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师、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先生仙逝，我再次回忆起与章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重温着章先生对工业文化事业的鼓励，感到有必要记录下这不为他人所知的历史。
2003年，机缘巧合之下，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基地班。高中时期的我，看课外书的时间比做题的时间多得多，那时兴趣繁杂，对现在多少已经“过时”的现代化问题兴味盎然。彼时宽带未兴，中国家庭还以拨号上网为主，我曾经找到过一个现代化研究网站，上面说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主持的机构也是国内现代化研究的重镇之一。作为一个武汉的高中生，了解到自己的家乡竟然也有现代化研究机构，欣喜不已。这是我初识章先生之大名吧。后来以高分考入当时尚非“211”的华中师范大学，虽别有因缘，但心里总念着章先生与现代化研究，对未来的求学生活不无憧憬。
不过，百年校庆之际入学的我，本科四年很难接触到章先生，和现代化研究相关的课，倒是上过两门，一门是世界史的揭书安老师教的，一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郑成林老师开设的。或许，郑老师的课，就是与高考前的憧憬最近的距离了。大三那年，选了业师彭南生老师当导师，彭师乃章先生高足，由此倒也能算是章门“徒孙”了。此后一路留在桂子山读硕读博，虽无缘亲近章先生，但《张謇传稿》、《辛亥革命史》一一读过，受章先生倡导的史学“原生态”理念的影响，也一直注重立足原始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术之传承，原不必依恃人际关系，但求精神而已。
2013年留校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见章先生的机会多了，但每次偶遇老先生到所中上班，我总不忍打扰。毕竟，自己也没有特别的问题和具体的事宜去烦扰章先生。初入职时，岁末年终尚在集体聚餐中与章先生同席过数次，可惜那时我成果不彰，在单位自然是没有什么存在感，也就未尝在餐桌上与章先生有所互动了。2014年，蒙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名家朱荫贵老师不弃，我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做在职博士后。虽然是在职博士后，但我当时没有被安排给学生开课，也就长期呆在复旦听课、做研究了。期间曾听闻学校给引进人才全额入职补贴，给留校的老师打个六折，虽未确证，但索性从此不关心这些事，一心常驻上海了。正因为如此，直到2016年博士后出站，我经常不在武汉，自难与章先生接触。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参与编辑《章开沅全集》，负责的是随笔、札记那一卷，由此精读了章先生的相关文章，对“史学的参与”和“参与的史学”印象尤深，也坚定了服务社会之心。
博士后出站后，我曾有机会去京沪985高校开始新的工作，但当时女儿刚出生，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我也懒得折腾。做博士后期间，自己在完成主业外，也凭着兴趣探索工业文化，不料正与国家政策相契合。2017年1月，在工信部原总经济师王新哲同志的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与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联合成立了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系国内高校中的首个工业文化研究机构，由彭南生副校长任主任，我作为常务副主任具体运营（另一副主任为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的孙星副主任）。中心也得到了学校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此事虽未惊动章先生，但章先生是国内研究张謇的开创性学者，而张謇又是中国工业文化的开拓者之一，历史的因缘，若有定数。
负责运营中心后，我曾读章先生口述自传中经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内容，虽然小小的中心完全无法与教育部重点基地等量齐观，但在出书、办刊、办会、应酬周旋的筚路蓝缕中，更能体会章先生当年办所的企业家精神——就和张謇一样。章先生尝言：“对于一个高等院校的研究所而言，不可能全面铺开，只能根据自己的优势，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重点突破。如此，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这几年，我在实践中，深感章先生此言乃具有战略眼光的宏论。工业文化虽是一个新概念和新领域，但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心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不能跟风去追热点。因此，几年下来，我认为中心应该坚持用演化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夯实工业文化的理论基础，多做历史主义的产业、企业研究，发挥师范大学优势，把工业遗产研究落实于劳动教育、工业文化研学中。至于从前曾设想过的工业考古、工业文学等领域，虽不能说毫无牵涉，但还是敬待友校高明深入钻研吧。这虽是摸爬滚打后的感言，但不能不说也汲取了章先生的经验智慧。
未曾想到的是，因为工业文化，倒真的有了与章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章先生的祖父章维藩，在近代芜湖开办了益新面粉公司，又投资于马鞍山的铁矿，可以说，与张謇同为中国工业文化的开拓者之一，是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益新面粉公司的办公楼得到完整保留，作为工业遗产被开辟为文化产业园区，在芜湖当地被亲切地称为“大砻坊”。由于这层渊源，章先生对于芜湖工业遗产的研究十分关心。2017年4月8日，在章先生的交代下，由章先生的秘书刘莉老师安排，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接待了芜湖市的相关领导，洽谈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事宜。当时本意大展拳脚，5月去芜湖调研，不料久无下文。后来得知，或因当地领导调动，计划有变。工业遗产事业之实践，困难处往往超出外人想象。然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并未放弃这一点位。2018年5月23日，由中心牵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在芜湖共同举办了“近代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章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向家乡的单位捐赠了文物。当时，由于工信部的王新哲总师于同一时间来华中师范大学调研并举行座谈会，芜湖的研讨会遂由彭南生副校长全程操持，而我临时退了高铁票，留在武汉。尽管这次未能与章先生同赴芜湖，但章先生对工业遗产事业的支持，在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9年7月1日上午，常年出差的我，恰好在所里，偶遇章先生，被叫去他的办公室，谈了近一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和章先生直接接触。章先生为我讲述了他家族的历史，也谈到了对工业遗产的看法，特别还提出可以通过工业遗产发展旅游业，然后希望我能够在芜湖再办一次会议。那次见面之后，我产生了在芜湖与湖州各办一次会的想法，因为章先生的老家湖州，也有工信部评选的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不过，根据章先生的嘱咐，我决定先在芜湖办会。那年暑假，我异常忙碌，去日本与世界遗产富冈制丝厂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学后的9月2日，章先生上午又找到我，让我去他办公室，和我谈了四十分钟。这一次的谈话就更加深入了，我也对章先生谈到，等芜湖的会办完后，我还想在湖州办一次会的构想。章先生也特别介绍了他老家湖州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情况，令人心向往之。章先生对于城市老建筑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思想其实是非常超前的，而对于企业史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章先生自然也深有洞见。就在这次谈话中，章先生对我说，从彭南生师那里了解到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主要由我一个人在运转一摊子事，知道我的担子很重，他就拿他办近代史所的经历来勉励我，并鼓励我要“招兵买马”。这既令我感动，也令我增强了信心。当天下午，给本科生上完课后，我就奔赴机场，去福建参加工信部的国家工业遗产评选现场核查工作。在去机场的路上，喜欢在微信朋友圈喋喋不休的我发了一条状态：“上午章开沅先生找我聊了四十分钟，一方面勉励我好好干好今年底和工业遗产有关的重要工作，一方面也要我招兵买马。今天的课堂人数不到十五，意外地有点精英课堂的感觉了。我也不想生产大路货。一骑当千地战斗，以一当十地利用人力资源。”写到这里，感到遗憾的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这几年我并没有大规模“招兵买马”，反倒是把几个能干的学生“剥削”得太厉害。就在当年11月27日，中心在芜湖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举办了“企业家精神与工业文化遗产：章氏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得到了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孙星副主任的大力支持，他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复旦大学的朱荫贵师、南京大学的李玉教授、马钢集团代表朱青山先生等也作了精彩发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马敏所长作了具有理论高度的总结。遗憾的是，章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未能亲自与会，但会议群贤毕集，离不开章先生的号召。我还要指出的是，章先生的博士张晓宇，一直热心研究相关课题，积累有年，假以时日，必有大成果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付海晏副院长对会议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刘莉老师和我的学生刘玥则负责包办了办会的琐碎事务，个中艰辛，也只有她们两人知道了。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和刘玥，还有孙星副主任，又在北京开了工业文化研学会议，商讨标准与规范的制定问题。对于这种连轴转的工作状态，我不觉劳累。当时的想法，也是希望能将学术讨论会的成果，落实于研学教育的实践，从而实现章先生倡导的“史学的参与”。
现在回想起来，2019年底真是踌躇满志。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参与中央部委的政策制定，一切都有条不紊又快马加鞭地开展着，还与武汉的相关机构谈好了新建一个工业文化研学与劳动教育的中心，让经过了充分锻炼的学生刘玥去当主任，从而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能更聚焦于理论研究而非不乏琐碎的实务——这也算是践行章先生提出的“招兵买马”吧。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历史的既定航程，小小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的命运，自然也随风摇摆。2019年底的很多计划，或暂时或永久地搁浅了，作为左右臂膀的学生未能留武汉，疫情结束后，我也无缘再见到章先生。2020年的6月29日，我去办公室处理一点事情，竟然收到章先生的赠书《走出中国近代史》，上面有他的签名：“严鹏存念 章开沅赠 2020仲夏”当时恰逢办公室在梅雨季漏雨，我发了条朋友圈状态：“章先生一直对工业文化遗产事业鼎力支持。可惜，若非疫情，去年制定的一些计划是可以展开的。雨势汹汹，但办公室受损情况尚在容忍范围内吧。当然，不管是疫情还是汛情，没有什么阻力是不可粉碎的，时间而已。”这种豪言，还是收到章先生赠书后受到的鼓舞吧。据刘莉老师说，我是率先获赠这本书的人，我想，这并不是说我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章先生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对传承实业精神、对发展中国的工业文化事业，寄予了厚望。就在2020年，我和学生陈文佳完成了一本小书《工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教育传承与工业旅游》，其中以章维藩和张謇留下的工业遗产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遗产的代表，认为其反映了近代实业家与地方记忆的关系，是工业文化成为地方文化一部分的典型。这部分内容，吸取了2019年芜湖会议的成果，也利用了章先生赠送的《手泽珍藏——章维藩函札手稿汇编》。现在想来，这本2021年暮春印出来的书，竟也成了对章先生的一个纪念。
与章先生的众多弟子还有那些交往甚密的各界人士比起来，我与章先生的交往，实在微不足道，原本不值一提。但是，在章先生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能抽出时间来和我长谈，并签名赠书来鼓励我，我想，这对于章先生个人的学术生命史，想必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反映了章先生对工业遗产、对工业文化的关注，以及支持。我追忆章先生，亦不为我个人，而是为中国的工业文化事业，存下一段片断却重要的历史。就在前几天，我指导过的学生、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关艺蕾告诉我，世界遗产富冈制丝厂给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寄了2020年的年刊，托她转交。曾经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章先生与日本进步学界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的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日本的涩泽荣一纪念财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研究东亚的企业家精神。而今，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与富冈制丝厂的合作，仍然在延续章先生开创的传统。章先生一直在思虑现代文明的危机问题，而世界遗产，恰恰呼吁着全人类共同应对无分疆界的挑战。继续将工业文化事业发展下去，对于渺小的我来说，也就是对章开沅先生最好的纪念。
2021年6月1日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工业文化见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