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学术论文的文字表现力差的问题，如今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博士生们的学位论文。各路导师聚在一起，抱怨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学生越来越难带，而难的突出方面，就是文字能力差到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样的情形引起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并且开始想方设法，探讨如何解决提高之道。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说并非史学界独有，不过史学界的表现可能更为突出，或者说，史学天然具有文字表达力强的内在需求，因而对目前的状况更有强烈痛感。
普遍而言，现在语言文字的能力似有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大学扩招，使得谋取高学历者短时期猛增，相应的平均个人学力难免降低，而各种新媒体却提供了广大的平台，使得本来没有机会发声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另外，有一些原因是较深层次的，例如书面语改文言文为欧化的白话体。胡适等人指文言难以说理，可是全用大白话，写说理文更难见好。近代以来，文字好的多为文白相间。即使当代作家，老一辈告诫青年后进，也常常说应该多看古典文学，才能提高文字表现力。不过，如今文白之间的界限也有所变化，当年胡适所举中国原来就有白话力证的古典小说，如《红楼梦》等，据说时下在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大多被归入文言之列，如同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一概称为古装戏一样。
最大的问题在于语文教育。世界上很少有用语法来教语文的，中国是一个例外，不仅教外语如此，教本国语言文字也如此。原因很简单，白话文的语法正是来自欧式语言。陈寅恪批评《马氏文通》何其不通，就是不满其用印欧语系化的格义文法，来规范汉藏语系的中国语文。语文本来是活的，先有语言文字再有语法，语法的作用首先要保证达意，不能毫无章法，否则势必彼此隔膜误会。但是语法再重要，也不应框缚语言文字的活力，使之呆板，千人一面，毫无生气。用语法教语文的一大弊端，就是削足适履，使得汉语文如同带着枷锁的舞蹈。加之高考不是按照大学的要求为取舍，而是以中小学所教的内容为凭据，而且评判的标准令人匪夷所思，如作文题有所谓落分点，即使通篇不通，只要有足够的落分点，也能取得相当的分数（近些年有所改变）。曾经有些地方的高考复习题出现过分析“三拳打死镇关西”“两眼一瞪”的语法结构之类的名目，便是近乎荒诞的极端表现。当然，老师同样教，学习靠个人，文字稍好的，多数是天性使然。
历史学属于长线学科，历史悠久，却较为冷门，社会上喜欢的人多，业内热衷的人少。胡适说，治史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可是聪明人往往好赶热闹，不愿坐冷板凳，即使误打误撞入得门来（比如看了《盗墓笔记》想考古，听了“百家讲坛”要谈古论今），也耐不住磨铁杵的艰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学招生以历史为第一志愿者少之又少，近年来稍有改善，也绝非热门。可以说，历史学专业的取材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平均资质下降，又非爱好所在，能够逐渐培养出兴趣，已经难能可贵，要想从中发现读书种子，当然难上加难。
选择有限，根基不牢，自然无法枝繁叶茂。大学本科生中，文字基础好的比例似有日益下降之势。有的甚至读到博士研究生，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令导师大为头痛。不过，同学们未必真的都是文字基础太差，而是原来掌握的大多是文学化表述，如今用于严谨的历史叙述，又不同于一般教科书或通史的认识，便忽然陷入失语状态，一时间想到的说不出，而说出来的则词不达意。拿给别人看，不知所云，呈交导师批阅，结局可想而知——人面文本相映红。
就此而论，不能完全怪罪于中小学或其他学科。大学阶段，虽然有大学语文之类的课程，但是历史学科的教学系统中，基础性的技术训练，几乎完全缺失。除了灌输成套的知识，就是一些高不可攀的大道理，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系统的来龙去脉，不知道这些大道理的渊源流变，有何讲究，就变成一堆套话，将认识等同于事实。况且，连基本技能都不具备，而教以如何高大上，岂不是南辕北辙？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阶段，问题便集中显现。现在颇有人抱怨导师控制学生，不准其毕业。其他学科不敢妄加揣度，至少历史学科，普遍的情形反而是，越差的学生，导师越是巴不得早点送出去，至少眼不见心不烦。问题是，学位论文连文字关都过不了，但凡导师还有起码的良知，也不敢拿出来见人，就算导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无法蒙混过关；就算侥幸过关，将来混迹于学界，也很难立足；就算拿到职位，如果还要教书育人，也会害人不浅。凡事皆有因果，很难两全其美。
凡是攻读博士者，都希望拿到学位，但求学问无意学位的掌故，只能当作憧憬前辈高人的谈资。可是博士学位决不是也不应该是来读者人人都该拿到手的。否则，对于当事人固然喜出望外，对于其他天赋加勤奋的合格者却极不公平，将来若是误人子弟，罪莫大焉。或者辩称，自己已经十分努力。言下之意，付出就必须收获。照此说法，各行各业付出多的都要如愿以偿，恐怕会进入天下无道的状态。博士研究生的养成具有或然性，理应宽进严出，既然要收紧出口，必须设置相应的退出机制，以免骑虎难下者无颜向各方交代，情何以堪，导师无法应对上下夹击，松紧失度。缺乏合情合理的常态机制，夹在中间的导师只能左支右绌，敷衍了事。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所言不虚，真的已经尽力，可是努力却不一定做到十分，即使十分努力，也未必得法。这两种情形其实相当普遍，意味着努力不等于理所当然应该回报以学位。目前在国内读书，相比于留学，淘汰率低，压力其实并不大。可是因为心理承受力不足、各方期待又过高等等因素，攻读者却感到压力山大。像文字功力差这类问题，既有老师说教，也有同门比照，攻读博士学位者不可能茫然无知。既然心知肚明，就应该迎难而上，努力补足显而易见的短板。而实情往往相反，对于自己的缺陷，多数情况下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躲过初一，再说十五，实在躲不过去，最后一股脑儿丢给导师，让后者无辜成为承接合力的枢纽，在各方相互矛盾的诉求下左右为难。
读学位说白了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事，不能时时事事倚赖导师。许多入读者连自己要做什么题目也毫无想法，考试时却信心满满地表示，只要导师出题，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可是临近毕业，很少有人依然如此豪言壮语。研究什么，应该是自己选择，与导师商定。否则，题目再好，未必有兴趣，甚至心怀抵拒，就很难做好。真正的好题目，学生未必做得出；导师若是胸有成竹，大多已成囊中之物，不与他人分享；若仅仅是觉得有意思，则不一定做得出，至少是不一定好做。如果一心只求学位，无意学问，或是选了不感兴趣的题目，多数情况下已经注定做不好，自然也就无法写好。好题目大多难做，好做的一般不好，预先存了要好又要好做的心思，便有几分投机，埋下失败的伏笔。
题目好做与否，因人而异，对于行家里手，博士论文选题大多数月即可毕其功。有的选题，本来极佳，试着上手，效果也不错，后来旁骛过多，或情陷纠纷，不能专心致志，便越做越觉得难。时下攻读学位者尤其是博士生，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最大误解，以为自己已经具备博士的能力，只需花一定的时间收集资料，将原来几万字的论文扩充为二三十万字，或是将写几万字硕士论文的办法套用过来写一篇博士论文，就万事大吉，全然不考虑如何提升包括写作在内的能力问题。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一般而言，能力的提高主要靠后天的勤奋。尽管最后能够达到的绝对高度决定于1%的天赋，相对高度对多数人而言还是取决于99%的努力，否则连应有的高度也达不到。那些考博通过就以为能力已备，学位到手，不能潜心向学的人，其实是浪费天资与机会，有小聪明，无大智慧。
治史的表达能力主要有二，一是口头，二是笔头，缺一不可。据新近的研究，口头表达好的占比很小，而且都是天生，后天的努力作用甚微。这应该主要是指讲课好听，并非讲得好，也不是说后天训练对于讲得好听毫无作用。有的学生，天生口拙，遇到答辩、面试、讲课，相形见绌，这样的弱点通过后天努力完全可以改变，事先拟好底稿，熟记后脱稿，对着镜子练到长短伸缩应用自如（即任定时限），再请同门相助，提示评点效果，反复多次，并预备问题和答案的腹稿。如此，不仅可以与铁嘴对阵，更重要的是口才由此大幅度提升。曾经认识一位海峡对岸的学人，生理稍有欠缺，加上心理作用，口吃严重，为了克服，不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迫使自己大声开口，而且有意识地主动找人交谈。久而久之，居然可以胜任大学教职，而且不是像顾颉刚那样一味写板书。相比之下，身心健康的求学诸公，真应该反躬自省。
笔头表达与此类似。天赋不够，当作家自然不宜，可是写好史学论文未必不可勤能补拙。而且在下有一成见，史学须用清晰的文字表现复杂的内容。历史文章太过顺畅，就难免夹杂作者自己心中的逻辑，而非完全依照史事重现本相。所以一出手就下笔如有神，很可能是自洽主题，未必能成为好的史家。好的史学论著大多是反复修改出来的，这样的琢磨过程，不仅使得论文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驾驭文字的能力得到切实提高。会写一篇好论文，也就等于学会并且掌握了写好论文的技艺。攻读学位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写多改。以往没有电脑，全靠手写，成稿之后，不断增删，待到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增补改订的文字，就要誊抄一遍，然后接着再改。这样的过程要重复多次（开始可能多达10次），篇幅较大的持续数年，才能大体满意。由此养成习惯，改用电脑后，可以随意修改，省去重抄的工夫，平时就将各篇成稿排列在页面上，反复推敲，随时增删修订。如果不下一番苦功，要想掌握提高适合史学的文字表达能力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与其长期受困，不如痛下决心，一举战胜。
每到毕业季，常常可见导师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因为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虽然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仍然通篇语病，东扯西拉，难以卒读。再度指出问题所在，时间又所剩无几，而学生临近生死判，五内俱焚，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只能将点到之处稍事改动，重新交来，病态仍旧，于是只好亲自动手，大加斧钺，边改边骂，生理与心理备受煎熬。导师为弟子代劳修改论文，看似职责所在，天经地义，实则遗患无穷。留学海外者，每每由导师逐字逐句修改文字，作为非母语的学生可以理解，因为要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写作到恰当的程度，实在是极为困难之事，绝非朝夕之功。但是作为母语写作，导师最好只是示范性修改，即改订数页，然后让门下自己揣摩、提高，自行通改全部文稿。如此反复多次，循序渐进。
当然，也有资质太差的学生，不是论文能写得多好，而是根本写不出合格的文字，甚至起码的达意也做不到。说实话，教这样的学生有些难为导师，等于让明道者承担发蒙的授业之责。尽管如今上上下下都有些混淆教书育人的本义究竟是什么，误以为大学以上仍然重在授业，连解惑的层面都不到，可是照本宣科是教不出人才的，所以当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五大措施之一，就是教师必须有研究才能上课。教人者自己没有研究心得，无论如何都培养不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阶段继续满堂灌输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从被动受教到主动吸取，自觉拓展，养成兴趣，找出方向，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本的文字能力极差毕竟还是个案，既然能够进入博士研究生的层级，大多并非真的毫无文字基础。之所以这样的情形相当普遍，就学生而言，主要是没有适应史学表述的特殊需求，不能得心应手地将已经掌握的文字能力应用于历史论著的写作。他们原来喜欢的历史，类似说书和演义，又受坊间乃至域外的不良影响，将学院式的学问看作八股，内心有着本能的抵触，讲起历史来，大多不受约束地悬想，天马行空，任意驰骋。只是如此这般的激扬文字，往往不着边际。加之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缺乏史学的基本训练，没有掌握必备的技巧，或许写其他类型的文章尚可，尤其是答题式的文字，因为长年在不断的各种考试之中，熟能生巧。据说有些考研名校根本没有系统教学，只是一味应试练习，如果招生院校多出常规性的客观题，应答效果往往还在所谓一流名校的考生之上。可一旦变成主观题，就很容易现出原形。这样的学生考进来，往往令导师头疼不已，以至于有些院校招生时不言自明地将其列入另册。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学生自己缺乏自觉努力。本来中学到大学，绝非又升了一级那样简单，而是从被动受教到主动学习的关键转折，可是许多学生习惯了从小以来的被安排，他们的人生，多是被家长、亲友、老师按部就班安排好的，因而缺少大学阶段最为需要的自觉与自动，加之大学本科教育的高中化偏向，多数人到了博士阶段才迫不得已摸索着进入自动学习的模式。明知自己存在短板却不能主动改变，或是想改变而不知如何是好，这些都是缺少主动自觉的表现。其实学习的基本能力之一就是模仿，自己写不好，模仿写得好的大体就可以解决。如果不知道谁写得好，或是连好坏也分不出来，还可以请教同学和老师。这也是大学之类的教育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所在，即提供可以让读书种子发芽生长的环境要素。总之，兼听则明这样基本的道理并不难懂，更不难用，只要有心向学，沉潜努力，掌握一般性的文字技巧并非难事。不懂不会，短期情有可原，长期就显然是学习不努力或不会学习所致。
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有音韵音节，文言的白文句读，通过朗读，就容易点断，用方言写成的作品不易看懂，但读出声则易知其意。提高文字能力的重要一环，便是高声朗读，但凡佶屈聱牙的拗口处，文字必定存在问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则大体可通。
近人批评他人文字，常常责以不通，何谓不通，则标准各异。就学位论文而论，问题较为普遍的主要有下列各点：
（一）意思不清。作者的意思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语义含混，容易引起歧义。这种情形犹如大舌头说话，叽里咕噜在口中打转。其原因或是作者本来就没有想清楚事情的原委，自然也说不明白；或是虽然心里清楚但急于表现得有理论、有文采，结果反而以文害意；又或是刚刚脱离失语状态，一时间说不利索。治史应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备，史学论著当然不能没有道理文采，可是治史首在求真，第一步要将事情讲清楚，清晰准确，恰如其分，是起码的要求。在此之上，才能说理形文。所以应先将自己要说的意思充分捋清楚，然后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宁可失之直白，不可伪饰文采。
（二）表述太急。一句话的意思尽可能简单明了，不要加入太多的成分，模糊主旨。历史上的人与事都不能脱离相关条件，往往牵扯广泛，相当复杂。如果需要表达的意思较多，可以逐层分句渐进表述，不要试图在一个句子之中说多个意思。即使是需要加入各种相关条件的限定，也应该分句说明，否则搅和在一起，枝蔓过多，主干不显。
（三）主语频繁变换。一段文字尽量保持既定的语序，不要随意变换主语，使得但书太多，意思曲折回旋，以致前言不搭后语，甚至相互矛盾。但书过多是历史论著中常常出现的现象，越是初学者，越多用但书。相比之下，文字老到者但书就少得多。但书并非不能用，用得好还有奇效，滥用则文句晦涩，语意不畅。在这方面，属于逻辑语言的西文相对于模糊逻辑的汉语文的确略占优势，有的老师就教以用西文构思，再用中文表述，写出来的文字显得逻辑性较强，较为顺畅。此事的关键在于梳理清楚事情本身的顺序，与所要表达的意思的顺序相互合拍，能够提纲挈领，自然文从字顺。
（四）冗言废字过多。新手的文章，往往多有废字，有时画蛇添足，意思也嫌多余。修改学术论文最好的起始办法就是强制性压缩，不动结构，不删段落，单凭修订具体文字或句式达到整体上大幅度压缩。删繁就简的原则是只要不害意，则可删尽删，以最大努力删到极限，即无法增减一字，全文没有废辞。通过删削调整，不仅篇幅显著减少，而且意思更加清晰明确通畅。
（五）好用判断句。历史是复杂的，无论人或事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判断句看似简单明确，却易生破绽，引发诸多连带问题。尤其是一些判断句具有排他性，最容易为人所诟病。历史是相对的，历史认识不能绝对化，这并非相对主义，而是认识历史的必由之路。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判断句多而失准，往往暴露出作者对于所研究问题的把握未到应有境界，破绽百出，文字的弊病更加凸显。
万一真有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不知不觉，不妨先将自己的身段降到最低，视若笨鸟朽木，然后采取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办法：背书。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虽然颇受诟病，却是最后一剂苦口良药。文言时代，作文先要背书，《古文观止》之类，虽然只是适用于学塾层面，道理是一样的。钱穆说读书要自以为愚，天资聪颖尚且要虚怀若谷才能吸取精华，何况真的资质不如人。发蒙的学童或许对文章的内容毫无所知，所谓读望天书，博士生毕竟可以在背书的同时领会其意。首先，自己主动选择若干篇自认为写得好的史学专门论文，如果拿捏不准优劣高下，可以征询师友的意见。一般而言，选那些写得好的作者的文章，把握相对较大，不过要适合自己的程度和习性好尚。有的文章虽好，未必适合自己，或是不易学，不能一味慕名，以免东施效颦，画虎不成。选定范文之后，务必抛开博士生的面子，改变看他人研究不是取其所长而是专挑毛病的恶习，老老实实从头至尾背诵，背诵过程中不断揣摩作者如何谋篇布局以及论理、修辞、达意，遇到相似相同的事情如何举一反三，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文字表现力自然大幅度提升。以自己的所闻所见，只要痛下决心，认真背诵，两三个月即可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其变化之大，乍看之下不免怀疑有人代为捉刀。当然，前提是研究要达到一定程度，只是突破表述的瓶颈，若是研究本身尚未到位，强说新意，是无论如何不能表达好的。
严格说来，导师不宜越俎代庖学位论文的文字修订，因为导师的职责在于指导学生提高研究能力，撰写合格的学位论文，而不是让不合格的学生获得学位并且将其送到社会上去。换言之，导师是培养人，人的能力达到相应水准，可以写出合格的论文。学生是否合格，检验的主要标准当然不仅仅是学位论文，如果变成以文为准，对于学生本人看似仁至义尽，却以牺牲社会为代价，对于其他学生也有失公平。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才是教书育人的正道。况且，导师本人的文字能力未必就好。时下导师处于各方夹攻之中，学生心理又相当脆弱，进退维谷，迫不得已，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下下策。可是这样的社会成本其实最高，最终都是要由全民买单的。
研究生在读期间，即使攻读博士学位，也还是在学习阶段，无论研究的深度，整体的把握，还是理解表现力，都处于变动不居的过渡时期，少年老成者可遇而不可求。由于学制的限定和教育的流程，一般而言，除教科书外，学生几乎没有系统读过书就直接进入专门研究领域，根本做不到整体之下把握具体。个别出类拔萃者堪称异数，无需讨论，作为标准，最好是多练习、少发表，否则，将来不长进则已，但凡有所前进，势必悔其少作，一往无前则更加不可救药。据说海峡两岸的近史所以及一些名校的历史系都曾有过刚入职不准发表的先例，确是懂行的制度性规定。可是如今各方要求却是层层加码，拔苗助长，赶鸭子上架，非发表不可，而且多多益善，即便学校不作硬性规定，毕业后找工作也面临各种数量要求，不多发则生存亦成问题。
既然学术论文的发表沦落为谋生的手段，对于学问的敬畏之心自然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环境最不利于有心向学的读书人，却为投机取巧者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学术论文发表之滥，早就有目共睹，用低水平重复已经不足以形容，说是制造垃圾或许又让人难堪。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的各种评估仍在进一步推波助澜。曾经不止一次有海外学人来问，说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都可以掌握，只有此间，数量极大，却很难判断究竟较前人研究有无前进，进展几何。此说绝非危言耸听，20多年前曾经专文考证《女子世界》的编者及作者几乎为清一色的男性，个别挂名女性的文章，实际上也多出自男性之手。而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明显有别。过了十多年，偶尔因为其他事情查询，发现其间居然有20余篇论文继续不加分别地用《女子世界》来证明清季女性的女性观。如今又过了10年，继续用《女子世界》来论证女性的女性观者，恐怕仍有其人。
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仅作者完全无视学术规范，编者和刊物也不能仅仅用失察来论定其责任。但凡学术论著，必须掌握先行研究、相关资料和事情本身，否则毋庸置喙，这些起码的常识似乎成为很高的门槛，却挡不住貌似学人迈向学术刊物的蹒跚步履。任何评审，决定的虽然是评审对象的高下，其实首先是反映评审人的水准，所写判词及其结果，应当恰如其分。为数不少的论著，既不掌握已有的进展，不知其出发点在何处，更不了解相关的材料及其获取途径，于事情本身其实相当隔膜，充其量只能是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在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甚至根本无视学术规范的情况下，文字表现实在不算是什么严重问题。相反，如果文字表现好岂不是更加可怕？巧言令色蒙骗编辑乃至外审，并非绝无仅有，而且似乎能够轻易得手。尤其是那些故意绕开直接的已有研究，却俨然筚路蓝缕的开拓者，或是拆分重组时空联系，以制造辣眼话题的自洽人，很可能还善于言辞，为害更大。
在现行规制下，大批研究生为了毕业乃至找工作，必须短期内大量发表尚处于夹生状态的论文，从而使学术期刊的编辑们面临与导师相同的难题，一方面使得刊物的编校人员不堪其扰，一方面也容易滋生种种弊端。有的刊物甚至不成文规定一般不发在读研究生的论文，道理上虽然不错，现实中难以实行。要求获得学位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表，本意一是借此择优汰劣，二是促进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各走极端，均非良法。只看水平，不问出身，本应是学术刊物取舍的标准，况且时下的确有些学位论文选题好，投入大，用力深，比起一些东拼西凑、叠床架屋的所谓课题成果更有价值。一些刊物抱怨好稿子难找，实则只要具有一定的学术判断力，就不难从众多的博士论文中找出可以发表的论文，何愁稿源不济。
当然，如果是受教于高明或天赋异禀的毕业者，本来学位论文的底子较好，又经过几年时间的修改打磨，质量自然较有保障。至于尚未毕业又迫于规定不得不力争发表的博士生论文，其中一些确有研究基础，下了资料收集的功夫，所研究的问题也相当重要，可以突过前人，但是文字表述尚未过关，不得要领，词不达意，自相矛盾之处所在多有，连起码的自圆其说也做不到。读书作文，要能八面受敌，才能不露破绽，否则处处绽论。遇到这样的毛坯文，编辑弃之可惜，取之难受，陷入和导师相同的两难境地。
编辑是否应该帮作者修改文章，见仁见智。过去有的刊物认为，好编辑就是会改文章，否则不能说是好编辑。编辑要增加含金量的看法，相当程度上混淆了编辑和研究者各自的职能角色定位。一般而言，即使学有专长的编辑对于作者的研究领域也未必熟悉，对其所研究的专门问题更是不易把握到位。至于职业编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就字面看论文，很难超越字面的意思判断论文的优劣高下。一些看上去好的论文，只是会制造论题，少见多怪，吸引外行的眼球，其实等而下之。所以无论多么权威的刊物，总难免刊载不好甚至有抄袭之嫌的论文。编辑的职责，在于发现好的文稿，保障技术性规范，防止不合格文章占据版面，以及把控刊物的编辑出版流程，对于夹生却有意思的文稿，可以提出意见，请作者判断取舍，但不能以自己为尺度，尤其不宜越俎代庖，指示如何改动结构布局乃至主旨。有时不当意见很可能让导师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即使是文字表述，编辑最好也只是指出问题，提示办法，由作者自己取舍修订，如此才能使得研究者的文字能力切实提高，而不仅仅是成功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已。原来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职称升等，必须提交未刊论文，否则可能被编辑改过，据以不能判断真实水准。时下因为学术进入所谓“侏儒时代”，普遍缺乏权威性或根本不承认权威，完全以刊用的杂志为判断尺度，无视论文的水准质量，发表什么被在何处发表所取代。如果认真检查，各种所谓权威刊物刊发的论文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各种问题，不能一概视为佳作，尤其不应简单地当作各类人才的匹配条件。而一些投机钻营者如近年来所揭露的那些挂满各式头衔的所谓学术精英，之所以屡屡得逞，而且还在继续得逞之中，说明机制的设定本身存在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无法有效防弊，也不能有力地推动自律。
概言之，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虽然并非易事，却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高难问题，好的史学论文未必是写得好看的文章。对于初学者而言，首先要写出适合历史表述的合格文字，才有进一步追求提高文字表现力的牢固基础。现在史学论著的表现形式普遍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缺少个性化的独特风格。仅就文字而论，林林总总的众多论文著作，隐去尊姓大名便很难知道作者为何方神圣。诚然，史学论著的文字风格未必不可或缺，可是但凡做得好的学人，大多文字也会独具一格、特征显然。可见文如其人，才有助于载道。
时下相关部门的一些规则，对于提升文字表现力有着显而易见的负面作用。因为诸如此类的规则往往是依据目前的时文以及有关人员的认识来制定，既没有考虑到近代乃至古代的差异，也没有计及不同身份的历史人物的习惯做派，更没有自觉其自身的局限，如果完全照办，则天下文章势必千人一面，毫无生气。陈寅恪、钱锺书等名家即分别表达过明确的不同意见，并且拒绝遵照改正。无奈如今杂志社出版社要受一刀切之苦，否则审查不合格，于是转而强求作者听命，作者情非得已，只好听之任之。长此以往，文字与内容的八股化势将愈演愈烈，届时要检讨的，就不仅仅是文字表现力的问题了。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