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彰健先生已于2009年12月28日去世了，我是最近才由我的学生告知的。天天躲在郊外的房间里面，做一点点自己才感兴趣的事情，外面的春秋，真是知道得太少了。
黄彰健，生于1919年2月，湖南浏阳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有着许多学术贡献。以上我试图用最简短的文字，来介绍这位大陆读者可能还不太熟悉的学者，但觉得其中不可省略的要素是籍贯。他有着湖南人天生倔强的性格。人活到了91岁，可谓长寿，且有相当的学术成就，惠泽后学，算是对得起自己的人生。
我一直认为，黄先生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我开始注意他，是进入戊戌变法研究领域之后。他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有两项了不起的贡献：其一，他发现康有为在宣统三年（1911）发表的《戊戌奏稿》中作伪，全是康后来之作。而他最重要的证据，竟然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所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这部大陆出版的史料集，大陆学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认真利用，反被他占了先。他由此断定，康有为另有其“真奏议”，并自编一册《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到了1981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为他这一预言作了近乎完美的证明：该《汇录》所抄录的康有为18篇奏议，与《戊戌奏稿》无一相同。这真是史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我经常在课堂上讲述这一从“假设”到“证明”的故事。其二，他认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却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后来我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档案中查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8日）晚上约八九点慈禧太后下旨第二天从颐和园返回城内的记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因为此时谭嗣同还在袁世凯住所，一直到半夜才离开。慈禧太后决定回宫在前，袁若真告密，也只能在其后。
黄先生的这些论文，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后结集为《戊戌变法史研究》，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于1970年出版。由于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高峰期，黄先生的这部大作，大陆图书馆少有收藏，收藏者也因属“港台书”，仅供“内部参考”，不让外借，使用极不方便。大陆一些研究者因不了解该著作而选择了相同的研究题目，结论也大体相同，成了重复劳动。1999年，我请人复印1册，成为我手头的常用书。2000年，我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所住学术活动中心的书店有存书，赶紧再买1册。记得那次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看书，谢国兴先生指着匆匆而过的一人，告诉我是黄彰健院士，我正在看清朝末年的北京地图，抬头看了一眼，没有敢去打扰。2002年，我发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文，专门写了一段话：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2005年1月我出版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收录了该文，寄呈黄先生一册，敬请批评。
2005年10月，我参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访问，以查阅相关的史料。黄彰健先生听说我要来，与当时的所长王汎森先生相约，一起见面吃个饭。王先生事先向我介绍了黄先生的性情，特别指出了湖南人、高血压两点。那一天的午饭根据黄先生的要求，在学术中心的西餐厅，他告诉我说自助餐有较多的蔬菜。
这是我与黄先生惟一一次会面，主要是黄先生说，我听。他大体讲了两条意见。其一，他强调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康有为、梁启超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而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有了机会，便改以君权行变法。黄先生的大作对此已进行了全面的论证，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黄先生很可能认为我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声音便陡然雄壮起来。其二，他认为湖南举人曾廉弹劾康、梁反叛清朝的条陈已经递送慈禧太后。他指出，我在论文中引用的七月二十七日《早事档》中的记载“都察院封奏一件，奉旨：‘留’”，便是光绪帝对曾廉条陈“留中”的谕旨。我见他对《早事档》的用语理解有误，便简单介绍：《早事档》是记录参加早朝的各机构提出的奏折及交到内奏事处在早朝时提交的奏折，“留”是指早朝后“留下”由光绪帝及军机处再处理，不是“留中”之意；“都察院封奏”指该日都察院代奏10人共计14件条陈、附图等件的奏折。他随即又指出，孔祥吉根据《随手登记档》称曾廉的条陈进呈了慈禧太后。我则告之这几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都是全的，我是一天天对照比较看的，不会遗留，孔祥吉称进呈，我不记得了，没有看到。但《随手登记档》中绝没有曾廉条陈进呈慈禧太后的记录。于是两人便争执起来，双方都有点面赤。王先生连忙转圜，并提醒千万注意血压。我知道，黄先生两点意见完全是针对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既没有提到他发现康、梁原本是革命党的贡献，又就曾廉条陈是否进呈慈禧太后一事，对他提出了批评。
我此时才想起王汎森先生提醒我湖南人、血压高之真意，细密周到。他大约事先知道黄先生对拙著的意见，怕我们真会吵起来。我还记得在餐桌上，黄先生指出：如果他年青时有机会来北京查档，“你们这点事情我老黄一个人全做了”（大意）。王先生听了此话，有点紧张，认为我会反感。实际上我心里对此是赞同的：如果黄先生当时真能来北京查档，如果当时政治气候允许做学术，按黄先生的才华，这点事情他还真能全做了，不必有后人来接手；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候允许大家做研究，也许黄先生的这点工作，大陆学者都做了，也不必劳黄先生大驾了。我心里这么想，嘴上仅说了前半，后半部分没有说出来。类似黄先生的话，孔祥吉先生后来也对我说过。此时我看着黄先生，心想过去称“老黄忠”真是落伍，那才七十多岁，面前这位“老黄”已经八十多岁了。2006年10月，我又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考虑到上次见面的争执，我只拜访了王先生，未敢去打扰黄先生。
就在那次会面中，我提出《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大陆收藏太少，我带回两本以分送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请他签名，他照办了。我还提议将其大作出一大陆版，以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并请他写一授权书给我，以便联络出版。等我回到北京后，授权书久久未到，只能再写信催促。他后来寄来授权书，并同时寄来另外的4篇论文，要求一并出版。
黄先生的这部大作，最合适的大陆出版社当然是中华书局，但当时中华书局的兴趣似不在此，我也没有去联络；而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好出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和研究著作，我觉得更为合适。我不认识完颜绍元先生，便请《历史研究》的马忠文先生代为介绍。完颜先生听到消息，立即答应，当我提出没有出版补贴时，完颜先生在电话的那头笑了。大约在一年后，黄先生的大作已是看校样了，完颜先生告马先生，称我的序言一直未到，我不记得曾答应写序，从辈分和对戊戌变法的基本看法有着许多差异。于是我告马先生，如果光说好话我不愿意，如果提出批评我也太不合适。2007年3月，《戊戌变法史研究》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厚厚两大册，总计75万字。我听到学界对该书的好评时，心里很高兴。此后不久，黄先生又寄来他的大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
2009年5月，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出版，我立即给他寄去一册，再次请他批评。大约在9月，我收到了他的回信，整整4页，笔划清晰有力，一点都不像是90岁老人写的。在信中，黄先生对拙著提出了五点意见。我看完这封信，不禁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天生倔强的老人，而且是一个倔强的湖南老人，可敬而且有点可爱！2005年在台北“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西餐厅的那场争论，至此还没有结束。当时他提出的两点，分别是该信中的第一点和第五点；此外，他又增加了三点：分别是政变后朱批朱谕、康有为的上书、阔普通武奏折的作者问题。
然而，对于该信如何回复，我却有点犯难。我当然不同意他的五点意见，私心以为黄先生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但直接对抗仍有犯“高血压”之虞。于是，我想，似可以稍晚一点回信，言词似可委婉些，并将他的来信及我的回信放在学术刊物上一并发表，以让后来的学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我当时算了一下，如果简单回复加上史料，约有万字，需要一点时间。恰当时手头上事务太多，一时抽不出空，便搁置下来。一拖，便是几个月过去了，手头缓慢及作风拖拉，造成了遗憾。
我一听到黄先生辞世的消息，立即想起了这封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生前最后一封信，但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关于学术争论的信，不能因此而湮没了。我与他的学术争论本应早早进行，现在对手已经离场，所言只能望着天空，再多的雄辩也都没有必要去说了，由此生出了许多怅然。许多原本以为忘记的旧事自然潜入于脑间，悼念逝人之意悄然弥漫于心间。对于一名学者之哀，当致以学术的悼词。于是我便写下了这篇文字，并附上他的这封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在必要处加上一些注释。
以上我对黄先生的学术认识，仅是关于戊戌变法的；关于他其他方面的学术贡献，当另由专家来评价。
我个人还以为，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
2010年2月21日于东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