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世纪西欧旧制度下的等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阶级”的译名传入。中西对比之下，梁启超始终判断中国无此“阶级”制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流动性优于他国。民初政治失败，促使他反思“阶级”的缺失可能导致议会基础不稳。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社会意识萌发与社会主义讨论的展开，“社会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分析工具，普遍受到知识人重视。梁氏进一步辨析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甚至创制新名词，来阐发中国适用性问题。梁启超“阶级”更近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思路，饱含现实关怀，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模糊概念的广泛流行。
关键词：阶级； 梁启超； 有枪阶级； 无业阶级；
进入20世纪，近代中国渐趋新潮、求道于西的心态合流。1民国思想界的关键问题变为如何理解西方的新，如何反观中国的旧，思想分歧皆源于此。作为近代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梁启超始终是绕不过的话题。2清末“弄潮儿”进入民国后，梁启超经历了声望式微的过程，但他对于新思潮、新名词的反应，仍是灵活运用又有重心延续的。
在“阶级”概念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梁启超的位置颇为特别。19世纪末随着新学传入，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阶级问题，曾是旅日政治家、知识人热衷讨论的议题。3民国初年，社会主义再度兴起热潮，阶级问题引几度争论。所谓“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4梁氏从清末旅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旅欧，思想几经转变，但一直关注并参与社会主义思想论争。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宣传者，却是社会主义最初的接受者与客观上的传播者。本文考察梁启超对早期流行的“阶级”概念以及不断嬗变的新思潮之理解与回应，进而讨论“阶级”这类社会主义新概念在民国思想界的演变特点。5
一、西欧等级制话语波及下的阶级革命观
梁启超最初理解的“阶级”概念，是西欧旧制度里的等级（estates），即他常说的贵族制度。追溯西方“阶级”概念的前史，其社会现实来源是中世纪的等级制。6王权与教权斗争后形成的等级君主制（estates of the realm），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僧侣（祈祷者）、贵族（战斗者）与劳动者三种等级秩序。等级制在15至17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最明显表现在分等级的国家会议上。托克维尔称这一特点为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中的“惊人相似之处”，甚至俄国16—17世纪也存在过三或四等级的缙绅会议。7
中世纪等级制对近代史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沿袭传统的社会等级，有序发展出了近代议政形式，扩大了政治基础。在政治生活中三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有所不同，却享有一个集中表现的机会——国王召开的等级会议。虽然形式偶有不同，西欧议会传统由此而来，如英国神职人员与贵族合并的上议院与平民组成的下议院。这是社会分层与秩序关系的一面。另一方面，激进的革命思想以推翻固化的等级制为号召。如法国等级制的矛盾引燃了大革命的火药桶。法国“第三等级”（Tiers état）挣脱了旧制度的束缚，成了近代革命的遗产之一。这是近代平等风气波及的一面。
近代以来日本翻译的西欧近代史书籍中，旧制度的“等级”（état/ estate）全部被翻译为“階級”，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在使用。8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的传播途径依赖日本。这直接造成了梁启超最初理解的“阶级”概念，是充满西欧历史色彩的等级制标志。梁启超进而结合其对欧洲史的理解，认为阶级是西欧旧制度的产物，是身份等级制的桎梏，在近代革命中逐渐被铲除。“欧洲自今世纪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于是分国民为数等阶级之风渐息矣。”9
同时， “阶级”概念内涵还随着西方社会主义发展而变化。社会阶级问题滑向革命，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正经历的路径。据此，梁启超将“贵贱阶级”与“贫富阶级”视为相继革命的目标。“自十九世纪初元产业革命以来，富殖之分配愈失平衡，前此贵贱之阶级方除，而后此贫富之阶级旋起。”10贵贱、贫富，可以造成社会等差的政治经济因素，都被看作“阶级”的分化时代。
梁启超的观点在趋新知识界中并不孤立。19、20世纪之交，旅日知识界流行的“欧洲近世史”论述，把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西欧变革视为同时铲除君主专制和社会阶级两大障碍的平民政治范例。如旅日学生刊物《江苏》称:“经法兰西三次革命之震荡之洗刷，风潮所遍轰动全欧，自由钟振而专制之妖氛灭绝，平等旗张而阶级之毒焰扫清，所谓平民政治者，乃大出现于十九世纪。”111903年翻译出版的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详介欧美社会主义流派，开篇从法国革命改革社会之作用讲起:“铲除君主之尊严，打破贵族之阶级，绝灭僧侣之特权，各国效之，而求改革社会之策。”“于是于‘不公平’、‘不平等’、‘专制’、‘压抑’等，皆讳言之，一洗旧来之面目，而高唱民权。”“其所主张者，凡平民与其余之人民，皆得享有自由平等之权利，摆脱旧来专制之习惯，而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之真理。”“四民平等，无有阶级”这一口号。12一直影响着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革命思想。日本武家社会传统，等级“身分”固化严重，明治维新在“四民平等”的观念主导下，逐渐瓦解身份制度。但西方的自由平等浪潮相较下，社会不平等问题一直是相继的自由民权运动、社会主义的关注。到1902年，幸德秋水还在反问:“在维新革命中宣称的四民平等，实际上打破了有害的阶级了吗？” 13
“四民平等、破除阶级”从日本传入，成为清末革命思想的共同源泉，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如革命派所论，“国民”的概念内涵之一就是“平等”。1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时，第二章“人民”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其后的民国约法也保留了这样的用语。15而这一用语表达的是西欧—日本传来的传统社会等级制之义。
西欧等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长久地刺激着20世纪中国革命。16即便脱离了直接转译日本新名词，民国时期中国人在汲取大革命平等精神给养时，依然忘不了“阶级”的西欧历史背景。如1924年中学教科书论大革命起因:“贵族教士又借其向有之特权，占有全国土地大半而不负纳税义务。第三阶级之平民，既不堪国王及贵族教士之横征暴敛，而各地饥荒迭至，颠沛又无所告诉。”17
二、中国绝无欧式“阶级”制度
基于以上对西方阶级概念的认识，梁启超反观中国，明确称中国自古无阶级。
1906年《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之时，梁启超就提到，中国与西欧社会制度有差异，无需经历西欧革命。当时有言:“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固，其程度显著云耳。”相反，“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18当时梁启超所理解的西方社会主义，重在纠正社会制度之流弊，而他认定中国无此弊。
当他看待中西社会时，“阶级”概念成为一个有数的比较标尺。在梁氏看来，中国与欧洲国体两大相异点之一，就在“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而且“我中国则历古以来，此风不盛，自汉以后，尤绝无之”。19
中国没有贵族身份，科举制与官阶流动性都优于他国。20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文明进化的表现。
无阶级之国民，一般享受幸福，固为文明进化之以一征验矣。
有阶级之民，比于无阶级之民，则无阶级者为优，此天下之所共认也。然则我中国之进化，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21
梁论笔端常带感情，特别在涉及救亡主题之时，中国文明优越论往往被夸大。他另有《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一文，反驳外人将中国与土耳其悲剧命运并论。其中，梁启超也提到土耳其“以行极端阶级制度故”，职业都以民族区分；而“我国则绝无阶级，士农工商，同为国之齐民，而勤敏质朴之风冠万国，在生计界实具有最优胜之能力”。22
这种“中国社会之优越在无阶级”的看法，在中西思想碰撞的20世纪初几番出现。在康有为那里，孔子创立了中国无阶级的平等制度，早于欧洲，强过印度。“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无阶级之害。此真孔子非常之大功也，盖先欧洲二千年行之，中国之强盛过于印度，皆由于此。”他甚至断言，“中国有一事过于大地者，其为寡阶级乎？”23
然而，任公在亲身感受民初政治失败之后，自我超越了这种优越论调，反身总结西欧“阶级”制度的秩序性与近代过渡优势。西欧近代议会产生过程中，等级制传统确实起到了稳定基础作用。梁启超由此认为中国行议会制度不成功，缘于社会无阶级之分。他认为中国人在议院中的斗争，不是为了阶级利益，而是派系倾轧。24
近世代议制度之建立，实以阶级精神为中坚。既未能发明更优于代议制度之政制，而我以绝无阶级根据之国，向人效颦，势必以失败终了。
阶级之为物，实为人类进化不可缺之一工具，我国民以绝无阶级故，全国成为平面的，反散漫而末由抟捖。25
对议会制评价的背后，是梁启超开始转向重视精英政治。他观察雅典、罗马到近代英美的历史，得出结论:“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是“行多数政治而能善其治者”不可缺之第一要素。多数政治的形式，实质上必由少数精英阶级主导的政治发展而来。关于“中坚之阶级”，他解释道:“所谓阶级者，非必如印度之喀私德，如埃及之毗卢，严辨等威，沟绝不相通也；要之，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 26这时，梁启超对“阶级”分层特别是精英群体的存在，已经有了歆慕之意。平等有其限度，阶级非皆负面，有了这一认识，梁启超才得以开始新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分析讨论。
三、 “有枪阶级”引发的“无处不阶级”
19、20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尚处于与传统的碰撞、结合期。十几年间社会主义传播之速，到了“五四”时期新思潮新概念内涵全然翻新。随着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思想资源传入，以社会科学思维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五四”思想转折的重要内容。27“阶级”明确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工具概念，重新闯入中国知识界眼帘。
梁启超也经历了欧游的新思考，对西欧社会主义、中国固有制度特殊性，都做出了新情势下的新表达。梁启超明晰地看到，20年代新兴名词“阶级”已非彼时的概念，因而先对“阶级”的政治、经济领域做了区分，拉开了对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讨论大幕:
现代新阶级发生，全以“生计的”地位为分野。前此之血族的、宗教的阶级，已成陈迹。我国民虽未受旧阶级之毒，然今后新阶级之发生，终不能免。28
照此理解，“旧阶级”在中国没有，“生计的地位”的“新阶级”也尚未发生。那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要怎样理解？梁启超索性利用“阶级”概念工具，分析社会分层，创制了脍炙人口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之说。
如果说20世纪初与《民报》论战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只是初识门径，那么，20年代的梁氏则窥见堂奥，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了解之上，具体分析中国适用问题。这时期，每每谈起社会阶级问题，梁启超都会先讲西欧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史。叙述范式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文本，如《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斗争的历史论述:“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争斗史’。”“他们的阶级有种种分野:或是奴隶对市民，或是平民对贵族，或是贵族对皇族，或是原住人民对外来征服者，或是外来侨寓者对原住人民，或是这教对那教，或是一个教里头这派对那派。”29但是，梁启超意在说明中国社会与欧美不同。“欧美人的阶级分野，屡屡变迁，好像台上唱的‘过昭关’闯过一道城门再闯第二道城门。如今他们是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时代了。”“这是他们阶级的分野，我们还够不上这分野；这是他们目前火烧眉毛的问题，我们还要隔好几层再说到这问题。”30
梁氏明言，中国社会结构依靠军政地位，现时症结是有枪的军阀武人，即统治者与产业无必然相关:
我们有产的人本来就不配成一个阶级，就勉强算他个阶级罢，他们绝对的不配当统治者，那统治者与其说他是有产的人；毋宁说他是无产的人。最少也是本来无产的人，因据着那统治者地位，才渐变成有产，或者是靠着许多无产的人拥护他，他才变成有产。无产的固然是被压迫受困苦，有产的也是一般的被压迫受困苦，所差不过程度问题。无产的把有产的打倒就算解放了吗？咳，不能不能。因为这绳子的结不是在这里，所以我国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问题，我虽然确信将来必要解决，但现在说这些话，纯然搔不着痒处。我国目前生死关头，只有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个问题。31
这样创制新名词，无疑是偷换概念。梁氏何尝不知，他自己回答了质疑:“眼面前事实的确如此，诸君只能怪事实不通，不能怪我的题目不通。原来兵是人民做的，今天是个民，明天就可以变成个兵……这其间有什么阶级呢？虽然，正因为本来不应分阶级的人，给他两个对待的名称，他自然会变成两个阶级……自然会划出一个大鸿沟来。”所以，梁启超不过是拿“阶级”概念当作分类范畴来使用，与传统语义相靠近，有意破除狭义的不适用性。
该语出自1921年12月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讲演，使用了当时流行话语，分析又切合中国实际，反映了舆论对军阀的不满心态。就这样，颇有戏谑意味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广为流传。1924年，《国闻周报》社评直接以“有枪阶级之成绩”为题，指代军阀武人的所为。32蒋梦麟为《晨报》作文，也一样使用“有枪阶级”代指军阀武人。33陕西旅京学生组织刊物《共进》观察称:“在文人的笔尖上，又时时带出时髦的‘有枪阶级’‘无枪阶级’‘ 知识阶级’……一大堆名词来。这样不实在的情形，如还用那一副看得大而又远的眼睛来看，仿佛中国今日的五花八门，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最精彩的一章了。”34
既然只是一种社会分类，“阶级”就失去了专有性，一时间流行的各种阶级频繁出现。连《妇女杂志》上都刊登作者创制的“新阶级”:
现代社会阶级多极了——在经济上，有所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治人阶级”和“被治阶级”，就权力上说，更有所谓“压制阶级”“被压制阶级”，此外更有所谓“有枪阶级”“无枪阶级” ……“无家阶级”一语，是我和一个朋友谈话，偶然想出来的。35
可以说，“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名词一出，把传统的“统治—被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等话语的内涵都消解掉了，只剩下二分对立的社会分析范式。梁启超创制的新名词，为更多的“阶级”流行语铺垫了道路，一时间社会“无处不阶级”。
四、理想化的“有业阶级”
戏谑归戏谑，稍后梁启超转回学理论述，不仅断言经济分野的“阶级”在中国没有形成，而且提出中国独特的社会人群分野在“有业”与“无业”，不在“有产”与“无产”: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36
至于五四后期流行的“劳动阶级”用语，梁启超也不以为然。首先他认为不应混入有危害的“游民阶级”。“此言虽近似，然细按之则大戾于名实也。”其次，梁氏认为“农民与散工”并非“劳动阶级”。“劳动阶级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未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也。”37在这里，梁启超秉持的“阶级”概念，恐怕比早期中共党人还要严格与学理化。
这时期，梁启超及《改造》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的文章，在知识界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力，引得陈独秀组织社会主义讨论，进行反驳。李达直言:“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甚至“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指《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笔者注）是最有力的论敌”。38
1925年，梁启超正式提出新名词“无业阶级”与“有业阶级”。针对中共话语的批评意味十分明显。文章依然强调欧美的阶级与中国的绝不相同。“欧美社会，确截然分为有产阶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是天天在工场商场做工有正当职业的人，他们拥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救济失业，起而斗争，所以斗争是正当的，有意义的。”而“中国社会到底有阶级的分野没有呢？我其实不敢说，若勉强说有，则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这些人也是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梁启超把党员、活动家都算为“无业阶级”，批评其无法代表劳动者，最后还模仿宣传口号，简明总结:“欧美人今天的运动，大抵都打着‘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旗号，这个旗号，我认为在中国不适用，应改写道:‘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39
梁启超对工作者和游手好闲者的分类，在思想史上似曾相识。恩格斯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代表的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的阶级理论也曾影响马克思。圣西门最初对无产者的痛苦抱以同情，对资本主义导致的阶级分化持批判态度。但在目睹了大革命的反复，法国社会产生新的特权阶级，而投机的资本家与政客使国家一再堕入混乱等一系列巨变之后，晚年圣西门提出的阶级理论，转而有意弥合财产的沟壑，促成社会与产业进步，将革命初“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对立的口号，改为以“产业者”（或译实业家industrials）反对“闲惰者”（idlers）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闲惰者不只是旧制度中的贵族、教士等特权阶级，还包括所有没有生产贡献却占有收入的人；产业者不止工资劳动者，还有一切对社会有贡献、有生产效率的人群，包括农民、工厂主、商人，以及经理人、科学家、银行家与手工业者等。40圣西门有意倚重实业家团结形成“统一的阶级”“第一阶级”，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从而积极调和社会矛盾。41这与梁启超对中国“有业阶级”的期望与判断相似。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思路，即提出一般的社会阶级理论，目的在于解决现有的政治问题如利益冲突，而解决方法有更理性的、“文明”的手段，无须阶级斗争。42
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这些思想家的区别，不在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在于从前提上消解产生问题的存在合法性。43马克思从经济学上阶级形成过程出发，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对私有制的批判思考，最终回到政治上阶级斗争乃至消灭阶级的出路。换句话说，马克思已脱离了从解决眼前社会问题出发、直接提出政治纲领的思路，这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所不及的思维方式，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早期泛社会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
20年代的社会主义热潮，固然比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要成熟许多，但对多数学说，仍倾向于“拿来主义”的现实解决思路。因此，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马克思与圣西门区别在定义，反而是现实分析的思路更值得借鉴。梁启超提出“有枪阶级”意在批评军阀统治；几年后提出“无业阶级”针对工农运动的话语，都是他结合中国现实分析的直接反映。但是，理想社会主义中的“有业阶级”，在现实社会结构中过于分散，实际很难团结起来发挥力量。
结 语
梁启超对待“阶级”概念的态度变化，在近代学人中颇有代表性。起初，以社会等级制来理解阶级，观察到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等级不明显，产业尚不发达等。一如章太炎所说:“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差别”。44“五四”后，梁氏发现“现代新阶级”的概念全以经济为标准，中国虽无旧的贵族阶级，但不能避免新的经济阶级。这一新概念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关联。任公开始把“阶级”当作一种社会分析的概念工具，去理解现实社会问题，甚至量体裁衣般地创制“有枪阶级”“有业阶级”等新名词。
与《改造》同人一样，梁启超既受西欧社会主义影响，也是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传播者。45他们将众多社会主义概念与视角带入思想界讨论，却又反复表达中国当下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可惜与无奈。“我们当有自知之明:我们无力打倒军阀，而只能眼看军阀与绅商阶级的瓜代；我们无力阻止绅商阶级的发生。”46只能促进工人的意识与组织，“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 47并且提倡劳资调和，发展资本主义以外的协作生产。但这种持论在现实中遭遇重重困境。只有言论倡导，在促成工人组织和阻止强权政治方面，很难有作为。而劳资调和等直接解决手段，要求产业发达并形成强大的劳资力量，再由现状改良到政治主张，这是从社会分析到政治行为的直接思路，民国产业状况尚不足以支撑这一前提。梁任公所属望的人群，无论是产业下的“劳动阶级”还是理想化的“有业阶级”，都很难团结起来发挥力量。
反观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与民国时人的理解有较大差别。“阶级”概念的提出，实质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它不是单纯的经验性事实描述，而是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抽象概念。从经济根源上消解资本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所期待的对劳动者的真正解放。48如何理解和利用马克思理论，在近代中国确有很多可能性。而民国时人的关注重心都在眼前现实问题。“阶级”这样一个广义概念工具被拿来反映表层现象，变为具体的某几个阶级划分的表现，都是遮蔽了更深的政治经济与政治哲学理论内涵。
但这样表层化的“阶级”认识，何以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席之地？这恐怕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概念的早期流行、传播特质上考察。
梁启超创制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说法，反映了讨军裁兵情绪，正中民众心理，又颇为有趣，此后被各大报刊舆论广为引用。“有枪阶级”几乎成为军阀武人的代名词。受影响而使用者，不分党派政见，不仅有教育界与政界名士如蒋梦麟，49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刊物如《共进》。凡举“阶级”名词纷乱之象，都少不了“有枪阶级”在列。
“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名词一出，把传统的“统治/被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等话语的内涵都消解掉了，只剩下二分对立的社会分析范式。梁启超创制的“有业/无业”等新名词，为更多的“阶级”流行语铺垫了道路，一时间社会“无处不阶级”。
也因梁启超的泛阶级名词影响之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消解意义，特别是针对中共“劳动阶级”话语的批评，引得早期中共党人不得不专门反驳。李达视其为“最有力的论敌”，因为梁任公“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李达不好解释“无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概念的混乱性，便从逻辑上反驳道:有产业就一定有劳动者。“中国的游民，都可以说是失业的劳动者。”50深谙苏俄理论的郑超麟，从正统学理上反驳:“有‘枪’或无‘枪’，有‘业’或无‘业’，有‘产’或无‘产’不仅不足为区分阶级的标准，而且自己受决定于各阶级在生产上作用的不同。”51强调“社会生产上的作用”是唯一的、根本的阶级差别标准，其他都是表象。可是，这样学究式的辩论，夹杂着理论与外语词汇，反而不如望文生义的理解通俗易懂。吊诡的结果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辩论的标准并不广为人知，但正是借助“产”“业”“枪”这些贴近现实的字眼，“阶级”话语在范围更广的知识界越加流行起来。
今天研究者普遍接受“阶级泛化”的说法，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为内核标准，对于中国革命史而言，这是精准而深刻的。52而某种意义上，这恰是因后世阶级斗争影响，反推民国时期的概念发轫。倘若退回到西欧“阶级”概念开始流行的19世纪，或是“阶级”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就会发现它在各国语言中都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困惑的词语，从来没能明确地定义，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共话语里。53
民国时人没有后世的框架意识，已然看到了“阶级”词语的开放性。张东荪1919年就评价说:“阶级两个字原文是class，不尽是高低的分别，实在含有平等的种类的意思。日本人译做阶级，非常使人误会。”54易引人误会的，不仅在日译词的形式，而体现在“泛化”的方方面面。但这些误会，反而增加了“阶级”概念的传播适用性。如雷蒙·阿隆所说，“远远没有限制一个学说的成功，反而发挥了有利作用。阶级概念本身越是不稳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越是容易传播”。55
注释
1如有论者言，从晚清“天不变，道亦不变”，到清末承认“道出于二”，民国时人普遍以西学“道通为一”，见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梁启超思想研究经典辈出，仅就本题相关成果举要一二:张朋园对20世纪初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对民初议会政治的意见、欧游后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对北伐和中共的态度、晚年的反思等问题都做过考察，散见于《梁启超与清末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各处，这些线索对笔者多有启发。张文涛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注意到了19世纪末梁启超使用的“阶级”概念，更关注梁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阶级言论，详述了20年代研究系与中共的社会主义论战，以论证中共的阶级话语优势。赵利栋、邓丽兰都注意到梁启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划分，将其作为20年代阶级话语的论争的一部分在论著中提及过，见赵利栋:《“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6页；邓丽兰:《阶级话语的形成、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教学》2009年第2期。本文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联系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知识资源，剖析梁氏在时代思潮变换中新的回应与旧的坚守。
3伯纳尔:《一九○七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77页。
4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季刊，第3号，1926 年3月25日。
5既有概念史研究，在“阶级”概念的庞杂框架里各有侧重。以语言词汇史为基础的研究如陈力卫:《让语言更革命——〈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版本与译词的尖锐化》，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9—210页；朱京伟:《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主義用語の形成》，《19世紀中国語の諸相》，雄松堂2007年版；李博（Wolfgang Lippert）:《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徐天娜:《近代中国的“资本家”——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等。以传统与现代社会对比的研究，如孔飞力（Philip A.Kuhn），“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ames Watsoned.，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N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pp.16—28.瞿同祖:《中国的阶层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刘纫尼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67—291页。以中共党史文本中词汇梳理为主的研究如王友明:《中共党史上“阶级”概念的演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05页；栗荣、郭若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等。强调贫富差距等思想影响的研究如赵利栋:《“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第60—96页；黄冬娅:《对“阶级”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王贵仁:《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论析》，《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等。看重国民革命在其中作用的研究如尹钛:《阶级话语的建构与实践:以1920年代中国国民革命为中心的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等。本文以梁启超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趋新知识人所理解的“阶级”，来考察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结合与流行。
6Peter Calvert，TheConcept of Class: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London:Hutchinson，1982，p.54.
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6页。另参见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页；洪波:《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页。
8蒋凌楠:《“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在中国的概念演变》，《苏区研究》2017年第3期。
9任公:《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清议报》1899年第26期，第4页。
10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第六节，《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第6号，第2页。
11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1930年8月。
12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绪论”，赵必振译，广智书局1902年版，收于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1—90页。
13幸徳伝次郎:《社会主義と団体》，《六合雜誌》明治三五（1902）·三·一五号。
14《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10日。
1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16法国革命前社会不平等现象，始终是国人关注要点之一。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逐渐丰富，且随着政治文化而嬗变。学界研究集中在清末民初时段，尤其关注政界对法国革命史的介绍如何激发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氛围。张芝联论述了清末民初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对法国革命的看法转变；端木正的文章则着重讨论1930年代以后法国革命史在中国的翻译与撰述情况；俞旦初在前人基础上，补充完善了20世纪初的相关文献；近年研究仍是综合总论清末民初的文本而成。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第15—46页；俞旦初:《20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粟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等。
17金兆梓编，戴克敦、张相校《新中学教科书初级世界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82页。
18饮冰:《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期，1906年11月。
19任公:《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清议报》1899年第26期，第3—4页。
20关于中国传统的阶级观念史，参见文崇一:《官民阶级与阶级意识:中国的阶级模式》，《“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1年第72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研究，参见Philip
A.Kuhn，“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ames Watson ed.，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pp.16—28.瞿同祖:《中国的阶层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第267—291页。
21任公:《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清议报》1899年第26期，第4—5页
22梁启超:《中国与土耳其之异》，《大中华》1915年第1卷第3期，第4—5页。
23康有为:《大同书》第二，收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37页。
24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68页。
25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1920年第3卷第2期，第5页。
26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庸言》1913年第1卷第12期，第5页。
27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等近代思想史专著中有所论述。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从社会学学科史的角度，梳理了20年代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劳工问题研究。
28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1920年第3卷第2期。
29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
30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
31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
32一得:《有枪阶级之成绩》，《国闻周报》第1卷第14期，1924年。
33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12月。
34哈雷:《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共进》第60期，1924年4月25日。
35黄石:《无家阶级》，《妇女杂志》第10卷第8期，1924年。
36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 15 日。
37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 15 日。
38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
39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晨报副刊》第96号，1925年5月1日。
40Frank E.Manuel，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 Sim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249—250.圣西门:《实业家问答》，《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1—56页。
41圣西门:《实业家问答》，《圣西门选集》第2卷，第51—84页。
42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页。
43孙亮:《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基于政治哲学解读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4页。
44《国内要闻:章太炎在湘之两演讲》，《申报》1925年10月11日，第9版。
45张朋园也承认，梁启超欧游归来，虽然矛盾彷徨，但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75—176页。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更为研究者所注意，最新研究参见高波:《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54—302页。
46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1920年第3卷第4号。
47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1921年第3卷第6号。
48孙亮:《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基于政治哲学解读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8—105页。
49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12月。
50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
51超麟:《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4卷第79期，1925 年5月9日。
52王奇生:《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
53无论马克思还是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能有效界定这一概念，参见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0页。中共党史上“阶级”概念常与实践交织变动，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6—95页。
54张东荪:《答陈秋霖君》，《时事新报》1919年12月8日，第2张，第1版。
55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第14页。
文章来源：《史林》2020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