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些青年同志常常询问：你为什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底下，我想就自己三十多年的亲身经历，谈一点肤浅的体会。
按照青少年时代的爱好和志愿，我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蹩脚诗人，或专门写使人厌倦的小说的作者。至于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那多少有些出于偶然；用当今若干时髦青年不大爱听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在多年工作实践中，日益增强了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和热爱。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岁月里长大的。当我们刚会唱歌，学的就是抗日救亡歌曲；刚会作文，写的就是如何洗雪国耻之类题目。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腐败，使我们备尝颠沛流离、失学失业之苦。
而山河破碎和民族屈辱，则使我们幼稚的心灵遭受更为痛苦的熬煎。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比较容易对那些爱国御侮、革新救亡的史事产生共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近代史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记得最初接触鸦片战争史籍，吟诵张仪祖的诗句：“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又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绾犹曾战一回。”（《读史有感》）马上就联想到“九·一八”以后蒋介石集团“不抵抗政策”给整个民族带来的耻辱与苦难，想到那些抗日有罪、报国无门的黑暗年代。从松花江上到嘉陵江畔，滔滔流水饱含着多少流亡者的悲愤？而读到张维屏的“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又自然想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团结，奋勇与侵略者拼死搏斗的壮烈情景。这样的联想是符合历史固有的逻辑的，因为中国近代史本来就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壮丽画卷。
在昔日的诗文中常用“忧患”一词，我不知道当今青年一代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忧患”二字的含意。人们常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但我更感到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经得起忧患的民族。忧患固然与国难俱生，但忧患也能使人警醒，使人奋发，使人追求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忧患又孕育着新生的希望。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魏源就曾领悟过这层道理：“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于优，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海国图志》序）从洪秀全惊叹：“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英杰归真》）到孙中山的大声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兴中会成立宣言》）都说明这种在长期忧患中产生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乃是我们民族走向自救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应该永远尊重那些为祖国解放与社会进步而战斗不息的仁人志士。在风雨如磐、魔鬼蹁跹的黑暗岁月里，国家是那样的贫弱，人民是那样的苦痛，生活是那样的艰辛，亡国灭种的惨祸时时迫在眉睫。然而我们这个穷而弥坚的民族从来没有屈服，我们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人民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反抗。在辽阔无垠的祖国大地上，出现过多少英勇献身的烈士？多少忧国忧民的英才？他们不畏险阻，知难而进，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去国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幸福，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从林则徐谪戍前的慷慨抒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到林觉民与新婚妻子的深情诀别：“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与意映书》）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我们应该善于从前人优良的流风余韵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学习中国近代史，我们常常为那些先进人士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所感动。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上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谁来承担？我们！这是当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的异口同声的答复。在二十世纪初年，孙中山已经到过欧美亚洲许多国家，有着极其丰富的阅历和见闻。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的先进文明学习，然而却绝没有迷醉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的事业和他的生命是与祖国血肉相连、融为一体的。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也是日日夜夜关注祖国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生在中国是否幸福？我们在这样绝好的大舞台上，是奋发有为还是蹉跎岁月？这些问题如佛作狮子吼，不仅当年有力地叩击着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的心弦；就是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该也以此扪心自问吗！
真正的爱国主义决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当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商品重炮轰开古老帝国大门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早就敢于正视现实，睁开眼睛观察世界，开动脑筋理解世界，并且无所畏惧地走向世界。《四州志》、《海国图志》、《西学东渐记》、《日本杂事诗》、《伦敦被难记》、《我之历史》……都记载了我们民族认识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的思想轨迹。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十九和二十两个世纪交接的年代里，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回顾和重新认识旧的世纪，一方面展望和认真预测新的时代。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固然早已脍炙人口。但使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新世界学报》一位作者的激情呼唤：“拔剑而起，环顾四空，横风暴雨，森气逼人。危乎！危乎！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陈怀：《帝国》）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了，中国其将何以自处？当年的爱国志士并非只限于热血沸腾，他们还具有清醒的头脑，力求用科学的态度来探索振兴祖国的道路和方法。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救国救民方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幼稚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代表我们的民族在思考，其态度的严肃、追求的执著和情感的真挚，都是永远值得后世的人们尊敬的。每当我翻阅辛亥革命史籍，总是仿佛又听到当年爱国志士的深情呼唤：“国魂乎！盍归来乎！”对于每一个炎黄胤裔来说，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感人肺腑的壮美声音呢？
当年的爱国者大多又是勇于革新的有识之士。他们愤恨古老帝国的腐败落后和人民的奴隶状态，并且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改革才能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新的生机。早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多年，思想界的先驱龚自珍即已明确指出改革为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要。“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之所以能够赢得光绪年间一代维新思想界的极端推重，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首先要求改变奄然而无生气的万马齐喑局面，并且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源源不绝地涌现人才。鸦片战争以后，维新变法更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潮流。即令是作为旧式农民战争的太平天国，也不乏主张革故鼎新的有识之士厕身其间。洪仁玕对于“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解释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他已经明确提出了“世之变革”的目标。并且认为：“夫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如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英杰归真》）这种历史进化观渗透着辩证法因素，其思想水平并不低于同时代的维新思想家。及至十九世纪末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更高地举起了革新的旗帜，大声疾呼：“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的变法尝试虽然很快被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派强行扼杀，但是黑暗的闸门毕竟已被打破缺口，禁锢的思想得到一次明显的解放。接踵而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为激越的革新呼号，他们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政策法令改革，他们不仅要求革掉作为封建社会最高权威的皇帝，而且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实行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甚至还把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作为君权后盾的神权。“革天”口号的提出，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平。
这里用得着孙中山常爱说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断革新就是顺应潮流，而因循守旧则是违反潮流。但引人深思的是，并非每一次改革都取得主持者意想中应有的成就，有的改革甚至遭到全盘的失败，这里既有实现改革的历史条件是否具备和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也有改革者的主观是否符合客观，方案是否切合实际和方法是否对头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作深入的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但在历史上或多或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理应受到后世的尊敬；他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则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部中国近代史，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状况，为了使祖国走上独立富强的近代化道路，在奋斗中不断探索的艰苦历程。其间既包括太平天国那样波澜壮阔的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义和团那样风起云涌、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也包括初具近代政治斗争格局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有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旧式农民战争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没有可能提出现实可行的能够取代封建主义的先进纲领。在民族斗争中，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达到理性的认识，因而他们的笼统排外主义又往往被顽固愚昧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以遂其私。中国资产阶级固然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出现使民族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无论是改良派还是其后的革命派，无一不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尽管他们演出了许许多多血洒都门或炸弹爆烈的英雄场面，也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壮志宏图。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在七十多年间经历了多少次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始终未能完成，无数先烈为此长抱终天之恨！
一切挽救危亡的手段都试过了，一切改革和革命的方案都破产了，一切善良愿望都遭到冷酷的践踏。中国人民终于不能不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诀别，并且在“五四”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革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就是客观历史规律所提供的结论。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结论，因为它来之不易，是付出了无法用数量形容的巨大血的代价的，是经过百余年来历史运动反复验证了的。不管我们的事业曾经出现过多少曲折和失误，而且在今后也难免还要出现或多或少新的曲折和失误，但历史总归是要前进的，时代的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和历史惰性也阻止不住的。革命烈士的鲜血决不会白流，前驱者的革新尝试也决不会徒劳无功，革命先辈梦寐以求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富强祖国必将昂然屹立于东方。我们应该永远牢记二十世纪初年爱国志士的遗言：“吾愿诸君，各用才力，以百折不回之气，而谋国事，则中国之兴，可翘首而待也。”（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
我常常强调，在用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必须注意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必须努力以社会发展规律武装青少年的头脑。这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着各自不同的爱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是极为重视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他们的爱国主义往往就是反映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民族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过程相伴随的。然而它又是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容易使之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甚至随着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而转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终至堕落成为殖民主义的精神武器。即令是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激情，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也容易流于“五分钟的热度”，或则成为沙文主义的俘虏，甚至为最反动的金融寡头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这样沉痛的教训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我们必须引为鉴诫，必须坚持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
所谓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不要片面局限于感情的激动与熏染，而必须注重以对历史的科学理解作为认识基础。只有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爱国主义，才能正确反映与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才能与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目标的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只有以社会发展规律武装头脑，才有可能把人们的思想从爱国主义逐步提高到共产主义的水平，也才有可能使热爱祖国的感情始终饱满而又昂扬，并且落实到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勤奋的本职工作中去。中国近代史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我们要努力学会如何运用它来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如果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我们整个民族不断寻找独立与富强道路的探索过程，那么，三十年来我的学习与研究，就是对于这个探索过程的探索。我常说，治史譬如看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必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观察，才有可能窥知山之全貌。当然，严格地说，治史又难于看山，因为要洞悉并说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容，决非是表面的观察所能奏效。人类的历史运动涉及社会和自然的众多因素，因此研究历史必然也要涉及众多学科的知识，需要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个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何况像我们这一代人，战争与革命不容许我们完成正规的学业，我们只是在繁忙的工作中增长一点知识，在有限的余暇中从事若干研究。我常有侏儒之憾，而从不敢有充当“人梯”之想，因为自觉在科学上缺乏高度。这决非什么牢骚，更没有任何悔恨，我只不过像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勉力履行历史所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但愿自己的劳作或可起为年轻同志铺路的作用，以一些普普通通的石子填补若干坑坑洼洼，使后来者行进得稍为方便一些，迅速一些。对我来说，这就是莫大的安慰，也就是终身的志愿。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