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既要继承，也要超越。这就需要秉承“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提出新的理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主义。明确世界化的大趋势，就要建立开放的文化观念，随时吸纳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明确个性主义的大趋势，就要坚持以解放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理念的改革。如此，我们就可以保持民族昌盛，国家富强，占据世界发展的前沿。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继承；超越〔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5-0008-05
近数十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肯定和否定者皆有之。20世纪晚期以来，有人提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这无疑是一个很不错的提法。但问题是在于如何继承？如何超越？若论到如何继承，首先要明确继承什么。笔者认为，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应当是科学与民主。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骨干们，都把这两者看成是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一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先觉分子就追求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替代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过，清末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们心目中的民主制度，只是一套政治安排，一套政治架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议会的组织，以为有了议会，就有了民主制度。革命党人对此坚信不疑。立宪派的梁启超略有些迟疑。他觉得，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民素质，恐未必能运用好议会这种组织。民国成立后，有了议会；但议员们既没有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没有避免使自己堕落为“猪仔”议员，他们竟以自己神圣的投票权换取5000大洋去吃喝玩乐。于是人们对民主制度失望，有的转而倾向复旧，有的向往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看出问题之所在，而不像一般人那样在挫折和•8•中共党史研究混乱面前迷失方向。他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之未能落实，是因为国民没有民主的观念。要国民树立民主的观念，就得让他们明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堂堂的独立的，享有不可让渡的自由权利的个人。陈独秀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必须是每个人“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亦即“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①。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②就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使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那么，国人就必须摆脱奴隶地位，去掉奴隶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显然，他的意思与陈独秀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
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极力提倡个性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的独立与解放。提倡个性，个人自由，在清末已有人讲过，如梁启超（见其《新民说》等），如鲁迅（见其《文化偏至论》等）等。然而，第一，那时人们没有对个性、个人自由等等给出清晰而圆满的界定。第二，那时没有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往往陷于不易摆脱的困惑之中。第三，那时，也没有人把个性与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讲清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例如，关于个性与个人自由的界定，他们指出，个性主义“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③从前，严复、梁启超们只是说个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界定个人自由。现在强调个人要对自己出之于自由意志的言论、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是从积极方面，更加客观，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自由的完整的意义。而且针对中国的国情与民众心理，这样讲，就澄清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的曲解和污蔑，也解除了一些好心人对自由的种种担心和误解。久处专制主义桎梏之下的人们常常误以为，个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人欲横流。实则并非如此。一个人，既然是独立自主的，有自由意志的，那就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你危害到公共利益，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你就必须接受惩罚。这既是维护每个个人的自由所需要的，也是维护公共社会利益所必需的。再如，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也给出了非常明晰的解答。他们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④这听起来或许不足以说服人。但仔细论起来，其间的道理也并不神秘。凡为国家民族的自由而慷慨赴义的人，多是首先感受到本身不自由的痛苦或亲历自己亲人的不幸。笔者还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学唱过一首挽歌，其歌词说：“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在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你们英勇，你们英勇地抛弃了头颅。”这个简短的歌词，生动地透显出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紧密的关系。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进一步指出，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⑤高一涵更明确地指出：“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人民，主也；国家，业也。所业之事，焉有不为所主者凭借利用之理？”⑥
从以上的论述就可明白，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心目中，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实在是民主制度的灵魂。若没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民主便只是一句口号，只是一套空架子。只有个人的独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 1984年，第107、74页。
②《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 1935年，第635页。
③《胡适文存》卷4，亚东图书馆， 1925年，第35页。
④《胡适论学近著》，第635页。
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98页。
⑥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1卷4号。
继承“五四”，当然要继承“五四”的民主精神。“五四”时期，先觉者们所讲的民主，还只能是世界上已有的，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或如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这种民主，是指出它有其虚伪的一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奴隶制，工人们被束缚在现代企业的严格管理之下，流血流汗，仅仅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已。他们不可能享受到民主制度的充分保障。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要使民主制度变得更真实、更普遍。我们要超越五四，就应该努力建设一种真实的普遍的民主制度。
二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最关注的另一主题。
批评或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自然本身并不反对科学。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批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不懂科学，不配谈论科学；二是批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迷信科学，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把这称之为“科学主义”。
应该承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其本身确都不是科学家，如果让他们直接对中国的科学作出绝大贡献，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所关注的、所强调的，是希望中国人养成尊重科学的态度，树立起依照科学办事的精神，了解最基本的科学方法。简言之，就是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当然，这其中自然也饱含着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期待。
我们看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是怎么说的。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即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为了使人们对科学有更清楚的了解，他拿科学与想象相对照。他说：“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两相对照即可明白，陈独秀所说的科学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科学，不是某一项科学定理或某一项科学发现与发明，而是指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他强调，科学是运用理性，从客观实际中得出的真理。他指出，只有这种从客观实际中得出的真理性的知识，能够帮助人们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针对国人不注重科学而往往迷信阴阳五行、风水符瑞之类，陈独秀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①在陈独秀看来，科学既是获取真理性知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帮助人们祛除迷信的可靠方法。陈独秀还批评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自然科学外没（还）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所以他强调：“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②
承认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凡多少受过现代科学与学术训练的人们的共识。胡适就多次强调这一点。他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其中除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句话尚须推敲之外，所说都是对的。他认为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但是做一切学问都适用，而且对于做人处事也是适用的。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7——78页。
②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2页。
他在说过上述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就说道：“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①
让我们再看看自然科学家们是怎么看的。
著名的化学家、中国最早的科学社团——科学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任鸿隽在《科学》月刊上撰文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真理之为物，无不在也。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实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他认为这种科学精神是适用于一切学问和人生各领域的。他说：“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我们可以说，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求一个合理的。这用理性来发明自然的秘奥，来领导人生的行为，来规定人类的关系，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的贡献与价值。”②
从上面所引当时倡导新文化的领袖和科学家们对科学的理解，我们可以总结归纳为：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求得真理，并据以规范自己行为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称，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这样理解的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信仰。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③那些批评所谓“科学主义”的人们，实际上给科学和人类的认识能力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各种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留下充分的空间。笔者认为，科学和人类的认识能力，在现实中，是有局限的，但在未来的发展上，应该是无尽的。有谁能够证明给我们，说科学到达某一水平，就必定要停止下来呢？
“五四”时期提倡科学的人们，不过是表达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的充分信仰而已。这没有什么错。今天不但不应反对科学，不应限制科学的发展，而且仍应大力提倡科学，以抵制各种迷信的回潮。
三
在“五四”那个时代，人们抓住民主和科学两个主要观念灌输给广大的人群是很有道理的，这确是当时最迫切需要的。不过， 9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认识，似乎可以深入到更基本的层次。笔者在1994年第一次提出，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趋向：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主义。世界化就是对外坚持开放；个性主义就是对内坚持以解放个人为核心的改革。这可能会抓住比较更为根本的东西。2004年，笔者在《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④一文中系统地论证了这个基本思想；在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更为深入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
①《胡适论学近著》，第645页。
②任鸿隽：《科学精神论》，转引自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70、280页。
③爱因斯坦：《论科学》，转引自许良英、王瑞智编《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149页。
④此文原为提交美国加利弗尼亚伯克力大学2004年1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在国内首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2005年5月）上。
对外开放，这是一切走进近代发展历程的国家所必经之路。封闭就是自我限制。没有交流，就没有参照；没有参照，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知有先进和落后；因此就不知进取，就没有进步的希望。总会有些人忧心忡忡，以为开放就会引来许多污秽和罪恶，同时却把老祖宗许多宝贵的东西丢掉。必须承认，在开放的条件下，肯定会有些不好的东西，或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裹胁进来，我们所固有的许多东西也会遭遇到冲击。但细心地考察一下近代开放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能否吸收好东西，能否抵制坏东西，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素质。一切求进取的人，总会努力寻求好的东西，而避免坏东西。反之，那些本身腐败堕落的人，偏会寻求那些坏东西或只是玩乐一类的东西，而拒绝接受那些真正好的东西。如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们，他们很快就学会玩照相机、听唱片、打扑克等等西洋玩艺儿，却绝对不赞成认真的改革。在下层社会，那些没有志气的人也是很快就染上吸鸦片，玩一些嫖赌的新花样。所以说，社会风气之变坏，不是开放的罪过，而是腐败势力自身的罪过。同样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有很多人是见贤思齐，努力学人家的长处，或者投身革命与改革运动；或者引介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或者投身教育、实业，为国家的富强与进步贡献力量。对于外来的东西，究竟是好，是坏，究竟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这要经过人们的实践来检验，不是靠少数人先知先觉，替大家规定好选择的标准，便可保万无一失。这是事实上不可能的。先知先觉者的宣传教育是不可少的；但最终还是要靠人们的实践来决定选择弃取。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开放会促进发展、进步；封闭就会陷于落后。
个性主义是人的自觉和人的解放的核心观念。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最多顾忌。因为中国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生活得太久了，宗法伦理观念太深入人心了。君主专制与宗法伦理都是不容许个人独立和自由的。个人独立、自由了，势必威胁到专制制度和宗法伦理的控制。所以在中国，讲个人独立与自由，讲个性主义，从来被视为大忌。杨朱讲个性主义，历千载被口诛笔伐；李贽讲个性主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五四时期，先觉者们破除千载成见，大讲个性主义，总算多少渗透到青年中间，涌现出一批为理想而献身革命与改革事业的人，为自由而摆脱家庭、宗族的束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五四”以来在我国革命与改革事业上，在科学、学术与教育事业上，在其他各种社会事业上作出较大贡献的人，都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念影响的人。他们敢于冲破束缚，无所依赖，独辟蹊径，奋斗进取，终有所成。可以想象，一个惯于依赖家庭，依赖父兄，依赖乡党，依赖上司，依赖固有势力的人，是不可能有大出息的。
个性主义鼓励人们的创造精神，解放人们的创造力。这是社会进步，民族提升，国家发展的最终的原动力。养成依赖心理，习惯于奴顺的人们，怎能发挥出创造精神和创造力来呢？诚然，历史上也有在极端专制统治下，依靠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创造出惊人奇迹的例子，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等等。但这些所谓奇迹，都是以牺牲千万人的性命，摧残亿万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它是不可持续的，不可重复的。秦始皇二世而亡，隋炀帝及身而灭。反观欧洲自从走出中世纪，两三百年的发展，超越了上千年的进步；美国废奴之后仅仅半个世纪，就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两相比较，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是非常清楚吗？
所以，笔者认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应当认准我们的方向，坚持对外开放，随时吸纳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坚持以解放个人为核心理念的改革，使民族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如此，我们就可以保持民族昌盛，国家富强，占据世界发展的前沿。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