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德士是我以前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我现今正在研究的历史人物。
贝德士是美国人，1897年生于俄亥俄州的纽瓦克。原名Miner Searle Bates，贝德土是来华后取的中文名字。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新教牧师，长期担任海勒姆学院院长。小贝德士就在这所学院读书，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因欧战期间曾去前线服务，1920年始获硕士学位。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接受美国教会派遣，来到南京金陵大学教书。
贝德士为金大整整工作30年。其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创建历史系并促进其发展，一是抗战期间维护校产并救济南京难民。
20世纪20年代之初，金大只有政治系，历史专业原本附设该系，贝德士来校以后才分开独立建系。贝德士20多岁便当系主任，从制订教学计划到聘请教员，自己还要担任许多课程，其工作之繁忙艰巨可想而知。1947年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深情而不无感慨地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逐渐认识到，如果从我来华获得第一个稳定职业（1920年，23岁）开始算起，到可能退休之时（1965年，68岁），五分之三的岁月已经消逝了。如果从大学本科毕业（1916年，19岁）算起，则度过的年华所占比重还要略大一些。因此，现在是我应该潜心工作的时候了！虽然我不愿改变持续寻求新知的道路，返回到往昔的兴趣，但我应该更为彻底、坚决地执著于去做或将要去做我所已知的工作。无论如何，我曾延展于广阔的知识领域：历史学，我的主要训练是近世欧洲史与英国史，通过自学与研究生攻读，扩大到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日本、印度、俄国，还有若干美国史——几乎是除了拉丁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区的历史；与史学研究相关联，还有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兴趣，包括在牛津的攻读与早先在金大讲授政治学，接着是政治史、国际关系和当代事件，特别是远东地区；拉丁文和希腊文（前者每星期用一两次），谙习法文、中文、德文，俄文、日文可以对付姓名、工具书及勉强阅读……我深知，其结果是使我成为一个出版专著甚少的可怜专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好教师，因为我总是勤奋而广泛地阅读。我试图扶植中国青年教师，让他们得以顺应自己的兴趣与长处，而我则只有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重要影响已逐步显示出来，但这却意味着我要像新教员那样，不断从一门课程转移到另一门课程，同时还要遵循部颁教学计划的不时变化而担任新课教学。结果已表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例如我现在的主要同事王绳祖与陈恭禄，还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陈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教材已成范本。”王、陈都是贝德士早期的得意门生，他们分别撰著的《现代欧洲史》与《中国近代史》，都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出版，具有部颁教材性质。其实，以贝德士在牛津、耶鲁所受的良好专业训练，渊博的知识与多种语言才能，本来可以自己驾轻就熟地讲授欧洲近代史。可是，为了让王绳祖学有专精，脱颖而出，他却把这门得心应手的熟课让给弟子，自己又主动承担史学方法论、俄国史等一大堆新开课程。贝德士为金大历史系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是全系师生（包括校友）所一致公认的。王绳祖曾对我说：“根据留学英国期间的比较，如果仅就本科教学而言，金大的水平决不低于牛津、剑桥。”而就我的切身感受来说，金大历史系对中外近现代史的重视，与强调兼学其他社会科学课程（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两方面都堪称开国内风气之先。我一生治学之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于此。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金大西迁成都。贝德士奉命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
南京沦陷前后，他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随后又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骨干与最后一任主席，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做了大量保护与救济中国难民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书中已有详细记述。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集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表简单演说，大意是：“当我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时，应该记住一个名字——贝德士。在南京陷入日军烧杀淫掳的大灾难中，他和一小群外国人，以恳求、争辩乃至自己的躯体，在刺刀与难民之间从事救援工作，尽管他们的努力常以失败终结。这个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二十余人）和他们同样勇敢的中国同事，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把难民聚集于庇护所，借助外国人的援助稍许减轻大屠杀的损害，并且为难民区内的七万难民谋求食物与住处。他们作为一个小小的公众群体生活在一起，没有足够的食物与服务，常常一连数周得不到他们眷恋的家庭的讯息，丈夫或妻子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死了抑或被囚禁。他们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但仍然坚持留在南京。正如贝德士博士所说：‘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重与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的问题早就得到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而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歉疚。’他们日复一日地前往日本驻南京的大使馆，送交抗议、呼吁和逐日逐事记录的日军暴行。贝德士所保存的此类大量文献已妥善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血写的历史不可改变。”
我师从贝德士的时间只有两年多，因为我于1946年10月进入金大，1948年11月即离校前往解放区。就我回忆所及，无论课堂内外，他从未向我们谈过这些悲惨的往事，虽然其间他曾先后作为证人出席过东京和南京两次对于日军暴行的审判。我所记得的只是贝德士老师那肃穆而凝重的表情，仿佛在心灵上经常承受着很重的负担。我想，任何有良知的人，经过那样惨绝人寰的浩劫以后，恐怕都会在内心留下永远无可磨灭的痛苦回忆。1950年他永远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直至1965年退休。作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他把该会留存的档案全部带到美国，并在20世纪60年代连同所保存的其他文献全部捐献给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档案室。由于郭、吴天威两位学长和我的共同努力，经过精选的贝德士文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即将以原件影印方式在美国出版。去年冬天，神学院档案室在史茉莉小姐主持下，还举办了贝德士和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文献展览，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但在我们金大历史系校友的心目中，贝德士主要还是一位好老师。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特别是乐于帮助学生。他常利用周末举行家庭茶叙，轮流邀请部分同学做客，不仅作为史学的第二课堂，还借以训练我们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他与贝师母都非常和蔼可亲，以助人为乐。记得有段时间我异想天开，突然对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兴味甚浓。他们不仅没有批评我不务正业，反而设法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借阅有关新出版的著作。但贝德士对学生要求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参考书布置得多，Paper（读书报告）也布置得多。据说有的同学由于英文写得不好，报告被退回来要求用中文重写，结果再送去仍未能使贝德士满意。他严肃地批评说：“我原来以为你英文不好，却未想到你的中文比英文还糟糕。”正是由于这样严格的训练，使我们在养成良好学风方面受益匪浅。
贝德士回美国以后依然是诲人不倦，无论是任教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对求教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据我所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中，很多人都曾得到他的热忱帮助。正如他的老朋友威廉博士回忆所说：“某位单身去中国的传教士的太太叫什么名字？或是要他对某一文献提出意见，或是某些学者为撰写论文著作、学位论文要他提供帮助。有位年轻学者为撰写美国教会有关领事派遣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信向贝德士请教，竟收到11页密密麻麻的打字回信。贝德士本来可以自己作出富有成果的研究，并撰写另外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而享誉国际史学界的鲁珍晞（Jessie Lutz）教授，也曾多次向我谈及贝德士对她的热情指点，把他视为校外导师。
还有一件在中国教会史研究者小圈子内成为美谈的往事。1977年德国学者古爱华（Winfried Gluer）写信问贝德士：“赵紫宸何时接受何种学位？”于是贝德士立即查阅F。普莱士写的《中国重新发现她的西部》（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并参照吴贻芳的有关回忆，获知赵紫宸是在194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于是他立即写信向普大注册部门查询，并得到该校1947年一期《校友周刊》的影印本。赵紫宸果然列于当年6月该校200周年纪念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名单之中，并注明他早先已曾获得博士学位。贝德士穷根究底，向赵紫宸的儿子询问，得知其父早先博士学位是1930年前后由东吴大学授予。但贝德士仍不以此为满足，直至发现一份南方美以美会的会刊《教会之声》的影印本。该刊1927年6月号载有赵紫宸的照片，他是作为四位中国著名学者之一被东吴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而这一年正好是该校建校25周年。贝德士这才放心，迅速把这些影印件全部寄给大西洋对岸的年轻学者古爱华，他本来也可以自己写一篇很精彩的有关赵紫宸博士学位的考订文章。1975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见到古爱华博士，他早已成为研究赵紫宸的知名学者。回忆这段往事，他认为贝德士在治学与为人两方面都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贝德士于1965年退休以后，继续留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潜心从事《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1890—1950》这一学术巨著的写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费正清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曾主动为他筹措经费并建议雇请辅助人员。他自己也是殚精竭虑，穷尽13个寒暑，为我们留下约1000种书刊、报纸的摘录和复印资料，还有800页工作笔记，其中包括多次修改的全书预拟提纲，许多章节的提要和初稿等。但他毕竟未能完成这部大著作，或许是由于从未想到自己会这么早就离开人间？或许是由于治学过于穷根究底，在细节考订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或许竟是由于花费过多精力答复他人的求教，以致影响了自己的主体工作？总之，这已成为无可弥补的缺憾，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整个学术界。
但他也并非完全没有留下自己的学术成果。《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1890—1950》的大量写作资料，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每个年轻的研究者如想跨进中国基督教教会史的门槛，都应该充分利用这部尚未成形的丰富书稿。除此以外，他还先后出版过：《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An Introduction to Oriental Journals in Western Languages）、《论宗教自由》（Religions Liberty：An Inquiry）、《中国在变化中》（China in Change：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等书，并且在《太平洋事务》、《世界召唤》、《远东评论》、《教务杂志》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威廉博士甚至认为：贝德士本人和他的工作已经为后人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包括金陵的贝德士，协和神学院的贝德士，而后一时期又包括纽约与世界学术讲坛的报告或评论人，难以数计的博士候选人以及其他有关中国论文作者的顾问。旨哉斯言！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