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惟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有持续数年之久者，亦有持续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上者。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惟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生，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者为未来。请举实事言之。当前之对日抗战，其事持续已逾五年，然不得谓今日以前五年内事俱属过去也。当知此等事皆尚现在，皆在持续与变动中，绝未过去。今日中日战争尚未到最后决定之阶段，吾侪即绝不当认为首都已沦陷，平津沪杭武汉广州已丧失，五年来战事已失败，此等虽若为过去之事实，而此事实实未过去，实尚现在，而正在不断演变进展中。此不得遽目今日以前为已属过去之说也。而今日以下，亦不得尽谓之未来，因其已有将来之必然性，虽未来而实已来。吾侪当知今日以后小日战事仍必持续，兼必持续一相当之年月，决非旬日间所能决，此虽至愚者亦知之。其事之有绝对把握，较之过去宕，更为坚强。首都沦陷虽属过去事，然其事尚在变动中，绝非永成沦陷，然则过去事转无把握，以尚在变动中也.至谓此后半年数月内中日仍必在战争局面下相持，则此事既绝对真确，亦绝对可信，故知虽为未来事，而实有极坚强之把握，可信其将来之必然，则不得全认其为未来。
当民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初起，中日双方稍有识者均知必演成一中日长期战争，“七•七”仅属此一事件之端绪，此一事件早已于“七•七”之变全身涌现。若谓只”七•七”一天乃属现在，其下即属未来，即当归之渺茫不可知之域，其人当为狂惑之流。故知就入事论之，大体上自有其起迄，自始至终，自有其必然之持续与可能之演变。惟其有必然之持续，故未来者等于已来。惟其有可能之演变，故已往者实尚未往。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 未来者亦已来。就人事言之，必有其时间上之宽度。人事之现在性，绝非如普通所想，过去者已过去，未来者尚未来，而现在则在刹那刹那之间刻刻转换，刻刻消失。此等观念，惟排除一切人事，冥坐观心，或排除一切人事，凝神注视时钟针摆之移转乃有之，此可谓之心理上之时间感或物理上之时间感。若就事理言之，则绝不然。事理上之现在必有宽度，其事愈大，持续性愈久，变动性愈多，其现在之宽度亦愈广。即如中国抗战，其事现在已愈五足年，绝不能谓其刹那刹那全成过去，全归消失。今再就此推进一层言之，中日战事亦不得谓其起于民二十六年之“七•七”。当知自民二十年“九•一八”以来，其事端绪已见，此不待深识洞鉴之士，亦可预瞩中日战局之必然性。其事早已逐步展开，惟昧者不察，必待事变之愈著乃始觉耳。如此再推前实之，当知中日抗争，共事亦不待于民二十年“九•一八”事件，今为省却文字累赘，径可谓中日相争，其事远始于甲午之役，而甲午之役尚复有其前因，当知甲午一役，中国虽败，日本虽胜，然不得谓共事已属过去，甲午一役之胜败，仅为中日两邦开始斗争之第一幕，其事必有持续，而于持续中又必有变动，故绝不当竟目日本为胜者，中国为败者。
旅顺大连之割据，台湾之吞并，东四省之丧失，亦与平津沪武汉粤广之占领，同在持续演变之中．同为一现今尚存在之事变之一部分，不得径目之为过去，其事实尚活跃而现在。而中日抗争，亦绝不能在今日煞然遽止，而仍必有其必然之将来。则此中日战争一大历史事件之有其活跃之现在性者至少当近及百年之久。举此一例，始知人事乃由过去穿透现在而直达将来，过去与将来凝成一片，而共成其为一有宽度之现在，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也。其事活跃现在，而且已直透而达将来，岂得谓历史只属于过去人事？
今再就此更进一步论之，当知中日抗争虽为百年来之一事件，而目前活跃现在之事件，则尚有不尽限于百年之间者。如东西文化势力之互相接触而发生交涉，此又一事件也。就其某一性质论之，中日抗争亦可消纳融化东西文化势力之互相接触而发生交涉之过程中而认为仅属于彼事件之一节。而此东西文化势力相接触而生交涉之一大历史事件，则其端绪之涌现已不止三百年之久，而其事尚活跃而现在，为人类当前一大事件，而此事仍有其必然之持续与演变。此一事件之活跃之现在性，较之前论中日抗争更为宽阔，更为持久，而其全历程之可能的变动亦更大。吾侪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一活跃现在之事件，惟此事件之现在性既甚宽阔，故研究此一事件者，势必回瞻数百年之前，远眺数百年之后，乃克胜任。否则若仅目历史研究为只限于人事之已往者，则其人与骨既已朽矣，其事亦如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于天壤之间，吾侪何必耗此闲心血为陈死人算旧账，为许子之不惮烦？
今再推进一步论之，则所谓历史事件之活跃而现在，其事复有不尽限于三百年之久者。姑随意想偶及，再举数例言之。如中国人之南洋移殖，中国西南与东北之开发，中国西北部之经济衰替，此等事件，继续演进，皆不止三百年之久，其事皆远在东西文化势力相互接触以前早已开端发轫，而持续迄于今日，尚未见-其停歇。然则历史如千丝万缕，长悠垂挂，各自有其端末，亦各自有其体状。同时又相互牵搭，经纬交织，而成一整幅。其间有长条，亦有短缕。如辛亥革命，其事虽属过去而实未过去，此乃一长丝，将绵延永恒，影响于中国民族历史之将来者，缦无穷竭。如洪宪称帝，其事则只成为一短缕，只为经纬交错中一人褡，其在历史事变中，仅属昙花一现，其仅有之消极妨害性，终将随历史大浪冲刷渐尽，而无所谓积极之持续。
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主潮；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旋伏。更有泡沫浪花，虽亦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然则为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系何？曰：此必为吾国家民族文化之绵历与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则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此一事活跃现在，而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辜较言之，亦已持续及于五千年之久，而继此以往，仍必继续演进，继续不失其活跃之现在性。研究历史者，苟得此总纲，则千条万缕，纵经横纬，无不入扣。故研究历史者，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广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以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者。
今再转辞申说，历史乃一时间性的学问。而历史上之时间性，则与心理物理上之时间不同。如循钟上针尖，一分一秒，历历移转，此一秒以前为无穷之过去，此一秒以后为无穷之将来，仅此针尖目前所指乃属现在，而针尖又息息不停，目视所指而所指已移，一秒之间，仍可划分，推极言之，势必更无现在。世界只有过去与未来两大片，上无端，下无底，现在则晃荡移动，更无著落。譬之一纸，黑白相半，白属过去，黑为未来，黑白之间，若有一线判其际限，此为现在，实则纸上只有黑白，黑白以外更无他线。则世间亦当如是，只有过去未来，别无现在。再以内心默观相证，念念相续，而亦念念不停，前念倏去，后念倏来，前后念际，别无空隙可驻一现在。方认此念现在，而此念早成过去，一如钟上针尖，刻刻移动，刻刻转变，前推后拥，转瞬同归消灭。然此等皆超乎事外，始有此象。若一落事业，则性质复为不同。事业莫不有其相当宽度之现在，不得割裂划分，如钟行一秒，心转一念，而实为一有距离之进行。在此进行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然由此再深入—层论之，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而亦俨然现在，则过去尚未来，未来早已来，过去与未来将如两大厚铁板交压在现在之上，岂不将使现在丝毫动抬不得，历史成一十分命定之怪局乎？曰：此又不然。
若就超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刹那即逝，诚有不可控搏之感。若就本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此何以言之，请再举实事为证。若谓中日已往冲突全成过去，则过去不可改，此如钟针一移，时不再来，前一秒之光阴即永久消失。心念一转，前一念亦如空华，瞬息逝去，万马难追。如此则不仅朝鲜台湾东四省尽成敌境，即南京沪杭平津武汉粤广亦永属沦陷。惟其不然，故事虽过而未过，犹可改变。所谓改变过去者，其实即改变将来。此将来与过去，实同一现在也。故将来虽若不可知，而早巳全身涌现，俨然现在，如是吾侪始得著手将其改变。否则如后念未起，永不知后念是何，又如何著手用力？故凡历史上之事变，扼要言之，乃尽属一种改变过去与改变将来之事业也。若不能改变过去，复不能改变将来，则人类历史将永远如水之流，如花之放，成一自然景象，复和历史可言，故历史实为人类事业之不断改进，而决非命定。研究历史即谓之乃研究如何改进现在人事之一种学问，亦无不可。
今请再设一譬以喻吾意。作者曾将此文大旨于某大学作一公开之讲演，讲演亦人生中一事业，此一事业亦自有首尾起迄与其宽度之现在。莅出听讲者，虽在事前，早知讲者为谁，讲题系何，讲演过程当历几何时，此则事虽未来，尽可前知。若论所讲内容，则听者非通贯前后，不能遽晓。若中途入席羼听一二语即行离去，将茫然不知所讲：之何义。当知一番讲演乃整个一现在，不可分割。岂可谓前半时所讲已属过去，后半时所欲讲者则尚未来。实则其事乃全体涌现，不过自有其时间上之宽度以为其持续与变动之地而已。若将一篇演训，一分一秒割裂，即失去演训之意义。即将所讲某语，一字一声割裂，亦将失去此一语之意义。今独于全部讲演叶’羼听一语，又于全语中羼听一字，即就此字此语自谓明得全部所讲宗旨，岂不大谬。同样言之，若其人对“七•七”以来中日战争全未理会，只看今日报纸，便谓了解目前战局，其谬妄直与听一语一字自谓已知其全篇演辞者正相等耳。今之谋国是论时局者，皆寸：已往历史绝不晓嘹，彼其意特谓历史乃前人陈迹，与己不涉，而不悟其犹听训：演只闻一语一字便妄加评衡测度，则宜乎其多戾也。
割截前后，只就一语一字衡量全讲，其为无当，画已显矣。若其人只听半截讲演，即离席他去，此亦未必能知得全讲大意。不仅不知得全讲，抑且其所听前半截，亦尚在动荡变化中，苟非听彻下半截，将仍不明其究竟意义之所在。此则如读中日战史者，若仅看至今日为止，亦安知此次战争之究竟结束乎？古语云：“盖棺论定。”此谓人之一生非到终极，即不易判其真相。历史事件亦。各有一终极，若非彻底研寻，只认得过去，便谓一成不变，则是震于项王之破邯郸而不知其有陔下之围也。然若就大题目大纲领看之，则历史事件之较大较有关系者莫刁；活跃现在，莫不各有其将来，莫不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然则研究历史断不在记忆过去，而在了解现在，把握将来，其理自显。故谓过去为一成不变者误：矣，而谓将来茫无把握者则亦误。当知将来可以改定过去，而过去亦可控制将来，此如听演讲人，虽听前半截，虽未彻底领略后半截，然此后半截讲演辞之路子倾向则大体自可预知。其实过去真模糊不清者甚多，听一小时讲演岂能从头到尼，语语记得，字字勿忘。未来事清楚有把握者亦甚多，听人讲演，所讲尚在此，而所听已可越而至彼，故所听有早於所讲而呈现于听众之脑际者。若听前言绝不知后语，此必讲者漫无章则，首尾衡决，听者非索然寡味，即蒙然欲睡。过去不能包孕未来，过去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与历史无关。人之一生，以前种种早经忘却者不知几何，以后种种可以预料者亦不知几何。故谓过去必可知，未来必不可知者，亦妄也。然则过去有可知有不可知，未来亦然，亦有可知有不可知，过去与未来相互拥抱，相互渗透，而其机括则操之于现在。而现在则绝非一瞬息一刹那，即过去即未来皆在现在之宽度中。必领略此意，乃始于历史研究得有神悟，得有妙契。
将欲于历史研究得神悟妙契，则必先训练其心智习为一种综合贯通之看法。请再就内心默观之一事论之。若仅就心相变化分别体玩，则前念后念倏起倏灭，刹那刹那各归寂尽。然若就心相变化综合而通看之，则心包性情，自有条贯，并非念念无常，而乃生生不息。念念无常者，前念后念，各自独立，不相渗透，不相融贯。生生不息者，前后念际自有生机，融通贯注。儒释之辨，即在于此。孟子论牛山之木，亦就去来今三境，融会综合，识取其生机而晓了其前后之变化。若分别割裂，便去来今三界各各凝定，即各各隔绝，生机已室塞，实相亦解体，此去来今三世，便全成虚空，渺无著落。即如人之一身，若呼吸，若血行循环，若消化排泄，若细胞新陈代谢，苟不从其人全体生命综合融通看之，亦莫非刹那刹那各自起灭，各自寂尽。然就生命全体看，则起灭中有生命贯注，寂尽中有生机常在。读史当悟此意，否则秦皇汉帝唐宗明祖何一非归灭尽？然此亦如一呼吸一循环，就民族生命全程观之，此乃生生不息中一过程，此过程尚活跃现在，岂得谓是过去之陈述。故于空间诸相不能融贯，即于时间诸相亦难通透。今之所谓“新史学”，昔人未尝不悟此意，司马迁所谓“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也。史学殊无新旧，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学真有得，亦必能如此而后于世事真有补。
今日吾国人所需之新史学，必有合于上之所论列，其事不烦深论。而本此推说，则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其人必具下开诸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嘹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问之经纬条理者。而后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否则记注之官，无当于史学之大任，孔子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姑悬此说以待之云尔。
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在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治，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
此数 年来，强寇压境，蹙吾半国，黉舍播迁，学殖荒落。老者壮者无所长进，少者弱者丧其瞻依，张君独奋志潜精，日就月将，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明星遽坠，长夜失照，眺前瞩后，岂胜悼伦．特草此文以当追念，而斯人不作，安得复相与一畅论之。然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所望于诵斯文而有慕于张君者。
1942年11月22日属稿于成都北郊之赖院
文章来源：《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八期，194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