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属于相对比较成功的探讨，基本上是对于中国史学的内涵、构成、特点、走向的全面探索。虽然有其存在的问题，但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大体还是很有深度的。我们开展中国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总结反思以往学者的成果，也要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格局中的成就、影响和地位。
【关键词】美国学者 中国史学 研究 探要
我们开展中国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总结反思以往学者的成果，也要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和探讨，这对了解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格局中的成就、影响和地位是重要的。笔者在美国访问期间，曾对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情况作过调查，搜集了一些文献资料，尔后继续在数据库中查获颇多数据资料。①兹将这方面的了解作一大体梳理，探讨其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关怀旨趣。谨请方家指正。
一、重视对中国史学著作的翻译
在俾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中，有多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史著的原文翻译，如1850年3月号有对魏源《海国图志》（1848年本）第12编的翻译，5月号有对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还有对《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的翻译，这都是出于对中国现实政治了解的需要。他们还希望通过这样的翻译了解中国的史学、中国的文化。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中国学中，德裔汉学家也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劳费（Berthold Laufer）先后翻译过苯教的赎罪诗（1900）和“密勒日巴”藏文本等作品，为美国学者开展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②这当中还有一种翻译是为“存史”，能在自己国家保留一份来自中国的史学研究珍品。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与当时在美国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共同翻译的赵汝适《诸蕃志》③就是这样的作品。夏德在《大秦国全录》④的导言中提及此书，认为书中材料“大多出自唐古书”，其中若干笔录“似为独到的资料”，“任何以前著作中所不能发现的”。⑤两位译者还在序言中强调，《诸蕃志》是它那个时代关于民族学和商业的最杰出著作。此外，像J.I.克伦坡（J.I.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⑥、方志彤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燕京学社1952年版）、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都可以认为是他们“存史”的需要。
美国人对中国史学翻译的重要突破，在于他们对于几部中国史学名著的成功翻译。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有影响译著要数德效骞（Homer H.Dubs）的《汉书》翻译。从1938年开始到1956年，共出版了三卷（1938、1944、1955）。其主要特点，在集中于对《汉书》本纪的翻译。⑦这种把重点放在帝王本纪的翻译计划，考虑到了中国历史和史书记载的重点，也是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特色。德效骞《汉书》翻译的再一个特点，就是考据细密，注释严谨，很注意对所译史事的精心解析，往往会在每章之首放自己的说明与体会文字，每章之后也安排所谓的“附论”。他的翻译被认为有点生涩，但学者几乎都肯定其卓具功力，把中国重要史著的特色和内涵努力作了翻译。国际汉学界高度认可这一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曾专门为之撰写书评，称德效骞的《汉书》翻译对于美国汉学发展意义重大。⑧艾尔克斯（Edward Erkes）则说，《汉书》翻译，“在重要性上完全可与沙畹的《史记》翻译与研究毗美，甚至在科学的准确性上还略胜一筹”⑨。英国学者崔瑞德（D.C.Twitchett）所写书评也称，译者的考据与阐释尤其好，其笔下的每章内容，极好地给出了所描述问题以及取自相关历史资料的说明。德效骞所翻译的这一著作于1947年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当时另一部成功的翻译作品，是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这部《史记》译本首次出版于1961年，1969年和1993年有过两个再选本。⑩1961年本是他早年《史记》译本的代表作。这个本子的诸章安排依次为：第一章陈涉世家、第二章项羽、第三章汉高祖、第四章汉朝杰出高官、第五章不忠者传、第六章贵族官员、第七章皇帝统治者、第八章皇后专篇、第九章世家、第十章造反者、第十一章优秀官员。这种编排打乱了原来编目顺序，但以汉朝缘起、发展和管理为线索，将《史记》全部内容串连起来，着眼于《史记》所载内容的大局反映。
华兹生这一做法，有自己的大局考虑。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在准备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开始了《史记》翻译。他认为《史记》是所有中国历史著作中最有影响的读物，其体例记载广泛的特点，成为后来大多数史著的范例，对中国及其文献影响下的异域文化深具影响。（11）他注意到19世纪末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过《史记》前47卷，向法语世界介绍过这位来自中国的重要历史学家，认为英语世界也应有相应的《史记》译本。（12）考虑到这些问题，他没有采用与德效蹇《汉书》一样的编排。在文笔处理上，也有意采用与德效骞不一样的做法，用趣味、通俗的语言表述《史记》原意，把注释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认为注释太多，翻译会生硬、晦涩。华兹生的《史记》翻译同样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许。狄百瑞说，作为美国和英文世界的第一部《史记》译本，其地位无法撼动，人们将永远感激华兹生的努力。（13）
德效骞《汉书》、华兹生《史记》的翻译，实际使当时美国对中国史书的翻译出现两种模式：一是重史书翻译内容考据，穷究历史真实；一是重译文通晓顺畅，期待更多人接受和知晓。这种关于翻译不同模式的做法也引起分歧和探讨，促进学者对中国史学著作翻译模式思考的成熟。总的看，学术界更重视德效骞的翻译模式。一些批评者认为华兹生“尽可能避免注释”的做法并不足取，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译介诸如《史记》这样的古代文献时，“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提供解释说明”。（14）有学者还指出，所谓基于对原著的同情式理解，并不能使普通读者对公元前一百年中国文明有更透彻的理解，“虚假的现代表达的每一次出现，所带来的是对原著更难以理解或是对原著真实表述更为陌生”。（15）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批评意见，华兹生本人后来也表示接受，认为自己年轻时的做法确有值得反思之处。
《汉书》、《史记》的翻译也使美国学者意识到，因为中国史书记载浩瀚的缘故，仅抓住能反应中国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的内容来作部分翻译的做法也不是理想之举。他们开始考虑翻译内容的完善问题。据知已经有一个更大的对中国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计划，一些学者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左传》翻译已进行。（16）《史记》也被再次翻译，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H.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等正着手这一工作，整部《史记》的英译本（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将达到九卷，已经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1、2、6、7、8卷。他们希望能够以新的译本取代老的译本。（17）这显示了美国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和翻译的新气象。
二、注重中国史学名家的研究
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史学研究，最基础的还是要做好对于史学家的研究。研究他们的著作，思想、方法和编撰特点。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希望通过对于典型个案的研究，透视相关问题的历史全貌。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很重视对于中国史家个案的探讨。在他们看来，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其成就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史学高度，体现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思考和理论思维。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还是回到华兹生。他是《史记》的翻译者，更是《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论文题目为《司马迁：中国杰出的历史家》，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8）华兹生在研究中，表述了对于《史记》及其作者思想的深见。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其长期发展和连续性方面，没有什么国家可与其相匹，见证了无数朝廷的兴衰。中国的思想家们面对光荣不断消逝的景象，一直关注更高一级的形而上学王国，而非世界的短暂现象。他们一直这样尝试着，感到如果真理被发现——一定是在其自身的变化过程中被发现的。这是中国人一直有最勤勉变化记录的原因，有其孜孜不倦的读者。华兹生说，在中国所有历史学家中，司马迁是最伟大的，他创造性地撰写了长达130卷的《史记》，叙述了从久远年代到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所知道的外国人的历史。自它出现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史记》显示了其记载最广泛的特点，是所有中国历史著作中最有影响的读物，其编纂体例也成为后来大多数主要历史著作的范例，其记载内容和模式也对中国人文和中国文献影响下的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如同希罗多德对于希腊罗马史学的影响，司马迁对于朝鲜、日本的意义也如此。
华兹生对《史记》及其司马迁的研究，是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但像这样的研究，又不止步于华兹生。如果说华兹生对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学研究的代表作，那么倪德卫（David S.Nivison）（20）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研究，就是他们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史家及其史学研究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这部题为《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的著作，出版于1966年。（21）作者在谈起这本书的撰述动机时，还提到1948年洪业对他的推荐，称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研究意义的考量和对章学诚学术价值的斟酌。他认为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划为两个阵营，一是关注中国和西方的相互关系的阵营，一是倾心于中国古代研究的阵营。他所说的两个阵营，是指当时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已经有了区分，希望能将这两类研究的视域很好结合起来，对章学诚的研究就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说：“当相关的探讨在中国研究中还属于一个新问题时，我就已经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了。”他说很想探讨一些难以穷究的问题，一些植根于历史的东西，使自己既不忽略它当下的关联，又能将它作为中国伟大传统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来理解。他说已经发现通过记录和阐释某个个体的思想困境，可以最好地满足这样的要求，通过将过去带入生活而使它显得切身相关和合乎情理。他还描述了这一研究的意义：“18世纪既是古老帝国延续的顶峰，又是近代历史苦难的开端；它既向我们呈现了中国传统最后的也是最灿烂的绽开，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巨变前夜’的情形。”（22）他认为自己考虑这一选题时，并没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成垂死腐朽的东西，而是还有最后灿烂的开放，希望这样的研究能给现实生活带来启迪，所以章学诚很值得研究。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对章学诚及其史学有颇深入的探讨，对章学诚的历史观点、史学思想、编撰方法、史料学观点有精深考察和分析。在此之前，日本的内藤湖南率先在《文史通义》和《校仇通义》中发现了章学诚的可观学术价值，编纂了关于他的简要年谱。胡适稍后也写过一本，从其著作中发现了史学和哲学方法。在法语世界，曾有戴密微对他的传记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倪德卫的成果，属于英语世界关于章学诚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是国际史学界关于章学诚研究的一次十分深入的探讨，戴密微、崔瑞德、卜德、王同伊等学者都曾为这一专著撰写书评。倪德卫的成果无疑是美国对中华帝国晚期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品，（23）为此还获得1968年度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我们发现，美国对于中国史学著作的研究还很注意将其放到世界的学术背景和宇宙观中作比较的考量。由桂思卓（Sarah A.Queen）撰著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在探讨春秋学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其中的圣言内质的比较探讨。她认为《春秋》所具体化的知识的源泉并不是天启，而是人类的感知。就此而言，无论《春秋》保有何种“超验”和神圣的地位，其所反映的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观而非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圣人站在宇宙的中心，其创制的经典值得人们崇敬。之所以如此，桂思卓认为，原因在于圣人对他的子民实施教化，并由此成了天在人间的化身。桂思卓的这一思考及其探索显示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独特性，尤其放到国际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中，比较地考察中国史家及其史著思想、理念内涵的独特性。（24）
诚然，美国对于中国史家及其史著的关注是一贯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丛报》，就有多篇这类文章，如1840年5—12月的该刊中，就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等史家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介绍。后来也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这样有影响的研究。如邓嗣禹的《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1968）、毕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追求》（1971）、波纳（Joey Bonnet）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1986）、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研究》（1988）、邵东方的《崔述（1740—1816）：其生平、学术和再发现》（博士论文，1994）、Aque Stuart V.的论文《皮锡瑞和〈经学历史〉》（博士论文，2004）等。这些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著名史学家及其史著的研究，透过对他们研究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编撰思想、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等多方面的探析，形成了对于中国史学长河的鸟瞰全图。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汇聚成了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大体上的系统认知。
三、对中国史学发展特点与价值的思考
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曾经说过：“历史教育是形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的主要基础之一……历史和关于历史的知识是民族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任何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基本条件之一。”（25）他十分强调史学对于现实的社会意义，他的阐述实际上也在提醒应注意不同地区史学发展特点及其相关民族史学的价值观。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他们对世界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很注意去观察他们发展的独特个性及其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这在他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华裔学者在这方面努力是明显的。1955年，加州大学历史和地理系的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起有不小作用。他说中国史学就像中国人的生活一样，特点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需要与非需要、变化与一致、闪亮和再创造之间保持着平衡。他说中国人所给予的历史的意义是唯一的，不曾中断探索经历，不仅有史学编纂的方法，还在于所阐述的思想，“其最早的记录显示了历史学家无比重要的地位”。（26）他也探讨了中国史学编纂的缺陷问题，归纳为几个方面，如“名字混乱”（如孙文、孙逸仙、孙中山）、“缺乏省时技巧”（如没有引得）、“不精确”（出生年的计算方式）、“资料规模过大”（如从公元589年到1911年，史书“传记”累计有一万三千七百多个）、“过于简单化”（重大事件只以几字记录）、“所谓客观陈述”（被要求对历史事件的纯粹记录）、“篡改和删除”（历史上常有）、“模式问题”（记载内容受传统题材方式限制）等。他说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道路和中国历史研究也许还粗糙了一些，以致积累起大量史料而“只见森林不见树”。韩玉珊向美国学者提供了一本英语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专著。应当说还相当浅显，但被认为给了人们所需要的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论述。（27）费正清称其对中国历史学做了饶有兴趣的观察，向西方汉学家讲述了有价值的资讯。（28）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些重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介入这样的探讨。他们希望能将中国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委员会主任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直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29）认为对中国学术的探讨，必须“与西方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从多文明的碰撞与交流的探讨中，理解中华文明及现实中国的可能走向。这些思想也运用到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之中。1970年6月15日，他在给史华慈的信件中，很详细地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了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具体要点。
其一，中国和其他社会中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这里，我们将着重于从汉代到宋代的主要的中国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社会背景，支持的动力来源、动机及其政治联系。总之，我们希望在这个题目下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其二，中国和其他社会中历史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可以概括为一种或多种作用：（1）纪念过去，以强调其辉煌以及与现在的连续性；（2）对当代人灌输过去事件中所例举精英的价值；（3）再现过去的典范人物或反面人物来为当代人树立榜样和警示；（4）正统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写作，为当代的新个体或阶层掌权的合理性提供古代的尊贵的谱系；（5）为政策、法律、宗教及其他论点提供可用的先例；（6）娱乐——通过讲故事向不识字的人讲述历史以及通过书面作品向受过教育的人传述历史，从而从过去伟大事件中获得间接的乐趣或者为那些永远不可能成就伟大、尊贵、富有、自我放纵的人提供满足愿望的幻想。其三，历史写作机构的问题，如事件的记录、记录的收集和整理、单个历史学家或一组历史学家如何把这些记录组织成历史著作。还包括官方历史和非官方历史、中国历史写作的机构官僚化以及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审查和控制的类型等。其四，形式和风格的问题。（1）对不同的历史编撰传统记录类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个案研究，如朝代的建立、镇压叛乱等；（2）中国和其他传统对遣词造句和虚构以及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3）惯用语句的问题，即只要可能，就使用反复出现的固定的语言顺序，如“他刚提笔在纸上书写，文章就写好了”；（4）陈规的问题：当事件进展到似乎需要这种或那种人物类型的时候，就以老套的形式将其插入。（30）
他所提的这四个方面，第一、二、四点属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家的社会角色，他们的撰史动机和社会背景。他希望从汉代史家开始其讨论，因为这和希腊、罗马时期相当，看看东西方史学家的角色是否一样。第二个要点实际是关于史料收集、史官制度的讨论，有些是西方史学不一定具有的，属于中国特色，期待能讨论包括史学的国家控制、官方审查等问题。第四个是关于史学的编撰风格、编撰形式问题，他对这一问题很看重，将其化为四个具体的小问题，即所谓“对不同的历史编撰传统记录类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个案研究”，涉及对于中国史学编撰体例和传统的探讨；所谓对遣词造句和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的讨论，由章学诚《文史通义》内容看，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他提的第三个要点，实际上就是对史学功能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史学价值问题的探讨。他显然对这一问题也特别重视，将史学功能归纳为六个方面供大家讨论。
当然美国学者还试图从多途径来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界出现过一次有关中国传记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31）看似关于中国传记的研究，实际是对中国史学特点及其价值观念的重要探讨。当时，倪德卫撰写题为《传统中国传记概观》的文章，从中国古代的传记研究来看古人传记研究的价值。他认为传记研究在中国史学中的意义重大，《明史》中传记的篇幅甚至占全书篇目的60％还多。倪德卫认为在古代中国，传记的编撰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都扮演着对死者的最后尊重，提供一项最后的定论（虽然还会有例外）。这主要源于中国的社会特征，对个人生命的最后尊重的行为，是绅士们的唯一义务。（32）而由此，传记也成为传统中国史学的“最引人注目的财富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关于中国古代传记特点和价值的讨论还出现几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赞同倪德卫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的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就认同支持倪德卫的研究，认为传记撰著作为对个人生命价值最后敬重的行为。第二种观点没有直接评论中国古代的传记特点与价值问题，而探讨西方史学影响下的中国近代传记研究。霍华德（Richard C.Howard）题为《近代中国传记研究》的文章认为，19世纪早期西方企业、军队、技术的闯入，导致中国文化和思想传统的优越性、自我满足信念逐渐丧失。中国知识分子根据他们所了解的西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念，重新鉴定自己国家的过去。探索导致对西方著名人物生命的审视，包括对中国历史上先贤生涯的再思考。霍认为，中国迅速转型和变化，对传记写作也起了作用。过去专制淫威下的政治批评（特别是对政府领导的公开讨论）是没有勇气的，但以后就不同。政府权威的相对宽松，传记家能有比以前更大的自由度去重新讨论和评估他们所关注的同辈人。他认为中国传记研究近代化的演变中，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值得关注，这是传统中国年谱和西方传记史学的一座桥梁。在选材运用的基础上，渗透自己的研究和批评，克服旧年谱形式中的固有缺陷。（33）第三种观点不认为中国传记和西方传记有大的区别。哥伦比亚大学的贾勒特（John A.Garraty）教授就反对传记研究只是中国专利的观点，他的题为《中国与西方传记的比较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传记发展还是有共同点的。虽然传统的中国观点在看待个人与社会联系的问题上有别于西方，然而最早的传记写作就需如此。在章学诚那里被认为是“对死者的最后的敬意”的话题，也是数个世纪来西方传记的主题词，而章学诚并没有受西方趋势的影响，他的理念主要来之于自己的经验和天才。他认为基本的制约因素还是传记特点本身，一种模式强加于所有传记是不可能的。贾勒特称，“研究中国的传记有助于澄清这些模式的心态，对于每位试图写作的传记作者都是一种帮助。”（34）
这些试图从对传记研究来探讨中国史学特点、价值的努力及其诸多争论，显示出美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史学总体特点研究的用心。由此还会发现，这种对于中国史学特点的探讨，也出于一种“他者”的需要。近来的一些学者，尤其希望通过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从对中国史学编撰技法和手段的思索中，寻找摆脱西方史学编撰某些困境的出路。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的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35）的论文认为，西方史学由于社会科学化的影响所带来的表述上的种种困厄，看来要到古老的中国史学的编撰中去寻找解决的良方。他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
四、关注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走向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说过：“代替一个‘范例’，出现了一批范例，对于不同的史学流派来说，每一范例各自代表一种寻求更大科学性的研究模式，同时每一范例都与某些有关历史现实性的一般观念密切相关，这些观念反映了学术团体中不同的思想，社会和政治派别。”（36）他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中提及这一问题的，认为在对于区域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对于史学范式和史学流派更迭的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是无法深入探讨的。以此来看美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对于中国史学演变、史学思潮更迭的探讨十分重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国际史学思潮、国内外政治变动的影响颇巨，有过数次重大的研究格局的变化，美国学者都有过仔细观察。他们一直试图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真正走向，尤其中国史学界有重大转变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考察点。
对现代中国史学的第一次重要考察，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也是中国史学在西方史学思潮影响下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一种是在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治史者更重视史料的考证和研究；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影响下，治史者更用心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探讨。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学精华，也非常强调对史料的精确验证和把握。20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辩思潮的出现，与外来的学术思潮有关，也与国内的重大考古发现、史料发现有关，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案。美国学者十分关注这一重要学术思潮的出现，关注其对于中国历史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汉学家恒慕义还精心翻译了顾颉刚《古史辩》自序。时在美国的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也很留意古史辩派的动向，热心支持恒慕义的这一研究课题。
华裔学者参加了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走向的考察。邓嗣禹撰写的《近五十年中国历史编纂学》对这方面情况都有分析。他认为20世纪初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使很多分支研究取得进步，各个断代史和课题的专家得到训练。他认为归纳起来可以划为两大流派，一派为“古物考证家”，他们“学得多，思考少”；一派为“社会历史学家”派，这派学者“思考多，学习少”。但两派各有千秋，总体上应该合作，“思想与事实应该结合起来，孕育出信史”。这篇论文还对当时中国史学的进步作了探讨，认为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历史研究科学方法的应用，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及考古、甲骨文、金文的应用；其二，西方历史解释学的运用，把重点从帝国的政治事件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其三，新史料的发现；其四，欧洲、美国、日本的汉学，尤其是蒙古史和中西方交流史发展的刺激所致；其五，白话文的兴起和短篇、长篇小说，戏剧和其他民间文化如民歌民谣等非正式史料的地位提高，酝酿出社会史和经济史。（37）他认为19世纪的史前史、古代史、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专门史、断代史、中外关系史、艺术史等诸方面研究都在发展，这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一次重要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考察焦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希望弄明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怎么回事，会对中国史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家首先开始这一研究。是时翦伯赞主编了一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共10种64册。费正清组织芮玛丽（Mary C.Wright）、刘广京、邓嗣禹、房兆楹等一批学者对这部史料集研究，分别对文献集中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诸个专篇展开专门评论，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芮玛丽联名写“引论”，表达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见解和批判立场。费正清坚持“冲击—反应”论的历史观，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实之一”，“外国人曾经起了主要的作用”；否定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将遵循任何普通适用的诸如“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发展范畴的意见。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的研究中认为，当时的费正清投身于创立一种以美国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可行性分析，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38）
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以两章篇幅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相关问题。所关注的几乎与中国史学界的诸多焦点同步，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待古代文献的态度还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分期研究非常重视，“为研究本国的历史投入了众多的心血和情感”。他也强调自己所坚持的“传统—近代”历史观，奉劝毛泽东放弃自己的历史观点，称“中国的历史（至少在近代如此）并不只是按照她自己特有的道路发展”。（39）
当时下功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的是密西根大学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他很注意基础史料的收集和建设，用心主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及其著作都有详细介绍。（40）费维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站住脚了，我们就要重视和研究。（41）当时有关的史料条件很差，费维恺与他的同事们以香港为跳板，收集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费维恺还主编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42）等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收集了英国、荷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43）他在研究中认为，即使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作无情批判的人也对它那数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积极成就有深刻印象，尤其经济史研究。他认为许多新领域已经开辟，“现代中国的经济史写作已经在成熟的理论水平和全面地掌握反映实际状况的资料上奠定了基础。”（44）他认为大量新文献资料已经可资利用是公认的事实，方法论上也有重大进展，创造新中国的历史观以取代过时的儒学观念已收到实效，（45）仅从有关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论文达150多篇这一事实就可以衡量出来。（46）
作为当时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深入的标志，是两本重要著作的出现。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969）（47），一本是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1919—1937》（1978）（48）。哈里森的著作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农民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口号和意识形态、作用和进展、特点和失败原因等问题的探讨。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进行研究，尤其注意探讨当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魏斐德率领的美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家代表团及其后来形成的访问论文集，是他们对当代中国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品。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49）的论文集，体现了学者们对当时中国史学重大转折的观察与思索。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正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包括对于像农民运动的解释，不再仅仅看成是对于革命特别是对于当权者态度的反映；对农民政权的讨论也不再是注解当代政治的媒介。历史学者的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改变。像大众宗教这类问题的探讨，已经从中国史学的复苏中崛起，尽管1949年以来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50）他们还特别注意中国学者一些重大历史观点的变化，像对元明易代、明清易代这一类事件的研究，已经不再从野蛮异族入侵这个视角简单思考，所有少数民族被视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伙伴，蒙古族和满族人都有权力登上统治地位；征服王朝的帝国，一般都被看成是少数民族与大多数汉族精英阶层所建立的联盟，由汉族与非汉族所建立的联合王朝产生了新的动力和方向，推动了历史发展。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