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与难题都直接导源于十九世纪，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的最后几年。因此，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展时，不能不从甲午战争讲起，不能不追论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以期明了二十世纪中国之所从来，并弄清二十世纪中国问题之所在。
世纪末恐慌
在十九世纪还剩下最后几年的时候，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莫名其状的恐慌感，他们不是觉得世界末日将要来临，而是在追怀十九世纪的中国发展时，深感屈辱、痛心与后悔。
确实，十八世纪的中国，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这一个世纪毕竟是清王朝二百余年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康、雍、乾的个人作为以及种种外在条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与十八世纪相始终的康、雍、乾三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绩，中华帝国虽不能说真正达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帝国的标准，但十八世纪的中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强大而不容忽视的力量。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驾崩养心殿。伴随着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十八世纪的结束，而且预示着十九世纪的中国不可能继续繁荣昌盛而可能日趋衰落。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题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样辉煌强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此时士气低落，防务松弛，经济衰退，破绽百出。[1]
继乾隆帝之位的嘉庆皇帝，他虽然生性柔弱与顺从，但继位之后确曾试图改变清王朝的衰败趋势，无奈积习已深，阻力重重，终嘉庆一朝，不仅衰败趋势并未阻止，而且内政外交都面临更加棘手的难题，陷入较乾隆末年更为严重的困境，为此后中国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到了十九世纪40年代，这些隐患终于相继爆发，清朝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双重打击之后几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接受曾国藩等开明官僚的建议，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企图以洋务运动的推广而重振王朝的雄威，恢复中华帝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90年代，应该说清政府的实力确有较大的发展，它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就连法国的一些评论家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当时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它的强国地位。[2]
中国综合国力的恢复与强大是客观事实，然而这种强大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随心所欲，打遍天下无敌手。事实上，在中国的国力得到恢复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也在成长着一种目空一切的虚骄气和中华帝国惯有的奢侈与浪费。于是，经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它（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而且发觉他并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3]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这一结果不仅出乎清王朝统治者的预料，而且与中日双方国力的对比也不相合。正如许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决策错误，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中国由此而蒙受空前的奇耻大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或偶然因素，并不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然而，割地、赔款毕竟是不容抵赖的事实，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鸿章应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问题在于，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的感情或许容易理解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类似的结果也多次在中国与西方诸强的交涉中发生，但它都没有发生如同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荡。这一次则不然，堂堂的中华帝国竟然惨败在被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之手，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的抱怨、愤怒与谴责。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4]这大体上代表了一般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与困惑。
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本可以获得最后胜利，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冷静地反省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客观地探讨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或许并不致于如后来那样复杂化。然而，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早在二千年前就已认识到“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浅显的道理，但他们在心理上却无法接受惨败于日本弹丸小国的事实。于是，他们的思维倾向不是积极面对既成事实，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卧薪尝胆，十年图报，而是舍近求远，试图寻求某种终极原因。试图建立某种根本解决的方案。
循此思维路向，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基本反应，不是探讨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与背景，不是以忍辱负重的精神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而是企求一种根本解决方案，甚至觉得战争之所以失败，不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错误，而且是他们几十年来基本国策的战略错误。于是乎，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中国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梁启超写道，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改“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除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5]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6]
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仅就感情而言未尝没有充分的理由。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的力量积蓄，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某些外国人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察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则亦修战备，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7]也就是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是中国人的世纪未恐慌症。
世纪末的恐慌是当时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和世纪末的毁灭意识。康有为写道：“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赔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8]很显然，康有为的恐惧不是已有的现实，而是一种可怕的预感，甚者如严复所自问的那样，难道是“运会”既成，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内耗与共识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世纪末的恐慌虽然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但它毕竟在最初的几年尚不足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更不足以此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仍以清政府居于主导作用，清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不仅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平安度过，而且势必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清政府内部由于派系的冲突，不仅无法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后果达成共识，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缺少一种总体把握，遂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发展的良机。
清政府的内耗不始于甲午战争之后，而是由来已久。这一点倒应归咎为中国传统的旧体制。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政府从来都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而政府内部也经常缺少一致的观念和起码的共识，表面上，他们都对皇权中心负责，从不同方面服务于皇权利益，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是皇权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采取的相互牵制策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皇权中心具有高度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具有应有的权威和足够的胆略，那么，政府内部的相互牵制无疑有助于保障皇权中心决策的正确性，反之，则不仅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推诿，谁都不愿负责的局面。
由此考察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中国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为政府决策的失误，而政府决策的失误则又导源于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所谓帝后两党的争执，所谓清流派的攻击，他们在本质上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小集团的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中方统帅部的权力，使中方主帅感到处处受到掣肘。明晰内情的美国人毕德格说：“李中堂（鸿章）惟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而已。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尽情诬誷，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思自坏其长城，其害中国较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10]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否认李鸿章等人对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应该承担极大的责任，而是说中国的失败有许多复杂的背景，应该超越派系之争进行冷静的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正如当时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背景极为复杂，李鸿章也只是勉力而为，除李之外，恐怕也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袁昶说：“韩事之不可为，不自今日始。中外所倚仗以了事者，西平（李鸿章）而外，无人能任。……平日之文衎武媐，盘乐怠傲，误国者多矣。临变则责之西平一人，西平能尽任其咎哉？”[11]也就是说，李鸿章虽然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后果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并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道理虽如此，然而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内群情激昂，不仅康、梁等知识分子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而且在清朝统治层，也“莫不交章谏阻”，将一腔愤怨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一人身上，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
如果罢免了李鸿章，清政府内部真能团结一心，刷新政治，发奋有为，那么，李鸿章个人的冤屈也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李鸿章的倒台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清政府内部的势力均衡受到了破坏，政府的效率更为下降。
接替李鸿章相当部分职权而主持朝政的是恭亲王奕？，此公虽然思想开明，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12]无奈赋闲十年，如同老朽，早已丧失当年的锐气和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可有可无的人物。因而，指望奕？这样的人刷新朝政，发奋有为，恐怕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除奕？之外，在当时清政府高层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翁同龢在后来的戊戌变法过程中落得一个美名，然而如实说来，此公不仅人格不高，好作清誉，善保自身，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界一无所知，思想保守，拒绝接受外来新事物。更为重要的是，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不是积极主动协调好帝后之间的关系，保持皇权中心的统一，而是长时期地介入帝后之间的斗争，以帝党领袖自居，结党营私，并最终导致帝后的决裂。因此，以翁同龢这样的人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政府主脑，显然也无助于政府高层共识的确立，反而更易导致清政府内部的派系冲突。
再看皇权中心的两个关键人物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后者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主，理所当然地要对国家利益负责。然而他的“上台”与新政毕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因而西太后对他存有某些不满与不放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作为皇权中心的关键人物，光绪帝的职责在于确立皇权的绝对权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皇权的至上性对各种发展方案进行裁决与选择，以便确立朝廷内部乃至国人的共识。然而我们看到，光绪皇帝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具有这样的品质，一方面，他生性柔弱，且有极强的自卑感，凡事并无一定之见，“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虽新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慈旨”。[13]另一方面，基于自卑，他又具有极强的自尊意识和自主心理，对西太后的不满与不放心无法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反而以为西太后是在处处与他为难，因而在本能上又对西太后有一种抗拒和逆反的心态。
光绪帝年轻、幼稚、不成熟，似乎也情有可原。而西太后作为清政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又有长时期的统治经历与经验，按理说应该能够理解和容忍光绪帝的这些弱点与毛病，尤其是当他们之间并无根本的政见分歧与利益冲突的时候，更应携手合作，刷新政治，建设国家。而且，西太后个人不能不清楚地知道，皇权中心的两个关键人物意气用事，其后果不只在于贻误大事，而是在统治层内部制造了大分裂，使上上下下大小官僚都在费尽心思地考虑自己的选择。“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西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关系没有别的，而只是僵持不让而已。西太后恨光绪企图掌握政权，光绪则深感自己地位的卑微与从属，迄至现在（指戊戌政变后）他仍受制于西太后。在光绪热心变法以前，这期间他们之间的争斗，似乎主要是为争政权，至于所争的是何种政权，彼此的目的并无显著的区别。而一般高级官吏，不论是倒向西太后这边，或倒向光绪那边，全凭他们猜测谁可得势，并非由于他们认为政治需要改革或者他们决心守旧。换言之，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14]就此而言，皇权中心的分裂，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既加速、加重了清政府内部本已存在的严重问题，更使清政府内部乃至国人无法在甲午战争之后建立共识，确认中国发展应该走的道路。
呼唤维新
政府高层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内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后两党的外在形象日趋明朗的时候，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便是人为地将统治阶级中的人们分成若干集团，举国共识的建立更是艰难而不可预计，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国是否还能沿着旧有的轨道继续前进，是否必须进行体制及基本国策方面的重大改革。
按照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想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务新政及几十年来的基本国策是不对的。不过，甲午战争的考验确也暴露了中国内政特别是体制方面的一些弱点和不足，中国就此进行某些适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太后对于国人的抱怨与指责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并对康有为以及一些开明官僚的维新呼唤、改革方案予以善意回应，当她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后，不仅没有指责这一方案过激与荒谬，而是“留览十日”，进行审慎的考虑之后批转“各省督抚会议奏覆”。[15]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西太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反对改革。
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渴望中国的繁荣与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她统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务新政便不可能发生与发展。事情的真相或许正象她所陈述的那样：“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富强与发展，有利于恢复中华帝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风度与地位，西太后并不是坚持排斥与反对，而是乐观其成。然而在另一方面，西太后毕竟是大清帝国的最高主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肩负着对大清帝国、万民百姓无人可比的历史重任，因此，她对改革的同情、理解与支持，从来都基于一定的原则性和某些政策底线，从来都不是无所顾忌的彻底改革派。在她看来，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引进、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只是这种改革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原则，“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16]而且，任何改革都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引起动荡可能适得其反，一事无成。
应该说，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清朝统治阶层在甲午战争之后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光绪帝与西太后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与分歧，遂使本该达成的共识束之高阁，反将中国引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在光绪帝看来，中国的改革宜重根本，如果不对国家体制、基本国策进行改革与调整，徒练兵制械，远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虽然自始至终没能指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案，但似乎在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他就比西太后走得更远，似乎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恋，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完全有待于中国能否与传统体制相决裂，故而他较西太后更容易接受康有为等人一揽子的维新方案，真诚相信康有为的方案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而西太后的稳健的、渐进的改良方案业已过时。
平心而论，光绪帝鉴于“外难日迫，国势阽危”的现状而“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的基本想法无可厚非，[17]康有为的一揽子维新方案也未尝不可作为中国未来与发展的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中国毕竟具有数千年的悠久传统，旧的政治体制虽然存在若干重大而不能容忍的内在缺陷，但不顾一切地将其全部扔掉恐怕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而且，全体中国人千百年来毕竟生存于这种旧的体制模式中，当新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强制他们抛弃旧的习惯而遵从于新的政治习惯，不仅事实上不太可能，而且势必遇到极大的阻力。也就是说，光绪帝的基本思路或许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方向，但其大破大立同时进行的策略与手段无疑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因而也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失败的结局。
我们的这种分析当然是事情之后的总结与反省，事实上在当时，人们基于亡国危机的焦灼情绪和世纪末的恐惧，不仅无法冷静地反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反而因其维新方案的不断受挫和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更加埋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觉得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彻底冲破传统的藩篱，等待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灭亡。我们看到，康有为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次又一次的上书，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与结社，开明官僚一次又一次关于改革的呼吁，在本质上都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深沉思考，都是基于中国旧有传统的阻力过分强大而产生的愤怒。换言之，如果中国没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旧体制，那么，“咸与维新”的改革事业便不难推行，彻底打破旧传统、旧体制的呼声便也没有必要出现。问题在于，历史毕竟不能以假设为前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日趋高涨的维新思潮实际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当然，从维新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一方面说，他们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他们只有彻底冲决网罗，才能使他们的呼唤由呐喊进入实践，因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制造或夸大民族危机的舆论，另一方面则一次比一次加大改革的深度和范围。仅以康有为为例，他在1895年5月2日上清帝第二书中，虽然详尽分析了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之后，元气既弱，外部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未触及政治体制等根本问题，而是论证“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似乎并未超出洋务新政已有的范围，其目的也只是“大雪国耻，耀我威稜。”[18]表现出一种复仇意识下的有限度的变革。
然而到了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开篇便说，“窃顷强邻四迫，国势危蹙，皇上忧劳社稷，亟筹自强，量势审时，必有取法耶，将笃守祖宗之旧法？则大地忽能，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也。……职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19]很显然，康有为此时与三年前思想的最大不同，还不在于对民族危机现状的分析更进一层，而是以为前此包括他个人在内所提出的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只治其表，而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大变动，有待于中国能否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彻底改革。
我们无须在此详尽分析康有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与模式，但我们已明显地感到，仅仅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原本以富国强兵、报仇雪耻为主导的维新思潮，“在康有为等的积极活动中，政治改革空气日趋浓郁”，[20]似乎政治改革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于是，一旦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便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任意驰聘。
时间将近过去一个世纪，我们无法评定维新派对政治改革的呼唤有什么错误，但我们仍愿强调的是，当经济基础尚没有足够的成长，当人们的经济关系尚没有大的变化的时候，过分超前进行政治改革，即使它可能会取得某些暂时成功，但从总体上说则势必陷入失败的困境。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可能会逞一时之快，刺激人们的胃口与幻想，但它毕竟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不仅超越了社会改革的实际承受力，而且势必将本可正常发展的中国导入一条前途渺茫的歧途。
国体与纲常
维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因而使其理想只能是十足的浪漫主义。而且，他们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凭借光绪皇帝的圣明与果敢。康有为曾经充满激情地写道：“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皇上天锡勇智，鉴考今古，深观时变，遍察万国，远念帝舜、武丁、勾践、太宗文皇帝之图迹，下鉴亡明、缅甸之复辙，伏愿几暇垂览此书（指《俄主彼得变政记》），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己者，非必全摹其迹，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治之，岂可量哉！”[21]很显然，这里除盲目的乐观和一些假设性的前提外，康有为并没有对如何才能实现他们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案。
假设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适得其反，光绪帝并不是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圣明与果敢。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迟早必将遵循康有为等指出的道路，但在当时似乎条件尚不具备，中国最近期的发展尚需另外谋求一种变通的方案，既不能也无法退回到旧有的轨道，也不可能沿着康有为的指点继续前进。
后来的事实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仅仅闹腾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心理的普遍不满，西太后只需举手之劳便将百日维新全案推翻，中国似乎又回复到旧有的轨道上去了。
这种回复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它的意义除中国传统体制下的权力之争外，还不足以表明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说到底，他们都是清王朝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在涉及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不过，我们这里暂且无意分析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区别，也不拟现在探讨康有为倡导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在康有为提出并竭力鼓吹他们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时候，中国人并不是举国一致的赞同，相反，许多人（其实也可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曾提出一些反对或修正方案，然而，或许这些反对或修正方案的提出者只是少数，或不从属于时代的主流，因而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并不被真正地重视与采纳，而事后又恰恰证明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并不完全都错，其中也不乏闪光的东西。这种教训既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也是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不断一错再错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几乎与康有为提出激烈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时，开明官僚张之洞曾经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张之洞认为，当时的中国确实已经到了不变不可的地步。“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哉。”据他的判断，国人对中国必须变法而方能自强的道路选择已达成基本共识，顽固的反对虽说对变法事业仍有极大的威胁，但其理论似乎已不值得一驳，“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巧取之私计皆有不便，故借书生泥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苟求之谈士。”[22]由此可见，张之洞不仅无意与康有为为敌，反对变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变法改革思潮的积极推动者。
张之洞确曾力主改革变法，并身体力行，不仅提出一整套向西方学习的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与主张，而且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许多颇有实效的贡献。正如有的研究者所公正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施展浑身解数，殚智竭能地举办了一系列洋务新政：创办实业，倡言商战、训练新军、兴革文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造成了一种耸动中外视听的格局，……在他的经济活动中，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把握了形成新的生产力这个方面，将引进的先进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取得经济效益的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可以触摸的物质基础，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点表现。……张之洞的经济活动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迎合了世人亟图从这五角六张、七颠八倒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愿望。”[23]这些活动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然而，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派，他虽然像康有为一样，竭力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变法以谋富强，但对变法的理解与主张却又与康有为有极其显著的差别。一方面，他认为，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期望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仅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埋头苦干，更需要人们认准方向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在总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改革教训时指出；“近年仿行西方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济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24]应该承认，张之洞的这种反省确实触及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如果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改革不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现状肯定要比已有的情况好得多。
另一方面，张之洞强调，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循序前进的过程，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而进行激烈、深层的变动，不仅不可能得到改革的预想目的，反而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取得与主观愿望相背离的客观效果。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25]很显然，张之洞在这里的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反对西学的合理性以及对中国的有用性，他的意思只是说，当中国的社会发展尚不足以全盘承受西方的伦理观念、文化成就与政治制度时，超前的借鉴西方模式改革中国固有的制度尤其是伦理纲常并不可能取得什么好的效果。
张之洞的警告当然只是一种智者的冷静思索，事实上后来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张之洞的警告而进行超前的实验与改革。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新的基础毕竟一时建立不起来，中国只好在张之洞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中支撑、飘摇。如果当时人能够稍微用心想一想张之洞的“不同意见”，而不是因其意见不合，嗤之以鼻，将张之洞的意见置于不容讨论之地，恐怕中国也不至于总在激进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在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于是否能为中国提出一个彻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确选择可能有待于中国人净化那种强烈的焦灼意识和使命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也以从容的心态正视中国的弱点以及与世界的差距，然后埋头苦干，中国的局面终有一天将彻底改观，中国终将坦然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即使以政治体制而言，我们当然不会承认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举世无比的良好制度，更不会反对中国应该借鉴、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政治体制中合乎我用的东西。问题在于，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构想，它在本质上从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如果人们过分无视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人为地移植外来新体制，那么，它的后果便必然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巨变，已为我们提供难以计数、值得玩味、值得记取的教训。
注释：
[1][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中第1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3][法]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4]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第140页，中华书局，1981年。
[5]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中华书局，1989年。
[6]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第290页，中华书局，1981年。
[7]《照译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在日本东京与外务省人员议论中东军务节略》，《李鸿章全集》第3卷第174-1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8]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39页。
[9]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页，中华书局，1986年。
[10]《照译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在日本东京与外务省人员议论中东军务节略》，《李鸿章全集》第3卷第175-176页。
[11]《袁忠节公遗墨》，甲午七月二十三日致袁敬孙函。
[12]参见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金梁：《四朝佚闻》。见《戊戌变法》第4册第221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14]《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附件二，《由申赴港途中与康有为谈话的备忘录》。见《戊戌变法》第3册第536页。
[15]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转引自汤志均《戊戌变法史》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第1册第464页。
[17]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戊戌变法》第1册第475页。
[1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15-135页。
[19]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康有为政论集》第218页。
[20]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316页。
[21]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康有为政论集》第221页。
[22]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中国书店，1990年。
[23]陈钧：《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第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4][25]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559页。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