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凡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体例”。所谓“著述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不能等闲视之。

1920年代,梁启超在南开、清华等校讲学,其讲稿分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 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0) 。前书第三章“史之改造”称:“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具体说来,就是突出专题史的研究。“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与“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大不相同[1 ]32、38。在后书中,梁启超具体论述了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1)。

1930年代,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北平:人文书店,1934) ,绪言部分专论“编著的体例”,倡言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具体分为三步:“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 2 ]34。

粱、罗二君,都是力图将传统史学与西洋史学相嫁接,前者视野宏阔,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实际上,日后中国许多文学史的撰述,都是这么做的。依照罗先生的设计,实际上是以“纪传体”为中心——所谓编年体以及纪事本末体,只在设计阶段起作用。这与今日颇受非议的大小作家排座次,可谓一脉相承。梁启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专史”迅速崛起的意义,大力提倡文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并申明撰写专史“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是很有见识的。但专史(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之间的缝隙与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来,对于“专史”的撰写者来说,“通识”的眼光与趣味,同样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通识”,既是体例,也是精神。

其实,在某一“专史”(比如“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中,还可以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分出若干类型——或断代,或分区,或关注作家,或注重作品。所有这些撰述,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难题:如何在具体写作中,有效地协调史家的“功力”与“学问”。换句话说,经历百年风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再也不是当初林传甲、黄摩西草创时候的那个状态,单靠排比繁复的史料,解决不了问题。随着资料的积累以及学术的推进,包括各种电子数据库的形成,我以为,那个广义的“通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确实属于“专史”,但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精细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地”,以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是至关重要的。撰写文学史,无法完全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否则,再精微的论辩,都成了七宝楼台。可在具体的撰述中,如何协调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普泛的文体、风格、流派、思潮等,是个难题。有各种解套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学史撰述中兼容纪传、编年与通论,让这“三驾马车”相得益彰。

此前,我一直顺着这个思路在思考,也有过若干尝试,得失兼具;没能取得大的进展,本不好意思吹牛。可有两个因素,促使我收拾飘散的思绪,重新加入关于“文学史写作”的对话。一是北大中文系李杨教授应某杂志之邀,对我进行学术专访时,再三追问:为何没能完成当初被寄予厚望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李教授的解释是,我的文学史观有点“另类”,不以寻找“大家”或确立“经典”为目标,而是希望“弄清小说作为一种知识的谱系”,这种方法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有一致的地方”[3] 。另一个直接的刺激是,陈文新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的出版。在谈及这套大书的编纂主旨时,陈文新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纪传体一枝独秀”;而在他看来,“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4 ] 。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回首往事,重新思考18年前那一追求“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文学史实践。

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卷后语”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

“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 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握作家的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鉴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本卷特借助“作家小传”和“小说年表”两个附录,一经一纬展示阅读这卷小说史时不能不掌握的基本史料[ 5 ]300。

说白了,就是嫌以往的文学史太罗嗦,纠缠于众多人所共知的“常识”,不得要领,淹没了史家独有的“洞见”;因而,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以及人物介绍等,甩到附录中去解决。这样的处理方式,属于枝节性的,学界没有多少异议。争议较大的是,写文学史,是否可以不给作家排座次,转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

不要说整个学界,就连我们课题组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我们内部开过一个小会。会上,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小说史体例、小说史写作的重心、小说史研究的方法) ,并特别推崇鲁迅的借典型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思路,反对那种巨细无遗、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论述策略。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对我撰写的第一卷,有赞赏,也有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行文太紧,即便给专家读,也都很吃力;“消解大家”,在晚清可以,五四以后不合适;论的成分大,史的性质弱;附录太小,何妨干脆扩大,变成独立的作家论[ 6 ]286 – 297。同时期发表的众多书评,大都就书论书,不若我们内部讨论,关注“著述体例”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学史想象。

有感于此,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大家过目,再送出去发表。先是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的面目,出现在《文学评论家》1990年第4期上;因排印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杂志社不好意思,又改题《论小说史体例》, 重刊于1991 年1 期。如此难得的“校订本”,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5期转载,后又收入我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读过的人较多。很难说谁对谁错,更像是不同学术思路的展演与交锋。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注意到我们课题组内部学术思路上的差异,日后曾专门撰写《“注重进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的评价问题》予以辨析。王文认可以“进程”而不是“大家”为主体来撰写文学史的思路,理由是:“大家”地位的确立,受制于意识形态,配合“国家论述”以及政治教化的需要,很可疑。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之所以值得重视,在于“它实际上是指出了一个打破政治论述的可能性:不突出大家,便没有排座次的烦恼,也没有树碑立传的问题,更不须注视个别作家为党为国而作的贡献”;另外,此举“也提供了打破旧经典的可能性”,“应该可以是文学史论述的一个新的方向”[7 ] 。

为筹备1990年夏天在北大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长文《小说史研究方法论》,其中论及“小说史体例”部分,先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为题,刊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4号(1990年10月) ,后收入我的《小说史: 理论与实践》。文章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称记注之书“体有一定”,撰述之书“例不拘常”。撰史的目标,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功力”,前者讲究“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后者则言必有据,“以博雅为事”。这里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的将“文学史”写成了“资料长编”。当然,此举也带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我之立说,受鲁迅影响很深。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称郑振铎的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鲁迅讥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资料长编”,那是被书商广告误导;但主张区分“文学史”与“资料长编”,却是很有见地的。虽然鲁迅再三谈及,编文学史最好先从史料长编入手, 却断然否定此类“长编”即是“史”[8]102、

文中提及自家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称其基本思路是:“它不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中心,也不以借小说构建社会史为目的,而是自始至终围绕小说形式各个层面(如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的变化来展开论述;同时,力图抓住影响小说形式演变的主要文学现象(如报刊发行与稿费制度、政权的舆论导向与文学控制、战争引起的文人生活方式改变等),在韦勒克所称的‘文学的内部研究’中引进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以免重新自我封闭,走到另一个极端。”[6 ]102如此小说史体例,有利于把握和描述小说发展进程,史的线索清晰,整体感强;可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强调整体的综合考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自然大为削弱。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小说史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有的小说体例也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回到李杨的问题,为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就出版了,而第二卷以下则泥牛如海无消息。不是我们偷懒,也不是同事之间闹矛盾,问题可能出在理论框架及著述体例。或许,正是因为我的“注重进程,消解大家”,害得这套被寄予厚望的大书半途而废。作为主编,严家炎先生给了我充分的写作自由;可没想到,第一卷是定调子的,课题组同仁学术思路不太一致,后面几卷便难以为继了。

这倒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什么叫有效的学术合作? 现在学界通行“造大船”,很多人在一起攻关,做大项目,出大成果。以我们的经验,如果是资料性质的,只要统一体例,通力合作,就能“多快好省”地达成目标。如我们六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便是这样完成的。至于撰史,除非是一位长辈领着自己的一批学生,否则很难协调。学术个性越强的学者,越不合适此类“大项目”——委曲求全,有违本心;各说各话,又实在“不成体统”。北大学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这是优点;但既要互相尊重,又不做违心之论,这可就难办了。与其互相妥协,弄成个平淡如水的“大拼盘”,还不如像我们这样,不凑合,干脆各做各的。

此后十年,关于文学史的著述体例,我曾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尝试。第一个尝试是,1994年为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撰写《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此书日后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单独刊行。因题目及体例所限,此书只能大刀阔斧,粗线条勾勒,抛弃许多具体史料及作家作品的精细考辨。偶尔也有写得痛快的时候,但大都如履薄冰,没太有把握的地方,不敢放开来写。这才特别怀念梁启超所说的清初学术之“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9]127。身处“学术规范”期的我们,即使想跑野马,也都显得有点拘泥,无法真的特立独行,来去自由。

第二个尝试是,1999 年应报刊之邀,采用“纪事”的体式,来“浏览”20世纪中国文学[10 ]。拒绝居高临下的阅读姿态以及似是而非的“经验教训”,转而引导读者回到现场,亲手触摸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依旧是专家的立场,只不过透过万花筒,眼前的风景开始晃动起来,在一系列的跳跃、冲撞与融合中实现重构。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严谨与浑厚,却能多几分从容、洒脱甚至幽默。区区万把字,并没想做大,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写作中,腾挪趋避,感觉颇为愉悦。

最近十年,从学术史角度,多次涉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学史著述,思路相对来说更加开阔,趣味也多元化了。“鲁迅的文学史著述,其优胜处在于史料功底扎实、艺术感觉敏锐,另外就是这对‘世态’与‘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这种理解来诠释文学潮流演进的叙述策略”;“胡适重‘史’轻‘诗’,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兴趣不大;即便论及,也都不甚精彩。以史家眼光读‘诗’说‘诗’,有其偏颇,也有其深刻之处。重要的是引进了‘历史演变’这一观念,打破了此前诗品、文论、小说评点中常见的随意鉴赏和直觉评论,找到了理解文类发展和作品形成奥秘的关键”(2)。以上的论述,自以为还是站得住脚的。只是此类“学术史论”,居高临下,不太近人情;对于具体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张扬自家个性,似乎更为要紧。

文学史编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与学者个人的遭际、心境、情怀等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个“活儿”,有思想,有抱负,有幽怀,有趣味。因此,得失成败,没有一定之规。在近年所撰《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中,我写下这么一段感慨遥深的话:

在我看来,兼及“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史研究,需要博学通识,需要才情趣味,甚至还需要驰骋想象的愿望与能力——这样,方才能真正做到“体贴入微”。可是,作为具体的学者,性格才情无法强求,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这个意义上,即便郑振铎真的“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也无可厚非。反过来,像俞平伯那样专注于具体的文本,而不太考虑历史背景等,也是用其所长[11] 。

名物训诂,资料考辨,确实可以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 但宏大的历史论述,或者幽微的哲理辨析,则只能追求“自圆其说”。在这个意义上,每种学术思路,各有利弊,只要能发挥到极致,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就好像写文章,能雅能俗都是好事,怕的是雅俗都不到位。承认学问的发展方向与学者的天性密不可分,关键是认清自己,尽可能自我完善,而不是听从某位高明的师长或专家的“指点”。

想得多,做得少,拟想中大展宏图的“文学史”或“文学纪事”,都没能真正展开。因此,我读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感觉很惭愧。当然,单说这书体积很大,是“皇皇巨著”,这远远不够。因为,谁都知道,“体积大”,那属于“出版工程”,只要肯投钱,下大功夫,千军万马一起上,准能行。大部头的书,不见得真有价值。因此,我更看重的是“编年史”背后的学术思路,即:文学史原来可以这么写。此举起码提醒我们关注文学史撰述的多样性。只要想清楚了,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而不必像我们当初那样左顾右盼,因而举步维艰。

当初我设想的“三驾马车”,或者“三位一体”,现在看来还嫌保守。完全可以“千里走单骑”——你专论作家,他注重作品,我则只关注文学思潮,更有单就文体、风格立论的。你十几万字,蜻蜓点水,阅尽人间春色;他千百万字,浓墨重彩,绘制出瑰丽的万里长江图。所有这些论述策略,都可行;只要本色当行,就能博得一片掌声。

说实话,在仔细审读这套“编年史”之前,就贸然大加称赞,这太危险了。稍为翻阅这套大书,我反倒有几点想法,提出来,供参考。

第一,拥有如此丰富、庞杂的文学及文化史料,略加排比,很容易就会有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感觉。建议编者在此基础上,纵横捭阖,由考辨而论述,由集萃性质的“编年史”,进而发展成以“编年”为骨干的“文学史”。这比起从某一理论预设出发,胡乱剪裁历史,会更有发展前景。当初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一卷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先编“资料集”,再编“小说年表”和“作家小传”,接下来略做考辨,最后到了撰史,就显得游刃有余了。而这,其实是在偷鲁迅先生的招数。鲁迅借助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来考异搜遗,订伪存真,这才保证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性。再往上推,司马光也是这么做的:先为长编杂陈史料,再作考异说明去取,最后才是正式成史的《资治通鉴》。只考不论,或者只论不考,当然也可以成家;但我更期待集“功力”与“学问”于一身的“著述”。

第二,记得章太炎说过,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做学问的,极少十项全能,或十全十美,多少都有“病”。关键在于,知道自家“病”在哪里,及时调养。编资料集,或者做“编年”、“纪事”久了,容易养成“往小处看”、“从细微处入手”的习惯;好处是体贴入微,缺点则是过于拘谨,不敢大胆立论。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曾经存在过的“大历史”,你再详细梳理,所得者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如何在面对“文明的碎片”时,能够且敢于驰骋想像,回到虚拟的历史现场,并作出精彩的阐释,对于做过“编年史”的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1900 年的章太炎,正处于学术转折期,故自称:“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 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 今实邪幸已泻尽。”[ 12 ]我建议诸位从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朋友,暂时跳出来,不再纠缠于历史细节,像太炎先生说的,“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胡思乱想一通,或许能有出人意表的宏论。

第三,随着大部头“文学编年史”的出版,还有各种专业数据库的涌现,研究者很容易在不同的作家、作品、文体、风格之间,建立起原先很可能并不存在的“关联性”,并由此展开各种论述。我有点担心,此举可能导致对于历史人物或文学作品的“过度阐释”。我们都知道,古人的生活方式与今人大不相同,尤其在互相沟通(口头的以及书面的)这方面,远不及今人便利。当初闭塞环境中各自独立存在的人事与诗文,一旦平面铺开,确实会有许多相似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她们/它们之间存在着确凿无疑的“合作”、“共谋”或“互文性”。我的感觉是,过去资料分散,同时代人在日常生活及精神创造方面的“关联性”,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现在则相反,查书太容易了,这种“关联性”又可能被过分渲染。过犹不及,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度”的掌握,是最难的。

(2007年1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 ]李杨.“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 J ]. 渤海大学学报, 2007 (2).

[ 4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主旨及特点[ J ]. 文艺研究, 2006 (9).

[ 5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6 ]陈平原.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7 ]王宏志.“注重进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的评价问题[M ]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研究方法与评价.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9.

[ 8 ]鲁迅全集: 12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9 ]夏晓虹,编校.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M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0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上) [ J ]. 当代作家评论, 2000 (1).

[ 11 ]陈平原. 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M ] ∥现代中国:第四辑.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2 ]章太炎. 致宋燕生书三(1900年10月1日) [M ] ∥中国哲学:第九辑. 北京:三联书店, 1983.

注释:

(1)真正完成的,只有“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但梁的大思路,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三章“五种专史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172—180页)中,有相当清晰的表述。

(2)参见拙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48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以及《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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