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一词大约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夫·胡伯提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不断完善和修正，以其技术乐观主义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赢的正和理论而日益成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它也受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的激烈批评。目前，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已经很多，但史学界对于这一理论似乎还缺乏应有的兴趣，不管是环境史学家还是现代化史学家，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本文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解读，以冀对这一理论能有一个历史化的认识。
一、对“极限论”悲观话语的挑战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走向对立。人们已经习惯于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人类要走向文明，他就必须改变他周围的环境”。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自15世纪末“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升为主要特征的。著名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另一位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艾恺则认为，现代化可定义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科技进步则被认为是为人类征服自然服务的工具：根据美国学者内森·罗森堡的定义，“科技应该是这样一种信息，它能改善人类控制和驾驭自然以达到人类目标的能力，从而使环境可以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五百年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就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肆意征服和疯狂破坏的历史。
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国现代化发展中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联合作用下，北美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源保护运动。它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美国政府抛弃建国以来所推行的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单一目标的放任自流的资源和环境政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保护，并逐步确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
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可以看作是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放弃不计环境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转而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但受当时功利主义保护理念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中，前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而，虽然欧美各国陆续建立起了环境保护的体系，但整体上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未能遏止。1962年，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卡逊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环境主义的新时代。面对环境主义的挑战，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学科都先后作出反应，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时间，生态神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环境史学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全球环境主义的大背景下，较为悲观的生存主义的“发展极限”理念在上一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学者米多斯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标志着生存主义学派“极限”理论的诞生。此外，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的召开，环境问题作为全球问题被提了出来。与《增长的极限》共鸣的，还有《生存蓝皮书》《小的就是好的》《人口炸弹》等著作，它们共同造就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社会心理。其核心观点是，强调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与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呼吁人类社会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在地球的承载极限内活动，否则按照现行的发展模式和人口增长速度，必将导致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极限论”第一位的选择是将保护置于增长之前，甚至倡导“零增长”。“极限论”在发动群众，提升世人的环境观念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却是不受政府和经济学家待见的。厄尔·库克指出：“增长的极限这一概念威胁到了既得利益和权力结构……他们拒绝接受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经济过程的相关性；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在市场经济中高高在上的‘神父’地位就会不复存在。”
面对“极限论”的挑战，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了。该理论试图弥合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差距，超越传统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只能二选一的困境，乐观地认为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共赢。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要点
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由一批来自欧洲的学者解读和倡导并逐渐风靡全球的。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于1982年率先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之后，胡伯和其他“柏林学派”的环境政策研究者也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个词。对于上述二人的贡献，有学者指出，耶内克“影响了当时德国的政策辩论”，而胡伯则“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此后，生态现代化话语逐渐在欧美工业国家流行起来。当前著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如荷兰的格特·斯帕加伦、阿瑟·莫尔和马藤·哈杰，英国的阿尔伯特·威尔和约瑟夫·墨菲，美国的弗雷德里克·巴特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澳大利亚的学者皮特·克里斯托弗等，都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诞生至今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上一世纪80年代为理论初创阶段，以胡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工业化国家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就可以成功解决其环境问题，但胡伯的理论很快遭到了其他环境主义学派的尖锐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随即对最初的观点进行调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学者们对原来所坚持的科技创新在生态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转型过程中国家机构、市场、非政府组织、文化制度等要素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90年代后期至今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理论除了对生态化生产及其要素进行分析外，也开始倡导生态化消费，并进一步对全球问题、欧美工业化国家之外的环境问题有所涉猎。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乐观地断言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而在这一理论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阐述，到今天几乎成为一个可以容纳一切环境话题的万花筒。索南菲尔德认为：“生态现代化可以被视为带有绿色转向的工业结构调整。”哈杰则把它看作是“一种话语，它既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结构性特征……但又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可以把环境问题纳入其中予以解决”。而另外一位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马丁·耶内克则视之为“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此，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性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笔者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作为一种技术策略的生态现代化。不管是胡伯所主张的技术路线，还是耶内克的预防性环境策略，这些学者所指的生态现代化大致都是一种具体的节能减排技术或实践活动。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和分析模式的生态现代化，环境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们用它来分析各种环境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作为一种环境友好性政治政策或项目的生态现代化，各国政府机构所推行的旨在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各项政策和结构性调整都属于此类。第四，作为一种环境话语的生态现代化。面对全球环境主义的各种压力，如同其他学科进行相应的积极应对一样，现代化理论也作出应对，试图将环境话语纳入现代化研究之中，抢占话语权，即所谓的生态现代化。德赖泽克指出：“生态现代化更多的是一种话语，而不是狭隘的工程和技术性关切。”而克里斯托夫则将生态现代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生态现代化是指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共赢而采取的各种结构性变革；狭义的生态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技术性路线，即政府和企业采用清洁技术和预防性环保措施。
无论如何分类，生态现代化理论一般都坚持如下原则。第一，技术乐观主义。大多数生态现代化的赞同者都相信通过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胡伯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指出：“生态转型的经济主题是通过新技术和更加智慧的技术实现生产和消费周期的生态现代化。”第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而是可以实现共赢的正和关系。阿尔伯特·威尔认为：“相比于把环境保护看作是经济的负担，生态现代化主义者将其看作是未来增长的潜在资源。”第三，不需要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就可以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并进。克里斯托夫·卢茨指出：“生态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承认环境难题的结构特征，但仍然假设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能够内化环境关切的话语。”斯蒂芬·C.扬也认为：“生态现代化是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的一个策略。”
虽然生态现代化的倡导者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其奠基者胡伯高兴地宣称，“肮脏而丑陋的工业化毛毛虫已经蜕变为美丽的生态蝴蝶”，但生态现代化也仅仅是全球环境主义时代应对环境难题的诸多思路中的一种，而并非其倡导者所信奉的那样是包治当前环境难题的灵丹妙药。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
自从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以来，对其质疑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虽然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也根据外界的反应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生态现代化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理论局限性。
第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对于当前环境问题的根源认识不足。不论是依靠污染预防策略，还是市场与政府的配合，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虽然自诩为找到了解决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法宝，即所谓的正和理论，但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生态现代化仍然没有认识到当前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个别企业或政府的污染和不作为，而是整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安德里·高兹指出：“不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和通过约束自我来减少消费，就不可能有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阿瑟·P.J.莫尔和格特·斯帕加伦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西方工业社会两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化与结构。”经济学家给出了无限发展的虚幻前景，环境经济学家所热衷的也不过是给有限的地球资源定价而已。根据经济学的教条，当今社会把发展看作是永恒的、价值上正确的事情，并进一步把发展等同于GDP的增长，而忘记了发展的目的，也忘记了发展的自然极限。在“深绿”的生态中心主义者眼里，“生态和经济利益可以和谐的假设不过是一个经济繁荣年代的天真幻想”。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指出：“唯一在道德上合理的发展目的是使人们更幸福。”
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个别污染防治技术，而且是我们不顾地球的承载极限而追求无限增长的价值观。即便是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心灵的转变、思想的更新和有益的忏悔”。很显然，无论生态现代化如何完善，其理论仍然是充满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浅绿”理论，从现代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角度出发所作出的任何选择都不能真正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也无法真正化解人类对自然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一根本难题。
第二，生态现代化对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思路是肤浅的。虽然根据外界的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将其外延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但其核心理念仍然是寄希望于通过科技进步解决环境问题。他们在批判生存主义悲观的“极限论”和后现代派反工业化的观点的同时，也犯了技术乐观主义的错误，而且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认识不足。关于技术万能的迷信早已为学界所批判。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指出：“抛弃技术无所不能的假设应当是深谋远虑之举。”罗尼·利普舒茨也认为：“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的东西总是有限的，所以，生态现代化要想真正取得成功的话，还必须包括更多内容，而不仅仅是技术……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还包括这种经济的特有目的，即财富的无限集中。”而这种经济的目的及其实现手段，也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态现代化无法摆脱现代化理论本身的缺陷。
第三，生态现代化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生态现代化理论缘起于德国、荷兰等西欧工业化国家，其分析框架和模型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欧美工业化国家。虽然其话题从最初的倡导节能减排技术的预防性原则到后来扩展到政府、市场和机构，从生产到消费，并尝试将其研究视野从西欧工业化国家扩展到全球的不发达国家，但从实际的研究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第一位的仍然是追赶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走向富裕，环境问题并未被真正置于经济发展等同的地位，更别说优先于后者了。莫尔和索南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就非西欧国家背景下的生态改革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价值是有限的。”另外，如同现代化理论一样，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落脚点主要是国家及各级组织和商业机构，虽然它也涉及全球环境问题，但是，面对全球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利益，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方面明显乏力。
第四，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包含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但缺乏后者的深厚内涵。自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发表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迅速在全球传播，成为此后诊释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权威话语。可持续发展理论由于在现实政治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和对现实世界的评估较为悲观而不易为当权者所接受；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因其技术乐观主义、发展与保护的双赢以及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内倡导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受到各派力量的青睐，大有取代可持续发展理论之势，甚至一些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也认为其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升华和体现。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人类社会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一般包括如下几个理念：（1）经济增长的规模维持在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范围内，这就要求人类克服对无限增长的沉溺，考虑地球的资源供应量，放弃奢靡的消费主义观念，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2）在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谋求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就要求注意分配的社会公平性。（3）代际公正的原则，人类社会不仅要考虑自身这一代经济发展和环境运行的可持续性，还要考虑未来子孙后代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4）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本物种的利益，还要兼顾其他物种生存的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人类属于地球，但地球并不仅仅属于人类。
虽然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乐观地认为在现存体制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一个正和游戏，但这一理论仍然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人类中心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学说，即便是加入了生态元素的调料，它也没有认真考虑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承载力，没有将全球公正和代际公正纳入其研究视野，它本质上仍然把自然系统看作是人类经济的附属物，更无法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现代化理论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较弱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如何传启所说，“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生态现代化是必须的，但也是不够的”。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稳态经济下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生态现代化更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对生存主义“极限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试图在不改变现有政治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将生态元素融入现代化理论之中，解决发展与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虽然其理论并不完善，无法取代可持续发展理论，但毕竟比以前不计环境代价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的出现本身就表明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全人类的高度重视，或许社会科学家们在以后分析问题的时候，除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外，应该加入生态环境作为第四个维度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原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