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他们在对其起源、价值追求、作用及其在当时中国不可实行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往往不谋而合。由于梁、孙对社会主义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角度和侧重点和、落脚点毕竟有所不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也必然存在着一定分歧。梁、孙二人的思想主张集中代表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判断、吸收和取舍的不同倾向，彰显出他们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孙中山；梁启超；社会主义；自由竞争；国家社会主义
清末，以公平、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其思想主张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人最高的认识水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无疑，辨析梁、孙二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不仅有助于从侧面折射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思想观念上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早期传播史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而且还会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某种有益启示。
一、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同之处
梁、孙二人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和利用社会主义思想资源，都是为救国救民的政治服务，因而他们的思想主张必然会呈现出颇多相同之处。
（一）梁、孙都将社会主义视为中国古代所固有的一种思想主张。
虽然社会主义思潮纯粹是西方社会工业化的特有产物，但梁、孙却都将之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简单比附。1902年，梁启超在评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指出，康氏哲学属于“社会主义派哲学”，其思想主张“与之暗合者甚多。”[2]1904年，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指出，社会主义“最要之义”不过是“土地归公”和“资本归公”，而“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今译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所有这些思想都属于“中国固夙有之。”文中，他还认为北宋苏洵抨击田主不劳而富强、耕者却“穷饿而无告”的言论，与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声气相投；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社会主义是“同一落脚点”[3]。1918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不是外来的，原是我固有的。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神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4]直到1922年，他仍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断言“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等先秦哲学家的言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5]
在构建三民主义思想学说时，孙中山曾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明确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6]1912年，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发表演讲时说：“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7]在演讲中，他还断定民生主义就是儒家的大同思想，是为了建设“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之国家”。[8]1923年，孙中山在谈到民生主义时又说：“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芥【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就是几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9]1924年8月，他再次指出革命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而三民主义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0]
（二）梁、孙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的必然产物。
1902年，梁启超从经济思想史来阐述社会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认为在西方，“自斯密亚丹（今译亚当？斯密）出，更取自由政策，发挥而光大之。”而经济上自由竞争的必然趋势就是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于是社会主义遂蓬勃兴起。由此，他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1]。1903年，梁启超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后指出，欧美诸国“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由于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这种垄断组织托拉斯，“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他断言“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12]同年，梁启超在考察北美时目睹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即占全美1%人口的“富族阶级”竟占有70%的财富，他由此感叹道：“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1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在考察了西欧诸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后，仍坚持认为，西方贫富阶级的“大鸿沟”，固然是“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演变而来，但同时也是由于“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14]
1921年6月，孙中山在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后指出，自大机器发明以来，“有机器则经济上之竞争优胜，而富者愈富；无机器则经济上之竞争劣败，而贫者愈贫。迨至人民贫富相差悬殊，而社会主义遂应势而起。”[15]与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垄断现象，指出在煤油、钢铁、铁路运输、农产等各行业，托拉斯“故意操纵，肆力吞并。小商知力之不敌，惟有拱手退让，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因而，托拉斯一出现，就“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16]。他认为，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者针对西方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都提倡“均产之说”，希望“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17]
（三）梁、孙都推崇社会主义，但认定它在当时中国却不可行。
素以“流质易变”著称的梁启超却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信徒赞誉有加。1902年，他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和卢梭的民权说相提并论，推崇它们都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今译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文中，他还称颂马克思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泰斗”。[18]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北美时曾接触过许多社会主义信徒，感慨道：“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其于麦喀士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信新旧约然。”[19]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不久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宣传也愈加广泛和深入。1918年，梁启超盛赞“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20]他感叹道，俄国的过激派列宁政府，虽然被各国时髦政治家“报纸上日日诅咒他夭折”，而现在已经存在两年，却已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倒翁”，苏俄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21]对于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梁启超刮目相看，推崇他具有“刻苦”和“忠于主义”的伟大精神，其人格“最足以感化人”。[22]
尽管梁启超断定社会主义在欧美诸国固然是一种“救时良药”[23]，但在当时中国却万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后。”[24]他始终认为，一个社会要实行某种主义并非仅仅是由其根本宗旨、基本理论和实行方法等等因素所决定，而必须取决于本国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条件。早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若就纯经济理论而言，经济上的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都是一种“颠簸不破”的学理，而在实行时却应“各随其地，各随其时”，实质上主张“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25]1903年，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无论是何种派别“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26]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27]梁启超明确指出，欧美诸国之所以会发生社会主义及其运动，是由于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而当时中国因为产业极端落后，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诸如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和劳力集中以及具有组织与训练的无产阶级等等，因而社会主义若悉数搬来，便是“搔不着痒处”[28]。他说：“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这里，他所谓的“劳动阶级”就是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振兴实业，这是实行“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29]。他说：“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坠，欲其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引者），闻之将掩耳而走。”[30]他特意提醒人们，社会主义“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31]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而这种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的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所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32]可见，梁启超这种只有无产阶级发展壮大才有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针对性。
一直宣称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领袖及其思想学说同样十分赞赏。1905年5月，孙中山曾拜访了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声称他所领导的革命党“要在将来建立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从而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33]1912年10月，他又指出，由于欧美当时流行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导致“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云雾之中”，而自从马克思出现后，他30多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资本问题，著有煌煌巨著《资本论》一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原本“无条理”的社会主义遂成为了一种“有统系”的学说。[34]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孙中山尊称他是俄国革命中的“大成功者”、“圣人”和“最好的模范”。[35]此后，孙中山在开辟系列讲座专门宣讲三民主义时，推崇马克思的学说“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36]不仅如此，与之前“乌托邦派”在阐述社会主义流于“陈义甚高”有所不同，马克思则是“从事实与历史方面”就“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37]
孙中山虽然宣称他“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适合经济极端落后的中国。1923年1月，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公开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38]在社会价值观上，孙中山始终坚持民生史观，断定“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39]孙中山在考察了欧美诸国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后，断定资本家同工人阶级的利益可相协调，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自我改良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因而马克思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定偏差。他说：“依他（即马克思——引者）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40]孙中山观察到，欧美各国最近几十年由于采取了“社会与工业之改良”、“运输与交通收归公有”和“直接征税与分配之社会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而调整了劳资冲突。在这种新制度下，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因此，他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病症”[41]，而“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步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42]与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振兴实业，而不是倡导阶级斗争。他说：“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43]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他说：“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44]为此，他举例道，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经常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工资，而美国的福特汽车工厂至少有“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增加工人的工钱”和“减低出品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恰恰是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反。[45]
二、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差异之处
梁启超、孙中山由于考察、研究和思考社会主义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其思想主张也必然不尽相同。
（一）梁氏是从经济上来阐述社会主义，而孙氏则更多体现出谋求绝大多数人福祉的道德色彩。
社会主义尽管是一种流派众多、内容庞杂的理论体系，但它首先是一种经济上追求平等的思想。1907年，梁启超在《社会主义论序》中从社会经济发展史来阐述社会主义兴起的根源。他说：“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文中，他还感叹社会主义“条理复杂，含义奥衍，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46]1910年，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指出，为了防止商业上“自由放任过甚”而引起的少数豪强独占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学说遂主张“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47]1920年，梁启超在《<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中揭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质，指出社会主义是要改造和救济社会经济组织中“不公平”、“不人道”之处：改造方法“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而救济方法则“或是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是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48]对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精神，梁启超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者，溺平等博爱之理论”[49]；“社会主义之目的，在救自由竞争之弊”；“今世所谓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为精神，而不得不以法制干涉为手段。”[50]可见，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还是对其目的和精神实质的阐述，梁启超都较狭隘地视为不过一门均贫富、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经济学说。而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采用暴力式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其本质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由于对此缺乏最起码的思想认识，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等都很少涉及——他的有关论述虽也援引过马克思、列宁等领袖的诸多言论，但也只是为了评述他们的经济思想而已。不仅如此，为了保护中国幼稚的民族经济，他明确反对阶级战争，断言“当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孽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51]
诚然，孙中山大多也是从经济上认识社会主义的。1912年，他说：“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52]直到1924年，他仍认为“社会主义的范围”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53]在广泛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整套关于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多体现在谋求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早在1906年，他就鲜明地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54]1912年4月，他又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55]。同年10月，他再次强调：“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56]1917年，孙中山在追溯革命党人的初衷时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57]晚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列举了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七项政策后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58]
（二）梁氏主张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之路，而孙氏则主张国家社会主义。
诚然，梁启超对社会经济的看法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而且其中多有矛盾之处。有学者曾中肯地指出：“梁氏早期接受的西方经济思想是自由竞争，而后又赞成政府干预，最终再回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59]总体而言，梁启超服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竞争理论，推崇他为近代经济学成为一门“专门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60]是集自由主义之大成的“鼻祖”。亚当？斯密指出，个人的利己心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最根本的动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1]亚当？斯密这里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即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来自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客观上推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指出：“天下豪杰之士，每喜创新事业，……当每一事业之初创也，必获厚实于群，无量之人相率而追逐之，不知此业，实不能容此无量之人，乃不能不争贬其价值以相竞。于是其势必立蹶。而他种事业，因为众人所不趋，必至缺乏，值乃骤进。此上极反贱，下极反贵，所以然之故。”[62]这里，梁启超虽然并未直接提及亚当？斯密，但却已涉及价格、竞争和供求关系，表明他开始运用西方古典经济学来剖析各种经济现象。1903年，梁启超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进行过详尽评析，指出“斯密亚丹《原富》出，……百年以来‘自由竞争’一语，几为计学家之金科玉律。……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剂，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故此竞争行，则生产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价，以争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求节减其生产费，扩充其生产力。复以是故，新式机器之发明，技术意匠之进步，相缘而生焉。”[63]换言之，在竞争性市场上，为了避免在残酷的商战中惨遭淘汰，各种社会经济主体势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发明新的机器以及创造新的生产工艺和新产品，以尽最大可能地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
近代市场经济应具备产权制度、企业家创新精神和法制等基本要素。在近代中国，欲振兴实业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对待资本家的问题。梁启超强调“对于资本家当持何种态度，实今日言社会主义者最切要之问题。”[64]梁启超曾坦言，他对资本家阶级始终持一种矛盾的态度：“此种畸形的发展（即资劳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恐不可逃避。……从一方面观察，虽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65]1927年，他仍对孩子们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66]然而，作为一位务实而清醒的经济学者，梁启超还是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效率优势，他在权衡利弊后断定，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当务之急是不得不通过鼓励资本家来发展民族经济，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的趋势”。他说：“夫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而生产事业，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67]因为，企业家是组织、协调和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是“对于国民经济之统一体负绝大之职务者”。他进一步分析道：“生产三要素：曰自然，曰资本，曰劳力。三者本分离不相属。有企业家，然后结合之，罗集资本，驱役劳力，以利用自然。而从事生产，企业家之职也。”不仅如此，企业家还能够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组织生产活动，尽管是出于其“求利”本意，但客观上却“能养国民之欲，给国民之求，而国民之幸福增焉矣。”因此，他认为“企业家果为国民经济之中坚，而企业之荣悴，与国民经济全体之荣悴，诚有桴鼓相应，而丝毫无忒者，盖甚明也。”[68]进而，梁启超主张通过扶植和奖励资本家以振兴实业与外国资本竞争，即使暂时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也在所不辞。他说：“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当【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69]当然，对于当时日趋激烈的劳资矛盾和冲突，他也主张通过政府立法、社会监督等手段进行“矫正”和“疏泄”，以尽量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
从亚当？斯密的市场竞争理论出发，梁启超质疑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1908年，他在评论王安石青苗、均输和市易等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变法措施时指出：“社会主义所以难行者不一端，……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魁，则民何诉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70]在论及市易法时，他说：“夫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会主义派别所主张条理之一种，……盖从其说则以国家为唯一之资本家，为唯一之企业家，更无第二者以与之竞争。”因而，他指责这种专卖制是由国家直接行使了本该由市场主体来行使的职能，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基本经济规律。他说：“今乃欲取营运之职，而悉归诸国家，靡论其必不能致也，苟能致焉，而其危险，乃将愈甚。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凡此皆市易不可行之理由也。”[71]1910年，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中又鲜明地反对官办企业，指摘道：“官吏以舞文肥己为专业，而人民曾莫敢抗，虽抗亦无效，故官办事业，其秽德更十百于公司。……故我国民诚不愿现政府之代我振兴实业。更振兴者，举国为沟中瘠矣。”[72]1918年，梁启超再次以铁路国有为例来说明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质问道：“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73]直到1921年，梁启超还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违背了中国国民素来认同“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的秉性而必遭失败。他说：“自今以往，若欲举马克思所理想，兰宁（即列宁）所实行之集权的社会主义移殖于中国，则亦以违反国民性故，吾敢言必终于失败。”[74]不难看出，梁启超极为担忧，在近代中国尚未建立宪政体制的前提下，一旦贸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为了“唯一之资本家”，必然会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势必会“为蠹国之徒资利用”而滋生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效率低下等丑恶现象发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极为强调政治法律制度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他曾多次指出，振兴实业的“第一义”，就必须首先“确定立宪政体，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安习于法律状态。”[75]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76]。综上所述，梁启超虽然在情感倾向上同情社会主义学说，但他的经济思想主张无不是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和高度集中的体制等基本制度，表达了他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所固有的基本规律来振兴民族经济的愿望。
孙中山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并不适用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欧许多国家都走上了国家社会主义（或称“集产社会主义”）的道路。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不料斯密氏之书出世不满百年，而工业革命作矣。经此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于以跛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克（今译俾斯麦）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而各国先后效法者也。”[77]孙中山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状况后，指出“不论何时何地，当有大公司成立，即将其他小制造业扫除净尽”，而“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因为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竞争，它们势必“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为了根除这种弊端，唯一办法就是“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78]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他说：“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79]1919年10月，他进一步阐述道，应该由国家掌握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以防范私人资本家的垄断。他说：“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防之（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之利益，归之国家公用。”[80]这种借助于国家力量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而导致的财富不均。诚然，孙中山并非完全排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限发展，而是主张由“国家经营”和“个人企业”齐头并进共同开发实业。他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由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81]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反映了他企图借鉴某些社会主义管理方式以振兴实业的愿望。
（三）梁氏主张土地私有制度，而孙氏则主张“土地国有”政策。
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劳动、资本和土地构成一切社会生产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梁启超、孙中山都很关注土地问题，视之为当时中国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梁启超激烈反对孙中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国有”政策，尖锐指责革命党为“中国之罪人”[82]。他公开嘲讽道，仅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革命派以“土地国有”为“唯一揭橥”，则“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而欲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83]。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的理由固然很多，其中也不乏对孙中山的误解，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破坏了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财产制度。他指出，土地公有在人类太古时代固然是一种事实，但“其及经济上、社会上几许变迁，为增进社会一般幸福起见，驯致认私有制度之必要，……而土地自共有制度递嬗而为私有制度，实有历史上之理由”[84]。他认为，“人类之利己心”是人性中一种最基本的本能，而与此相联系的私有制便是合理的，而一旦实行了“土地国有”，必将破坏人类社会的一般“经济法则”，则“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他说：“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此利己心之作用，而私人经济所以息息影响于国民经济也。”[85]进而，梁启超担忧，因为明确清晰的私有权是“一切文明之源泉”，倘若破坏了土地所有权这种最基础、最合理的制度，则势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必将陷入紊乱之中。而就政治而言，实行“土地国有”是将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86]换言之，若尚未建立一套权力制衡与约束的宪法和法制制度，这种政策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级官吏从中谋取私利。
孙中山预言，随着将来工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土地必然会腾贵，革命成功后若不改变土地政策，除了少数地主外，全国大多数人必将日益贫穷。于是，他提出了“土地国有”或“平均地权”的政策。早在1906年，他在阐明“平均地权”时就指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87]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又说：“我国今日而言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公有，则规定地价及征收地税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之政策。”[88]在演说中，他还明确提到亨利·乔治所主张的“土地公有”，深得“社会主义之真髓”。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更具体阐释了“土地国有”政策，他指出：“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89]基于此，他提出了一套地主自报地价、照价缴纳地税以及国家随时照价赎买和涨价收归公的完整的土地方案，这项政策使得地主自然会按照土地的市场价从实报价，从而避免了虚报地价或瞒报地价的现象发生。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地主的私有权，而是采用改良方法限制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的现象，逐步削弱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国家就价征税”是为了将土地所得进行再分配，以减少贫富差距，所有这些主张都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三、从梁、孙社会主义思想异同看其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概貌
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早期资本主义罪恶的控诉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自从清末传入中国后，不断引起众多仁人志士的关注。梁启超、孙中山都围绕救国救民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结合资本、土地、劳资关系以及生产与分配等问题，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的考察和研究，涉及其社会起源、基本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功能、思想特色及其在中国是否可行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梁、孙二人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并曾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过一场长期而激烈的论战， 但由于他们共同面临着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课题，都能理性而辩证地接受、思考与认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的思想主张往往不谋而合：梁、孙都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简单的比附和申述，认定中国拥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尽管他们的这些比附和申述都存在着诸多牵强之处；他们虽都确信社会主义是社会进化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赞同其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平等、互助、博爱和人道主义等价值观，但却都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并不适合于当时经济极端落后的中国；他们虽都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冲突的产物，力图避免欧美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病在中国重演，但都主张用改良方式调和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反对激进的革命手段；梁、孙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过是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具有理论色彩和实践品格的一个重要派别，不赞成其中代表性的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其思想认识尚未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
由于对社会主义观察和认识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毕竟有所不同，梁、孙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分歧。梁启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者，他既有中国传统经济学研究的积淀，又对西方经济学具有较高的造诣，在其身上兼有中西合璧的思想特质。纵观梁启超有关社会经济的著述，其经济思想丰富而系统，不仅涉及对马克思、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司马迁、管子、墨子、王安石等中外学者和思想家的大量介绍和评析，还涉及对近代经济社会新型组织托拉斯兴起的社会根源、利弊得失以及国家对此所应采取的各种措施的中肯评析，甚至还推崇过亚当？斯密的国际自由贸易论，而且还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宪政与法律制度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通过深入仔细的研究才会发现：梁启超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出发，构建了一套以私产权为基础、以自由竞争为机制、以各种社会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为源动力的经济理论体系。基于此，梁启超明确反对破坏私有制的“土地国有”政策，反对妨碍充分竞争的国家社会主义，极力推崇企业家在推动社会经济繁荣中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虽然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弊端，对社会主义学说也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但他却主张中国应先走以市场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为日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种思想主张是他以渊博学识和宽广视野对近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提炼出来的。正如他所说，自己是一个“最没有党见的人”，“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90]李达在1921年曾指出，梁启超明明主张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具有迷惑人心的作用。[91]梁启超自己也坦承，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借以为过渡”的发展阶段，确信“在稍远之将来”必将有“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92]固然，孙中山在著述和演讲中也援引了马克思、亚当？斯密、亨利·乔治、桑弘羊等的经济思想，但悉心考察才能发现，他其实对近代经济学并未有深入细致的思考与研究。纵观孙中山的所有著述，其有关经济思想中大多只是涉及一些常识性、宏观性和战略性的论述。例如，在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各种流派、思想主张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析，而并未涉及多少深奥而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对此，孙中山自己在1918年撰写《建国方略》时也曾坦承，他的实业计划只是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方针”、“大政策”和大战略所提出的一些初步设想，具有“材料单薄，不足为具体之根据”的缺陷，而至于“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93]孙中山是一位高瞻远瞩、气势恢宏的战略家和革命家，他希望建立一种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种混合体制还不是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单一公有制。在这种体制中，他的基本倾向在于由国家占有和经营一些诸如大工业、大矿业、大交通、大银行等主导性和基础性的产业，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膨胀，避免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发生。
大致而言，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力主由企业家来振兴实业，保护“方在萌芽”中的民族经济产业，以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与扩张。相对而言，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则更倾向于分配和公平优先原则，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来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土地国有”政策，都着眼于“谋人民全体之福利”。若从纯粹经济理论上说，梁启超的思想主张不仅较符合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闪耀着睿智和科学理性的光芒，而且还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在党中央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和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梁启超等人的认识“可以说是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切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94]客观而论，孙中山所构建的经济模式，无论从国际社会所固有的经验出发——例如，德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实行过类似的体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还是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要求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水平，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极端低下的近代中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因此，孙中山这种用心良苦的动机固然值得赞赏，但其思想主张却因包含有内在的缺陷而难免流于空想。因为，“以为仅仅凭着人们的意志，凭着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愿望，就可以在现代大生产极端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天真的纸上谈兵。孙中山派国民党人，长期以来谈论社会主义及所作的各种设计，多属这类空想。”[95]不难看出，这种由国家经营和垄断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虽然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等方面会取得一些良好效果，但从根本上看，其弊端也很明显：在社会经济上，由于国营经济掌握和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会窒息生产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和改善服务的生机与活力，导致经济效率极为低下，而且还会堵塞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空间，导致政府与民争利以及内需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上，由于尚未建立一套完善而稳定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就势必会带来政治垄断、腐败盛行、权力寻租以及分配不公等问题。历史已充分证明，此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这种混合体制后，就显露出国家垄断、政府专卖、官僚独享以及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排挤和摧残等种种弊端！在革命话语淹没一切的近代中国，梁启超清醒之声生不逢时，曲高和寡，终究淹没在人们救亡的呼声中；而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反而赢得了更多的认同和回应，甚至几乎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普遍的认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梁启超遵从客观经济规律来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主张似乎只适合政治较为清明、法制较为完备以及社会较为安全与稳定的常态社会，而它却偏偏生不逢时，巧遇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官吏敷衍颟顸、军人跋扈飞扬的历史时期。而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因为既迎合了许多有识之士急切振兴民族经济的心理倾向，又借助于日后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力量而得以大行其道。这种情况折射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吊诡和魅力之处！从严格意义上说，梁、孙的思想主张虽然都不属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都是他们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长期又系统研究后的精神产物，反映了这两位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深沉思考与认识，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改良派和革命派判断、吸收和取舍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不同倾向，是中国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发展阶段。
注释：
[1]目前，将梁启超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以往研究二人这种思想多属于分别论述，或以一人为主顺带涉及另一人，而且较为透彻、深刻。相关论著主要有：杨旭民：《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与三大政茉》，《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颜加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体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2011 年第 5 期；应学犁：《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刘圣宜：《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梁景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学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胡绳：《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版；杨奎松、董大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高军等：《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3]梁启超：《自由书？中国之社会主义》，《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4、3605页。
[6] 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7]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7页。
[8]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3页。
[9]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
[10]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4页。
[11]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12]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1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5页。
[1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页。
[15]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1页。
[16]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9-520页。
[17]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7页。
[18]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9页。
[1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页。
[2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2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9、2977页。
[22]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 3月15日。
[2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24]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3页。
[25] 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2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27] 梁启超：《国之保护及奖励（节录）》，《梁启超选集》，李华兴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861-862页。
[2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29]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1、3332页。
[30]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9页。
[31]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
[33]孙中山：《附：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
[34]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35]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页。
[36]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2页。
[37]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页。
[38]孙中山：《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39]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
[40]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41]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9页。
[42]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43]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2页。
[44]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0页。
[45]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4页。
[46]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页。
[47]梁启超：《管子传》，《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2页。
[48]梁启超：《<国际劳工规约>评论》，《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页。
[4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74页。
[50]梁启超：《子墨子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178 页。
[5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2985页。
[52]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7页。
[53]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5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55]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0页。
[56]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57]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58]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0页。
[59] 钟祥财：《中国近代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特点：以梁启超为例民生主义》，《财经研究》2010年第8期。
[60] 梁启超：《管子传》，《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3页。
[6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68页。
[62]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6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64]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2页。
[65]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1页。
[66]梁启超：《1927年5月S目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6页。
[67]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1页。
[68]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1602页。
[69]梁启超：《杂答某报》，《梁启超文集》，陈兴良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
[70]梁启超：《王荆公》，《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3页。
[71]梁启超：《王荆公》，《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9-1780页。
[72]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梁启超全集》（第七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7页。
[7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74]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5页。
[75] 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梁启超全集》（第七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9页。
[76]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0页。
[77]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179页。
[78]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页。
[79]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9页。
[80]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81]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3页。
[82]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2页。
[83] 梁启超：《杂答某报》，《梁启超文集》，陈兴良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544页。
[84]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6页。
[85]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6-1588页。
[86]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3页。
[87]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88]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2页。
[89]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宜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90] 梁启超：《1927年5月S目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6266页。
[91]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出版。
[92]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页。
[93]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249页。
[94]丁伟志：《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5] 丁伟志：《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作者：蔡双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20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