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中师范大学与辛亥革命的渊源
刘静庵（1875-1911）
原名刘世文，字静庵，1875 年出生于湖北潜江梅咀一书香门第，曾就读于文华中学
华中师范大学是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辛亥革命元勋刘静庵生前工作过的地方。20世纪上半叶，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华中大学的前称）正处于发展壮大时期，刘静庵经当时任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的同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出任文华大学神学院汉文教习兼日知会司理。
日知会（意思是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是圣公会的书报阅览室，司理是负责订购报刊、图书、管理阅报室的负责人。1906年刘静庵主持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联络军、学、绅、商各界，不久加入同盟会。1906年10月，湘赣边境萍乡、浏阳和醴陵起义，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干部和孙中山派来的梁钟等在汉密谋响应，遭叛徒郭尧阶告密，于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永远监禁，先在省城臬司狱，后转至模范监狱。在狱中坚持读书，团结狱友，并以“铁血军”名义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因备受酷刑，病逝狱中。
刘静庵及日知会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刘静庵因此被称为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辛亥革命元勋。
二、华中师范大学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1．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军者——章开沅先生
在国内外的历史学界，提到辛亥革命研究，人们往往会想到著名历史学家、我校原校长、荣誉资深教授章开沅先生。由章开沅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3卷本共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辛亥革命的大型专著”，“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前沿水平”，早已成为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从28岁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融入了章开沅先生的生活。多年来，章开沅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努力把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彰显了一代大家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以下为章开沅先生自述与辛亥革命研究结缘的经过——
章开沅先生参加辛亥百年论坛
一次接待：与辛亥革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51年，我开始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初期，我的科研多半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涉猎比较广泛，对太平天国尤感兴趣。后来，一次外事活动成为我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史的契机。那是1954年秋冬之交，前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外事部门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汪诒荪两位教授和我出面接待。在贝喜发短暂的逗留期间，除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参观历史遗址之外，还特别为他举行了辛亥老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江炳灵、章裕昆、熊秉坤、李西屏等，都是武昌首义的风云人物。每逢聚会，他们都谈笑风生，畅所欲言，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这次接待让我与辛亥革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贝喜发使我受到刺激，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呢？另一方面，与这些辛亥老人畅谈往事，也激发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趣。正是以这次接待为起点，我与许多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我认为，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应该为辛亥革命研究作点贡献，并且初步形成举办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构想。
1960年我们紧张地进行准备，一是组织论文写作，二是争取中央的支持与指导。论文写作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为武汉地区各高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堪称辛亥革命史专家。但我们以武昌首义的精神鼓舞自己，投入了学术准备工作。华师历史系以我为首，报的课题是《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在论文撰写期间，我们还深入到鄂东一线城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正值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体质虚弱已久，常常饿得坐在乡间小路上站不起来。但教师与学生没有谁叫苦叫难，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各项调查任务。与中央的联络，主要靠李秘书长和欧阳两位女将，我也奉命配合她们的工作前往北京，任务是与首都学术界取得联系，征求一些前辈学人的意见。最后中央同意了我们的申请，会议于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联合举办。
这次会议规格比较高，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北省社联主席、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致开幕词，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范文澜、白寿彝、邵循正、刘大年、陈旭麓等著名学者。到会者共10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从规模与水平两方面而言，都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在当时尚属创举。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走上了辛亥革命研究这条路。
章开沅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辛亥革命史》由宋庆龄题写书名
一部著作：奠定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会议以后，我深切感到，自己还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足够条件。因此，从1962年开始，我转向对张謇这个人物作个案研究，并于这年秋天前往南通查阅资料。随后，我又到北京图书馆系统查阅资料，并抄写了与辛亥革命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作为阶段性成果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1963年，华中师院老院长、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东莼先生，将我借调到该会协助征集北洋史料工作。后又协助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北京之行使我有了更开阔的学术视野，而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经历又使我结识了许多健在的辛亥、北洋时期的老人，如章士钊、溥仪等。有时，我在办公室审稿，与同属北洋组的溥仪面对面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成为同事，这也许可以算是史坛奇遇吧！
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的《历史研究》回到学校做教学工作。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劝我出面邀请若干同道编撰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因为国内外迄今还没有这样一部通论性的大型学术专著。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左”的思潮仍束缚着史学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编写《辛亥革命史》，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有很大政治风险。但我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在荒废多年之余极想重新做点实事。林言椒不仅有胆识，而且还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他凭人民出版社一纸介绍信，居然说服了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宣传部长，促使他们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跨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
此后4年间，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与坎坷，但再难我们都没有放弃。编写工作的艰辛，不是几句话能够概括的。当时编书不仅没有稿费，而且也没有项目经费，顶多只能在各自单位报点差旅费。由于经费拮据，开会食宿条件极差。记得在贵阳开编写组会议，住的是简陋之至的劳改局招待所，其后在广州参观各处历史遗址，则是从公安厅借来的一部囚车招摇过市。所以人们戏称这是个“住劳改所乘囚车”的编写组。当时更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而是编写工作本身。资料散失、观点不一、每一章都要经过反复讨论、修订才能进入统稿，最后定稿也需要花费很多精力。难度更大的是排除“左”的干扰。为排除“左”的干扰，寻求和深化学术共识，编写组常常召开扩大会议，邀请组外学者参加讨论。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我写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我们的观点。这篇论文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有家中文报纸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稍后又被美、日几家史学杂志全文译载，增进了海外学者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解。
1978年，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议来华的第一批美国学者中就有一位辛亥革命研究者，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的高慕轲教授。他主动要求到华中师院与我合作研究一年。同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日本中国研究所北山康夫教授先后来访，就辛亥革命研究交换意见并邀请我访日。也是这一年，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弗里曼教授、华盛顿大学柯白教授也先后来访。1979年9月底，我赴美访问，11月又从美国赴日本访问，这是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者第一次走出国门。
一个研究会：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蓬勃开展
我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参与筹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并推动其各项工作。1978年年底，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在中山县开幕，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学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选举我为理事长，林增平、张磊为副理事长，决定编辑《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辛亥革命史论文选》（1949-1979），并定于1979年11月举办第一次学术年会。1979年11月，研究会与中山大学、广东省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84篇，到会代表145人，其中有美、日、香港地区学者4人，为中国大陆举办国际性辛亥革命学术会议之先声。1980年9月，《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公开发行的近代专史学刊。
于是，在辛亥革命70周年到来之前，一系列学术活动相继举办，一批学术著作先后推出，辛亥革命研究蓬勃开展起来。由于辛亥革命70周年即将到来，研究会与湖南省历史学会于1980年11月在长沙联合举办“辛亥革命史讨论会”，同时商讨如何开好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1年4月在长沙举办“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我不断奔走于京广线上，为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做组织推动工作，同时还要赶写自己的论文《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1981年10月12日至15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隆重召开，出席学者170余人，其中有日、美、加、法、澳、印、泰、朝和我国香港地区44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高水平、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很多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此后，辛亥革命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期。
为了进一步加强湖北地区的研究工作，并促进国内外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开展，1984年我与湖北省领导干部、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辛亥革命老人、全国及省内民主党派负责人等联合向国内外发出在武昌建立“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倡议书，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得到中外学者及与辛亥革命有关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过多方努力，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于1989年6月正式成立。
一支团队：夯实辛亥革命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
自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学制以来，我花很大精力培养年轻一代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早期研究生有饶怀民、严昌洪、罗福惠、赵军等，以后都长期坚持辛亥革命研究，并且在不同领域卓有成就。接着是马敏、朱英、桑兵、莫士祥、韩明等，他们也在辛亥革命史园地长期辛勤耕耘并结出累累硕果。此外还有我们办的两届助教进修班，其中也有几位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发展很好。
年轻学者的迅速成长，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主观努力，但我也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一是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把严谨治学与自由讨论结合起来，并放手让他们在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中与强手竞争。二是注意培养他们独立思考与创造精神，我不希望学生终身成为导师的影子，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道路、风格与方法。三是帮助他们不断发掘新资料、开辟新领域，如商会档案与教会大学档案整理研究等，都是中国大陆的拓荒工作。
2．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团队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章开沅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我国高校恢复学位制度后最先被批准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单位之一。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最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章开沅教授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硕果累累，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辛亥革命史》（三卷本）、《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辛亥革命运动史稿》、《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辛亥革命辞典》、《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国内外辛亥革命研究综览》、《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张謇与近代社会》、《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等辛亥革命史研究专著10余部、论文100余篇，在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历经多年的建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已拥有一支老中青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除章开沅外，还有马敏、朱英、罗福惠、严昌洪、何建民、彭南生，尤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为特色，成为国内外研究历史最久，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研究所。全国性学术社团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也挂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开沅教授一直是该会的理事长，该学会以学科为依靠，从1979年起开始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等学术刊物，它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
自2001年至201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共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72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项、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9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项、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委托项目2项。仅是辛亥革命研究方向，该所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海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26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重要报刊理论版发表论文78篇。
其中，有8本著作被译作英文、日文或韩文出版、6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全文转载或重点摘登。20世纪80年代由章开沅与湖南师大的林增平主编的大型学术专著《辛亥革命史》（120万字）、大型工具书《辛亥革命词典》和大型图片集《辛亥革命写真》、及辛亥革命研究系列《张謇与近代社会》、《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变迁》、《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均是有影响的力作。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期间，精心打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该文库总计有30种著作，34分册，1400余万字，所收书籍主要包括学术研究著作系列，“辛亥人物文集”系列，另还有近100万字的介绍和摘录辛亥革命时期报刊资料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等。除文库外，基地还推出10卷本、500余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为进一步深化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可靠资料。基地研究人员还应邀参加中央《辛亥革命》大型文献电视片脚本的撰稿，参加辛亥革命博物馆《共和之基——辛亥革命历史陈列》大型展览的策划、设计方案的论证等，成为全国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动的重要咨询服务机构。基地先后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辛亥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若干学术交流活动，参与举办“湖北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拓展。
本文原刊：华中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