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欢喜对话这个字眼，因为对话双方理应处于相互平等态势。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都需要对话，更何况同一社会中的不同职业族群之间。
但我现在已不想再谈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因为做比说更为重要。我在这里思考的问题是：在历史学范围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也应对话？换言之，今天是否需要与往昔对话？
我历来对此持肯定态度。我注意到法国历史学家也曾有类似的思考。马鲁在《论历史认识》一书中强调指出：“文献在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朋友了解朋友的最好方法是对话，只不过与死去的朋友的对话乃是潜在与无声，也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所说的“潜在的共鸣”。布洛赫总是把理解看得重于评判。他语重心长地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恶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历史学家的技艺》）
四百多年以前，明人李贽早就有过类似体会，而阐述更为深切。刘东星《藏书》序云：“予为左辖时，获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释卷，终日抄写，自批自点，自歌自赞，不肯出以示人。予因异而问焉，先生曰：‘吾镇日无事，只与千古人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处，其心多有不可知处。既已觑破，实不与旧时公案同，如何敢以语人也？以故特书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尔。’”（《藏书》卷首）李贽与焦弱侯书对此亦有所说明：“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睹，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记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谪；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为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卷一）
用我自己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设身处地”，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这也就是马鲁所说的“‘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布洛赫所说的“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以及李贽所说的“与古人为友”、“与其人会睹”。这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一种进入融通的研究层次。保罗·利科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朋友了解朋友是平等对待关系，史学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是求知者而不是裁判员，在相当程度上应持价值中立态度，这样才能作客观冷静的理性探索。我们常说“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在撰写论著时却往往先入为主，预设结论，并且脱离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评判某些事件和人物。其实，这种情况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布洛赫就曾慨叹于法国史学与此相类似的毛病。他说：“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人类的现实生活就变成一张黑白分明的图画。”他还深刻地指出：“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话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历史学家的技艺》）
我特别喜欢布洛赫的一句话：“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同上书）所谓让位，即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为了进一步阐明自我思想“让位”的必要，布洛赫还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没收土地问题为实例：“在恐怖时期，政府废除了过去的法律，决定将土地分小块出售，而未进行竞争性的拍卖。此举的确严重损害了财政部的某些利益，为此，某些学者严厉抨击这一政策。要是他们敢在当时的国民议会中这样大声抗议，那才算得有勇气呢！在远离断头台的地方猛烈抨击当年的政策，这只能令人发笑，与其如此，还不如考察一下共和三年人们的真实想法。当时的人希望小农能获得土地，首先考虑的是救济贫农，以确保他们对新政权的效忠，而不是考虑预算平衡。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谁会在乎历史学家自己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能性。”（同上书）
对于当代中国读者，对布洛赫的陈述可以不作任何解释，因为在我们这里类似的情况太多。一九六四年秋天，报刊忽然开展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我试图从十九世纪中期中国旧式农民思想的内在矛盾，来分析李秀成自述中那些往往自相抵牾的话语及其临终表现。却不料立即被戴上“为叛徒辩护”的大帽子，并作为折中主义加以猛烈抨击。我不知道带头向我讨伐的这位作者现在处境如何，也很难想象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是否会慷慨成仁。我对他倒丝毫没有个人恩怨可言，所遗憾的乃是这种“判决”完全脱离李秀成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拜上帝会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太平军也并非人民解放军；他们既无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也很难形成坚定的信仰与铁的纪律。何况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其后期已经严重蜕化变质，忠王究竟应该忠于什么？忠于教义与纲领吗？他们曾经信奉的教义与纲领早已被几位最高权威人士解释得混乱不堪。忠于人民吗？当时农民似乎都是皇权主义者，而且忠王与其他诸王一样，早已远远脱离了平民百姓。唯一可忠的就是封他为忠王的洪秀全，而这个上帝之子早已变得荒诞不经乃至失去了理智，何况他在城破之日即已见上帝去了。国破主亡，兵败被俘，李秀成还能做什么呢？他几乎已无从自我选择，因为他的命运掌握在曾国藩手中。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就义或是投降。他或许考虑过投降，但清军杀降之举已经很多，特别是对像他这样的太平军统帅。他并不怕死，十几岁便开始疆场厮杀的一条汉子，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何况即令投降亦未必免于一死。他在写自述时，除力图为后世留下太平军的可信史实外，似乎还思索着如何争取时间。他允诺投降，但并非全无条件。他要求招抚旧部，实即借此保全随同自己征战多年的袍泽，同时也让饱经战乱之苦的东南百姓早日得到一点休养生息。他的这些思想和行为诚然不足为训，但在当时当地却是有可能出现的。
我无意为李秀成辩护，出于职业习惯只是想寻求一种合理解释。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解释必定正确，而无非是提出供大家商榷。但当时的形势已不再需要理解，唯有判决与声讨才是天经地义。我由于被认定是为叛徒辩护，因而也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