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一九七四年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三月号。
原编者按：美籍中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普逊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何教授在题为《重访中国》的全体讨论会中担任主席，并作导论性发言。本文系何教授根据那一次发言，加以引伸而写成的文章，提供给本刊作首次发表。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 “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 “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 “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 “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传统中国最健全的尚武时代是战国。列国之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生存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各国不得不解放农奴为自耕农，实行普遍的征兵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人民尤其肯当兵，为国家尽责，藉农、战以求仕进。秦汉一统之局既定之后，征兵的原则仍然存在，可是有资产的人们已经不必亲身服军役，可以出钱雇人代替。西汉有战争时，已一再发遣“亡人”（流民）、“赘婿”、“贾人”、“死囚”、“恶少年”和投附的外族人从军。但西汉继战国秦皇之余烈，并幸而西北沿边诸郡一向尚武的“良家子”之中，产生不少像李广等的将才，所以还能以军事和外交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并在西域（即今新疆和俄属中亚之一部）建立了一大帝国。
东汉光武帝废内地郡国兵，又废了更戍（征兵）制以后，兵的品质，每况愈下。班超（公元三一——一○一）在西域的丰功伟业，全凭他过人的胆识机智和以夷制夷的策略。东汉时期，汉族的人一般都已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大多仰仗内附的外族，早已种下五胡乱华的根苗。不仅如此，地方政权和豪族的兴起也就是部曲私兵的开端，这一现象，往魏、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西魏、北周到盛唐百余年间，半征兵式的府兵制度虽曾发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在沉重赋役担负和将弁剥削之下，府兵制内的士兵，至晚从武后时起，已经大批逃亡。使得玄宗的不得不废府兵而采取募兵制。杜甫的“新丰折臂翁”就是府兵末期士兵生活悲惨力求避役的写实。
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各养私兵。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将领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们毕生戴上社会贱民的烙印。明初卫所制度略仿府兵余意，寓兵于农。二百余万平民一被列入军籍，法律上子孙永无脱籍机会。自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清查军籍的法令虽多，兵士逃籍的也越来越多。中叶北疆海防吃紧，正规军严重缺额，几乎全不可用，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将领自行组织的多种“民兵”。此后兵骄将悍，弊端从生，清代八旗兵士，入关未两三世，已习于安逸，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济。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士类皆各地土著，以当兵为世业，自始即操练与应役不分，号衣之外，另有应差衣帽。至晚从乾隆末年起，绿营兵士的地位比近代的勤务兵还不如，无异将弁的僮仆。“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国民政府军队的品质，抗战以前稍有提高，抗战后期日趋低劣。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产。解放军人数在三百万以下，请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现和高度政治觉醒的，很难入选。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考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已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诚然，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西方不少的“中国通”曾揣测今后解放军将领阴谋政变的可能性。这类揣测是极肤浅而错误的。一，他们不了解制度上解放军自上到下与党、政、群众层层地密切结合、相互制衡，将领中即使有阴谋家，阴谋也无法实现。二，解放军自始即严格遵守党的控制，党对军的控制，今后只有更为周密。三，军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个现任和退伍军人的高度政治觉醒。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辩是非。最高领导，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解放军绝对不许有勤务兵，就是当初建军筹划极富远见的实例之一。（相反而又有趣的是美国至今日才发觉勤务兵是军制中积重难改的主要弊端！）
综合古今，楚壮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几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经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泄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的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远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新中国是否真尊重新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可汗 （Sultan Mohammad Khan）先生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可汗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国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肋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地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辩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了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这给予海外关怀祖国的炎黄子孙很大不便。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不包括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主要原因是中、小型轻工业创建时所需成本较少，建厂需时较短，出货快，所出的货品多是人民日常必需的，所以在市场上无不畅销，利润多而且快。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自留用于再投资，扩充设备，甚至改变企业原来的性质与范围。中央大型轻工业企业也起同样的作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的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事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时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导，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百分之五十以上。②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Mesabi Range），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铁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的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 “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经历近十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油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的《纽约时报》，根据西方曾经访问大港油区的人的报告，大港在天津之东，陆上海底都有油，但以沿海近陆处为多。此同条新闻里，有由日本外相传出的消息，年初周总理与他谈话中提到去年的原油产量是五千万吨（据我粗计，已相当一九七一年美国原油产量的十分之一；美国至今是世界产油最多的国家，因为中东区所产虽多，但国家单位也多）。
西方对此消息，目前疑信参半。我个人在一九七一年秋从中国官方得悉渤海湾大油田的发现的消息。次年夏天，台籍和在台受教育的十位钓鱼台运动爱国青年学人访华两月，返美之后，也带回同样消息，并且国内某相当高级的官员告诉他们，根据初步估计，中国内陆和沿海已知的油藏，相当世界已知油藏的三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尚未勘探的黄海、东海、南海以至国境最南端南沙群岛沿岸大陆架可能很富的油藏。以上这些新闻，有的可以认为是有价值的启示，有的尚待进一步的证实。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董，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观点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其他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中国报章期刊虽仍旧只公布与亚非盟邦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贸易，甚至不大提与西方各国的商务关系。美国报纸和刊物却偶有重要报道。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东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由七千万美元左右猛增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这是美联邦政府商务部梦想不及的。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气式客机和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恺洛格 （Kellogg）公司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厂。与英、日、法三国的合同总值约达十万万美元之巨。《纽约时报》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中美化肥商约报告较详。计划中三四年内建成的八间化肥厂，每厂每日生产纯氨的容量是一千吨（一年365，000吨），此外还有价值九千万美元的合同，另建八个制造纯尿素的工厂，每厂每日的尿素生产容量是1，620吨（每年581，330吨）。以上诸厂建成投产之后，每年共可供给氨和尿素约八百万吨。（约折成纯氮四百五十万吨。）一般商业习惯，化肥必须渗入大量细砂等物填装成袋，否则纯化肥要烧死农作物。中国一九七二年所产装袋的化肥大约超过二千万吨，折合纯氮约二百余万吨，此外还有较少量磷、钾化肥的生产。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可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一九七三年份中国与美、英、法、日等国贸易的激增，是一可喜的现象。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加强，必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今日的中国是受举世尊敬的三个最大国家之一，有能力充分保障国家的权利，绝对不会再受二次大战前式的帝国主义的榨取剥削。中国如与西方先进国家商签较大规模的商约，条件无疑地是平等互惠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所提延期付款的办法能否满足国内各种重工业较长期的巨大入口需要。近代史上，工业化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在资源、资本、技术等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苏联而论，目前还极力设法吸引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开发西伯利亚西部的油藏。中国如肯与美国相机合作，大规模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以大量增产的原油的一部分换取国内钢铁等重工业的加速建成投产，应该对中美两国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经济合作，不但对“自力更生”有辅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上还可以减少中国北顾之忧。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来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③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
五、结论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籍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 “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急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
治史者有时有他固执的地方，我虽在北美将近三十年，始终不为“经济的奇迹”等说所动。相反地，我总不忘以研究法国旧制度及十九世纪前半美国民主制度闻名的法国史家陶克斐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长期预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经感觉到将来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国应该是美国、俄国和中国。那时美国人口还很少，国土大多没有开发，俄国虽大，尚很落后，中国仍在传统文化和制度中昏睡。陶氏的预言决不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而是历史家对较远的将来的一种直觉。但他的直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家强大虽靠很多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的配合，自然条件确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几经战争和革命，今日世界三个最主要的国家就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是广土众民资源丰富的“大陆”型的国家。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④，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Ｑ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芝加哥
注：
①关于目前自由与平等的理论，我芝加哥大学同事、政治系邹谠教授的“中国革命的价值”（中译刊于七三年七月的《七十年代》），分析精辟，可供参考。本文比较注重理论的历史及其实践。
②关于一九五八年江西及河南大铁矿的发现，可参考”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1961）， P.504；另见Keith Buchana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Earth” （London， 1966）， P.52.
③Han Suy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Birth Control in China， “Eastern Hoizon”， vol. XII， No.5， 1973.
④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已有四个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最早的是公元前4115±110，但折成更较准确的古松年代，即提早到公元前 4865±110。在半坡之前，还有李家村型的仰韶文化阶段。半坡时不但已有农业、畜牧、村落、公共墓地，并且已有最早的数字和族徽。半坡仰韶时的人骨头骨已与近代华南、北人的体质接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文化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已经诞生，至今已七千年了。详细讨论在我近作”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in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