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半回到家，内子说，你赶快看下手机，响了好多次了。我一看，有8个未接电话，再看微信，也有几位好友留言，内容是一致的：蒋永敬老师于26日凌晨仙逝。
蒋老师大弟子刘维开教授的留言是：
红民兄：一个不幸的消息，蒋老师于今天上午2点36分离开了！蒋老师过年期间发现身体状况不好，住了一个月的医院，出院后复员的不错，但是上星期有状况急诊住院，昨天上午我去看他，他知道不行了，没有想到晚上病情急转直下，于凌晨过世，难过！
最后一次见到蒋老师，是去年7月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召开的会议上，96岁高龄的他飞越海峡赴会，发言条理清晰，令人感佩，但也言谈中感到他的精神体力明显不济，就隐约有些担心。
人终有一死，蒋老师仙逝时96岁，算是高寿人瑞。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笔耕不缀，刚有新书出版，作为学者，此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无憾了。更何况，他去天堂与师母团聚，也不会孤单。得到讯息，我虽感意外，愣了很久才回过神，难过却不十分悲伤。
晚上，坐在电脑前，寻找蒋老师的照片，回忆与他交往的往事，脑海里闪出：世间再无蒋老师。关心我的那个蒋老师，已渐渐走远。
我与蒋老师属于“不打不相识”：1980年代初，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选择胡汉民研究，当时蒋老师关于胡汉民的研究已名满天下，但一方面他的“台湾观点”正可作为大陆新学人批评的参照，另方面，他在台湾也受限制，研究中确有缺陷。我特意选择了他“刻意回避”的晚年胡汉民来研究，论文得到大陆民国史大家李新先生的好评。1990年，两岸关系解冻，蒋老师与师母返乡探亲路过南京，指名要见我。未出茅庐的我，初见身材魁梧的蒋老师兴奋中带着胆怯，忐忑不安。他开口就说，我们都研究胡汉民，是同行，你的研究有新意。我一下子放松许多。师母随后和善地问我年龄，居然与他们的幼子同年，顿时又多一份亲近感。
蒋老师故乡是安徽，每次返乡要从南京过，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张宪文教授都邀他作学术报告。后来，蒋老师干脆在南京买了房子，每年春秋两季来宁小住，见面聆教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把我当成编外的弟子，常带些台湾的资料与自己的论著。蒋老师80大寿时，他在政治大学的弟子张力、刘维开等要每位学生写一篇论文，编成《史学的传承》作为贺寿之礼，承他青眼相加，我也写了一篇与胡汉民相关的论文登堂入室，“溷入”蒋门弟子行列。该书体例，每位学生须自述与蒋老师的因缘。我写道：
硕士学位论文以晚年胡汉民为题，拜读蒋老师大作，宏论洒脱，钦佩无已，惜无缘聆听教诲。两岸关系冰融雪化，老师还乡之际，约见于南京，由此忝列学生列，耳提面命十余载。传道解惑，指点人生之余，间或宴请，师生情谊，非长篇无以道尽。两岸隔绝已久，史学理念与史料处理稍异，拙文斗胆与老师商榷处，老师不以为忤，时加鼓励，赠以《师说》墨宝，许以“同为研究胡汉民”者。
据说，蒋老师学术眼光与要求很高，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学生答辩时，常常“修理”人。这在我与他的交往中完全体会不到，他总是鼓励有嘉，“激励教育”。
蒋老师怎么指导我学术的，一时还真想不起来，记住的都是他各种请客下馆子的情景。蒋老师与师母每次来南京，都会请客，开始是在高档饭店，如金陵饭店、丁山宾馆、钟山宾馆等，算是见了大场面；慢慢地就改在他家附近的小饭店。一见面，他就会说发现了什么新馆子，菜品如何好，价钱如何公道，带我们去。奇怪的是，他家门口的小饭店总是开不长，基本上是隔年再来时就关张了。我们戏称蒋老师厉害，“吃一家，倒一家”。后来，我们的收入提高了，改为我请他。蒋老师晚年尤嗜荤菜，完全不忌口，大鱼大肉上桌，他旁若无人，筷子直指鱼肉。我每次点菜，内子都要重新查看一遍，惟恐荤菜不够。师母解释说，蒋老师40多岁时，胃大出血住院，几乎丧命，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后来的胃是新长出来的，消化吸收特别好，80岁的老人，40岁的新胃。胃口好能吃，身体也好，应该是蒋老师长寿与学术高产的秘诀之一。
蒋老师对我不满意的地方，应该是不会打麻将。蒋老师是雀坛高手，史学江湖上有不少关于他打麻将赢钱的传说，有的相当离谱，属于传奇了。他在南京小住时技痒难熬，邀人到家中雀战，有时三缺一，我在场又不会打，让他失望。有次，我陪他去桂林讲学，飞机严重误点，蒋老师开始还抱怨，听说机场有麻将室，立即来了劲，刚好又是三缺一，蒋老师对我说，今天一定把你教会，输了钱全算我的。几把打下来，他把牌一推 “不打了”。对我一脸的嫌弃，似乎是说，这么简单的事都学不会。后来，在政治大学为他办的90祝寿会上，一位老同事也当众说被蒋老师强拉上牌的趣事。蒋老师晚年，牌友或年迈，或凋零，打牌机会更少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学会了在电脑上打麻将，自得其乐。蒋老师自述，他迷上电脑麻将，一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好玩”！“带劲”！
蒋老师对南京大学，对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的感情，在海外学者中首屈一指。他多次在民国史中心讲座，使无数学生受惠。他将自己珍藏一生的书籍大部分捐给了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当时我刚调到浙江大学，去台北开会，承张宪文老师之命代为接受。林桶法兄与我带着政大的几位研究生，到蒋府整理、装箱打包，几十箱的书，忙了整整一个下午，衣衫尽湿，腰酸背痛。我跟蒋老师开玩笑说，浙大的台湾书比南大更少，是否可以给浙大一点？他正色道：这次全给南大，你的事以后再说。
我到浙大后，蒋老师的关心并未稍减。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后，他受聘担任客座教授，为我们壮声色。蒋老师研究蒋介石的成果很多，在台北人称“永敬蒋公”，有着双重含义：一是他的名字，二是他对那个“蒋公”的态度。2010年，我们主办大陆首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蒋老师亲临盛会，作主题发言。2014年，我获悉他到南京变卖房产，恐怕以后来大陆的机会越来越少，就与他商定，在杭州办一个“蒋介石与抗战”的工作坊，请他主讲。当时的担心是，他年事已高，南京与杭州间的交通无人陪护。幸好李继锋教授父子也从南京来杭参会，全程承包陪护任务，免除我后顾之忧。
蒋老师的关心，也惠及下一辈学生。2013年底，我与浙大蒋研中心的几位博士、博士后去台北查资料，应约去老师在澹水的寓所拜访。我以为只是礼节性拜访，没想到在客厅坐定，蒋老师拿出讲稿，正式授课，整整讲了一个小时，后面还有学生提问请教。那次，我的外甥女正在台北旅游，随我们同去，蒋老师见她乖巧伶俐，特意赠给一本刚写好的书法作品，小姑娘很是开心。授课完毕，蒋老师请客，说要带我们去一家好吃的馆子。跟着他东拐西拐走了挺远的小路，终于到一家小店。那家的菜真没有多少特色，口味也普通。一直没弄明白，老师为什么要柱着拐杖，走这么远带我们到这家饭店。
2017年是浙大蒋研中心成立十周年，要做本纪念册，临近开印时，我突然想起蒋老师常年习字，一手小楷十分了得，时常将得意之作赠人，就发电子邮件请他写幅贺词，以增光彩（蒋老师年逾9旬，还能用电子邮件与外界联络，也属罕见）。送出邮件，转而踌躇他是否愿意写，及如何交接。不料他第三天就回复邮件说写好了，交给刘维开教授设法转来。
我邮箱里蒋老师发来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他2017年12月25日对前一天我与内子祝贺圣诞与新年的回复：
红民兄：敬谢贺年，并祝新年快乐。蒋永敬
蒋老师的收山之作是《多难兴邦》，原订4月28日在台北举行新书发布会，老师亲自出席的。他重病时还惦念此事，问世安大哥“今天是不是28日”。遗憾的是，就在发布会前两天，蒋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忘不了的书。在《多难兴邦》的“自序”里，蒋老师用不短的文字，提到了我们研究的交集，算是他对这段师生情谊的最后小结：
陈红民教授对于胡汉民的研究，最为杰出，其所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电稿》，珍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四十三卷、两千多件，经陈教授辑注出版后，分装十五巨册。该书的前言中，陈教授对台湾、大陆、海外其他地区有关研究胡的著作，作了详细的评介。其中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是对本人的《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的评语，说是「该年谱存在的瑕疵，是对1931年『约法之争』后期的活动记述，相当简略，与此前的内容，不成比例。」此评可谓一语中的。着者有幸，本著第二部分的「约法之争与汤山事件」，算是有了补偿。
世间再无蒋老师。蒋老师虽然离开了，但他治学的严谨态度，提携后进的精神，是我终生的楷模。
蒋老师在天堂与师母团聚，从此不再彼此牵挂。祝老师一路走好！
此文已于2018年4月27日在澎湃新闻网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