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姚鼐提出的学术三端“义理、考据、辞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与辨析，将其作为人文学科的治学三门径。其中，“义理”告诉我们要以实践的态度运用理论思维；“考据”首先要善于发现新材料、占有材料、辨析材料，然后才谈得上有理论分析；重视“辞章”，就是要通过“妙手著文章”，将好的文章传播开，这样才能成为学术精品。
关键词：义理 考据 辞章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前贤先辈们总结的，当然也是我们在尽量遵循的东西，题目就叫《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
清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散文学派，叫桐城派。它的那一批创始人，方苞、戴名世、刘大櫆、集其大成者姚鼐等都是桐城人，这种以文化地理来命名一个学派，应该是从宋以后形成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到明末清初，学术三大师顾、黄、王之一的黄宗羲在他的学术名著《明儒学案》中，对各个学派的划分都是以文化地理为主，比如在哪一个区域发展起来的，创始人、主将是哪一个地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划分学派的方法，当然是方法之一。
学术得到繁荣和发展，一定要有学派的发展和繁荣。其实古今中外，学术得到繁荣发展，都跟学派的发生、发展、繁荣、传播以及诸学派之间的互动、辩论、互相吸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大半个世纪，学术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大家也都认识到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妨碍它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泯灭了学派。没有学派，对学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这是一个遗憾。
就以武汉大学的文学院为例，原来叫做中文系，我们有“五老八中”，特别像刘永济先生等，都是成学派的，完全是具有成为学派创始人的条件。当然武大中文系也有人研究刘永济，研究“五老八中”等。但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学派。历史系，现在大家常说的唐长儒先生、吴于廑先生，这都是具有形成学派条件的大师，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得到充分发展的学派。这是我讲到桐城派的问题时附带说一下的，因为这是学术研究要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形成学派，使学派得到繁荣以及要形成诸学派间的互动、诸学派之间互相的论难，这样才能使学术得到发展。西方也是这样的，像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对西方思想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又比如罗马俱乐部，关于生态文明等很多重要的思想都在世界有很大影响。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够促成学术的繁荣。
清代两百多年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就是桐城派，它的发展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甚至在民国初年也很有影响。它基本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创始人戴名世，戴名世后来因为文字狱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他的《南山集》就是他被迫害的原因。戴名世、刘大櫆、方苞他们把桐城派的一些主要的意旨写出来。简而言之是这样的思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即学承程朱，文追韩欧，就是学术承袭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文章追赶韩愈、欧阳修。所以在文章之学上，他们要走唐宋八大家的路；在学术思想上，还是程朱理学。这是桐城派创始时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到桐城派的全盛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姚鼐，他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做了一个简练而且比较精当的概括。他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而且这种思想是姚鼐的一种发展，因为宋代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把中国的学术分作义理、考据、辞章，但是词语不完全一样，比如二程中的“小程”程颐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他把义理叫做儒者之学，他还提到了文章之学、象数之学——那就是考据。但是在姚鼐之前，这些人讲这三个方面都偏向某一方面，主要是偏向儒学，认为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儒者之学，像程颐、戴震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们都是强调其中义理之学的重要性。而姚鼐说“善于学者”，即善于做学问的人，这三者是互补的、统一的，而不是相害的，相害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之间，或者你强调某一个方面，贬斥其他的方面；或者把某一个方面突出得很厉害，其他方面被淹没了。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正道，正道应该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互补。这一点应该说是姚鼐的创见。
我们就沿着姚鼐的思路来讲一下我对治学、治人文学的一些看法。如果是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像政治学、经济学，那另外还要做研究说明，当然也可以参考义理、考据、辞章。但是义理、考据、辞章对于人文学，即文史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主张学术起码要三分，不能够两分，光文理不行。文科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这类的以研究客观世界为主，人文学以研究人的主体为主。这两者要加以区分，现在慢慢注意到这一点了，现在叫做人文社会科学。这其中所谓的资深教授，它的全称就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里面包括搞社会科学的人，像马克昌先生研究法学，谭崇台先生研究经济学，像我们文史哲的陶先生、宗福邦先生也是，这是所谓人文学科。我觉得，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互济，互相帮助，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的路线，而不能互相排斥。按照这个思路，我简要地谈一下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方面。
一、义理
首先讲义理，这是中国一个传统的概念，它本来是指儒家的“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理论。我们可以借用《易传》里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名言，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觉得研究具体的器物就要运用考据的功夫，而这个“道”就是义理，指谈规律、谈法则，但是这个义理、规律或法则是不能脱离“器”。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很多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一些思想家都有很好的论述，尤其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他关于器与道的关系或者理与器的关系讲得很深刻。总的意思是说：理或者是道不能脱离器，器上升为道。所以义理的本来的含义就是指“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如果用现代的思路来谈的话，义理就是理论。理论思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以人文科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人所必须要下功夫的方面。
我在这里想到了一个往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他是湖北人，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大学协助指导湖北大学研究哲学的中年教师们，还办了《德国哲学》的期刊，应该说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是绝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这就是因为有张世英先生的带领。当时他经常回湖北大学协助指导工作，我当时也在湖北大学工作。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沙湖边上散步，我们谈了很多问题。90年代之后这个德国哲学的研究团队好像慢慢就散了些，他们有一批人都走了。
张世英先生谈到了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当然要有广博的阅览，要有很渊博的知识，但是又要精读，要有“看家书”。我觉得张先生的这个说法跟恩格斯的说法是完全相吻合的。恩格斯说，理论思维很重要，“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又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我向张先生请教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是哲学家，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向文学家、哲学家请教。张先生说，要提高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我问张先生他的看家书是什么，他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大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书，这都是很熟悉的。他说，我从在北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地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几十年、半个世纪也一直钻研。现在不止半个世纪了，因为张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说这对他的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前不久，他还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条幅，“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问：“冯先生（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客气，我是他的后辈，但是他还是称先生）你有没有什么‘看家书’？”我说：“以前没想过这个事，现在张先生提了‘看家书’，也可以说有。”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算正确的。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提供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的观点，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张先生说，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巩固以及使得他的专制皇权得以延续。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关于封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其中也谈到了这一段。同时他的评述也体现了王船山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他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的一段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通篇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类似于这样一类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著作中是很多的，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小化、弱化的缺点。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所以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算是我的一本“看家书”，我读这本书可能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稍微晚一点，这是我中年时候开始读的，而《历史哲学》是我青年时候开始读的，每次翻阅，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第三本书，明清三大思想家中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原君篇》。〖ZW（B〗〖KG*2〗古人喜欢用“原”来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像后来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是讲儒学、儒家的两种学派。〖ZW）〗“君”就是国君、王权或者讲皇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高度地赞扬“古之君”。“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后来在我们的骨髓当中把他们理想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那就是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公”，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来干，把天下好处都给大家。所以他说“古之君”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才去干。在古代有很多这种记载，像尧、舜，当时推某一个人来干，那个人坚决不干：这个事情太苦了，不干！只有尧、舜、禹这些人出来干。黄宗羲高度赞扬这些“古之君”。而关于“今之君”，首先要注意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包括儒学的很多重要经典，都有批评帝王的思想和言论，尤其孟子谈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还有很多批评君王的例子。但是在黄宗羲之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即无君论者，像阮籍、嵇康就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无君论者，否定君，主张回到原始时代。但是黄宗羲还是“有君论”的，他认为应该参考“古之君”的做法，而他对“今之君”是全盘否定，不是对“今之君”做的事情全盘否定，而是说不像以前的论者是区分明君、昏君、暴君。他认为“今之君”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是黄宗羲的《原君篇》里讲的内容。“今之君”是怎么回事？“今之君”把天下的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的害都让天下的老百姓去承受。所以他说“古之君”受到大家的敬仰，而且过了几千年大家还在敬仰。你看孙中山先生走到全世界，题字题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古之君”的做法。当然我们并不赞成阮籍、嵇康等把君主废掉，回到原始社会的思想，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我觉得在今天就应该把它刷成横幅标语的那种样子以广而告之，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前者唱邪，后者唱许），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不是简单地搬过来。“公是非于天下”很重要，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还有很多篇，比如他的《奄宦》讲宦官，明代的宦官干政特别厉害，我30年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明代宦官干政考略》，宦官能够干政就是绝对君权的产物。黄宗羲认为君主集权时，君主们和普通人一样，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之人，还有少数是坏人，君主也是如此，杰出的君主也是少数，可能唐太宗、汉武帝算是，但是有很多是庸君，还有很多是暴君，所以才产生了绝对君权下的严重的宦官干政。接着就想谈《置相》篇，就是“恢复丞相”。他在《置相》篇里讲丞相不是世袭的，君是世袭的，世袭的人里面只有少数是杰出的，大多数都是平庸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君主世袭制，而丞相、大臣是精选、推举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能够当丞相，所以他认为丞相太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废掉丞相是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走到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丞相是推举产生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丞相有很多。《置相》篇分析得入情入理，他不是在讲空话，而是讲得真的有道理。他分析为什么宦官会产生，第一代的君主一般不会重用阉宦，因为他有雄才大略，而且他对下情很了解。黄宗羲在这里分析得很有意思，他说后来的君主都关在九重之内，从小陪着他的是谁呢，就是宦官，那么他以后必然会重用宦官，他害怕又不相信外官。所以明代有的把宦官称作“大伴”，就是从小陪伴他，或者叫“伴伴”，他就是这些宦官带大的，比如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且他们把明代搞坏了。以前很多朝代里宦官是不许认字读书的，明代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政务，包括让他们批奏章，就请了很出色的儒生来教宦官念书。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宦官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化水准都很高，使他可以更好地去干政。所以黄宗羲做的一些分析都入情入理。
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义理的问题，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要有理论思维。理论怎么获得，当然要实践、运用，首先要攻读人类文明史上所积淀下来的那些达到很高理论思维水准的著作。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想到别的办法，就是要读（当然他是西方人）古希腊以来的论著。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秦诸子，到后来像“顾、黄、王”这样一些思想家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像顾炎武区分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有些人是如丧考妣，对朱明王朝的覆灭悲痛不已。顾炎武也悲伤，他曾经参加甚至组织抗清的活动，但是他认识到了超乎一般的一点，就是“天下”与“国家”的区分。国家是为君为臣者的国家，“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则不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近代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把它概括成很精炼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把顾炎武的一段话精简了，精简得很好。一个低贱到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我看现在有些电视剧就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忘记了顾炎武当时的苦心和他的精义。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都很了不起，一直到清末民初又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包括五四前后，他们都向我们提供了建立义理系统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当然“学也无涯，生也有涯”，所以一定要有“看家书”。张世英先生也没有把黑格尔的所有书都说成是他的看家书，他也是专攻《小逻辑》《大逻辑》。古今中外理论的书也多得很，我也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我的“看家书”。“看家书”是20世纪90年代我和张先生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自己是“暗合”了这个概念，以前没认识到，以后就更明显了。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可以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大逻辑》《小逻辑》《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等选择你的“看家书”。
二、考据
姚鼐说到的“学问三端”之二，就是“考据”。其实义理、考据、辞章，应该首先讲考据。我们做学问，首先应该占有材料、辨析材料，然后才谈得上有理论分析。没有材料的话，理论和文章都是空的。既然姚鼐是这么排的，我们就按这个顺序。考据，无非就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和对材料的辨析，当然这个材料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我们的外部世界提供的一些信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专业所涉及到的一些最基本的材料，包括文献。文献就是材料形成了文字，但是对于材料的理解不能仅仅只限于文字和文献，还要注意无字之书，那也是我们的材料。我们对那些材料也要占有、辨析。首先我们讲占有材料，王国维先生和清末民初的很多学者都谈到了一个类似的说法：一个人做学问要有创造。当然这要和教学区分，教学不一定要很多创造，你需要能够综合前人的成就，把它很清晰地表述出来，让学生接受，所以你不能要求教科书到处是创新。这里谈的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创新。如果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或是我们今天发表一篇学术论文，里面了无新意，那就不能叫学术论文。不是说综合前人的东西不需要，这个也很需要，但那不是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包括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前前后后很多人说了类似的话，就是一个人要想做出学问来——指的是创造和创新——要有两个东西，要有新材料和新方法。即使用大家所熟知的材料，如果你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思维，也可以把旧有的材料翻新。新材料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像在座的湖北省博物馆的方勤馆长，他们做的考古发现就往往可以发现很多新材料，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很及时地得到这些新材料。但是对于考古材料，比如清末民国以来有重要的新材料被发现，譬如像甲骨文的发现，从王懿荣到后来的刘铁云——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个人——开始研究、收集，之后利用甲骨文真正做出研究成果的还是王国维、郭沫若这些人，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结论。这就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它起码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因为宋代以后，《史记》里很多记述都有疑问，比如《史记》里关于殷代的世系被认为是附会的，不是可靠的。但是随着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就证明了《史记》里关于殷商世系的传递是可靠的。甲骨文里面也说明了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在写《史记》里的《殷本纪》的时候，他肯定看到了一些原始材料或者是对那些原始材料的直接概括的有关东西，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过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通过甲骨文的发掘证明了殷先王的事迹是准确的。
另外，譬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也极为重要。讲到吐鲁番文书，武大历史系的唐长孺先生率领的队伍对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拼接和诠释，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填补了很多空白。我简单介绍几句吐鲁番文书，因为吐鲁番是个干燥地带，纸张不容易腐朽。同时它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带一路”，刚好在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所以从两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宋，有大量文献留存。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吐鲁番当地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死了以后保存干尸，它那儿有保存干尸的条件，因为气候干燥，像埃及的干尸是裹上纺织品，那么吐鲁番因为很多文献在那里流动，存留下来，包括账簿、文书、朝廷的通告，还有信函，所以当地人习惯用这些字纸把干尸包裹起来，现在这些发现就是极为宝贵的文献。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它的账簿，政治史可以看当时的文告、家族史等等。所以吐鲁番文书发现以后，当然这是新疆当地工作者的发现，后来国务院就请唐先生带队去整理，那是非常艰苦的过程，要把那些文书拼起来，这样就整理出很多本的吐鲁番文书，这就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东西交通——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很重要的文献。清末民国时期有三大发现，一个是殷墟甲骨文，第二个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的石窟里有大量的文书保存下来，但是不少已经被欧洲人弄走了，从学术角度看，它还是得到了保存和研究，还有很多留下来了，我们要进一步地做研究。第三个就是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大内就是指宫廷里面的。辛亥革命以后，开始保护得还好，因为民国和清朝的王室签订了条约，他们住在里面但东西不能动。后来北洋军阀打仗，尤其是冯玉祥，把宣统皇帝赶走了。宫里面的文献岌岌可危，这些文献主要是明朝和清朝集中收集起来的中央和各地的官书和各种文件，极其宝贵。当时准备并且已经开始装在麻布袋子里论斤卖掉，所以已经损失了一些。后来这个事情被罗振玉知道了。罗振玉也算是王国维的师父、兄弟。王国维的很多学术活动的经费是罗振玉提供的，所以他们俩并称“罗王”，是研究甲骨文，研究周秦史、商周史的“罗王”。罗振玉也是大学者，同时也是收藏家，他听说了大内档案要销毁，马上自己掏钱买下来了。后来他又去动员政府和有钱的人集了一些经费，这样明清大内档案基本上得到了保存。
另外我还要说一个我们湖北人，杨守敬。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守敬的文集》，有二三十编，规模很大。他是历史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学识很广博的学者。清末的时候，他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大学者。他到了日本之后到处看日本的书店，发现了一些东西。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思想大泛滥的阶段，因为以前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学中国文化，从唐宋以来买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和典籍到日本，而脱亚入欧就认为这些文献典籍没有价值了，也是论斤出售，很便宜，于是杨守敬倾囊购买。杨守敬在日本收集了中国的大量古文献，近代中国历史的文物包括文献的主要趋向是大量的向外流失。但是很少有像杨守敬以及后来追随他脚步的少部分人，把这些文献买回来，这是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新材料。
所以有新方法还得有新材料，才有可能做出新的创造。那么这就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考据哪有那么多新材料去发现呢？我们哪里有机会碰到安阳的考古，看到甲骨文？哪有机会像罗振玉那样去搞到大内档案呢？
其实不然，新材料难得这是肯定的。但就以我自己的体会，只要你有那个眼光，有那个心去求取它，还是有可能的。比如我在日本讲学的几年就发现了一些日本人知道但不重视，而中国完全不知道的材料。我就利用那些文献做了一些研究。一个就是日本在锁国了两百年以后，第一次在江户末期，也就是1862年，这还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开了一艘船叫作“千岁丸”到了上海，这是日本江户时期锁国两百年以后派的第一艘到中国来的船。以前日本人在唐宋元时期经常到中国来，但是后来锁国了两百年。这个船上载有各藩的武士，他们到上海来，一方面是准备跟中国人做生意，另一方面就是观察当时的中国。因为当时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人称为太平战事，还有英法联军打到中国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人非常震撼，大有唇亡齿寒之慨，所以他们派这些人来看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这些武士——当时叫藩士——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调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同治年间中国的情况，他们写了很多日记、杂记带回去。日本人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当然也有少数（人）的重视，有的把它铅印出来，更多的是把它复制出来了，日本人并没有对这个东西做研究。我在日本讲学期间发现了这些材料，认为非常重要。这些材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治时期中国的情况以及英法联军在上海的情况、太平天国跟淮军作战的情况。当时是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李鸿章能够起家就是靠这个，原来他不过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后来我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叫做《“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这本书出版以后，当然不是说有很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很专门的东西，但作清史、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专家高度重视这本书，认为对研究晚清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史有很重要的意义。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但他们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转变是以此为开端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中国是崇拜的。1862年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这么破败，当时英法联军除了打到北京、天津外，也在上海驻扎，而且说中国人非常害怕洋人，由此他们就变得很瞧不起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自宋以后名气比较低落。很有学问的一个读书人和日本武士的关系都蛮好，一见到那些洋人却吓得打哆嗦。比较而言，当时日本也很落后，也受到美英法俄的侵略，也有半殖民化的倾向。但是日本的武士腰杆没有弯下去，所以日本的武士跟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很强悍，你强悍以后，英国人、法国人反而尊敬你，这些东西在我那本书上都写了。当然篇幅所限，我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究。当时日本跟中国的落后情况是相当的，为什么日本人的腰杆子没有弯下去，怎么中国包括官员见了外国人却是不像样子，读书人也是奴颜婢膝，所以这样就搞得日本人从原来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很崇拜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甚至于有一个武士——这个我书中都引了——说给我一万骑，我可以横扫中国。说这个话的时候，日本还是跟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武士居然有这种思想，所以它后来稍微强盛一点就侵略中国了。它侵略中国的想法萌生得很早，所以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而且中国人的腰杆子一定要挺起来。你学习外来的文化是应该的，学习西洋、东洋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性，要有中国人的气节，这点非常重要。
根据我在国外讲学的经验，越是有骨气的人，人家反而越尊敬你，我在日本讲学和研究合作的有好几个单位，我对日本人历来是不卑不亢，而且我的工作精神使他们非常钦佩。他们一致地说这是他们请来的外国学者中最勤奋的人，所以我离开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时，居然全部工作人员站在走廊边上挥手致意，有个送行我的日本人说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反之，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实在是看不过眼，很不像样子，就是想留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教职，而且对日本人非常巴结，日本人对这种人可能要用，但是实际上内心反而是瞧不起的。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以来盛产汉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汉奸出现在很多影视剧里面，而且完全没有人格，这个很糟糕。这个是从考据来谈，稍微谈远了一点。
考据就是要发现新材料，这是一个方面。再就是对于这些材料要进行辨析，这就有很多文章要做了，今天我只讲一点，就是材料。这是我父亲跟我讲的一个概念，以前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后来我自己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体会到我父亲这个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他说材料里，父子证或者母子证不如兄弟证。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父亲讲这个话，有时候他不见得是跟我讲，而是跟他朋友讲。后来我在做学术的时候体会到了所谓父子证或者母子证就是同一条材料，比如《左传》里面有一条材料，《史记》引用了这条材料，以后《汉书》大量引用《史记》时也引用了这条材料，于是我们现在有学者为了证明他的材料丰富，论据强有力，就把这些材料都列起来，都列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材料是父子证，基本是一个来源。
而兄弟证是什么意思？它是不同的源头，举一个例子便于大家了解。当时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李自成之死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而且还专门开了一个会，武大、湖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一些不错的学者参加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老也都参加了，当时就是辩论李自成究竟在哪儿死的。当时主要有两说，一说是“湖南夹山说”，认为李自成当时没有牺牲，跑到湖南的夹山当和尚，所以湖南夹山有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和尚的名字很有皇帝的味道，读音又居然跟我的名字很相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叫作“奉天玉”。“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奉天玉”很有一点皇帝的味道。也有说李自成被清军打到南下，一路溃败下来。我们认为他是到了武昌以后就南下到了通山，在通山死了。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兄弟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会之后让我写一个综述（当时我还是比较年轻的学者），我的综述把这些东西都概括了。李自成死于通山有三方面的材料证明，而这三方面材料是互不相干的，那这就有说服力了。一个是清朝当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军队尾追李自成的残部，李自成的军队当时叫大顺军，英王阿济格不断有塘报报告给清朝，报告到多尔衮那里。当时顺治皇帝太小了，都是叔叔多尔衮管着，这个材料是一条线，当然它不是具体说李自成在那个地方死了，但是确定无疑的是李自成跑到了通城通山，就是我们湖北南边的山区，现在的咸宁一带。第二个材料的线索就是南明当时的唐王。崇祯皇帝在北京的煤山自杀后，南边的诸王——明朝有很多封王——纷纷地建号来抗清，其中唐王手下的一个大将叫何腾蛟，他也有个塘报给唐王，也是说李自成跑到鄂南的山区里面去了，根本没有说跑到湖南。这个材料跟英王阿济格的材料互相印证，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可能互相沟通，这个是兄弟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兄弟证就是通城、通山这一带的族谱、宗谱有若干记载，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一个“程氏宗谱”。程氏宗谱具体写了他们家哪一辈的祖先，当时带领着一股乡军，大概有几十个人，在山上看到有人骑着高头大马瞭望，对方当时只有几个人，就上去围而打之，把那人打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左眼失明，而李自成以前作战的时候留下了左眼失明的特征，而且他的马镫上面还有龙纹。这个马镫现在还在通山的博物馆里面展出。这个很有可能是，这一小股乡军，也就是乡下的军队、宗族的军队，准确来说也不叫军队，就叫武装，打死了李自成。可能当时李自成带了几个人在这看地形，结果就被打死了。所以李自成一生身经百战，最后居然翻在一个小阴沟里面，在这死了。所以我在这考证的是兄弟证，程氏不可能和阿济格通了风报了信吧，也不可能和南明大将何腾蛟互相联系吧？所以这三个材料大体殊类、非常相近。前面两个清或南明的材料说明李自成的余部——当时称他们“寇”——跑到湖北南部的山区里去了，即现在的通山县这一带。而程氏宗谱具体地说了他们哪一代的祖先带着几十人，把这几个骑高头大马的人给干掉了。而从这个骑高头大马的人的种种遗留物来看，包括宝剑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用的，很有可能是李自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材料，我写综述的时候起码用了五个人的材料，而我认为李自成死在通山，所谓的“通山说”可能性比较大。这是得到了兄弟证的证明，这是考据。考据需要有尽可能的多重证据，“孤证不立”，这是我们中国，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派经常用的一句话。“孤证不立”，要有旁证，而且要讲究所谓的“内证”“外证”。
乾嘉考据学派的这些做法跟我们现在非常推崇的德国19世纪后期的兰克史学很相近，兰克是强调“史料即史学，史学即史料”——他甚至把话说得太绝对了一点，这是高度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没有史料就不要谈什么史学论著，他也是讲了“内证”“外证”等，跟乾嘉考据学派使用的考据方法非常相近。所以胡适有个说法说得很对，就是中国17、18、19世纪初期的乾嘉考据学派，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古书古物，但是研究的方法完全是现代化的，跟西方近代文明兴起的时候所用的分析归纳的、所谓理性主义的分析事物的实证的方法是完全相似的。不过我们中国是研究古书古物，人家是研究一个新事业，区别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个新事业，乾嘉考据学派的那些考据方法，我们今天还是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而且乾嘉考据学派有一句话，我们今天如果谈到考据的话可以记住，就是做学术考证就好像“老吏审狱”。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考据，就要像一个老吏在那里办案、审讯犯人那样严格、那样一丝不苟、那样没有漏洞才能定案，才能定铁案。
三、辞章
辞章也很重要，辞章之学有两种极端的说法都各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取其综合的思想。有一种观点，是讲西汉的大文学家扬雄，说“文章不值钱”，是“壮夫不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就是很雄壮的汉子不去干这个事。雄壮的汉子要干什么呢？就比如后来东汉时候的班超，班超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是个文人，后来他投笔从戎。这是一种观点，认为文章没有什么价值，文章就是文人耍笔杆子。还有一种跟它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文章太重要了，就是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高度重视文章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取中庸的态度，文章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要把文章说得太重要，还是得要靠人的实践。
因为这个世界是靠人们的实践去推动的，所以也不能说得好像有一篇好文章就能解决问题。但文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义理、考据和辞章而言，你的义理、考据还是要通过“妙手著文章”，也就是有好的文章才能传播开来，才能成为一种学术的精品。但是中国古人的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历来对文章有保留。所以中国史学家非常害怕文学家、文人注释和修志，怕他们“以文害义”，怕他们写得不准确。比如说欧阳修，他也修史，写《新唐书》。有人一对照，还是认为《旧唐书》可靠些，因为欧阳修文采太好了，而且他有时候容易出现错误。所以我今天在文学院讲这个问题，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说文章重要，文采也非常重要，但是不能“以文害义”，就是指写史是写骈文，指在纪实、纪史的时候，第一还是要准确。大翻译家严复说“信达雅”，他说的是翻译文章，第一位还是“信”，第二位要“达”，“雅”就是文采很好。所以我在写文章，包括写史学论著的时候，尽可能地遵循严复先生的“信达雅”，不能把“雅”放在第一位。首先要“信”，你讲的事情是真实的、准确的。当然“雅”也很重要，文章太粗俗的话，尽管它谈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也很难看、很难吸引人。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讲文采的重要性。文章要有文采，才能够传达得广远。如果没有王勃的《滕王阁序》，谁知道那个滕王阁，更不会知道滕王阁举行的那次宴会。王勃太妙了，20几岁，少年英才，那文章真是太好了。这是“言而有文，传播四方”。所以这很重要，“言而无文”是“传之不远”“行之不远”。所以文采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信”永远是第一位的。
（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