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史学本质与史家责任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即便从孔子算起,中国历史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走过了一个漫长道路,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淡薄,无神论、唯物论宣传,使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怕地狱,更不怕历史。这是中国文明的悲剧。

史学本质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说,历史记录尊重事实,不隐恶,不溢美,那么历史学功能必然彰显,必然起到警醒、警示作用。

根据儒家的观点,中国人从来不相信此生永存,但中国人从来相信精神不死。孔子“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其实与东西方宗教具有类似功能,教导人们理性主义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知道此生短暂,只是一个过程,即便享尽荣华富贵,最后也不过是一堆黄土。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是精神不死,能以精神持久影响社会,影响人类历史。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理性主义使中国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信奉真实,相信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也是历史学为学的根本价值。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传时,注意到“一字之褒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价值取向,因而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怀疑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是主观性最强的学问,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历史学的研究只能逐步接近历史真实,即便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历史学也没有办法真正复原,更没有办法像实验科学那样重新实验。读者、听者是否认同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主要的就看研究者的结论、记录能否合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历史学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

以“董狐直笔”真实记录历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的任何曲笔,甚至像司马迁、陈寿等人那种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笔,也依然会被史学史揭露、唾弃。中国历史学不认同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私人意气,更不会因为什么政治立场、党性原则去曲解历史。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依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不真实的历史说教只是说教,不是历史。一切曲笔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会被揭穿,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资治、通鉴

历史学的功能、意义,当然需要书斋学问,需要扎实、细致的考订功夫,需要心无旁骛,需要价值中立。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没有这样的积累,历史学就不会被人们尊奉。曲笔的历史作品,或许能够赢得一个时代的虚假喝彩,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终究不是真的。

但是,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成为一种学问,除了弄清历史真相,记录历史事实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治,是通鉴。是用历史教训指导现实,是告诉人们在从事创造时,要有大关怀、大视野,要放在历史长河中通览、通鉴。

有一句老话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历史,就是人类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线性进化论”了,总以为我们今天比古人聪明,总以为我们现在比古人幸福,也总以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历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其实,反观过去几千年可以检索的历史,我们应该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俱分进化,有古今之别,无古今之异。我们今天比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知道的更多,这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更博学,而是我们生的比他们迟。

幸福的日子就是不断重复,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一样灿烂,明天的太阳还应该像今天一样。只有不幸福的日子在不断改变,各有不同。因此,常态的历史进程,除去那样外在的要素,诸如王朝的姓氏,政党的称谓,特殊的政治历程,如果从一般历史情形去观察,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昨天的重演,除了换了演员,场景、情节、结局,似乎都没有多少新鲜。

熟读历史,不会轻言历史性的创造;熟读历史,应该能够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相信资治,相信通鉴,即便是比较纯粹的书斋学问,假如深究起来都有现实的大关怀。

预知未来,参与创造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老话说,无聊便读书。好像历史学就是一门消极的学问,是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选择。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中国或许是真实的,但在现代学科建立后,显然不能这样看。历史学不仅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预知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历史学家不再是失意政客无聊之后的消遣,而是有识之士、饱学之士的职业,是一项与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等职业选择大致相同的选择。

其实,在古典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并没有消极地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无聊的学问,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诗》《书》,订《春秋》,让乱臣贼子惧。这既是孔子对历史学的定位,也是孔子以历史学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影响政治,进而影响历史。此后,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直至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以历史学为工具服务于社会,影响政治,应该说一脉相承,精神一致。

用历史学影响政治,参与创造,当然要防止“史学为政治服务”悲剧重演。史学沦为现实政治的婢女,是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一个特例。在中国更久远的历史时期,其他的学术可能不甚独立,惟独历史,即便在极端专权的帝王面前依然保持着不屈不服的性格。中国的政治架构需要一个独立的史官制度,独立的史官制度反过来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有用、有效,假如历代帝王都像那个特殊时期要求史学家只为帝王唱赞歌,那么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就不可能创造辉煌的历史学成就。

独立的史官制度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顺畅运行,历史学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历史创造。一个稳定的,甚至是“超稳定”的中国政治架构,没有历史学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历史学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还在于参与历史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为人类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文章转载自“马勇”微信公众号

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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