严肃重建。”（64）
后现代范式对两种范式的解构，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系统性的缺失”。杨天宏指出，系统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史不通，没有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清楚，贯穿始终；二是专史过专，失去了与其他方面历史的内在联系。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统统丢失，致使历史认知没有“自成体系”，不免鸡零狗碎之嫌。“在离开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解析之后，尚无一种完备的解释体系被成功引进并建构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65）。
两种范式的缺点和局限，决定了必须力图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出现了多种替代性路径，或是继续在现代化叙事上做功夫的所谓“新现代化叙事”，或是所谓“新革命史范式”，或是综合革命、现代、后现代等各种趋向而重建新范式的尝试等（66）。其中有三种趋向最值得关注:马敏等人提出的以新社会史为主的“总体史”范式、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在时和开放”的近代史。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得到迅速复兴。与专史说、通史说不同，有些学者强调社会史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将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新范式看待，认为社会史研究是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的新范式。王家范明确表示:“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67）赵世瑜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68）他强调，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该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要警惕历史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倾向（69）。行龙也认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70）
随着社会史研究变为“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史范式逐渐成为具有“总体史”特性的新范式。赵世瑜指出，目前社会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与以前的成果相比，还是与其他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相比，都明显地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个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71）。
马敏赞同赵世瑜的观点并作了发挥，明确主张建构“总体史”范式。他指出:现代史学潮流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总体史”根本范式是中国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当前新文化史只要不执着“符号”、“话语”之类的空洞概念，而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形成社会一文化史的架构，实质上反映的也是“总体史”或“综合史”的一个方面，不出“整体历史”的大趋势（72）。
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最具关键性，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致化，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真实。通过范式转换所体现的史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其基本方向则是指向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73）。
与马敏的主张相似，朱英提出了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主张，认为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是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他解释道:“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他补充说:“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74）
受后现代范式影响的学者，在解构了两种范式之后也提出了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设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当下开放”的叙事方式。
夏明方对革命史、现代化和后现代三种范式考察后认为，这些范式都有局限，应该予以超越，建构新的革命史范式。他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主张超越革命与现代化范式，放弃目的论的预设，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他解释道:“我的确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但我质疑的是现在的后现代立场，我所主张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正因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均有局限，故有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的必要。在他看来，革命史范式既因其囿于一种特定的时段而无助于把握当下，或突出政治史的内容而不能全面透视过去，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效应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历史研究的要求，更以其一度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而背负恶名；稍后的现代化范式，同样因为研究模式的刻板化、模式化而渐失其创新的活力，也因为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负面社会效应的不断放大而难以为继；所谓的后现代范式，更是以其总体上的犬儒主义态势而难成大器。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形成“新革命史范式”:“我的立场当然是呼唤一种新革命范式。在当今中国新革命潮流涌动之时，历史研究亦应投身于其中，以一种反思的形式成为这场新革命的组成部分。”（75）
他的新革命史范式之“革命”概念，非指狭义的“革命”，而是包括改革在内的广义的“革命”。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一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此谓研究时限的“历史化”。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观，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此谓研究空间的“全球化”。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以此种互动关系作为一种视角重新审视以往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历史的智慧与借鉴。此谓研究对象的“生态化”。四是以反思和对话为核心的多元史观，自觉地保持长期以来客观上已经形成的各种理论或范式相互竞争的基本格局，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倡导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共建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型学术生态。此谓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五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姑且称之为生态辩证史观或生态辩证法。此谓历史哲学的“复杂化”。六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此谓研究目标的“相对化”。七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即对史料或历史研究资源进行生态学的阐释，促进历史资源的生产、累积与共享，争取资源利用效应最大化。此谓历史资源的“数据化”。八是超越本土与西学之争的开放史观，即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76）。
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一书，用大量篇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叙事方式作了解构工作，旨在重建一个近代中国的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他认为，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已经受到后现代史学影响，学术范式处于继续转换之中，中国史学家分为两派:“一派仍坚持现代化叙事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派则从本质上质疑宏大叙事的有效性，并试图在学术上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宏大的进程转移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史。”后者就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所谓“新社会史”。在他看来，新社会史是为了克服宏观历史叙事的固有问题而兴起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它抛弃了界定中国近现代史写作的宏大叙事，认为使用宏大叙事是过时的和多余的。新社会史是对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的超越和扬弃，但因对宏大历史叙事缺乏兴趣，故难以担当重建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使命（77）。
在李怀印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方式与研究范式，既要克服两种范式固有的弊端——目的论倾向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又要克服新社会史放弃宏大叙事的弊端。可行的路径是建构无目的论的宏大叙事。他不仅对后现代范式放弃建构宏大叙事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主张重建新范式时必须继承宏大叙事的传统。宏大叙事本身并没有错，错在现有宏大叙事的目的论倾向，故必须剔除其目的论倾向。李怀印解释道:“仅满足于解构既存的叙事，而不是重建一种新的叙事，将中国的过去与当前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无助于保持21世纪中国史学的活力。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具有意义。因此，在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在一种叙事框架下重建历史现实，而是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建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78）
重构剔除目的论后的宏大叙事，实际上就是重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重构中国近代史范式，既意味着“时间”上的扩展，也需要扩大“空间”。李怀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解释，不仅意味着‘拉长’其跨度（既包括我们和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也包括‘现代化’之后的时代），且需扩大空间，从中国的国界之内扩展到更广的、再生中国文明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不用说，所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的变化，要求研究方法的相应变化，以此来领悟近现代中国扩大的进程和范围。”（79）他将这种新的叙事方法，称为“当下开放”的近代史观。他阐述道:“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型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尽管此一目标尚未被明确定义。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在时和开放’的历史。所谓‘在时’，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因为事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而事件的参与者不像后世史学家那样，能够清晰地预知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可能结果。谓其‘开放’，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像革命或现代化的目的论史学那样，将中国近现代史加以‘关闭’，亦即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论假想，而明确界定历史的‘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共产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过渡，也可能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或者是21世纪之交新自由派或新左派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任何其他结果。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果驱动视角只是从‘事后’的角度以排他的方式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在时、开放史观的长处，正在于它在解释近现代中国不断演进中的各项发展之原因时具有包容性，使其有能力更加接近于过去的客观实际。”（80）
李怀印的“在时开放”叙事方式，显然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针对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范式所具有的目的论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而提出的。其“目的”仍然是苦苦寻求一个更为可行的诠释方案，以期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新的中国近现代史主叙事。其基本路径是:“不含目的论的、在时的探究，并且以终端开放的视角，解读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并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推定和猜测。”（81）
总之，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环节的薄弱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出了多种替代性的路径。无论是新革命史范式，还是新现代化范式，抑或是新社会史范式，都是力图超越两种范式而提出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新范式。尽管这些新范式还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缺陷，但其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建中国特色理论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为进一步建构成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沿此方向继续探索，会在为时不太长的将来建构起全新的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关于这场争论的情况及其评述，学界同仁作了初步探讨，参见井建斌的《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李成军的《中国近代史两种研究范式的思考》及夏明方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等文。
②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④⑤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01页。
⑥⑦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⑧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⑩德里克:《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春季卷。
（11）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2）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3）（14）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5）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6）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2页。
（18）步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2009年1月13日，第12版。
（1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0）李侃:《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的转移》，《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44页。
（21）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12页。
（22）李成军:《中国近代史两种研究范式的思考》，新浪博客，2008年4月3日。
（23）（25）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4）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7版。
（26）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7）（2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
（29）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
（30）（32）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1）龚书铎等:《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7页。
（33）（35）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34）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6）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7）（40）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8）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9）黄广友:《“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41）井建斌:《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42）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领域》，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43）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44）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5）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7版。
（46）康华:《论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理论分歧》，《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年第3期。
（47）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8）（53）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4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488页。
（50）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51）虞和平:《近年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52）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4）井建斌:《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55）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7版。
（56）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7）步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2009年1月13日，第12版。
（58）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总第10期。
（59）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60）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1）（62）（63）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4）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页。
（65）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6）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7）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8）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69）（71）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70）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72）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73）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74）朱英:《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75）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76）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77）（78）（79）（80）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30——31、276、34、278——279页。
（81）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288页。
本文原刊：《史学月刊》2014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