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擅长的是实证研究。”坐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朱英如此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实证研究就是笨办法，只有搜集的史料比别人多、比别人全面，才能在思考与论证问题的时候，做到跟别人不一样。”
1978年，朱英入学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至今已在历史领域下了整整36年“笨功夫”。在人文学科因无法产生显著“经济效益”而被边缘化的时代，朱英“将学问当作爱好”的坚守更显出人文知识分子的淡泊与可贵。
商会研究是安身立命的课题
“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朱英经常告诫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博士们，“把一个问题谈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你的学术贡献。”显然，“商会研究”便是朱英的“一亩三分地”。1983年，朱英发表第一篇商会研究论文《商会简明章程颁行日期补正》，此后他几乎再没离开这个领域，“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他曾在访谈中这样表示。
朱英与商会史的结缘其实有些偶然，他高考填的志愿是中文，录取时调剂到历史系，在不断学习中慢慢领悟到历史的魅力。1982年，朱英考上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陈辉、刘望龄等教授，“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专业研究”。
当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3个老师只带了4个研究生，并没有分配哪个老师专门带哪个学生，没有统一的课程，也没有培养计划。“上课就是几个人一起，到章开沅等先生的家里座谈，各自谈自己读的书、谈自己的想法，然后由老师针对性地进行点评。”如此自由的教学形式，充分锻炼了学生们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此时，朱英开始窥得学术的门径，尝试写论文，“第一篇论文，章先生帮忙改了很多”。耳濡目染中，章开沅等老一辈学人严谨的治学风气影响了朱英，尤其是章先生倡导的“实证研究下的创新精神”，成为朱英日后的基本治学方法。
1982年，章开沅先生指派刘望龄老师、学友马敏及朱英三人去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这对朱英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苏州商会的档案长达40余年（1905-1950年代初），卷帙浩繁，整理起来是一件需要毅力的事。朱英他们第一次一去就是半年，除了吃饭睡觉就泡在档案馆里。此后他们又多次赴苏，少则几天，多则两个月。整理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常常告诫年轻的朱英，不要急功近利，急着发表的成果不一定好。等到120万字的整理成果《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出版，已是1991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资料集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响，一时间，商会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此后，朱英和马敏集10年功力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于1993年出版，成为近代商会史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著作，也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内涵。
在商会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的同时，朱英的一亩三分地也逐渐扩展至近代经济社会史、市民社会、商人社团、商民运动、民国自由职业群体等相关领域，由于在商会史这一领域下过苦功夫，转移到其他领域也能得心应手，多有斩获。目前，朱英对商会选举制度、南洋商会史等课题产生兴趣，准备要在这些“别人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全面”的新领域开始自己的探索征途。
年轻时吃点苦对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从事历史研究30多年，朱英已有相关著述20余部，发表论文近200篇。“有人问我怎么连着发论文，我说他只看到发论文的时间，却没看到后面做的大量工作。”在颇为高产的学术成果背后，是朱英几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埋首故纸堆的默默耕耘。坚持、吃苦耐劳、全身心投入，这些支撑朱英从事清苦的历史研究的品质在他年轻时便得到历练。
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朱英下乡到武昌近郊农村，第二天便被派去公社（镇）将一担农用物资挑回来。公社到大队（村）有10里路，从没挑过担子的朱英，肩膀被磨得疼痛难忍，又累又渴，不得不走几步停几步。朱英到路边农家讨水喝，村民看到他疲累的样子惊呼：“哎呀，你们这城里娃跑到乡下来做这些事情，真是太造孽啦。”担子挑回村里时已近天黑，肩膀也磨破了皮，但朱英很庆幸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此后，朱英很快适应了农村环境，但他爱好文学和阅读的习惯没变，总是抓住一切空闲读书，成为村民眼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于是，朱英被调到民办中学代课，成了“全能教师”，不但教语文、历史、政治等文科，后来连音乐、体育都教，“除了数学，基本上把所有的课都兼了。”
朱英孤身一人在外，一门心思放在学生身上，不仅协助他们搞文艺活动，课余还一起拉二胡、吹笛子、打篮球、打乒乓球。学生的欢迎，给了朱英很大的成就感，也使他对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有了最初的感悟，“课堂外的接触对学生的帮助更大，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水平再高也当不好老师。”
吃苦干活与担任教师，知青时代的两大经历，使朱英从学校和家庭的小天地中走向社会，接触到各色人等，学会为人处世的技巧，也使他能够抓住“文革”后首次高考的机遇，在别人犹豫迟疑的时候，考取了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扭转了命运的走向。“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吃苦耐劳的锻炼，对于后面的人生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帮助。”朱英这样总结知青经历对他的影响。
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好的条件
1999年，朱英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该所的前身为章开沅先生创立的历史研究所。在章开沅等老一辈学人的身体力行下，历史研究所形成了良好的治学传统。朱英将这种传统总结为高标准、学术坚守、人才培养和研究氛围四个方面。
高标准表现为章开沅先生常说的，“我们要以国家队的标准来进行自我要求”。学术坚守则表现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坚持人文学科的内在规律，既要联系和服务现实，又要努力做到超越现实，留下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学术成果。在后继人才的培养方面，研究所形成了年龄、学历、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同时强调因人而异、扬长避短，各有专攻与团队合作相结合。在研究氛围方面，章开沅先生一不允许学生给自己拜年，二不提倡同事之间互相宴请，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简单纯洁的和谐人际关系，没有矛盾和内耗，就可以将心思一心一意放在研究上。
研究所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使得朱英等年轻学者能够快速成长，也使该所成为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重镇，其辛亥革命、商会史、近代经济社会史、近代资产阶级研究、教会大学史、博览会史等研究，在国内、国际都具备比较高的水平。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五任所长，朱英认为自己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守成和发展”，他要做的是，努力维护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的传统和氛围，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好的条件。“坦率地说，我们所里的老师待遇并不算高，但研究条件好，科研经费充足，关键每个人有自己的成就感。”
朱英从来不给研究所的教师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一定完成多少课题，发表多少论文。可喜的是，研究所已自发形成你追我赶的进取风气，研究人员自我加压的效果比行政部门的量化考核更加有效，不仅比规定的任务量完成得更多，还有不少年轻老师破格评上教授。
现在，朱英最憧憬的生活是，卸任所长以后，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要想把学问做好，就要把学问作为自己的爱好，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这样做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问。”
文/曹世生，摄影/陈希昌，编辑/程秀莉
本文原刊：华大在线-华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