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体例”。所谓“著述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不能等闲视之。
1920年代，梁启超在南开、清华等校讲学，其讲稿分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 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0） 。前书第三章“史之改造”称：“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具体说来，就是突出专题史的研究。“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与“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大不相同[1 ]32、38。在后书中，梁启超具体论述了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1）。
1930年代，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北平：人文书店，1934） ，绪言部分专论“编著的体例”，倡言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具体分为三步：“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 2 ]34。
粱、罗二君，都是力图将传统史学与西洋史学相嫁接，前者视野宏阔，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实际上，日后中国许多文学史的撰述，都是这么做的。依照罗先生的设计，实际上是以“纪传体”为中心——所谓编年体以及纪事本末体，只在设计阶段起作用。这与今日颇受非议的大小作家排座次，可谓一脉相承。梁启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专史”迅速崛起的意义，大力提倡文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并申明撰写专史“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是很有见识的。但专史（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之间的缝隙与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来，对于“专史”的撰写者来说，“通识”的眼光与趣味，同样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通识”，既是体例，也是精神。
其实，在某一“专史”（比如“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中，还可以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分出若干类型——或断代，或分区，或关注作家，或注重作品。所有这些撰述，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难题：如何在具体写作中，有效地协调史家的“功力”与“学问”。换句话说，经历百年风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再也不是当初林传甲、黄摩西草创时候的那个状态，单靠排比繁复的史料，解决不了问题。随着资料的积累以及学术的推进，包括各种电子数据库的形成，我以为，那个广义的“通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确实属于“专史”，但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精细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地”，以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是至关重要的。撰写文学史，无法完全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否则，再精微的论辩，都成了七宝楼台。可在具体的撰述中，如何协调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普泛的文体、风格、流派、思潮等，是个难题。有各种解套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学史撰述中兼容纪传、编年与通论，让这“三驾马车”相得益彰。
此前，我一直顺着这个思路在思考，也有过若干尝试，得失兼具；没能取得大的进展，本不好意思吹牛。可有两个因素，促使我收拾飘散的思绪，重新加入关于“文学史写作”的对话。一是北大中文系李杨教授应某杂志之邀，对我进行学术专访时，再三追问：为何没能完成当初被寄予厚望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李教授的解释是，我的文学史观有点“另类”，不以寻找“大家”或确立“经典”为目标，而是希望“弄清小说作为一种知识的谱系”，这种方法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有一致的地方”[3] 。另一个直接的刺激是，陈文新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的出版。在谈及这套大书的编纂主旨时，陈文新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纪传体一枝独秀”；而在他看来，“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4 ] 。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回首往事，重新思考18年前那一追求“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文学史实践。
二
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卷后语”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
“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 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握作家的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鉴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本卷特借助“作家小传”和“小说年表”两个附录，一经一纬展示阅读这卷小说史时不能不掌握的基本史料[ 5 ]300。
说白了，就是嫌以往的文学史太罗嗦，纠缠于众多人所共知的“常识”，不得要领，淹没了史家独有的“洞见”；因而，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以及人物介绍等，甩到附录中去解决。这样的处理方式，属于枝节性的，学界没有多少异议。争议较大的是，写文学史，是否可以不给作家排座次，转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
不要说整个学界，就连我们课题组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我们内部开过一个小会。会上，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小说史体例、小说史写作的重心、小说史研究的方法） ，并特别推崇鲁迅的借典型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思路，反对那种巨细无遗、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论述策略。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对我撰写的第一卷，有赞赏，也有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行文太紧，即便给专家读，也都很吃力；“消解大家”，在晚清可以，五四以后不合适；论的成分大，史的性质弱；附录太小，何妨干脆扩大，变成独立的作家论[ 6 ]286 – 297。同时期发表的众多书评，大都就书论书，不若我们内部讨论，关注“著述体例”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学史想象。
有感于此，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大家过目，再送出去发表。先是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的面目，出现在《文学评论家》1990年第4期上；因排印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杂志社不好意思，又改题《论小说史体例》， 重刊于1991 年1 期。如此难得的“校订本”，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5期转载，后又收入我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读过的人较多。很难说谁对谁错，更像是不同学术思路的展演与交锋。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注意到我们课题组内部学术思路上的差异，日后曾专门撰写《“注重进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的评价问题》予以辨析。王文认可以“进程”而不是“大家”为主体来撰写文学史的思路，理由是：“大家”地位的确立，受制于意识形态，配合“国家论述”以及政治教化的需要，很可疑。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之所以值得重视，在于“它实际上是指出了一个打破政治论述的可能性：不突出大家，便没有排座次的烦恼，也没有树碑立传的问题，更不须注视个别作家为党为国而作的贡献”；另外，此举“也提供了打破旧经典的可能性”，“应该可以是文学史论述的一个新的方向”[7 ] 。
为筹备1990年夏天在北大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长文《小说史研究方法论》，其中论及“小说史体例”部分，先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为题，刊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4号（1990年10月） ，后收入我的《小说史： 理论与实践》。文章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称记注之书“体有一定”，撰述之书“例不拘常”。撰史的目标，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功力”，前者讲究“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后者则言必有据，“以博雅为事”。这里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的将“文学史”写成了“资料长编”。当然，此举也带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我之立说，受鲁迅影响很深。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称郑振铎的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鲁迅讥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资料长编”，那是被书商广告误导；但主张区分“文学史”与“资料长编”，却是很有见地的。虽然鲁迅再三谈及，编文学史最好先从史料长编入手， 却断然否定此类“长编”即是“史”[8]102、
文中提及自家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称其基本思路是：“它不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中心，也不以借小说构建社会史为目的，而是自始至终围绕小说形式各个层面（如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的变化来展开论述；同时，力图抓住影响小说形式演变的主要文学现象（如报刊发行与稿费制度、政权的舆论导向与文学控制、战争引起的文人生活方式改变等），在韦勒克所称的‘文学的内部研究’中引进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以免重新自我封闭，走到另一个极端。”[6 ]102如此小说史体例，有利于把握和描述小说发展进程，史的线索清晰，整体感强；可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强调整体的综合考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自然大为削弱。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小说史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有的小说体例也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回到李杨的问题，为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就出版了，而第二卷以下则泥牛如海无消息。不是我们偷懒，也不是同事之间闹矛盾，问题可能出在理论框架及著述体例。或许，正是因为我的“注重进程，消解大家”，害得这套被寄予厚望的大书半途而废。作为主编，严家炎先生给了我充分的写作自由；可没想到，第一卷是定调子的，课题组同仁学术思路不太一致，后面几卷便难以为继了。
这倒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什么叫有效的学术合作？ 现在学界通行“造大船”，很多人在一起攻关，做大项目，出大成果。以我们的经验，如果是资料性质的，只要统一体例，通力合作，就能“多快好省”地达成目标。如我们六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便是这样完成的。至于撰史，除非是一位长辈领着自己的一批学生，否则很难协调。学术个性越强的学者，越不合适此类“大项目”——委曲求全，有违本心；各说各话，又实在“不成体统”。北大学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这是优点；但既要互相尊重，又不做违心之论，这可就难办了。与其互相妥协，弄成个平淡如水的“大拼盘”，还不如像我们这样，不凑合，干脆各做各的。
三
此后十年，关于文学史的著述体例，我曾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尝试。第一个尝试是，1994年为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撰写《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此书日后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单独刊行。因题目及体例所限，此书只能大刀阔斧，粗线条勾勒，抛弃许多具体史料及作家作品的精细考辨。偶尔也有写得痛快的时候，但大都如履薄冰，没太有把握的地方，不敢放开来写。这才特别怀念梁启超所说的清初学术之“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9]127。身处“学术规范”期的我们，即使想跑野马，也都显得有点拘泥，无法真的特立独行，来去自由。
第二个尝试是，1999 年应报刊之邀，采用“纪事”的体式，来“浏览”20世纪中国文学[10 ]。拒绝居高临下的阅读姿态以及似是而非的“经验教训”，转而引导读者回到现场，亲手触摸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依旧是专家的立场，只不过透过万花筒，眼前的风景开始晃动起来，在一系列的跳跃、冲撞与融合中实现重构。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严谨与浑厚，却能多几分从容、洒脱甚至幽默。区区万把字，并没想做大，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写作中，腾挪趋避，感觉颇为愉悦。
最近十年，从学术史角度，多次涉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学史著述，思路相对来说更加开阔，趣味也多元化了。“鲁迅的文学史著述，其优胜处在于史料功底扎实、艺术感觉敏锐，另外就是这对‘世态’与‘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这种理解来诠释文学潮流演进的叙述策略”；“胡适重‘史’轻‘诗’，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兴趣不大；即便论及，也都不甚精彩。以史家眼光读‘诗’说‘诗’，有其偏颇，也有其深刻之处。重要的是引进了‘历史演变’这一观念，打破了此前诗品、文论、小说评点中常见的随意鉴赏和直觉评论，找到了理解文类发展和作品形成奥秘的关键”（2）。以上的论述，自以为还是站得住脚的。只是此类“学术史论”，居高临下，不太近人情；对于具体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张扬自家个性，似乎更为要紧。
文学史编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与学者个人的遭际、心境、情怀等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个“活儿”，有思想，有抱负，有幽怀，有趣味。因此，得失成败，没有一定之规。在近年所撰《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中，我写下这么一段感慨遥深的话：
在我看来，兼及“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史研究，需要博学通识，需要才情趣味，甚至还需要驰骋想象的愿望与能力——这样，方才能真正做到“体贴入微”。可是，作为具体的学者，性格才情无法强求，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这个意义上，即便郑振铎真的“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也无可厚非。反过来，像俞平伯那样专注于具体的文本，而不太考虑历史背景等，也是用其所长[11] 。
名物训诂，资料考辨，确实可以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 但宏大的历史论述，或者幽微的哲理辨析，则只能追求“自圆其说”。在这个意义上，每种学术思路，各有利弊，只要能发挥到极致，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就好像写文章，能雅能俗都是好事，怕的是雅俗都不到位。承认学问的发展方向与学者的天性密不可分，关键是认清自己，尽可能自我完善，而不是听从某位高明的师长或专家的“指点”。
四
想得多，做得少，拟想中大展宏图的“文学史”或“文学纪事”，都没能真正展开。因此，我读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感觉很惭愧。当然，单说这书体积很大，是“皇皇巨著”，这远远不够。因为，谁都知道，“体积大”，那属于“出版工程”，只要肯投钱，下大功夫，千军万马一起上，准能行。大部头的书，不见得真有价值。因此，我更看重的是“编年史”背后的学术思路，即：文学史原来可以这么写。此举起码提醒我们关注文学史撰述的多样性。只要想清楚了，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而不必像我们当初那样左顾右盼，因而举步维艰。
当初我设想的“三驾马车”，或者“三位一体”，现在看来还嫌保守。完全可以“千里走单骑”——你专论作家，他注重作品，我则只关注文学思潮，更有单就文体、风格立论的。你十几万字，蜻蜓点水，阅尽人间春色；他千百万字，浓墨重彩，绘制出瑰丽的万里长江图。所有这些论述策略，都可行；只要本色当行，就能博得一片掌声。
说实话，在仔细审读这套“编年史”之前，就贸然大加称赞，这太危险了。稍为翻阅这套大书，我反倒有几点想法，提出来，供参考。
第一，拥有如此丰富、庞杂的文学及文化史料，略加排比，很容易就会有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感觉。建议编者在此基础上，纵横捭阖，由考辨而论述，由集萃性质的“编年史”，进而发展成以“编年”为骨干的“文学史”。这比起从某一理论预设出发，胡乱剪裁历史，会更有发展前景。当初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一卷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先编“资料集”，再编“小说年表”和“作家小传”，接下来略做考辨，最后到了撰史，就显得游刃有余了。而这，其实是在偷鲁迅先生的招数。鲁迅借助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来考异搜遗，订伪存真，这才保证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性。再往上推，司马光也是这么做的：先为长编杂陈史料，再作考异说明去取，最后才是正式成史的《资治通鉴》。只考不论，或者只论不考，当然也可以成家；但我更期待集“功力”与“学问”于一身的“著述”。
第二，记得章太炎说过，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做学问的，极少十项全能，或十全十美，多少都有“病”。关键在于，知道自家“病”在哪里，及时调养。编资料集，或者做“编年”、“纪事”久了，容易养成“往小处看”、“从细微处入手”的习惯；好处是体贴入微，缺点则是过于拘谨，不敢大胆立论。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曾经存在过的“大历史”，你再详细梳理，所得者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如何在面对“文明的碎片”时，能够且敢于驰骋想像，回到虚拟的历史现场，并作出精彩的阐释，对于做过“编年史”的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1900 年的章太炎，正处于学术转折期，故自称：“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 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 今实邪幸已泻尽。”[ 12 ]我建议诸位从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朋友，暂时跳出来，不再纠缠于历史细节，像太炎先生说的，“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胡思乱想一通，或许能有出人意表的宏论。
第三，随着大部头“文学编年史”的出版，还有各种专业数据库的涌现，研究者很容易在不同的作家、作品、文体、风格之间，建立起原先很可能并不存在的“关联性”，并由此展开各种论述。我有点担心，此举可能导致对于历史人物或文学作品的“过度阐释”。我们都知道，古人的生活方式与今人大不相同，尤其在互相沟通（口头的以及书面的）这方面，远不及今人便利。当初闭塞环境中各自独立存在的人事与诗文，一旦平面铺开，确实会有许多相似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她们/它们之间存在着确凿无疑的“合作”、“共谋”或“互文性”。我的感觉是，过去资料分散，同时代人在日常生活及精神创造方面的“关联性”，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现在则相反，查书太容易了，这种“关联性”又可能被过分渲染。过犹不及，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度”的掌握，是最难的。
（2007年1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 ]李杨.“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 J ]. 渤海大学学报， 2007 （2）.
[ 4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主旨及特点[ J ]. 文艺研究， 2006 （9）.
[ 5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6 ]陈平原.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7 ]王宏志.“注重进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的评价问题[M ]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研究方法与评价.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9.
[ 8 ]鲁迅全集： 12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9 ]夏晓虹，编校.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M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0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上） [ J ]. 当代作家评论， 2000 （1）.
[ 11 ]陈平原. 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M ] ∥现代中国：第四辑.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2 ]章太炎. 致宋燕生书三（1900年10月1日） [M ] ∥中国哲学：第九辑. 北京：三联书店， 1983.
注释：
（1）真正完成的，只有“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但梁的大思路，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三章“五种专史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172—180页）中，有相当清晰的表述。
（2）参见拙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48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以及《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