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使中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朝鲜战争。从客观后果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战后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中最令各国学者感兴趣的题目之一。
西方研究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协议的。[1]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更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2]然而，对于有关苏联档案材料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此并不相同。尽管人们期待着中国方面更多的有关档案公布于世，但根据中国近几年已经出版的大量文献和回忆录，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属被动行为，毛泽东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是被迫的，派兵入朝作战更是出于迫不得已。
一、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朝鲜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便成为美苏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场所之一，其结果是以三八线将朝鲜一分为二。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后，朝鲜冲突便表现为南北两个独立政府之间的朝鲜民族的内部斗争，而美苏两国则退居幕后进行操纵。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重新统一问题，[3]而在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金日成作为苏联占领军扶植和培养出来的北朝鲜领袖，自然会求助于苏联，以及在抗日斗争中与朝鲜结成紧密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但是说到战争策划，中国与苏联、朝鲜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很多著作提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把大量的朝鲜籍士兵送回国，从而说明中国参与或至少是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大体是：早在1949年1月，李立三、周保中与崔庸健等人就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在哈尔滨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中国军队中的朝鲜籍士兵回国的问题。会议决定到1949年底以前把中国第四野战军中的28000名朝鲜籍士兵送回国。1949年7——8月，四野中以朝鲜籍战士为主的164、166师回到北朝鲜。这些战士回国后组成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4]1950年1月，金日成又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来，要求把中国军队中的14000名朝鲜籍士兵接回国。经过谈判商定，中国方面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朝鲜人民军。接着，金光侠又要求让这批部队携带武器返回。经聂荣臻请示中央，1月22日批复同意。这些朝鲜籍战士集结在河南省的郑州后便乘火车回国，并于4月18日到达元山。[5]从客观上讲，这批朝鲜籍战士加入人民军，增强了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实力，金日成提出此项要求也完全有可能是出于这一目的。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却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他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便提出了以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说“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才可以越过三八线。[6]遭到斯大林拒绝之后，金日成曾一度寄希望于得到中国的支持。4月下旬，金日成派遣内务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部长金一秘密访问了北平。金一向中国领导人解释了关于南北朝鲜不能并存的观点，强调以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的迫切性。毛泽东同意金日成关于南北冲突在所难免的看法，并认为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参加对北朝鲜的作战。毛泽东表示对此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都站在北朝鲜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但是，毛泽东并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他告诉金一，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第一，总的局势不利；第二，中国还在与蒋介石作战，还不能很有效地和大规模地支援北朝鲜。毛泽东说问题要等到中国完全统一中国之后再解决，还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同莫斯科协商后才能解决。[7]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派兵援朝有两个条件，一是北朝鲜受到攻击而不是主动出击，二是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这就说明中国同意让朝鲜籍战士回国与金日成的出发点根本不同。
有些研究著作认为，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曾与斯大林商议了朝鲜战争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当时的会谈已达成协议，由苏联出武器而中国出军队，帮助金日成发动进攻。还有人认为，关于发动战争的问题，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莫斯科共同商定的。近几年，有关档案和回忆录披露了一些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是否在1950年初参与朝鲜战争策划的问题做出判断。
根据现有材料看，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确曾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据冈察洛夫等人的著作说，1989年苏共中央曾命令在外交部档案中查找有关战争的档案，并发现一份1956年4月毛泽东同米高扬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回忆起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8]但根据苏联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并没有与斯大林讨论过金日成的计划。根据青石的说法：毛泽东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会谈中，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大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嘛。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保持主动，时刻有所准备。[9]但是彼得洛夫说，俄国档案中根本就没有关于金日成计划的记录。他认为，即使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到了解放朝鲜问题，也很可能是最一般地说说。因为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本身还没有决定给金日成开绿灯，而当时毛泽东的兴趣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首先是台湾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朝鲜无疑是斯大林的责任。[10]
另外，斯大林是1月30日回电同意金日成访苏的，而毛泽东是2月17日离开苏联的。这时，金日成可能还未到达莫斯科。即使他刚刚抵达，也没有证据说明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曾举行过三方会晤。关于这一点，冈察洛夫等人1992年访问了陈兼，据陈兼说，他曾看过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录的手稿。手稿中说，斯大林告诉毛泽东：“金日成来了。他想对南方采取行动。金年轻而勇敢，然而，他过高估计了有利因素。”斯大林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仍然应该帮助小金。”但接着又说：“朝鲜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局面。”[11]笔者1995年10月采访师哲时，证实了陈兼的说法。师哲还肯定地告诉笔者：毛泽东在莫斯科未见过金日成，对朝鲜问题也不感兴趣。[12]如果师哲的这个回忆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即使毛泽东在莫斯科时已经知道金日成带着“对南方采取行动”的要求来见斯大林，从毛泽东的口气看，他仍然对采取这种行动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13]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根据俄国档案文献，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大使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金日成再次提出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问题，并坚持要与斯大林面谈。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在引证了这封电报后说，斯大林“一个多星期拿不定主意”，随后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措词谨慎的密电，“如果有取得胜利的充分把握，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文章还提到，再次与北京商议后，斯大林2月9日同意在朝鲜半岛准备搞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14]这似乎也表明中国在1950年初便参与了战争的谋划，但这种说法有一些令人不解之处。第一，斯大林通过什特科夫的电报已经知道毛泽东对此持反对意见，照理他不可能未经商议便冒然发电通知毛泽东同意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第二，当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毛泽东1月14日出访列宁格勒，17日已回到莫斯科），斯大林怎么会通过电报与毛泽东联系呢？第三，2月9日金日成很可能尚在来访途中，斯大林未经商议怎么就会同意在朝鲜半岛“搞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呢”？看来，沃尔科格诺夫引用的这个材料显然有误。[15]
最近，很多文章引证俄国公布的档案材料，说明195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并且取得毛泽东对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完全支持。但这一事实同样不能证明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的谋划。
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虽然对武力解决朝鲜统一的计划表示认可和支持，但他决不愿对此承担责任。斯大林在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后接着说，朝鲜朋友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16]什特科夫也曾两次提醒金日成，关于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他需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告诉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但对细节问题只字未提。毛泽东告诉朝鲜大使：他欢迎金日成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毛泽东还提醒说，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17]这时毛泽东可能了解到金日成的大体意图，但显然还不知道金日成的具体计划，也不知道金日成与斯大林会谈取得的进展。[18]于是，就有了金日成1950年5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
关于金日成秘密访华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金日成在访苏后没有再访问北京，[19]也有人说访问的时间是在4月金日成访苏回国途中，或者说是在4月7日至26日之间。[20]根据师哲的回忆以及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材料，我们知道，金日成在访苏后确实来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具体的时间是在1950年5月13日至16日。[21]
在金日成和朴宪永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便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朝鲜领导人首先通报了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中国的同意。毛泽东很客气地提出意见说，你们的李相朝已经同我谈过几次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一再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终止了会谈，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要求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22]
5月14日晚，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斯大林明确肯定了金日成所说的内容是确实的。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发表了这个电报：“在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表示了这样的观点，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同志实现祖国统一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已经确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做最后的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问题的解决必须推迟到进行重新讨论之后。朝鲜同志会向您转达会谈的详细内容。”[23]这封电报的口气软中带硬，看似征求中国意见，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了中国方面，逼迫毛泽东表态。如果中国不同意，就将推迟朝鲜的统一，如果中国同意，则“最后的决定”就是中国与朝鲜做出的。看来毛泽东是不能不同意了。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说，他已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他认为，仍然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4]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需要中国直接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准备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实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而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毛泽东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不过，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日本军队参与的可能性问题，甚至，他还提到美国军队可能的干预问题。毛泽东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将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金日成对于毛泽东所说的危险毫不在意。他相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日本军队参战的情况，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根本不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5月16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发来电报，同意中朝缔结一个友好同盟条约，但不是战争发动之前，而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25]
这就是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秘密访华以及毛泽东了解和同意金日成进攻计划的大体过程。我们可以做出的结论是：
第一，金日成访问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要求中国同意他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计划，他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26]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他的进攻计划。在此之后，中国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具体计划。据师哲回忆，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27]
第二，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没有真正把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上。虽然中国与北朝鲜政府在1949年10月6日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战争爆发时，中国在平壤还没有正式设大使馆，任命不久的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因病还在武汉休养。在平壤仅有的中国机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的商业代表处，而且其主要负责人温士祯也在沈阳休假。[28]毛泽东提出援助北朝鲜，是以其领土受到侵犯为条件的，而这一点当时又根本不在金日成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三，从中国当时的国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是不情愿看到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29]、在这个地区（中国在东北几乎没有正规部队）[30]爆发一场可能威胁到中国安全和稳定的战争的。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其中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就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来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了。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31]中国对朝鲜爆发的战争没有政治准备、军事准备和心理准备的事实说明，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
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土地改革是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国中心工作之一，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解放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据肖劲光回忆，6月30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32]显然，推迟进攻台湾只是因为在军事上遇到困难，而不是有意要参与朝鲜战争。全军规模的复员工作也没有因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国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复员。拟将540万军队分两期复员，力争把全军的定额压缩到280万到300万人”。[33]有的著作提出：在杜鲁门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形势很严重，并于6月30日撤销了复员100万部队的命令。[34]然而，据当时协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搞军队复员整编工作的雷英夫回忆，6月29日晚他把印好的有关复员工作的文件呈请周恩来最后审阅时，曾大胆地提出，鉴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要改变计划，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6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复员委员会下达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35]这些情况说明，战争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
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韩国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这时，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军委讨论调整战略部署，加强东北边防，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如何对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不过，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中国军事部署的基本方针属于战略防御，即使在万不得已时出兵朝鲜作战的想法，也是出于战术角度的考虑。
7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会议做出决议：限7月底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组成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的指挥机构；进行后勤、兵员补充准备及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当天夜里批准，立即执行。[36]后因粟裕有病不能到职，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26万人。[37]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决议的内容看，这时中国考虑的重点只是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国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38]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39]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雷英夫把这一结论向周恩来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和询问情况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2）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部队主动后撤或在仁川加强布防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3）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40]
对于战局严峻的估计，使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军事部署，也开始明确提出了入朝作战问题。8月26日，周恩来召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与前次会议比较，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增加了直接参与作战指挥的干部。周恩来通报了朝鲜战局的复杂情况和可能面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困难局面，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41]
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大规模调整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四个军的基础，再增加八个军。[42]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华东地区准备进攻台湾的第9兵团和西北地区正在开始复员的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命令中南地区的第50军开赴东北地区，使东北边防军兵力从四个军增至五个军。同时，中央军委还作出加速特殊兵种建设的决定，立即增编四个飞行团、三个战车旅、十八个高射炮团及十个军的队属炮兵。为了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中央军委还制订了防空计划，将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团和一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东北及沿海大城市，担任对空防御，并决定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迁移。[43]9月7日深夜，被外交部紧急召回国的柴成文向周恩来汇报了朝鲜的战况。周恩来曾问道：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44]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确已经在考虑出兵朝鲜的问题了。
尽管如此，此时与美国军队对阵，特别是入朝作战，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还是以防万一的考虑，是整体战略防御中考虑的一部分，而不是已经确定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在8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我们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要先有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45]毛泽东在8月27日给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等人的电报中，虽然也谈到“应付时局”问题，但目的还只是让这些地方负责人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46]可见，从当时国家决策的角度看，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派兵入朝作战，并不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的事情。中国出兵朝鲜，当然首先要得到朝鲜政府的邀请。但当时中朝关系并不是十分协调的。据前苏联外交官员回忆，“在战争前夕，中国驻平壤代表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有时甚至要苏联大使馆充当协调人。[47]金日成在战前就未向中国透露任何具体计划，战争爆发后仍然对中国领导人封锁消息。邓华在8月曾提出由中国派观察员到朝鲜了解战况的要求，但遭到了金日成的拒绝。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的苏制武器都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情报人员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48]柴成文作为使馆人员于7月初到达朝鲜时，曾带了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信中特意说明“此人是可靠的”。朝鲜方面虽然给予柴成文很高规格的待遇，在他和金日成之间架设了直线电话，但是对于朝鲜方面的实际情况却很少向中国人介绍。总政治部副部长徐辉和人民军第二集团军司令武亭都是从中国回去的，但他们与中国人的谈话也受到很大限制。以至柴成文9月初回国时，聂荣臻认为他所做的关于朝鲜战局的汇报过于简单，很少谈到“友军”的情况。[49]显然，金日成在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向中国求援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了。
三、毛泽东四次下决心出兵
9月15日美国果然在仁川登陆，并一举成功，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出兵朝鲜问题也做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这一建议本是东北边防军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来一直压下未批，这时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赶赴平壤。路过沈阳时，高岗给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泽东的来信，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50]
由于战场局势恶化，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求救，并且通过苏联请求中国派兵赴朝作战。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和朴宪永于9月29日联名给斯大林写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援助”，即“直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金日成还要求斯大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51]10月1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回电，要他们立即去见金日成，转告他的意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与敌人做长期斗争；迅速组建预备队，并在南方开展游击战；苏联将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至于金日成要求派军队援助的问题，斯大林推到了中国身上：关于“给予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援助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部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52]
在此之前，斯大林显然已经有所考虑。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仁川登陆以后，斯大林曾来电询问中国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援助朝鲜。[53]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电报后，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中国最终将被卷入战争，同时，由于与中国有互助同盟条约，苏联也将卷入战争。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联起手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等数年之后，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就将恢复起来并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54]还有材料说，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讲明局势严重后，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国派兵援助。斯大林还说，如果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苏联愿意直接介入。[55]斯大林的这番慷慨陈词，显然不仅仅是询问中国的意见，而是鼓动和要求中国卷入这场战争。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也直接派人来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请中国出兵赴朝参战。[56]
几天之内形势巨变，情况危急，苏联的鼓动和北朝鲜的请求，加上中国对战局发展前景的担忧，迫使毛泽东当机立断，做出决定。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通知苏联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12个师将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北朝鲜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57]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派兵入朝作战。[58]
但10月2日下午中国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此事时，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是林彪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于是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中央书记处决定改派彭德怀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59]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理由主要是：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情绪等等。[60]关于政治局会议争论的情况，有不同说法。有的文章说，会议延续了几天，讨论是否出兵时，高岗、林彪强烈反对派兵与美国作战。也有文章说，据高岗向苏联人所言，他在会上力主出兵朝鲜，并与反对出兵的周恩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61]实际情况如何，只有将来中国有关档案公布才能搞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会议的争论肯定十分激烈。在毛泽东已经答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出兵之请的情况下，仍然发表出众多反对意见，说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或至少是暂时不出兵的倾向是主要的。聂荣臻就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62]
由于气候原因，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才飞抵北京。赶到会场后，彭德怀“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当天下午，彭德怀没有发言。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显然，毛泽东有意通过彭德怀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因此，谈话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当彭德怀表示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并愿意带兵出征后，毛泽东颇为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进行讨论时，仍有两种意见。这时，彭德怀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彭德怀的发言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出兵援朝。所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才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63]
10月6日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继续表示不赞成出兵，他的主要意见是，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他还是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批评了这种看法，强调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64]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金日成。[65]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做出派兵入朝的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确是有很大困难的，其中军事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而且没有进行现代化作战必须的空军。[66]毛泽东在10月2日的电报中就要求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及几千辆卡车。同时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提供空军援助。[67]为了取得出战必胜的把握，也鉴于斯大林电报中说过“联手作战”，中国决定派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洽谈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然而，就是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斯大林瞻前顾后，出尔反尔，以至中国在下决心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再次出现波折。
周恩来10月8日离开北京，因飞机中途停留，于10日到达莫斯科，11日在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之滨斯大林的休养地。当天下午举行双边会谈，据师哲的回忆，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斯大林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认为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2）斯大林劝中国出兵，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将供应武器和装备。（3）周恩来阐明中国出兵的困难：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目前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等等。（4）斯大林建议，如果中国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将主力部队撤到中国休整，以利再战。[68]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国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电报内容目前尚未披露，但根据师哲的回忆，可能包括有上述会谈内容以及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的安排。另外，据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看，肯定还有一个内容，即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69]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周恩来因未能达到请苏联空军出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作战的目的，所以与斯大林共同做出暂不出兵的安排。毕竟，中国领导人在是否出兵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而是否有苏联空军掩护则是能否保证出战必胜的关键问题。
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国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70]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71]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72]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听说苏联不给予空军支援后十分生气，并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73]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74]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做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电报说“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18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10天内外渡江完毕”。[75]彭、高接电后即于16日上午赶到安东，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并提出渡江后的战术要求。[76]
然而，就在中国军队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之时，莫斯科方面的情况又有变化。斯大林得知了中国的决定之后，于10月14日给什特科夫发出急电说，“经过一段犹豫不决，中国人已最后做出向朝鲜派出他们的军队的决定。我很满意这个有利于北朝鲜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您不必考虑以前我们的高级官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做出的建议。”[77]这个“建议”显然是指在此之前苏联与中国达成的一旦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苏联就将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78]斯大林既已达到目的，自然要把苏联所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然而，中国方面对此还寄予着很大希望。
毛泽东虽然再次决定出兵，但是对于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否能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苏联空军是否能够出动心里没底，但这两件事又至关重要。如果要用现钱购买苏联的武器，则因中国一时难以支付而延误交货日期；如果苏联空军两个半月内不能出动，则会影响志愿军的整个战略部署。因此，毛泽东在13日电文中还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就此与苏联领导人商议。毛泽东表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周恩来当夜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79]10月14日，苏联政府承诺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以及将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又致电在疗养地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80]这时，斯大林却改变了主意，他给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打电话说，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81]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得于16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毛泽东在17日下午5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二人再乘飞机回京商谈。[82]毛泽东于18日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国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刚回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国前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83]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84]这是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决心。
四、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忧虑
对以上中国介入朝鲜冲突并最终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己，[85]而毛泽东的忧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方面考虑，避免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夕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和政治方针，即表明了在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中，新中国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又赴苏谈判，几经磨难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尽管条约本身仍然包含着不利于中国的不平等因素，但毕竟在寻求国际援助方面取得了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不仅如此，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苏联还一再表示要让中国在亚洲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使新中国承担起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处于危难之机，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考虑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声誉。当时的形势是，苏联、朝鲜和诸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翘首等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在给中国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是朝鲜的唯一希望。[86]据当时在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外交人员回忆，朝鲜局势逆转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出兵援助朝鲜。而当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后，这些国家的报纸一片欢呼，甚至组织群众上街游行。[87]中国共产党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88]
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诞生而又贫穷落后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国际援助，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使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方针公开化和明朗化。这样，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毛泽东的第一层忧虑。
其二，从军事方面考虑，避免在中国东北境内打一场无法避免的中美之战。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目标决不仅仅是要消灭北朝鲜政权，而是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因此中美之战在所难免。对于美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始终是有警惕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还是从美国“安全战略”角度讲，毛泽东认为美国绝不会甘心失去其在中国的影响，它都在寻找机会控制这块远东大陆。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担心美国要参与中国内战，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军事部署。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麦克阿瑟的战争叫嚣，无疑加重了中国对东北遭到入侵的担忧。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美国加强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都使毛泽东确认了美国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敌对状态的看法，也认定美国将执行一种以台湾为据点向外扩张的军事侵略政策。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一旦美国占领了北朝鲜，难道不会执行一种以北朝鲜为据点的军事扩张政策？毕竟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而朝鲜与中国仅仅一江之隔，况且美国的远东军事力量几乎全部集中在朝鲜半岛。毛泽东非常担心美国继占领朝鲜半岛后进而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使东北三省成为战场。周恩来在8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89]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战争总是要一个接一个爆发的，与其等到美国跨过鸭绿江再打，不如现在就打出去，争取在朝鲜境内就将战争制止住。
从后来美国公布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90]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集团的蠢蠢欲动相比，艾奇逊等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91]不管是麦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误导，还是毛泽东对情报判断的失误，总之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将把中国东北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这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层忧虑。
其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
使毛泽东担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苏联。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了对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主要的分歧和争论就是东北问题，这是中苏双方都十分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心里明白，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归还中东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的日期，是中国“虎口夺食”，硬逼出来的，难道斯大林就不会利用中美之战的机会，以中苏同盟为借口，重新返回东北吗？况且，苏联的很多做法也的确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疑虑。当朝鲜局势出现危机时，在平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92]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93]斯大林还曾直接给北京发电报，通知中国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94]苏联再三提出让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实行反攻的建议，这无异于把朝鲜的战火引向中国。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出兵朝鲜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或者让北朝鲜残余部队撤进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显然，选择后者将使美国以追赶北朝鲜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出兵，中美之战仍不可避免，只是这样一来，战场则是在中国境内。使问题复杂化的主要之点在于，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几十万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样，即使中苏联手打败美国军队，中国也将再次面临一个如何请苏联撤军的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延迟苏联归还中东铁路及旅顺和大连港的日期。甚至美国情报机构也估计到一旦美国对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根据中苏条约将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援”。[95]而这恰恰就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忧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不得不出兵朝鲜了。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忽视或抹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援助朝鲜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直接结果是拯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而使得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友好的邻国。更重要的是，新中国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面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勇奋战，致使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这的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特别是给许多弱小的国家做出了不畏强权的榜样。但这些都是中国出兵的结果，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只是说明出兵朝鲜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决策。
该文是提交1996年1月9——12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亚洲的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后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刊载时文章题目改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并有少量文字修改。
附：有关的俄国档案文献
№00277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
（1950年5月12日）
密码电报。绝密，不得复制。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没有授权李周渊会见毛泽东，讨论他（金日成）与毛泽会晤的问题，所以他们决定召回李周渊，同他谈谈并下达有关的指示。
李周渊来到平壤，5月10日便带着有关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渊报称，他会见了毛泽东，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来访。金日成说，他们打算5月13日晨飞往北京，问我给他派来的飞机能否提前准备好。我回答说，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后，金日成说，他决定同朴宪永一起去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他们未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员）说过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1、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2、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3、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讨论的若干问题和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
4、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例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三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长已着手起草计划，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但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按期完成。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00315
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电？
（1950年10月1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00322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
（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六个而是九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1]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把这类观点归纳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谋理论”，并综述了有关的各种看法。参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的起源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载澳大利亚《中国季刊》，1979年第1期。
[2] 1994年7月韩国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金泳三总统从俄国带回来的一些前苏联档案，《中央日报》的编辑手法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另参见韩国高丽大学朴明林1994年的博士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感谢郑仁甲先生向我推荐了这篇论文，并将论文译成中文）。
[3]笔者在最近出版的《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三章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4]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an’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版，第109——110页；陈兼：“中苏同盟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The Sino-Soviet Allin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作者1991年11月提交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的工作报告，第22页。也有文章说这些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见朴明林前引文。
[5]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页；朴明林前引文。如此计算，回到朝鲜的士兵共有四万多人。据陈兼访问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了解的情况，并经查阅档案，至1950年春回国的朝鲜籍战士总数为23000人。见《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09-110页。（编注：笔者后来又在俄国和中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些关于朝鲜籍战士回国的新材料，与上述说法略有差别。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216页。）
[6]凯瑟琳·威瑟斯比：“进攻还是不进攻：斯大林、金日成与战争序幕”（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5期，1995年春季号，第2页；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35、328页。（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在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金日成的正式会谈中，没有提到“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因此，上述谈话可能是秘密进行的。）
[7]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载《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5页；朴明林前引文。按青石的说法，这次访问中国的人不是金一，而是金日成，但笔者采访师哲得知，来访者确是金一。据师哲回忆，毛泽东与金一谈话很简单，说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关于金一访问北平的情况，什特科夫根据金日成的通报向维辛斯基报告的内容，与柯瓦廖夫根据毛泽东的通报向斯大林报告的内容明显不同：金日成的通报强调中国表示将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支持和援助朝鲜，而毛泽东的通报则强调中国劝告朝鲜不要立即实行武装统一的计划。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0——213页。）
[8] 《不确定的伙伴》，第326页。
[9]青石前引文，第86页。
[10] V.彼得洛夫：“毛、斯大林和金日成：新的诠释”（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第21页。
[11] 《不确定的伙伴》，第130、325页。
[12]不过，师哲的记忆中有一点可能有误，因为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直到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华之前，毛泽东对金日成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毫无所知。
[13]编注：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是否讨论过朝鲜军事计划的问题，笔者后来又做了进一步考察，特别是与对此问题在俄国进行过专门调查的挪威学者韦斯塔讨论了此事，其结论仍然是否定的，尽管增加了一些细节。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7——218页。
[14]德·沃尔科格诺夫：“我们应该惧怕吗？”，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8——29页。
[15]
[16]参见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版，第106页。
[17]青石前引文，第87——88页。文中将朝鲜大使说成是李相朝，显然有误。（编注：关于这段情节，笔者后来看到了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报告的档案原件，现将该文献附于文后，以供参考。）
[18]编注：笔者后来看到俄国档案中1950年5月3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在该电报中斯大林只是顺便提到“朝鲜同志来会谈过”。
[19]前苏联外交官员贾丕才和前人民军作战部副部长俞成哲都认为当时金日成与中国关系不好，不可能访问北京。见《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
[20]郝雨凡和翟志海：“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历史再考察”（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中国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第100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
[21]参见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载《法制文萃报》1995年1月5日第6版；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北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2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青石前引文，第88——89页。也有材料说金日成5月12日到达北京。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载《明报月刊》1994年9月号，第68页。
[22]青石前引文，第88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冈察洛夫引证一位了解档案材料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即当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已经重新估价了北朝鲜对南方发动一次成功袭击的可能性时，毛最初还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态度。（《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但此处李相朝似应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23]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4]青石前引文，第88页。
[25]青石前引文，第81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苏联外交部1966年9月“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在谈到这次秘密会晤时声称，毛泽东否认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见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2页。）这显然有误。从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当时不同意金日成发动进攻，其理由之一就是担心美国的干涉。因此，这种说法至少在逻辑上讲不通。
[26]冈察洛夫引证的师哲和雷英夫的回忆也指出，当毛泽东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介入，朝鲜是否愿意让中国派部队到中朝边界时，金日成回答说，他将在一个月内取得胜利，美国人在此之前无法部署军队。他拒绝中国派军队到边界，他确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应的苏联援助已经足够了。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
[27]李海文：“中国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28]直到7月初，中国外交部才开始调配驻朝大使馆人员。7月8日，派驻平壤的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一行才启程赴朝。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6——40页。
[29] 1950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的一半拨给海军购买装备。4月，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舰艇、飞机和岸炮，并要求苏联在1950年夏，至迟1951年春以前予以提供。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中央军委根据三野的报告，决定再次修改战役计划，增加攻台兵力达十六个军以上。见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载《中国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70页。
[30]当时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已经确定集体转业的第42军在黑龙江开荒生产，另外还有五个独立师、一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全部兵力不足20万人，只占当时中国正规军总兵力的1/27。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416页。
[32]周军前引文，第72页。
[33]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76页。
[34]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61页。
[3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6页。
[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页。
[37]李海文：“中国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6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7——78页。后因情况变化，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未成立，所辖部队直接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469页。
[40]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8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页。另有材料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美国有可能从海上迂回到朝鲜人民军背后实施登陆的担心，并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措施。见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载《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第13页。
[41]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4——25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5页。
[43]徐焰前引书，第2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44]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
[4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4页。
[47] 《不确定的伙伴》，第154页。
[48] 《不确定的伙伴》，第163、153页。
[49]引自笔者1995年5月采访柴成文记录。战后，武亭被金日成镇压，而徐辉则在中国政治避难。
[50]柴成文等前引书，第79页。
[51]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8——449、453——454页。
[52]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55——456页。
[53]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54]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电报的日期没有标明，有材料说该电于10月1日发出。见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
[55]参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74、339页；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编注：笔者后来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斯大林在收到金日成要求直接军事援助的电报后，于10月7日前总共给毛泽东发过两封要求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现附于文后，以说明情况。）
[56]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
[58]编注：笔者后来经考察确认，毛泽东的这封电报由于以下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发出，不过，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当时确是决心出兵的，只是没有向苏联表明而已。详见后面的论文：《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与俄国材料的比较研究》。
[59]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60] 《彭德怀传》，第401——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61]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清源前引文，第89页。
[62] 《聂荣臻回忆录》，第735页。
[63] 《彭德怀传》，第401——403页。
[64]徐焰前引书，第24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3——545页。
[66] 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特别提出了空军支援问题，彭、高即急电向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彭德怀传》，第404页。）毛泽东11日回电：“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8页。）
[67]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77页。
[68]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5——498页；师哲前引文。
[69]参见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第3页。
[70]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载《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9页。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72] ）王亚志前引文，第8——9页。
[73]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201-202页；《彭德怀传》，第405——406页。
[7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6、558——560页。
[75] 《彭德怀传》，第40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4页。
[76] 《彭德怀传》，第406——407页。
[77]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69——370页。
[78]编注：笔者当时对这段电文的理解有误。经查阅俄国档案原件，斯大林这里讲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做出的建议”，应是指10月10——11日与周恩来商定的中国暂时不出兵的决定。
[79]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6页。
[80]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6——87页。
[81]熊华源前引文，第85页。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页。另有著作引证的电文为：“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彭德怀传》，第407页。
[83] 《彭德怀传》，第407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7页。
[8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8页。一般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时间是10月19日。但据最早赴朝参战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回忆，他的部队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分两批从辑安渡口入朝鲜的。见董玉荣：“志愿军42军赴朝前后”，载《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10页。
[85]胡乔木在回忆录中说，他参加了历次中央会议，可以证明中国没有“鼓动朝鲜发动战争”，“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据志愿军政委杜平回忆，作战部队在战前只有一半人对出兵抱积极态度。就在出兵前两天，13兵团几个负责人还联名致电彭德怀，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志愿军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等无可等的情况下”出动的。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1页。
[8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7页。
[87]引自笔者1995年7月采访中国第一批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荣植的记录。
[88]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326页。
[89]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90]参见笔者在《朝鲜战争揭秘》第五、六章中的论述。
[91]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
[92]金澈凡前引书，第107页。
[93]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7页。
[94]徐焰前引书，第22页；约翰·托兰前引书，第250页。
[95]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第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