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中国抗曰战争胜利70周年，武汉市石门峰纪念公园率先筹建武汉抗战纪念馆，并且于7月7曰举办小规模文物展览，纪念卢沟桥事变，即抗战爆发78周年。我与家人应邀前往参观，看见陈列文物中有一件手摇警报器，孙女乐乐非常好奇，我为她详细讲解、演示，并忆述当年日机狂轰滥炸的罪恶情景。不料几家本地媒体巳经摄入镜头，并于次曰以“抗日老兵章开沅摇响防空警报”标题刊布，海内外电子媒体纷纷转载。
因为我平时很少自称“抗战老兵”，所以有些网友产生疑问，甚至在百度网上郑重提问：“章开沅是不是抗战老兵？”其实，我真是一个抗战老兵，曾于1944年12月至1946年6月在青年远征军201师603团接受训练，只是因为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未能亲赴前线杀敌。这段往昔经历，我在1949年冬前往中原解放区时即已做过详尽交代。最近有位好心收藏家无意中获得金陵大学档案中有关我的几件文献，其中有两页是1946年9月1日政府发给我的入学通知书，封面标题是《行政院教育部·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通知书》，编号为“青年补字第132号”。正文是“金陵大学公鉴：査章开沅在青年军第九军第201师受预备干部教育期满，奉准复员，并经教育部核准，以渝处字第2653号前来贵校报到，希査照收录见复为荷。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军政部部长兼处长陈诚”。
所谓“预备干部教育”，指的是1946年1月至6月为时半年的预备军官教育，此时我从603团转入601团1营1连，此为专门编制，卒业后取得预备军官少尉衔，相当于正规军校毕业。此前一年我编入603团1营5连，接受全面系统的士兵教育，是二等列兵，到1营1连后才提高为下士待遇。复员管理处以后改组为预备军官管理局，是蒋经国亲自掌握培养嫡系军事骨干的部门，其中有些人还是他早期在赣南所办青训班的学员。我之所以选择复员升学，主要是不愿参加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谈不上多高觉悟。再则失学流浪已久，深知连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青年军优待条例明文规定可以择优保送，我何乐而不为？
这位热心的收藏家，除入学通知书外，还复印了金大档案流失的另外几件与我相关的文献接触这些文物，往事一幕一幕不断涌上心头。
抗战中艰难求学
回想抗战爆发，父母带领五个儿女，还有一位年逾七十的老外婆，全家八口颠沛流离逃难四川，由于缺医少药，不到半年外婆及六弟开运即先后病故，草草安葬。最悲惨的是逃难途中，生于“民贵”轮上的幼弟，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死于急性肺炎，母亲抱着已经失去生命的婴儿，端坐在卧室地上，我们幸存的四个孩子，紧紧依偎着她坐成一圈。父亲随着部队送新兵到前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弱小者眼睁睁地看着幼弟死去。母亲没有言语，没有眼泪，默默地独自承受着这家庭最大的悲痛。
父亲由于工资太低，又经常出差在外，只有辞去补充团军需职务，前往赣南另谋职业，把我、姐姐、三哥、五弟留在四川江津，进入国立九中，靠政府“贷金”继续升学，从此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
国立九中位于偏僻贫穷的德感坝，与江津县城隔江相望，竹篱茅舍，照明全靠桐油灯草；伙食很差，虽不能说是饥寒交迫，但常年吃的都是夹杂糠壳、稗子、沙石乃至老鼠屎等的“八宝饭”，物质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但我们有一个好校长邓季宣，他与陈独秀是世交，且曾偕同延年、乔年兄弟前往巴黎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安徽、上海多所中学、大学任教（哲学课程）。他拥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并且标榜“我行我素，我办我学”，以“民族、科学、法治”三种精神的弘扬为办学理念，显然是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并且与西南联大等名校相呼应，因而赢得全校众多师生的爱戴。
九中有一大批安贫敬业爱生如子的好老师，比如《画魂》原型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就放弃高官厚禄，协助邓校长在穷乡僻壤办学，毅然担任吃力不讨好的总务主任，与陈独秀之子松年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两千多师生的膳食。授课老师大多学有专精，经验丰富，几乎每堂课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激发我们进一步求知的浓厚兴趣。九中还有比较完整的实验设备与丰富的珍贵藏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一套《万有文库》，相当于解放后的《十万个为什么》，它就是我们无声的老师，课堂之外的学校。无怪乎当年学界把九中评价为“模范国立九中”，仅仅存在8年就培养出6个院士苗子，如邓稼先（邓季宣的侄子），就是我们高中分部的学长。与我情同手足同室5年的汪积威（以后改名为汪耕），也在“文革”结束后被评为电机工程的第一批院士与学部委员。我们至今仍然认为邓校长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而九中不仅为我们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习基础，并且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做人。我认为，九中老师也曾为抗战作出卓越贡献。
但是，九中并非世外桃源，江津离重庆太近，易受政局变化影响。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断掀起新的反共逆流，并且加强推行党化教育。邓校长这样特立独行的教育家，自然要成为首先清除的对象。高一分部是九中藏龙卧虎之地，学生社团、墙报及其他课外活动异常活跃，因此与党化教育格格不入，冲突不断，学潮迭起。CC系反动分子更视为动乱源头，务必除之而后快，因此于1942年元旦在高一分部食堂制造“稀饭投毒”冤案，大肆逮捕进步同学，随即又卑鄙设局陷害邓校长，竟至动用宪兵拘留，逼迫他辞去校长职务，学风优良弦歌不绝的九中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取代邓季宣出任九中校长的是原八中校长邵华，具有国民党中委身份，深受CC系控制的教育部器重。他一到校就摆出一副法西斯统治架势，盛气凌人，专横独断，甚至公开把宪警特务调来震慑学生。他的草书签字很像英文字母mp，因此我们暗中称他为mp（即宪兵militarypolice）。不过幼稚的我却没有想到自己早已陷入他的捜査网罗。1942年暑假，多数学生离校回家或到外地探亲访友，我因无家可归，独自住在空荡荡的寝室。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合肥口音很重的大个头学生，自称是八中被开除学生前来投宿。假期学校管理较松，多有外校学生前来借宿乃至蹭饭者。他成天装成一副落魄受难的样子，经常用京剧腔调吟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我对他毫无怀疑，甚至还非常同情，把他当成可以信任的老大哥，而自己却一天到晚醉心于散文与诗歌的习作。但是有一天听说邵华已来就任九中校长，几位号称巳被八中开除前来避难的哥们，却悄悄地前往晋谒老校长。此事他始终保密，我也懒得追问，只是心中已出现疑点。尽管我顺利进入高三上学期，而暑假结束前这几个可疑人物巳经消失，但麻烦与灾难却不断降临，我终至被新来的学校当局“勒令退学”，连同一寝室的汪积威、周承超也未能幸免。
我们三人在高中阶段始终住在同一寝室，因为都很勤奋好学，喜好清静而厌恶喧哗。周承超比我们大两岁，由于家庭原因，旧学根底较好，常在课余带领我们攻读《四书》，练习书法，宛如一位循循善诱的兄长。他用颜体大字书“爰居”二字，贴在寝室的门楣，寓意是我们如同暂栖他乡的海鸟。这是自取的斋名，而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就是狂妄。其实周、汪都是安分守己的优秀学生，一侧重于文，一侧重于理。只有我醉心于文艺写作，并且经常为上一年级的学长在墙报上写点散文或画点漫画。这个年级的同学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几次学潮都由他们带头，所以成为邵华铁腕统治的重点打击对象，而我也因此受到牵连，连承昭与积威亦遭波及。
不过他们两人的结局都较我稍好。承超的官员叔父乘冯玉祥专程来九中演讲动员募捐支援前线，托他亲自向邵华说情。邵华对冯一向敬畏，立即同意撤除开除处分。但承超亦未继续留在九中，暑假以同等学历考取中央大学中文系，与唐德刚同班并成为密友。积威没有什么显要家庭背景，倒是校内有位教官，怜他年幼好学，主动向校方说情，结果只是调往另一高中分部，总算完成正规学业，并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以后成为上海顶尖科技专家之一。只有我受害最大，转学计政班以后又再次被开除，一度浪迹川江运粮船上。当时知道此事的人们大多同情我年幼受苦，其实我却不以为苦，自认为已经近似高尔基的童年遭遇，正好可以增加社会阅历，将来或许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甚至瞧不起当时颇为流行的《嘉陵江上》歌曲作者，认为他只能独自在江边徘徊喟叹，而我却是在汹涌的川江中与贫穷船工同甘共苦。但这种苦中求乐也未能延续多久，1944年深秋我从泸县运粮回到朝天门码头，一下船就被三哥开诚抓住，原来他在此地埋伏已久。好心的亲友把我安排到粮食部重庆仓库，以临时雇员名义抄写公文，维持生计。
我平生最大优点就是随遇而安，进入机关虽然失去与社会下层民众亲密相处的良机，但是却重新获得读书写作的乐趣。每天工作之余与整个周末，我多半会到附近一家新开的大书店站着阅读（偶尔也买一两本特别喜欢的名著），或是埋头练习写作。重庆仓库没有单身职工宿舍，只在江边盖了两座极其简易的吊脚楼，作为临时接待来往顾客之用。可能因为条件太差，客人宁可花钱住附近客栈，所以只有我独自享受这宽敞而又幽静的空间，江上的清风明月与船夫号子伴我共同编织美好的青春梦境。成语说：“乐不思蜀”，我则几乎是“不思离蜀”，甚至不愿离开这蠹立梢壁的吊脚楼。
尊重历史，超越历史
我几乎忘记仍然是在抗战时期，但抗战终于唤醒我的写作痴迷。其时已是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屡遭惨败，转而在中国西南战场上疯狂反扑，一度进逼独山，直接威胁重庆。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只有悲怆呼唤：“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有天中午我回宿舍途经朝天门码头，只见一幅高高贴在墙上的大型宣传画，原型似乎取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一手持枪，一手前指。标题是几个血色大字：“你为祖国做了什么？”我猛然想起小学时代唱过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现在不就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吗？我似乎突然醒悟过来，写作是一辈子的慢活，保卫重庆则是急如星火。我无人可以商量，只有自己作出抉择，当时五弟开永已离开九中投奔于我，于是就商定一起报名参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仅滞留所谓大后方的章家男性年轻成员，总共是5人同时参军。小叔学澄与大哥开平是大学毕业经由政府征调，小叔任美军翻译，大哥任野战军军医，三哥开诚则是志愿从军，由于学历较高担任政工人员。虽然说不上什么一门忠义，毕竟都及时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公民义务，而开平以后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三等军功。
长期以来，我不愿说自己是抗战老兵，原因有二：一是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到前线杀敌御侮，实乃终生之憾，甚至是终生之耻。二是解放后，为党派成见所囿，把抗战时期参加国军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审査，甚至被认为是有历史污点，我自然不会以此自炫，更不必自取其辱。但人们的认识毕竟是随着政治形势而不断变化。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台北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我与30位大陆学者冒着狂风暴雨平安到达，因而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开幕式上我与蒋永敬学长作为曾经的抗战老兵做主题发言，我的发言题目是《尊重历史，超越历史》。我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着眼，强调指出：“正是我国亿万军民的英勇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速胜美梦，而且打破了德、日会师的战略部署，从而有力地促成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辉煌胜利。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战胜国，并旦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称赞和尊敬。”这样一段光辉的历史，难道不应该自我尊重吗？我所提倡的“超越历史”，就是“不要受陈旧的历史眼光的局限，更不能因袭过去历史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区”。我的发言在会议内外引起广泛赞同，《中央日报》以“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八个大字为通栏标题，以整整两个版面报道会议并刊登若干精辟发言。
时间跑得真快，转眼又过去10年，我觉得自己在10年前发表的意见仍有若干现实意义。有的网友问：“章开沅是抗日老兵吗？”现在我可以坦然回答：章开沅曾经是一个抗战老兵，但还来不及上战场，日本人就无条件投降了。真是时也，命也！
（原题：我真是一个抗战老兵）
本文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