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不会同政治学争地位，政治学也不会同历史学比高低。它们之间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平等关系，然而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
我相信，史学家与政治家主观上都是想友好相处、互相合作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不仅有共同目标，而且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大家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国土上与社会中。史学家其实是最好管理的公民，他们多半老实巴交，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爱惹是生非，充其量无非是想拥有一片可以独立研究与自由思考的空间。政治家当然比史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仅要忙于安邦治国，而且还要努力实现政党的和自己的宏伟目标，掌握政权的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国计民生。不能说他们不重视史学，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史学家应该如何协助自己安邦治国，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寻求历史借鉴。史学家也许会受宠若惊，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独立研究空间缩小的担忧；他们希望保持史学本色，尽可能避免泛政治化。
史学家并非不想与政治家保持一致，但他们多半恪守培根的箴言：“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还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法国年鉴学派是强调长时段研究的，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这是由于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时间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一九九五）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或者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与判断。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非也大有人在！林则徐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历史学家的共鸣。
因此，历史学家常被讥刺为迂腐，不通人情世故，简直是呆头呆脑。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泛滥的世界，史学与史学家受到冷落是必然的。但史学家历来并不缺乏自信。司马迁早在二零零零多年以前即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概，何等担当！西方史学家，特别是近世史学家，虽然没有什么载道、资治或惩恶劝善之类伟大传统，但也有不少情深意挚的自我期许。马鲁说：“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论历史认识》，转引自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把生命奉献给社会主义的布洛赫对史学更是一往情深。他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伟大的莱布尼兹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的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探幽索奇后的喜悦。”（《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上海，一九九五）
我毫无王婆卖瓜之心，因为史学的价值已是客观存在，且为古今通人所理解。我只想唤起政治家们的注意，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绝不是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小玩意儿。我们过去曾批评过胡适，说他不该把历史比作一串大钱或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但就在我们这些批评者中，有些人比胡适走得更远，把历史看成单纯是一种编纂手艺，而不必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史实依据。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变成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是为某一政策的出台作“学术”注解。
我在评论《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时曾经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自己真诚的科学追求，没有维护历史真实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甚至随时要看某些有影响的人士（甚至是外国人）的脸色办事，那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许多人（包括我们史学界）或多或少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内心的痛苦自然难以言说；而科学的尊严也受到肆意践踏，其痛苦更有甚于自己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这样沉痛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过来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重提这段往事，并非为了重新挑起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的争吵，仅只为了敦促政治家进一步理解史学家的内心衷曲，更加尊重史学自主与史学家的独立人格。我相信，只要加强相互沟通，增进彼此理解，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一定能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而那将是我们民族很大的福气。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