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论清季学术转变时曾说：学术变是因时势变。本世纪初，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一文，就可以看作在当时世风大变的语境下中国学人有意识地改造中国史学之宣言。到二十世纪快结束时，台湾一批“少壮派”学术精英也是有感於本世纪末世界秩序的变化和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并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深入社会有可能引起人类知识“革命性的改变”，遂於1990年春发起自办了一份民间的纯学术刊物《新史学》（季刊）。正如该刊〈发刊词〉所说：“在一个眼光、观念更新的时代里，人类对於过往的历史亦将重新反省、重新认识。”二十一世纪的史学家将“更自主、更客观地了解历史的本质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一句话：“时代环境的转变将是刺激新史学诞生的最佳契机。”
说《新史学》是“民间”刊物，是指它有一批缴纳年费的固定常务社员（早期以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和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为主，后各大学教师参与渐多，约占半数），他们用自己的钱办刊，作风俭朴，有一股卷起袖子干事情的精神。在未实行电脑化以前的那几卷，包括院士、研究员（教授）在内的社员都亲自到印刷厂作校对工作。一般到台湾访问的大陆学人，每慨叹其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研究条件的优越；但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中靠学人的私力创办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事业，恐怕较非商业化社会的困难还更多。这些学人的俭朴清新风气，实可供正面临“商业化”冲击的大陆学人参考。
《新史学》的自我定位是“以前瞻、开放、尝试（的）态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刊物”；即眼光要前瞻，心胸要开放，而态度则是尝试的。与过去标榜“新史学”的中外学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该刊明确其并“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而是“要尝试各种方法（不论已用未用），拓展各种眼界（不论已识未识）”。具体言之，对二十世纪中外史学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怎样处理多少有所冲突的“个人与竤体”、“方法与资料”及“分析与描述”这些从研究对象、研究进程到表达方式的种种面相，该刊都希望各方面的史学同道共同参与，在切磋与探索中“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以“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史学”。
就台湾的史学研究语境而言，《新史学》与《食货》杂志有间接的承继关系。早年创刊於大陆的《食货》曾长期是台湾学术界主要的史学刊物（因《史语所集刊》和《近史所集刊》及各大学史学刊物基本不对外），1989年《食货》因故停刊，台湾史学界只剩《大陆杂志》一枝独秀，同人多有“刊物危机”之虑，而《新史学》出。但该刊与《食货》的取向又有所不同，《食货》最初自名为“中国社会史专攻”，后正式定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侧重於社会经济史，与今日大陆的“社会科学”概念稍不同）。《新史学》则立意“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
该刊创办之初，台湾学界曾有误解，以为是要“打倒”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旧史学”。其实就广义言之，以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取向为基准的“史语所史学”，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支。《新史学》所要“新”的，是要“能揭发真理、启示人类、导引文明”，而不在观念与方法这些“形式”上做文章。正如《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位评介者吕端先生所说∶“唯有不断探索新领域，寻找新课题，采撷新方法，参考新理论，解释新资料，那么建立起来的历史新构架和描绘出来的历史新面貌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新史学》与大陆多数学术刊物有一大不同，即对研究文章的字数限制定为不超过三万字（实际也偶有超过者）。这一点也与西方一般的文科学术刊物相近，但与大陆刊物多数将论文字数限制在万字以下则相去甚远。近年，大陆史学刊物和可发史学论文的学刊中的文章字数呈越来越少的倾向：一般不超过八千字，更有相当数量的刊物要求不超过六千字，能发万字文已属较有“气魄”者。除少数“民间”刊物外，通常只有中国社科院所属刊物能刊登万字以上文章，一般也不超过一万五千字（《近代史研究》是个特殊的例外，《历史研究》对字数的限制也在逐渐放宽）。这样的限制其实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50年代的刊物就并不如此），据说那是因为刊物的篇幅已基本固定，而需要晋升职称的人又太多，其中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人情味。
但这样的办刊方针对学术质量多少有所损害。一般地说，除突破性的新发现外，万字文实难详细清楚地论证一个中等大小（即适合於学术“论文”）的题目；若稍大的题目几乎是刚开场就结束，所论无法不空（数千字的文章就更不必言了）。然而，突破性的新发现是可遇而难求的，结果实际可做并能言之有据的文章就只剩小考证了。惟考证又非近年大陆学者所欲为，且做惯此类小文章必然限制学者的眼界。说句不敬的话，今日大陆史学文章常有不空就细小的特点，恐怕与多数史学刊物的字数限制不无关联。胡适当年最希望国人能有“大国国民风度”，拙见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呈现出大国学术风度，有地位或希望有地位的史学刊物不可不在此方面放手改革。
与大陆的学术刊物基本以论文为主的风格甚为不同的是，《新史学》每期基本分论著、研究讨论和书评三部分，与西方学刊每期论文少而书评多的特点相对接近，但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固定的“研究讨论”栏目，是一般西方和大陆史学刊物所无的（西方学刊也不时发表所谓“研究札记”research notes，但少见作为固定栏目者）。该栏文章一般在万字左右，既包括对某一特定题目的研究现状和今后趋势的评述与预测（早期曾专设“学术动态”一栏，后似与此合如），也有对中西特定史学方法、取向及学派的检讨，还有对某一领域的新研究设想，或者某种新研究方式的提出，甚而对整个史学的反思，有时也有对具体题目的初步探讨（此类较接近大陆史学刊物不时刊载的“读史札记”，但其更注意对整体研究的启示）。总之，一切读史所得已成一定规模而又非专题论文、且欲引起同人注意、思先得同道之批评商榷者，均可在此栏刊布。
据说该刊在创刊之初，原拟仿效西方刊物给书评以甚大篇幅，后因稿源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实际约占全刊五分之一篇幅（这样的篇幅仍远远超过大陆史学刊物中书评的分量）。该刊特别希望在书评的品质上进行改革，主张务实而戒吹捧、戒空话，希望藉此推动或引导学术的发展，并“建立客观理性的学术评论风气”，然似尚未完全做到。从所刊的书评看，对所评书籍内容的介绍比较详细，比较注重学术规范，评论部分基本限於学术范围，空话不多；与大陆学术刊物的书评相比，更能指出书籍不足的一面，相对较少吹捧的成分（大陆一些主要史学刊物近一两年的书评在此方面也有明显改进）。有些评介西方史学名著、新著的书评，对与西方史学界的接触尚未常规化的大陆学人较有参考价值。
但该刊的书评质量尚不稳定，在评论（特别是评论大陆著作）时偶尔也过於“客气”。如有篇评论在说了某书不少研究方面的发展创造之后，又婉转指出该书其实更多是一本通俗性的作品，实不知前面所言的优点从何而自（坦率地说，个人以为“通俗作品”的评论似乎并不包括在《新史学》这类刊物的范围之中）。今后倘能在“评”的部分做到评者与原作者进行学术上的真正对话，或能更上层楼。
若对《新史学》1-7卷所发表的文章做一大致的分类，最明显的趋势是论文部分中国古代史所占比例甚大，竟达76%，而中国近现代史则嫌太少，仅占18%，两者间的比值大於4∶1。研究讨论部分因栏目的特定立意，有关史学方法和取向等的史学通论文章已接近古代史的数量，但近现代史仍仅占五分之一。书评部分大致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所评书籍中，中国古代史书籍约近70%，而体现西方史学新走向的著作与史学方法著作约可占到接近20%，其余不过稍多於10%。这大体上反映了两岸史学界的一个共相，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人员比近现代史的多（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体研究水准因积累厚的缘故也相对高於近现代史（这一点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或未必同意）。
同时，该刊之所以形成这一趋势，大约与编辑人员自身的专业及来稿也都有关连（为了能够不断创新和进步，并防止沦为特定人物或学派之“专刊”，该刊大致每年由数位常务社员轮值担任执行编辑，且坚持每年全面更新编辑竤，甚少重复）。这体现了该刊以自然发展为主的随意性，却似乎不应是一个综合性史学刊物应有的现象。因为随意性有时也会产生不那么“随意”的后果，即《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沦为”特定“学术社竤”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专刊”。若真要贯彻该刊眼光前瞻的立意，著眼於二十一世纪，则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数量显然要远远超过五分之一才符合一个综合史学刊物的尺度。
当然，今日办任何民间学术刊物，都不大可能完全依照办刊者的初衷来进行，而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界的大趋势所左右。除了纵的古代与近代不能平衡外，从各子学科的横向分布看，该刊已经刊发的文章基本属於以文化关怀为主的社会史，有关政治、外交、军事史等方面的文章甚少，偶有论及也多是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该刊则自命为“新社会史”）。结果，立意不特别标榜某种倾向的《新史学》，很快就给人以有特定“倾向”的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刊的投稿者多受到二战后西方史学走向的影响，学人本身先有一定的“倾向性”，终“迫使”刊物自然而逐步地形成了特定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中，明显的文化史（其本身也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界定）研究也不多，这或者因为文化概念已被广泛地融入其他专门史研究中。同样，政治史的论文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进各种新兴专门史（如妇女史、性别史、疾病史等）及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在内的相对传统的非政治专门史之中。故从根本上言，这些被文化和权力意识浸染了的子学科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也还可以思考。
今后一个可能的趋向，也许是各专门史逐渐厌倦过份的“权力化”而将此类意识逐出其门墙，而因各专门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足以改变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产生一股修正政治史的愿望和努力，最终导致一种政治史的“复兴”或新政治史的出现。同样，文化史也可能要等到其从各专门史中游离出来之时，才有希望获得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新认同。
另一方面，军事史、外交史论文的几乎不存在虽然与西方前些年的大趋势相关，但有可能更多是受内在因素的影响。不论大陆、台湾，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一直较强，从本世纪初以来军事史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弱项，而且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史学论域的核心。两岸研究军事史者主要都在军界本身，他们与一般史学界的交往仍待加强，甚至其在研究中使用的“话语”和一般史学界都有一定的差别。同样，外交史也是我们的传统弱项，甚至外交本身，也是随著近代西潮入侵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新事物，故中国史学在外交史方面的积累本不厚。近十年来西方的军事史、外交史都因渗入强烈的文化与社会色彩而渐有复兴的趋势（军事史尤甚），将来或会逐渐影响我们的研究。但学术发展受学科积累的影响虽无形而深远，因资料、学者兴趣、专门知识等多方面的限制，两岸的军事史和外交史恐怕还会持续“冷淡”相当长的时段。
对大陆读者来说，与国际史学研究真正“接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个长处。该刊所发文章关怀的问题和切入点多与西方史学研究相通，故可与以西方为主流的“国际”学术研究进行某种“对话”。同时，该刊不仅注意评介西方史学名著，且差不多每一卷都有一篇外国学者撰写讨论欧美及日本史学研究（主要是其中国研究）的文章∶第1卷沟口雄三、第2卷孔复礼（Philip A. Kuhn）和罗溥洛（Paul Ropp）、第3卷夏伯嘉（华裔，治欧洲史）、第5卷沙培德（Peter Zarrow）、第6卷包彼得（Peter K. Bol）。这些外国学者论外国研究的文章，比中国学者的评述可能更容易“会意”，自有其长处。其中沟口雄三的〈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反思，的确称得上言简意赅。
《新史学》的一个特色是尝试以“专号”的方式刊发同一专题的文稿，有意识地在学术领域方面开新。近年西方学刊使用专号的方式较前为多，一般选题多是比较“趋时”且易为人所注目者。而该刊的专号则出现更频繁，差不多每卷都有一期是专号。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的专号虽然多，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比较审慎，有原则而不勉强凑数。据说也有规划设计好专号，但因收到的论文不足而取消专号名目者。如6卷4期的宗教史文章较集中，就是最初拟设一个“宗教史专号”，后来终因分量不足，又取消了专号名目。
除3卷2期的“史学专号”的新旧象征相对不明显外，各专号大多属於新领域的开拓。如2卷4期的“中国妇女史专号”、3卷4期的“生活礼俗史专号”、5卷4期的“宗教与社会专号”、6卷1期的“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7卷4期的“女／性史专号”，都是近年西方流行的热门新课题。故该刊不仅新在专号甚多，且多数专号都有明显的“趋时”意味，可谓得“圣之时者”的儒家精神正宗。各专号中的文章未必每篇都高明，有时更有研究讨论和书评两部分超过论文部分者，这也提示著某些专号的领域在汉语作者圈内尚属新生事物。当然，细读各专号中的文章，可以肯定其中多数并非完全照搬近年（或前些年）西方流行的方法，而是较能注意将中国重史实考订的传统与西方重框架分析的新潮相结合；但其关怀则基本受西方史学影响，应无疑问。
这些开新的专号的确都是我们过去研究的薄弱方面，现在提倡应该说正当其时。不过，该刊主张拓展“不论已识未识”的各种眼界这一宗旨，在专号的设置方面似乎未能充分贯彻。中国传统史学和二十年以前的西方史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否有足以构成某一专号的资格，当然需要论证，但可以肯定，许多以前所关注的面相和问题至今研究得仍很不够（虽然有时不免给人以功德圆满的假象）。也许仅仅为了贯彻“开放”的办刊宗旨，《新史学》的编辑同人是否也可考虑编出一期哪怕不那么“趋时”的专号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亦我所希望）∶在对各新兴领域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学者对一些因暂时被“遗忘”而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会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可能导致一些过去积累丰厚的研究领域的“复兴”。学术研究在特定时段里通常都有所偏重，惟在长时段里总以相对均衡的多元发展为最理想。同时，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也许是无形的，但却是深远的；在厚积基础上的出新，恐怕反更容易做到桐城文派所说的“变而后大”，或者也接近西人所谓“文艺复兴”的本意。不知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开放而前瞻的思路，但很希望看到这样层次上的专号。
《新史学》不仅以专号的形式探索新领域，其大量的文章本身也更具体地呈现了研究课题的新縪，许多文章在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和诠释层面都能凸显新意。本来对历史上的人与事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面相，更重要的相信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熟视的面相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认知。
该刊有的文章跨越数种专门史，更有跨出史学范围者，正体现了史学研究跨越子学科的新走向。这一趋势在海峡两岸都有体现，如大陆近年的思想史研究者即多出自中文系，台湾也有类似现象。在新竹的清华大学，思想史的研究者似乎就更多集中在中文系（应该说明，该校历史研究所也有一个由陈启云教授主持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笔者某次承该校文学院邀请做有关胡适思想的演讲，便有同人理直气壮地问我∶“你是做思想史的，怎么会在历史系？”这一有点喧宾夺主意味的疑问，最能反映今日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但也暗示了史学今后可能出现的认同危机。
的确，史学的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史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外史学的两大特征，在世纪末时仍在日益增强之中（参见黄进兴的研究）。在此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族认同了。二十一世纪的人也许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总体史学”？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则甚么是史学？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而又甚么都不是的治史倾向，并形成一种认同模糊而包容广泛的“一般史学”？这些问题或者只有历史本身能够回答，但也值得我们这些身处世纪替换之际的学人思索。
《新史学》创办不过八年，台湾史学界的转变已甚明显。该刊特别提倡的“妇女／性别史”这一滴水珠的今昔差异，即清晰地折射出新旧变迁之一斑。从论文部分看，前六卷中有四篇妇女史论文，均与古代的婚姻相关，分别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妾〉、〈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吕氏家族为例〉及〈北宋妇女的再嫁与改嫁〉。虽然各文的立意已与传统妇女史颇有区别，即不仅论列史实，且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史方面的关怀，但选题的一致仍提示著前后的脉承。而7卷4期的“女／性史专号”就呈现出选题取向上一种根本的转折：该期所收四篇论文，竟无一涉及婚姻，而分别为〈“妇人媚道”考——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汉代妇女的名字〉、〈六朝时期民间社会所祀“女性人鬼”初探〉和〈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这些题目中虽然仍有“考”或“初探”一类过去史学论著常见的用语，但各文所关注的主题则基本焕然一新，与“旧”史学几乎一刀两断，已走在大不相同的路径之上。
可以想见，因这一题材和眼光的转移，大量过去不被注视的史料已经呼之欲出。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确实体现了该刊“开放、前瞻与尝试”的宗旨。还有一点值得一说：这些论文的选题可见明显的西方影响，但与现今一些在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妇女／性别研究倾向性太强不同（且不说西方，陈东原几十年前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就颇有偏见），这几篇文章大体均能守住“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学戒律，这在今日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了。
当然，假作真时真亦假。新旧的转换有时即呈现出诡论的意味，早年的老新派即未必能接受近日崛起的新新派，而新新派中有时也真有一些比老新派更旧的成分（参见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在《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上有关何伟亚James Hevia新著的争辩）。近年新兴的西方后现代研究中，就不时可见“复旧”的因素，回向原典重新解读即是一个表现。在今日急功近利的大势席卷之下，读书不仔细已成史学界近年一个突出的弊端（大陆尤甚），以前作为治史基本要求的“回向原典”，如今反有转成新风尚的意味。仔细阅读原典常会发现，有些过去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其实可能不过是沙筑的城堡，貌似辉煌而根基并不稳固。
西方的“女／性史”无疑是最“新”的潮流，然祝平一在7卷4期评介雷奎尔（Thomas Laqeur）的性史新著《性的建构》（Making Sex），即通过仔细研读原典而发现：以生理上的性（sexes）来截然划分男女两性的性别（genders），并以此为基础从文化上和社会分工上来认识、解释及处置男女的异同，在西方不过是近二百年来才开始，而其完全确立则是本世纪初的事，尚不足百年。从希腊时代开始直到十九世纪，西方人长期认为男女在生理意义的性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即雷奎尔所谓的“一性模式”（one-sex model）；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解剖学对人体的直接观察不仅未修正这一看法，而是强化了既存观念。直到十九世纪，随著解剖病理学的发展，女性生殖器官才逐渐获得今日视为常识的独立认同，而男女天生便是两性的“两性模式”（two-sex model）才慢慢得以确立。
这里的一个重要提示在於，科学并不一定（马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文艺复兴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解剖学者看见的是同样的（不必是同一的）女性生殖器官，但前者却以先入之见来解释其所观察到的事物，而既存的“不科学的”观念复因实际的“科学证据”而得到加强。祝先生注意到，明末耶稣会士和晚清许多新教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近代”生理学观念，正包括这“一性模式”。这就提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比如，在华教会学校（特别是医学院校）的教学中，是否也存在“一性模式”向“两性模式”转化这样一个过程呢？如果存在的话，前者是何时及怎样为后者所取代？如果不存在，为甚么？
近年大陆许多学者爱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外发”特点，其下意识中显然把“西方”作为一个已经“早期现代化”的定量来看待。实则近代西方本身也是一个处在不断“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量。特别是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主、商人为辅），大部分是西人中并不怎么“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他们中有的是在到中国后才开始“现代化”，有的更是从中国文化里汲取更“现代化”的成分。这些人带来的观念，有些或反不如中国常规观念那么“现代化”。在华的西人普遍（当然程度很不相同）持有的西方中世纪的“尚武”观念即是一例，“一性模式”亦然。这样看来，我们研究近代外在影响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恐怕不得不同时注意考察近代西方进行中的现代化这一变量。对中西双方的此类系列考察，恐怕不仅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而且亦可以增进对近代西方的理解。
一篇书评已能有如许启示，《新史学》的论文和研究讨论可给我们以启发之处更多。该刊至今已出满九卷，对这个在国际上学术地位日益升高（已为不少国际权威文摘索引收录）的重要史学刊物，大陆和香港学界似尚缺乏全面的了解及学理上的因应（仅《中国史研究动态》几年前有两篇简约的介绍文章）。全面的学理考察非一篇小文所能为，本文仅对该刊物1-7卷的办刊取向和栏目形式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相对偏重大陆学者的兴趣所在），希望能稍增进我们对该刊物的认知。据说该刊在大陆的赠阅单位有四十个（包括各主要的综合大学历史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到图书馆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