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学问的“通”与“深”

历史往往被称为是“人的科学”,历史事件、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演进,都离不开人。所以,“人物传”一直是史学的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说,一系列政治家的传记,就是一部政治史;一系列军事家的传记,就是一部军事史;一系列企业家的传记,就是一部经济史;一系列学者的传记,自然就是一部学术史。汪荣祖先生的《学人丛说》(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透视、分析了从清初到当代的十四位学人的思想,某种程度也可说是一部“通古今”的“学术史”。

把研究对象作分科、分段研究是现代学术、学科建制培养、“造就”的基本学术方法,因此研究才能深入细致。但这种“分”在使研究深、细的同时,又容易造成研究的“隔”,即研究某一段历史的学者对前、后时段相关事件、人物相当隔膜。这种“片断化”自然妨碍对历史人物、事件和思想的深刻理解,因此在“分”已成牢不可破的学科建制面前,“打通前后”又成重要课题。然而“打通”的功夫殊为不易,倘无深厚学力而强为之,不仅不可能“通”,反会使研究对象更加变形、扭曲而更“隔”。汪先生是近代史专家,《学人丛说》自然以“近代”为主,却不因“古代”、“近代”、“当代”的划分而断,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章学诚始,以当代的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终。由于汪氏学殖深厚,他的“打通”使人对学术的发展、学者学术思想和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这样的“学术史”当然也更加深刻。

钱牧斋本是明末文豪,以礼部尚书率众降清为人所不耻,因此,其文其学也易为人所不屑。例如《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名作,其实陈原计划笺证钱、柳之诗,但还是认为钱胆识、气节远不如柳,遂改撰颂柳的《柳如是别传》。对钱的史学成就与思想,汪氏则作客观研究与评论,认为“牧斋史学虽不如其诗文之为世所重,然在中国传统史学里仍应有其一席之地”。钱的史学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严格可校定文字,谨慎阐释,洞察事迹的来龙去脉,为后来的朴学奠定了基础”。汪先生认为,钱牧斋别具一格以诗证史,并主张写史先写长编,汇聚排比史料,考其真伪,偶作按语,由于汪对当代学者陈寅恪也深有研究,所以他的分析表明:“陈氏颇好牧斋诗文”,“并善于以诗证史,有牧斋影子”;“寅恪史笔变排比史料,虽更能穿针引线,经由‘寅恪案’指出史事的来龙去脉,见微知著,但基本方法与牧斋仿佛近似。”

当然,作为“前近代”史家,钱的史学思想不出经史传统,难脱“儒家史学”价值观。这本是传统史家的通例,不足为奇,但汪氏则由此深探了钱的内心世界:“因而牧斋论史,辨忠奸、讲仁义,无疑就是他的基本史观,而因其生平的不幸遭遇以及降清后的愧疚,更加想借史事来表达忠义,儒家价值观似乎益发强了。”

章实斋《文史通义》开卷就是“六经皆史也”,后人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汪先生的长文“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却论证章的观点并非“创辟”,而且,他在乾嘉时代遭冷遇到现代声名大噪,“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汪先生以详实的材料论证章的思想、观点并未达到近世所称赞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程度。“他的‘惊世’之处,不过是视儒家尊为经典的六经,为先王之政典,而非儒门一家之道,孔子只是转述周公已备的大道而已。但是不论孔子之道,还是周公之道,在实斋心目中依旧是具有永恒价值之道。”

但启发汪写此长文的,则是钱锺书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谈艺录》。钱“例举众说,证明《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无论字面或内涵,前人已先言之”,对后世所推崇的章氏史学颇有怀疑。而且,钱还进一步认为“六经皆史”只是强调经原是政典,并无反对“经”之意义。在钱著提点下,汪氏才于此用力甚勤。如果不是对钱锺书深有研究,汪氏可能不会注意、重视、信赖、理解他对章实斋学问的评骘。

长文“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显示了他对钱氏学问、思想的深度研究、理解。此文只是他计划撰写的有关钱锺书史学思想的五篇论文之一,其余四篇为:“史释之循环”、“文史之分合”、“史蕴诗心说”、“六经皆史说”。他写此“五论”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列,但实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折通人,其学也绝不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邻壁之光”。虽然现在仅此“一论”,但其目的却已达到。

可能是对钱牧斋的研究使他的陈寅恪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陈寅恪的研究使他的钱牧斋理解更加深刻;可能是对章实斋的研究使他对钱锺书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钱锺书的研究使他对章实斋的理解更加深刻。不论哪种可能,只有“通古今”才能使人的研究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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