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伤痛。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每道及此，往往都离不开指责当年那些当权人物。2000年前后，中央电视台播放过《走向共和》一剧，其中有一节讲甲午海战，编导说甲午海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北洋舰队缺少弹药，而缺少弹药的原因是由于户部尚书翁同龢在经费上卡扣李鸿章所致。在2014年播放的《甲午之殇》仍是旧调重弹，持这一看法。事实到底怎样？关于甲午海战之败，这是一场具体的战争。中国之败，到底败在何处？这里先说一说在甲午战前，李鸿章是如何评价北洋舰队，以及如何向光绪帝奏报的。
战前海军经费情形
1891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偕张曜第一次校阅北洋海军，事后在校阅奏报中写道：
“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自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严加申儆，以期日进精强。”
时隔三年，1894年，李鸿章偕定安第二次校阅北洋海军，李鸿章在奏报中又说；
“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及台坞等工，一律坚固。”
海军编练如此日益精进，技艺纯熟，岂有不堪一战之理？光绪帝正是根据李鸿章有关北洋海军实际战力的奏报作出对日作战的决策的。翁同龢也认为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憨，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中国讲究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算。”所以，他坚决“佐少主”，支持光绪帝主战。但意想不到的是海军如此不堪一战。“光绪帝以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挑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乃允翁同龢辈之请而宣战，实赖鸿章所经营而日进精强之军备耳。”中日交战的结果证明，国家花了几千万两银子交由李鸿章编练的北洋海军只是个摆摆样子的陈设品，兵非精练，将吏贪腐，焉能不败？但李鸿章的亲信僚属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硬是把它归咎于翁同龢等人的主战行动，说甲午中国对日作战“淆于乱哄，轻于一掷”。说甲午战败是因为翁同龢利用户部尚书职权“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有人借此发挥，指责翁同龢“不仅以部款支绌为由，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两年，即使弹药的补充，亦多方予以限制。”停购外洋船械这条意见最先是由户部主事陈炽（用洁）提出来的，在户部堂员会议上讨论时，福锟、翁同龢等堂官是同意了，最后经谕旨批准。毋庸违言，福锟、翁同龢等堂官因郑州黄河决口筹款困难而奏请停购外洋船械是一种短视行为，是对国家安危掉以轻心，极不负责任，因而是不能肯定的。
“以军费掣肘导致战败”之说
说“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此说不能成立。在海防事例停开的两年中，户部还是为海军筹拨了大量银款。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档·醇王府档记，翁同龢在一份奏报中说：“海军所规划者，筹边之要策也。臣部苟有馀财，必当力补海军之不足；海军苟无急用，亦当深体臣部之为难。虽云各有司存，实则同舟共济。”
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后，李鸿章电奏要定购快船，户部立即拨银200万两，翁同龢还一再电询李鸿章“价值敷否？”据《光绪朝东华录（三）》所记，翁同龢在给光绪帝的另一份奏折中说：“海防吃紧，需饷浩繁，前经臣部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募勇购船各案内拨银250万两，嗣又约提银400万两”。
即使在甲午战争时，当时北洋经费也并不“奇缺”。1895年2月，李鸿章赴日议和，王文韶代理其职时，李氏向王氏“列册交代，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馀万两”。据《梁燕孙年谱（上）》所记，王氏说，“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而积存”。仅这点即可证明，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并不缺钱。如果李鸿章真想购买船舰，真的公忠体国，积极抵抗日本侵略，何必一定向户部索款？完全可以将此巨款先行垫用。“知李鸿章收买清流魁首之款项及交卸时所馀截旷八百万两之由来，换言之，亦即对日战争失败之最大原因”。因此，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说：“不能以此推诿翁同龢之掣肘及任何主战之人也”。可见，说翁同龢“以军费掣肘李鸿章造成战败”的说法不能成立。以军费掣肘李鸿章，造成战败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翁同龢，而是慈禧，庄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则说“海军战败，究其原因，慈禧的徇私害公，挪用海军经费以建造颐和园（据有关资料载，挪用银约1300多万两）这才是罪魁祸首。”
所谓“为兄长报仇”纯系胡说
李鸿章的亲信僚属不能指责福锟等满族权贵，而把矛头直接指向翁同龢。认为翁同龢之所以利用户部尚书职权在经费上卡扣李鸿章是“公报私仇”，是为其兄长翁同书被参劾革逮报仇。说是参劾翁同龢的折子出自李鸿章之手。李氏当时是曾国藩的幕僚，此折系李氏代曾国藩草拟，深得曾氏的赏识。翁同龢一直认为其兄长是蒙冤受屈，引为大恨。但他经过了解，认为这道参折并不出自李鸿章之手，而系安徽合肥文人徐子苓（毅甫）所为。《翁同龢日记》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记着：“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自己都否认这件事，此说当属无稽之谈。不过考虑到翁同龢日记在1925年才影印问世，当时人还不了解内情，所以才有此猜疑。再，按封建时代严格的师生关系来看，李鸿章是编修孙锵呜的门生，而孙则是翁心存的门生，如此说来，李是翁心存的小门生，按照封建时代不成文的规矩，纵即是曾国藩要李鸿章写参折，李也不会写，这是封建政治道德不许可的。
甲午战败原因后人自有评说
中国自古有圣人讳的政治，不论哪一个朝代，出了问题，总是皇帝是英明的，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不好。李鸿章的亲信僚属不能指责光绪帝主战不对，而说他是听了翁同龢等人的鼓动才宣战的。战败责任在翁同龢不在光绪帝。然而历史公论还是有的。正如梁启超在《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李鸿章》一书中分析的那样：“至其（指李鸿章）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之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不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枝枝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海军不免涂饰耳目，此精神不如人（日本）”。“淮军驻津者，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从未见仗”。其宿将“因承平日久，买田园，置宅第，左狡童，右艳妾，金玉锦绣，狗马声色，早已颓废不能领兵打仗”。所以，王闿运说：“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战守之师，望风而溃，必有由焉，不可仍以军械，船砲论也。”据吴汝纶《李文忠公事略》记载，王闿运在致李鸿章信中进一步指出：“不战而败，败而求和，谁使为之？岂非海淮诸军之故哉？兵法责元帅，无待人言，其自咎可知也”。据《涧于集》一书记，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则说“合肥……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刘原生在《张謇传记》中说得更直接：李鸿章“开始主和避战，继而避战求和，待到和战两无办法，只有埋怨翁同龢及其他京官中主战者，以为委卸责任的地步”。
总之，军队的腐朽，将领的贪鄙，李鸿章治军不严、主和避战、避战求和，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评审专家）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9月13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