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大的群众性运动，但能够在百年之后，仍能勾起生动的记忆，使人感到有如复临其境一样的激动和振奋，似乎只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可以当之。
人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由于《新青年》杂志向青年灌输新思想、新观念而引发起来的。而五四运动又是由于新文化在新青年中发酵，受到外患的巨大刺激而爆发出来的。
人们也知道，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与一战的爆发以及协约国家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这一胜利被看成是和平、民主、民族自决主义的胜利。于是，一股和平、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思潮，像海潮一般涌入中国大地。
辛亥革命后，国家曾短暂地一度闪现民主的新气象。但随着政权重新落入专制者之手，一切向复旧之路倒退，乃至两度公然复辟帝制。革命者与改革志士牺牲奋斗，只剩得一块共和国的招牌。
在如此情况下，有权有势者，极力推动尊孔、尊儒，教育文化以复归传统为尚。部分先觉者始悟，为扭转倒退的趋势，为救国家民族于沉沦，非下大气力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可。于是乃有《新青年》之出世，乃有新思想、新观念之大力传播。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参战，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以此，在文化上，中国人也开始体认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的事实。开始意识到，只有置身于世界文化之中，不断地与之互动，吸收我们所需要而又较缺乏的，同时又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我们才能更快地进步和发展。所以，陈独秀强调，为“求适于世界之生存”，必须以世界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图谋未来之发展。
胡适明确地肯定，人类文化具有无法否认的共同性，大家都是在谋求物质与精神的满足。区别只是所用的方法、手段不同。然而，随着世界大通，方法、手段不断地互相借鉴。所以，从大趋势看，文化的世界化是不可抗拒的。这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归于同一，而是各民族的差别、特点，只是引起互相观摩，互相借鉴的兴趣，而不再是阻隔文化交流的障碍。
胡适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在国内，专意强调西方文化的好处；在国外，专意强调中国文化的好处。这是具有世界化胸怀者才能有的境界。蔡元培所提的著名的大学教育宗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实得世界化之精义。
鲁迅讲“拿来主义”，是深切了解文化世界化的大潮，勉励国人，不可犹豫彷徨，凡人家文化上的好东西，我们尽可以大力学习、借鉴，久之，自能推陈出新，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
三
新文化运动最能使青年们感奋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梁先生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点就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求青年务必“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胡适指出：“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
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易卜生主义》，胡适：《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页）。
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长文中，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深入地说明个人与国家的真实关系。他指出，国家是人类创造物之一种，是以保护人民之自由权利为目的。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高氏此说，真乃石破天惊之论。
中国文化自独尊儒术以后，“人”这个词，就总是作为一个类概念而存在，是个抽象的东西。既然是抽象的人，则谈他的欲望与权力，同样也是抽象的。脱去抽象，还原具体，人是一个一个的真实的人，一个一个的真实的“我”。
发现“个人”，具有无比深刻的意义。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一派的思想家，往往都以为“类”高于个体。人所禀赋的本质，在普通个体的人身上，总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所以，他们总是强调各个人要克制自身的种种欲望，力求达到他们所说的玄之又玄的普遍的人性。其实，真实的人性只有在具体的个体的人身上才能展现出来。守旧的人，常常以为，一强调“个体”“个人”，就会酿成人欲横流的局面，这完全是多虑。真的个性主义，实际是自利利他主义。因为每个人要自立、自尊，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尊重别人有同样的权利。人总是要与别人同处。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的，也必定有利于自己。相反，损害别人，损害大家的，最终也必定损害到自己。
个人的发现，个性主义的强调，是《新青年》倡发的核心观念之一，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出发点，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落脚点。
四
《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努力散播的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新观念，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新青年》的读者们，有如久处暗室的人见到光明一样，奋然兴起。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致信给《新青年》编者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欢迎“新声”》，《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此话反映了新青年普遍的心声。
著名作家茅盾曾回忆说：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新思想，就是“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民主主义的东西。那时侯，最能抓住青年的心的，就是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口号。例如湖北武昌一个青年团体发表的一篇《自励词》说道：他的最大动机就是“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0页）。把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这正是个性主义的必然追求。又如，新民学会的会员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上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7页）
当时的青年男女们，从他们的导师们那里接受过来的个性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是纯洁而健全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要“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只是追求由一个个“顶好的个人”来建立起“朝气光融，欣欣向上”的新中国。
可见，那种攻击个性主义是“废弃道德”“人欲横流”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
《新青年》所传递的世界化的新思想、新观念，也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自然也同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当时的世界大势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崧年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说：“今之世界，所谓大通之世，处斯时世，倘欲有所树立，必应受世界教育，得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具世界怀抱，并令身亲种种世界事业。”（张崧年：《劝读杂志》，《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这已是很清楚的世界化的观念。傅斯年所写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明确提出：“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坚认中国应“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这是当时被唤醒的一代青年们很可宝贵的觉悟。事实证明，近代以来，中国凡较开放的时期，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便快些。相反，则会停滞，甚至倒退。
五
人们都熟知，以往叙说《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都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两大核心概念。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反思过去，可以发现，一方面，民主与科学不在同一层面；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民主视为某种形式化的制度架构，因而纷纷致力于设计主观上认为最合理的制度框架，结果是很少在社会实践中落实。对于科学，则人们往往只是短视地追求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忽视了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更因而忽视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普遍意义。我个人认为，把问题提到更高的层次上，从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层面上去看，则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普及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向前趋进的必然结果。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两个根本趋势。清末时期始有极少数先觉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中国多少主动地参与世界进程，由一批先觉者，引领差不多一代青年之有觉悟者，循着这两个根本趋势，努力奋斗。他们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投身各种社会事业，其中不乏佼佼者。当然，无论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还是在世界化的问题上，都可能出现某些负面的现象，例如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等等，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应当因为有某些负面现象，就否定整个进步发展的大潮流。
如今我们进入改革和开放的年代，人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一百年前，《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揭示的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两大趋势的伟大意义。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人的创造精神与创造的能力。开放，就是面向世界，以世界化的眼光观察中国问题，“同浴于世界进步潮流”，并推动这一潮流的进步。我们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