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章开沅
整理：彭剑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一、两度易名
1984年，我们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其前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我牵头，在历史系建立起来的。开始的时候，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只有我、陈辉、孙玉华三个讲师，外加刘望龄，他那时还是助教。后来，工农兵大学生里留了一位李子林，也曾担任助教，但不久就离开了。另外，中南民族学院的朱秀武、彭英明也在这个研究室干过一段时间，小彭特别活跃，文笔不错，参与撰写过《辛亥革命史》的初稿。文革期间中南民院等校与华师合并，文革以后民院又分开独立，他就回民院去了。
1983年，华师的近代史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此为契机，教育部要求我们成立一个研究所。于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更名为历史研究所了。虽然更名了，但实际上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主，偏重于中国近代史。不过，有一段时间，历史研究所的人员中，除了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尚有研究印度史的。
章开沅先生1977年底起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室设想》（局部）
实际上，华师研究印度史的力量是很强的。骨干是涂厚善，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后留校任教，被分在历史组。由于他英语好，于是让他专攻世界史。后来，他又有机会到东北，跟苏联专家学习，长进很快，深受史学大家日知（林志纯）先生好评。陶军也很棒，燕京大学毕业，解放前就在新华广播电台当过英语播音员。另有一位刘继兴，也是科班出身，解放前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在文革后期，中央感到有加强南亚研究的必要，于是由商务印书馆主持翻译有关印度的著作。涂厚善等人参与其中，做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时的高校里，在南亚领域，真正做历史学研究的，只此一家，很有特色。因此，就连季羡林都很关心我们的南亚史研究。他的一个学生李继晟，还被分到我们这里教印地语。那时能教印地语的机构很少。我也利用出境访学的机会，为我校印度史研究同行牵线搭桥，建立外界联系，并尽量搜集一些资料。美国和日本的印度史研究重镇，我都去访问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都和我们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伯克利图书馆为我们寄来几大箱印度史书籍，芝加哥大学则同意我们每年免费送一名研究生去它那里学习梵文。
然而，好景不常。还在80年代，学校研究生处的处长就想撤销印度史研究。原因很简单，印度史研究无法“创收”。对此，我是反对的。但在“六四”以后，有一股倒退风，把政治看得很重，把能不能创收也看得很重，于是，印度史研究被当成一个负担，在我出国期间，也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说撤销就撤销了。这是我们自毁长城。
历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还不错，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到了90年代，有一股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热潮。凭借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成为第一批“重点研究基地”。以此为契机，“历史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沿用至今。虽然更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我们为“历史研究所”，或者简称为“历史所”。
二、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始人，第一任所长，年老之后，还曾长期担任名誉所长，风雨阳光，均所亲历。我认为，培育、办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脑中要有全局视野，对于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各个单位，甚至是个人，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够，要有一个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所在这个大棋局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才能准确定位，并进而思考如何做眼，如何借势，以便做大做强。
要做大做强，须在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两个方面下功夫。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但内容又不完全一样。队伍建设偏重于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团队精神的培植，学科建设中，布点最为重要。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科，如何建设？对于一个高等院校的研究所而言，不可能全面铺开，只能根据自己的优势，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重点突破。如此，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找准本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此之谓“布点”。
大凡成立一个研究所，肯定前期已在某一领域有一定积累。这一领域，乃是研究所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据点。对于本研究所而言，起点乃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起点很重要。若无起点，就没有特色，就没有起跑线，但不能满足于此。有了一个据点之后，必须考虑开创别的点。有主点，有次点，然后才能形成一个面。形成了面，才会有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国内有一些高校，本来在某些点上有很好的基础，但因长期固守这一点，因此未能做大。本研究所的好处，就是虽然立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但没有满足于此，在辛亥革命史之外，又开创出商会、教会大学、社会史、现代化、文化史等研究点，引领潮流，积极开展研究，故能一路走来，形成今日局面。
在队伍建设方面，要有一个合理的梯队，并要在人员培养方面下功夫。作为学科带头人，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团队，必须有团队意识。当然，人才的成长，主要是靠自己。历史学人才的成长，资质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勤奋。勤能补拙，在历史学科体现得尤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说，学科带头人可以不管人才的成长。因为再勤苦的人，也有一个上路的问题。在年轻人苦苦寻觅，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学科带头人若能稍微点拨一下，指示正路，能使年轻人免去很多彷徨。学术带头人愿意把金针度人，坦诚相待，队伍自然团结奋发，精神振刷。本研究所向来注重人才的梯队建设，并且，学科带头人和老辈学者都愿意为年轻人的成长付出辛劳，因此结构还算合理，内部尤为团结，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如何能领导潮流？在学科布点上，只跟着学界的风尚转固然不对，只跟着政府的方针转同样没有出息。跟风能获得生存，但同时会失去自我。保持独立性难免孤独，但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甚至领导潮流。本研究所的学科布点，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等都不是跟风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后来都成为本研究所的特色。
担当的另一个侧面，是要为研究所的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见解有高下，学术无禁区。为了鼓励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独立思考，我常常对他们说：“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负责。”当然，宽松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对研究所同仁毫无督责。王汎森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同仁的研究，非常宽松，但他也会时不时提醒一下，问一问研究的进度。问得多了，有的人都害怕了，躲着不愿见他。这种督责，我认为也是学术带头人应该有的一种担当。
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现在的钻营家有一秘诀：“跑步（部）前（钱）进。”他们也有一双腿，他们的腿也很勤。但我心目中的腿要勤快，不是指此。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本研究所每布一个点，都会大力进行资料建设。很多资料，都是学术带头人亲自从档案馆爬梳出来的。我一直记得刚接触苏州商会档案时的情形：档案积满灰尘，堆放在苏州市档案馆的地下仓库里。天气颇冷，工作人员唯一的取暖工具是一个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面注满开水，用手捂着，驱除寒意。我连那种瓶子都没有。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玻璃瓶，但我又不能用，因为抱着玻璃瓶就没有办法去看档案，做记录。勤于查阅资料，这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是不是学术带头人没有关系。但学术带头人更应有一种宽广的胸襟，搜集历史文献，不仅仅是供自己研究，同时要服务于本研究所的学科建设。
腿勤的另一方面，是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我总记得我和唐文权之间的交往。文权出身苏州唐家，是唐伯虎的后代。他在文革前毕业于苏州师专文史科（两年制），一直在苏州的中学任教。但他有心向学，文革期间在汤志钧先生指点下系统研读章太炎的文献，颇有心得。大概是1975年左右，他开始和我有书信交往，探讨章太炎研究。通过书信往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假以时日，必能大成。1980年元旦前后，为了研究江浙资产阶级，我到江浙一带查阅文献。其间，特意与文权联系，一则请他导引我去苏州市档案馆，一则见一见这一位已经通信多年的朋友，好好了解了解他。经近距离接触，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他向学的决心和学养的深厚。
1980年元旦，章开沅先生在苏州档案馆，后排中为唐文权教授
次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他明确表示愿意从我治学。于是，我立即向学校打报告，发商调函。学校很支持，苏州市教育局也很支持，但华师的顶头上司湖北省教育厅不答应，原因是唐文权只读了两年制的大学，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我们多次说明唐文权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大学教职，而且前程必定看好，但毫无效果。
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我校考察工作，并专门到历史系看望张舜徽先生与我，临别时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有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助解决。我就乘机汇报调动唐文权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刻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解放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长颇为感动，安慰我们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调动手续还必须经过湖北省教育厅办理，我这就与他们商量。”
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与教育厅负责人深谈过一次，教育厅终于正式发出商调函。就这样，1983年，唐文权正式进入本研究所工作。
当然，作为学科带头人，最为重要的，是自身的学问必须做好。自己学问做不好，就缺乏说服力。而自己学问做好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教育，大家会跟着你学的。
三、危机与出路
有人问我：“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我认为，今日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
学术是一项追求真理的事业。但在今日，很多研究机构，很多学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做什么事情，都是从“项目”入手。有项目就做，没有项目就不做。殊不知，如此这般，做的是项目，不是学问。“项目”的背后是“基金”，跟着项目跑的本质，其实就是围着金钱转。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
从项目入手未必完全不能做学问，但现今很多高校的评价机制，是只要拿到了项目就好，能否结项不问，结项的成果是否有学术价值不问。在这种评价机制的引导下，项目和学问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但很多人却乐此不疲，我很痛心。
这种以项目为中心的学术机制，必然从整体上损害学术发展，损害一批学人，损害一些研究机构。但在今日，学者个人也好，研究机构也好，高校也好，都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如果不去争取项目，就会使本研究所无法生存下去。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压力也很大，工资低，考核要求高。我在网上看到题为《青年教师的悲哀》的文章，为之心恸。从根本上说，不是学者和研究机构愿意跟着项目跑，而是有一根“指挥棒”，引导着，甚至是驱迫着大家这么干。因此，从“顶层设计”入手，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学术评价机制，才是解决今日学术危机的最终途径。我常想，如果高校教师的工资能够提高，让大家衣食无忧，活得有尊严，有谁愿意去围着课题转？
在今日环境下，研究者的出路何在？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2012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说：“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不怕孤独，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不仅对才毕业的研究生，对所有的学者，都是适合的，这正是学问的正途所在。
2014年春，章开沅先生与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合影
有勇气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才能独立思考，不阿世媚俗，寻觅真知。我一直非常欣赏清代大儒戴震的如下名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古今中外都不乏疯狂痴迷之士，就是在举世滔滔围着项目转的今天，也有很多学者对项目不予理会，至少是保持理性的距离，坚持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本研究所也好，对于整个学术界也好，我虽然感到有危机，但并不悲观。只要有大量纯真的学者，中国的学术就有希望。
本文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