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毛泽东在对一个工作调查团的讲话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关于1920年读到上述三本书，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话，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也说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此说可能在时间与版本的记忆上有一点小出入，[2]不过这完全不影响本文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问题进行研究，而这段话所反映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一、
毛泽东一代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要说明这段历史，止于五四运动就显得不够，还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其时，由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所激起的社会变革浪潮一路急进，毛泽东回忆，[3]他曾深深钦佩康梁的维新思想，又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救国言论“如此地激动”，一时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结果青年毛泽东参加了辛亥革命。可是皇帝推倒了，军阀祸害又起，如孙中山言，国家的腐败比较满清尤甚。他告诫青年：欲改造中国，致力教育，必受摧残；兴办实业，没有希望；搞地方自治，也办不到，只有革命一途。[4]用“无血”方式与湖南军阀斗了几个回合的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同样是：政治界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5]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不少早期国民党人和五四学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革命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恰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革命的利器。李大钊看到“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6]陈独秀指出，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7]朱执信也认定，讲奋斗，阶级斗争以外，没有办法。[8]与李大钊从理论上的考察和陈独秀侧重于民主政治角度的价值判断有所不同，小学教员毛泽东接受阶级斗争观点，更“偏向于实际方面”，他认为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以及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都“道理上讲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政权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且“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而要将它打回，甚至要用比这“求遂所欲”的冲动之力更大的力。这种强力便是俄国式的革命。走这条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恐怖的方法。”[9]这是毛泽东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最早最详尽地表述自己思想的一番话。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观点成了他贯穿终生的理念：——事实上能否做得到，是他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救国之路的理由。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即“大同境域”，关键是要找到通往这个美好世界的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建国后，毛泽东谈到党的事业时，仍然一再表示十月革命是我们的“生身父母”，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11]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2]，是他认识问题的关键着眼点。他始终强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认为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够最终战胜反动派；而一旦政权在手，改造社会的革命理想就能够在事实上做得到。这既是他讲究实际的集中表现，也是我们研究他理解他的一把钥匙。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3]是他在实际中上获得的经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中国要闹出名堂，必须立足于“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14]“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15]所以采俄国式阶级斗争的“恐怖方法”来打倒反动派，是唯一可行的。
从一个曾受儒家教育且信过佛的反暴力者，变成一个崇尚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战士，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值得考究。我们知道，在选择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路问题上，其与好友蔡和森的思想最为契和。1918年7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谈了他受俄国革命影响而生出的感慨：“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我果小人乎？则将此万恶顶之头上，以为护符；散至天下，以为走狗：无不可也。我果君子乎？则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熔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尤无不可也。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16]信中可见毛泽东当时对蔡的想法并不完全同意，主要是认为“时未至”。过了两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对俄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告诉毛泽东，“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式革命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因为“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说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不高尚、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这乃有产阶级的反动眼光；以为社会改造“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流血恐怖还要更狠，无产阶级所受的祸害还要更大。这时毛泽东的回答是：你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7]
应该说，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起，毛泽东已经在观念上接受了具有正义性质的暴力，尽管认识曾“不清楚”过，[18]但只要想革命，在当时走向阶级斗争和“俄国式革命”，可谓顺理成章。用他不久后的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9]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违儒家的道德。[20]他为农民革命辩护：“土豪劣绅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21]当1949年的伟大胜利来临之际，他更明确强调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22]建国后他主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民主党派有异议，其坚决予以驳斥：“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23]况且这种“小小的恐怖”如蔡和森早年所说，是“一恶得十善”、为绝大多数人“全体之利害计算”的行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反革命阶级“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24]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俄式革命”的依据，蔡和森提到墨家，大约是以其多少代表了社会下层劳动者这方面来说的；而定天下，必须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者的思想，则出自法家。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中，即有从法家汲取的思想营养。他喜欢秦始皇，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25]。说与革命的专政比起来，“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我们杀了100万反革命，又搞了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26]
——从“人心”的层面，理解阶级斗争，是他的独特视角。马恩谈到过资产者、资本的本性，毛泽东则将“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的认识推及“人欲”、“人心”的改造。这里有中国传统哲学对他的影响，也有他自己在实际中体会的东西。这与他把共产主义归认于“大同”相似相关。在其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我们可知他如何把人的改造始终列为特别重要的课题。他晚年有一句名言曰：“八亿人口，不斗行吗？”[27] 斗，显然指阶级斗争，其与八亿人口有什么关系呢？一些研究者觉得不好理解。当我们仔细考察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就会懂得这句话所含的深意。
二、
“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几乎可以概括毛泽东的毕生业绩，也即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题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且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便持此说。对于“阶级斗争”这个外来名词与概念，毛泽东的理解则非常“实际”：“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 “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28]促使毛泽东这样看问题，正是革命在客观上的要求。他指斥梁漱溟观点的要害就是反对革命，是“帮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29]把贫富差别视为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乃至中国问题就容易解释了。毛泽东说，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30]这里说的“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没有财产者；而“贵族阶级”也非西方的概念，但穷人反富人、下等人反上等人的斗争或曰革命，确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进而毛泽东用最切合中国实际的语言道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31]
《共产党宣言》在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32]恩格斯晚年著《法德农民问题》再次强调小农是“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并批评法国社会党的纲领迁就了农民。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他只谈及可以将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33]领导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提出争取农民、工农结盟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俄国农民在革命中对工人和士兵的斗争支持很有限，对立却不少。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则是毛泽东在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中的一大创造，也是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贡献。他看到，“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4]而现实也是如此。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发言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35]毛泽东之看重农民，是看重其（主要指贫农）最有革命的要求，“最听共产党的领导”。如他所言，“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36]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或美国的工人还要好”。[37]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给了“最革命”的贫农以最高的评价：“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38]是呵，在一个要求革命的国度，有什么比革命的要求更宝贵呢？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决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原拟被调往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39]这便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端。他的做法与俄国经验不合，也必然同按共产国际指示办事的党中央领导人发生分歧。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曾委婉地抵制上海中央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40]在彻底战胜了王明等“国际派”后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直言地总结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41]其轻“本本”重“实际”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农民何以革命性最强呢？毛泽东指出，因为他们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极端的穷苦。“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42] 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进行的分析，也始终以“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43]作为尺度，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穷富程度，“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44]；二是与此相关联的“对于革命的态度”[45]。如他把自耕农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的观念极重，对革命取怀疑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种是“可以自给的”，他们也想发财，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第三种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精神上痛苦很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对贫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能勉励维持生活，其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在充分肯定贫雇农革命性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失业农民——“游民无产阶级”即兵、匪、盗、丐、娼等社会群体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认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46]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首先是着眼于其“无产（即没有财产）”和革命性两个方面：“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47]从此一基本点出发，他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严格区分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革命，且常常将“无产阶级”一词冠于农民革命者头上，本文前面已引述过他的这类言论，又如他讲起自己十分心爱的小说《水浒》，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48]他称贫农等为“半无产阶级”，并认为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直到建国后理论界提出意见，才取消了这个提法。[49]他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于建国后修订时，才在对“工业无产阶级”的评价中加上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样的话。这确有客观上的原因。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其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判断，第一位的东西必然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及其革命性的强与弱问题。至于该社会阶级在何种生产方式中处于何种地位、代表何种性质生产力等类问题的研究，显然不如前者那么紧迫。况且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生长于农家、战斗于农村的毛泽东在建国后仍坦率地承认，自己过去只会干一件事——阶级斗争，对现代大工业没接触过，不懂。原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工业无产阶级着墨不多，估计了其人数：二百万，只及“农业无产阶级”（指雇农）的十分之一；说其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组织的集中”，这涉及到了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性质问题，但毛泽东看重的是这个特点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二是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奋斗”。[50]越贫穷才越想革命，因“无产”而要求“共产”，这使毛泽东相信，“农民是喜欢共产的”[51]，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广大贫雇农群众，也必然有着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积极性。他后来力排众议，加速农业合作化，进而率领国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坚定信念正在其中。
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52]这是毛泽东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得出的最重要经验，或曰是他的事业终于胜利的原因所在。然而这条近乎常识的经验运用于中共革命之路却并不平坦。这是因为中共的事业不是一般的“打天下”，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且曾在共产国际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与听命于莫斯科的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不仅反映在中国革命的道路及主力军问题上，后来更集中到了如何对待所谓“中间阶级”的问题上。
《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3]可中国的情形尚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用毛泽东后来常挂嘴边的话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54] 中国与俄国的情况也有不同。俄国革命时的中间势力，诸如代表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之流是布尔什维克“最危险的敌人”。依照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土地革命中曾采取对地主（无论大小）“不分田”、对富农（乃至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实行打击的过左政策。在斗争一线的毛泽东切身感觉到了这种政策所造成的不利：“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55]但他在党内受到排挤，“有话无处说”。“左”倾路线使中共濒临被剿灭的险境。直至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调整政策，毛泽东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革命才转危为安。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毛泽东等人赞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的意见占了上峰。这是中共走向胜利的开端。毛泽东批驳那种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关门主义”，主张 “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56]他还提出把中国古老的政治谋略——纵横捭阖之术很好地利用起来：敌人“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57] 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张闻天给了毛泽东有力的支持，他也表示：“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58] 按毛泽东的想法，共产党干革命，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59] 历史上的“山大王”、秦始皇，其打天下坐天下的谋略手段必须借鉴；外国的马列主义，其“阶级斗争”四个字必须牢记，战略策略也应掌握，但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招收广大的人马”，“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才“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靠单兵独马，去同敌人打硬仗”，而“子弹是会打死人的”，这是三岁小孩子都明白的事情。教条主义者不顾这些实际情况，“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他们手里的马克思主义是臭的死的，不是香的活的。须知：“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60]这是毛泽东“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经典之言。
用“古今中外法”克敌制胜，就要把书本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变成实际中的对敌斗争艺术，这正是毛泽东最擅长的地方。在他看来，“政治就是阶级斗争”[61]，敌人便是阶级敌人；其阶级分析的着眼点：由经济上的穷富程度，到政治上“对于革命的态度”——为了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敌我分析的方法。笔者特别要指出，把阶级斗争具体为敌我斗争，是毛泽东“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即使敌我政治斗争再复杂，他也感到成竹在胸、游刃有余。当然，这是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和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的结果。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他曾罗列要注意调查的社会阶级阶层有十多个，明言“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62]而其所谓“中间阶级”，实为处在敌我之间的那些政治势力。这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群体。随着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个个击破”[63]策略原则的到位，我方的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64]，则居中间者就越来越多，及至把他们逐步地联合过来，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敌人就彻底孤立了。为了能够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毛泽东对社会群体的阶级——敌我分析细之又细，譬如地主阶级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大地主里面又可分出反共顽固派、地方实力派与开明绅士；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里面又可分出英美派与亲日派，小资产阶级里面还可分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中农里面又可分出上中农与下中农……他甚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再分出两面分子，“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这颇似“剥笋”[65]，将分析对象细细区别，层层剥离，“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66]，最后来收拾一小撮顽固、孤立之敌。
毛泽东绝不排斥书本知识，他读书如饥似渴，尤喜哲学。1937年，政局稍有间隙，他便仔细研读了当时所能弄到的苏联哲学书籍，并根据斗争需要和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文，前者把他注重实际的思想作风升华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者则成了他“思维的根本法则”，也即他的阶级斗争观点的哲学基础。他非常赞赏列宁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的理论，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名为“斗争哲学”的矛盾论。毛泽东想事论理所具有的浓厚的哲学色彩，主要就是这种哲学，如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解释阶级和阶级斗争；用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之间的转化说明党内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用研究事物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来作为“决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等等。[67]
毛泽东的对敌斗争艺术，发展到1940年臻于成熟。有两个标志，一是其代表中共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与旗帜；二是在理论上解决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定位问题。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便面临着需要调整自己的纲领与旗帜的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国民党要求中共停止阶级斗争，中共允以拥护三民主义，直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问世，党才完成了政策与政纲的统一，树起了一面胜利的大旗。毛泽东宣称，中共欲建设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自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非一党一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且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推行为资本主义新经济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政治力量服务的新文化。[68]当时的外国记者总是追问毛泽东：中共是否真的放弃了阶级斗争？毛总是笑曰道：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梁漱溟通过亲访延安，与毛泽东就阶级斗争问题彻夜辩论，获得了中共“根本上没有变”[69]的答案。其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就藏在新民主主义的“新”字里面。所谓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之不同，正在于其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和非资本主义（也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恰是中共追求的阶级斗争的目标。在“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70]的情况下，共产党的领导权如何争取呢？毛泽东抵制了王明传达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国际精神，反复强调一句话：独立自主。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共防共限共的图谋，独立自主的根本要旨就是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中共中央秘告全党：“本党所有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71]毛泽东殚精竭虑地指示抗日前线将领：只可打山地游击战，不可打消耗战。后来在党的七大上他总结说：“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72]毛泽东说的几十万几百万的发展，当然是指党领导下的军队，他相信“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73]、“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提醒党内：“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74]说“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75]。试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新民主主义的前途还会有疑义吗？
在中国政坛，国民党与共产党早年一道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而发展壮大，且曾共同“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76]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把国民党当作一些革命阶级和阶层的联合阵线，中共对其有过“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判断。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接着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则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也背叛了革命。其后国共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双方浴血撕杀了十年。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立身之本，以阶级分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因此上述判断便成为十年内战时期中共过左的阶级斗争政策的理论基础。1935年底政策调整，采用了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说法。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集团反共之心不死，毛泽东以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解释之，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77]然而把资产阶级一并看待的阶级观点，与纵横捭阖、争取中间势力的斗争策略之间总是有一些不太合辙的地方。到1940年这个问题获得解决。毛泽东致信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告其正在编写的战士课本需要加以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谈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已作了相应的修改。他说：1939年12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 三月十一日 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78]这指的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报告（及会末毛泽东的结论报告）首次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将抗战营垒分为三派：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与下层小资产阶级进步派；民族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报告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这就为“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在数量上占少数”的反共顽固派提供了理论根据。[79]胡乔木后来评论说，毛泽东在40年代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80]
把“对我态度”极端反动且顽固者从民族资产阶级阵营中剔出来，加以孤立；将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一般民众的经济政治诉求——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融入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适时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81]的口号，中共在政治上便形成了难以摇撼的主动地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所谓中间势力，除资产阶级外，实际还包括大多数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82]加之这伙“独夫”一意孤行地发动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的反共内战，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194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83]随着人心“属我”和胜利临近，在毛泽东的政治分野里，“人民”和“敌人”的范畴越来越清晰了：“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84]
四、
毛泽东在上述那段话里说了一个限制语：“在现阶段”，至此读者已不难理解这样的道理：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敌我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特别是中间势力里面那些就阶级而言“根本上是敌人”的分子，必然要经历由“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85]到“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86]的过程。
首先来看被毛泽东称为“冤家”[87]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中是跟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后来所以能够把他们与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是因为其在抗战期间“对于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即主张一致对外，不赞成蒋介石继续反共。同时“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接受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故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时，争取其“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很有意义。但资产阶级毕竟是资产阶级，其“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88]1947年10月，在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时，毛泽东指示党内：“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89]从中可知，让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政府，并不意味他们不是敌人，更有 “让他们充分暴露”，以为“反面教员”的一层用意，这是毛泽东对敌斗争的一种惯常手段。而经济上容许他们存在的目的，则是为了新生革命政权“经济之恢复与发展”。1952年6月毛泽东明确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90]1955年10月中共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向同志们交待了与资产阶级斗法乃至最后消灭他们的步骤：“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91]次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告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12年多。而在那个计划（即所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1953年出台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做了清楚的解释：“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92]“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93]
读者记得，毛泽东早年与其战友蔡和森讨论俄式革命时最为注重的便是：“共产党非得政权”，不能改造社会。一路走来，可以看出，他“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中心问题，此又确为转变的枢纽：在取得政权之前，毛泽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视“只得罪少数人，不要得罪太多的人”[94]的政策和策略如生命，“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95]，其时他十分警惕“使自己孤立”的左倾错误；在夺取了政权并获巩固之后，改造社会，让资本主义乃至小生产绝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96]以实现其心目中的共产—大同理想，则是他坚持继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时他主要反的是对资产阶级讲良心、“太仁慈”、“不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当然，革资产阶级的命如何革法，还要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而定。在用和平手段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说，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象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97]
再来看小资产阶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问题历来重视。他知道半无产阶级（贫农）也是小资产阶级，但在他的语汇里，小资产阶级主要涵盖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和小商人等，贫农一般不在内，其界限还是“对于革命的态度”不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98]他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更多则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99]他甚至认为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应“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100]
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阵营，是革命的团结对象，“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101]问题的复杂性由此而生。“思想改造”一词很早就在中共党内提出，其根据便是“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毛泽东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102]这种分析批判，后来称作“上纲上线”，是党内思想斗争中常见的。能够想象，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党员被指在思想上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反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实为一路，其会受到多么强烈的震动！连老革命家邓颖超知道自己“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时，也曾“大吃一惊”。[103]对于革命队伍中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且未获彻底改造者，党组织认为他们尚不是与革命“一条心”，而是“半条心”，甚至“两条心”的，这成为毛泽东后来多次使用的语言。[104]而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只有痛苦才能彻底的思想改造，延安时代就有了“脱裤子，割尾巴”之说。尾巴就是资产阶级的尾巴。毛泽东还指出，中共党内的、反映了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其特征就是“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105]谈到这一点，毛泽东语带调侃，但可以看出成见很深：“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106]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缺少“应有的信任”。[107]其所以不信任，恐怕就在于他认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态度”“最容易变”。正因为看重于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08]当时边区几乎没有产业工人，中共党内工人成分也很少。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就是要求他们与贫下中农结合。虽然理论上结合的双方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但在毛泽东看来前者远不如后者“干净”，“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109]尽管他们“不大识字”，“对于革命的态度”却坚定得很。而“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实际上就体现在这里。
以“古今中外法”取天下的毛泽东，深明“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110]的道理。1939年他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反复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胜利的重要条件。每每论及知识分子，他的话里总要出现“有用”、“大用”、“利用”、“使用”这类词，可以说一个“用”字集中了他对知识分子从阶级分析到政策定位的全部观点，其后来颇为著名的“皮毛说”也含此义。不同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那种将被“一步一步抛弃”的临时同盟关系，无产阶级到什么时候都需要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但思想斗争无法避免，“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新中国成立后，原在党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被搬到了全社会，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随着同资产阶级“交锋”的深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便不奇怪；而他们要受到“应有的教训”也属必然。到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1957年，毛泽东说：“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他戏称那些“不听主人的话”的知识分子为“ 梁上 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111]否则，你还能到哪里去讨饭吃呢？
五、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依据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观点和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共八大宣布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随之基本结束。对此毛泽东曾表赞同，并很觉欣慰与自信。虽然国际上出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可是我们因为阶级斗争搞得好，地富、资本家、民主党派都守规矩，几乎是一夜春风，就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给“化掉”了。这个大斗争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今后主要是吸取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教训，政治上允许人民群众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毛病，以克服官僚主义；学术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便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主旨。讲话后来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鼓励批评的话音未落，批评声中就出了刺耳的东西——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起进攻，于是反击随即展开。这段历史被人称作“大转弯”。[112]然而读者沿着本文的轨迹考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却不会觉得里面有多大弯子可言。
从上述我们已知，“人民”这个范畴是党在对敌斗争中成功争取和团结了中间阶级而逐步形成的，毛泽东说得再清楚不过：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113]其在革命的不同阶段还必然要发生变化。“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言而喻：“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114]建国之初党内就明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115]对抗性的矛盾结果用了非对抗性的办法解决，关键取决于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或者说白了，是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时“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但是并非没有“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116]“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117]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断。当然，事情的初衷与后果往往是会“起变化”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语）[118]这种情况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少见。两次整风便是例证。1942年延安整风，是为了清理王明路线，但半路杀出个王实味，“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119]，于是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毛泽东语）[120]接着在斗争中发现敌特，整风转入审干。1957年党号召整风，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及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但资产阶级右派“对政治形势估计错了”，跳将出来，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有毒草就要开展斗争”，于是整风转入反右。毛泽东在这两次整风中的确使用过“欲擒故纵”的谋略，但都属发现敌情之后的应对之计，把整风本身说成“引蛇出洞”的“大圈套”，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说了一段后来被人们反复学习的话：“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121]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的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是长期的。而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重视这一斗争，则是他始终坚持的阶级斗争观点。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颇有新意的观点，说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头的大多数。研究者一般认为，毛泽东重新肯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划入民族资产阶级，从而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结论，这是他晚年犯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理论误区。其实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并没有离开他的一贯思想。他判断阶级矛盾与斗争，历来先着眼于政治上的敌我关系（分析经济关系也是为了说明政治关系）；历来不靠本本和教条，而是看实际看形势，看敌人的动向，看我们在斗争中的需要。当初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公私合营时，资本家们又“敲锣打鼓”，所以“我们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至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矛盾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122]在他看来，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123]所谓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即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对共产又岂能心甘？这仍是完整意义的阶级斗争问题。那么何以要把剥削阶级分作两个呢？在随后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即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今天的蒋介石、国民党；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中间分子，又反共又不反共，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半心半意的。要团结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124]原来，这是他对敌斗争的老策略，其与当年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同作为中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是出于一辙的。
重视思想领域（或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于毛泽东说来，既是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25]更主要的是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所揭示的特殊规律和经验。前已述及，中国社会由于不发达，分化成熟的典型意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其表现并不突出。以中国最大的一场阶级斗争——国共斗争来分析。国共两党原本都是革命党；两党党员在阶级成分构成上区别也不大，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党之间你死我话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反共的要害在于剪除异己、消灭对手。从它1927年向民主革命中的友党——中共举起屠刀，到1949年溃败大陆，其行为性质，与其说是代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毋宁说是搞法西斯专制主义。否则，很难解释民族资产阶级怎么会集合到了中共的旗帜之下，最终将它抛弃。而中共所遭遇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反对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国共斗争中，看一个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政治立场、思想取向，即“对于革命的态度”，要比其阶级出身重要得多。如毛泽东所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126]因此“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127]思想决定立场和态度。革命与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关键在这里。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不能不使毛泽东始终重视政治思想斗争。
从事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最大的困难在于敌我界限不易划分。人心隔肚皮，“两条心”、“半条心”、“三分之一”条心何以见得？战争年代，敌我阵线分明，“延安还是西安”，一目了然。但识别“曹营”中的“心在汉”者也须费力。建国后，人们靠“拥护”吃饭（毛泽东语），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好抓，隐蔽的伪装的反革命难辨。毛泽东对于人的高度警觉性伴其终身，不能不说是阶级斗争的长期锻炼使然。思想的外壳是语言文字，其又分为私下（如私信、日记）的与公开的。前者少掩饰，政治立场比较暴露，从中可以发现反革命，胡风集团由此逮获；而对于后者的“嗅觉”才真能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力。[128]以现存的历史资料看，那些作为“思想斗争目标”的私下或公开的语言文字，大都属于对革命队伍中某些问题的批评意见，并无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也即“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人往往受骗。”[129]分析这类东西的性质，主要看其“用心”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的批评是满腔热情、和风细雨式的；恶意的批评则是夸大其词、“冷嘲暗箭”式的，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制服污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便是典型。再一个重要的依据，是看敌人方面的反应。“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若被敌人肯定，那就绝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国民党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如获至宝，立即编成小册子，作为反共宣传品，这是这些文章“反共反人民”，“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铁证。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总结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补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意在为思想领域阶级斗争提供一个权威的审判依据。“不合乎六条标准”者，便“是敌人”。[130]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131]
六条标准概括得相当全面，政治上也条条重要，但最大的缺陷是只有一般的原则，而无具体的解释，操作起来仍没有确凿可断的衡量标准，这就为“上纲上线”的做法提供了大量空间。在以往党内思想斗争中，“上纲上线”虽能使人提高认识，“触及灵魂”，亦即所谓思想批判从严，可是用它来做组织处理的依据，就往往要搞错。以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党的领导”一条为例。譬如在实际生活中，某人给一位党的书记提了并不正确的意见，造成负面影响，可否认为这种行为不利于或削弱了党的领导呢？应该说可以。这便是当年许多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罪状”。这样，六条标准越是全面，其笼罩的社会生活内容就越广大，其造成的结果也就越带悲剧性——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后来查明，王实味、胡风等因言论而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也多是错案。他们无非是对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问题发点牢骚，至多言词过激，不甚妥当而已。足见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敌我界限划分之难！这是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错误的一个主要陷井。对此，他思想上是有矛盾的。他深知繁荣学术文化，应该有学术自由，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他又不能不指出，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132]他承认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界限很难”[133]，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但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他又得强调“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并把学术和世界观上的唯心论同“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相联系。[134]他明白对付官僚主义，应该鼓励运用批评武器，说鲁迅如果不死，一定还会勇敢地写杂文。[135]但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再谈鲁迅，他只能坦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136]
从政治思想研判阶级、阶级斗争，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整体的估计更显得重要。毛泽东肯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常爱用上、中、下，左、中、右这样一些“实际”而朴素的概念。本文已引述过他的话：“无论哪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反右派斗争中，他则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137]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是矛盾普遍性学说。在《矛盾论》中他即指出过，那种认为矛盾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观点是错误的，“差别就是矛盾”。[138]他告诫人们：“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会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39]“有矛盾就有斗争”。阶级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则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这样一个大判断，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要紧的便是搞清楚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时毛泽东喜欢用百分比。他的决胜原则——我们已经研究过——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至最大限度，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多数，去打击百分之一、二的少数之敌。在1926年2月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曾对当时大革命形势做出满怀信心地估计：“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140]这便是敌人仅占百分之一、二的最初根据。三十多年后，他的敌我百分比估计，总原则没有变。认为全国六亿人口中不赞成社会主义的约占百分之十；地富反坏右敌人，约占百分之五；其中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敌人，约占百分之二；右派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约占百分之一、三、五到十。[141]敌人虽有一千二百万到三千万，但分散全国，被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不足怕，天塌不下来。另一方面，说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会出现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这也是他后来所谓“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一个诠释。用百分比估算敌我力量，对于制定方针政策、决定战略战术，颇有价值，尤其在军事方面。但在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也会产生别一种作用，即下级往往按照上级提出的数字比例，去尽可能多地完成打击敌人的任务，把数字当作了斗争的指标。如反右派，结果打击了毛泽东估算的下限——全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
六、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毛泽东晚年的两个著名观点，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这两个观点，不是孤立的和割裂的，而是有着十分自然的思想轨迹和发展线索可循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路线，一般认为确立于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但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看，这一思想早已存在，其根据是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矛盾论》中所谓“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与“纲举目张”实为同义。在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提出，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他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点。次年，他论述道：“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主题，就是纲。”[142]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宣告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表明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今后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却似乎显得不大经意。后来他解释说，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缓和一下，[143]所以这样提也无不可。不久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于是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提法。这回他的语气非常坚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4]可见八大的提法确非合其本心。接着，毛泽东领导了以“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为“另一种方法”（相对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言）的“大跃进”运动，这实际上是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尝试。[145]“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党内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空前紧张，在毛泽东看来，“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146]这便是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背景。[147]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毛泽东用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总结的口吻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148]毛泽东的话，恰好回答了我们所论证的问题。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层意思，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使毛泽东相信：“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49]他的认识没有止于该事物的先后发展次序，而是力图说明只有革命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政治第一，其他为次；思想通了，一通百通，这不光是搞革命的经验，也是做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经验。建国后不久，他即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50]“大跃进”中他再强调：“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51]人们当时是这样来理解他的思想的：只有端正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够保住无产阶级的江山，否则经济等其他工作就会为复辟了的资产阶级“做嫁衣”；同时只有革命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精神力量，创造出种种人间的奇迹，促使做好各项工作。“革命能改变一切”[152]，确是毛泽东等中国近代以来革命者的一种共同信念。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出自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若干谈话，由毛远新整理后在党内传达，该段话是这样说的：“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53]有研究者认为，此时毛泽东已身患重病，经别人传达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准确，“也许有所篡改歪曲”[154]。这种分析可以成立。但从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来看，“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是属于他本人的，应该没有问题。
《矛盾论》已经阐明：“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155]而党内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中共早已有之的共识。这并不奇怪。一方面，实际对敌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质，必使斗争的双方利用一切手段打入敌人内部，因为谁都晓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另一方面，曾长期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不可能拒绝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决定及其意识形态。毛泽东虽反感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但还得承认自己在肃反中也错杀过许多人；[156]还得说明：“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157]。那么，“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观点，又是怎样地发展变化成了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的呢？这需要加以考察和研究。
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政权的转变，在毛泽东的认知上，也发生了一个转变：现实主义让位于理想主义（当然，在他看来，政权在手，改造社会的理想便有了保证，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从此，其与党内高层同事之间对如何建设国家就分歧不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合作化问题；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问题；冒进反冒进问题；“大跃进”问题……毛泽东认定，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代表无产阶级，而那些和他不同的意见则代表资产阶级。不过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他还没有把这些分歧当作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来处理。庐山会议是一个转折。是会，毛泽东严厉打击了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158]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与《矛盾论》的思想是能够衔接的。然而此时，他还只是把彭德怀等视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接着，“大跃进”失败，使党内的不同意见进一步尖锐化。这种意见分歧后来终于发展到了毛泽东反对中央一线领导集体的局面。[159]同时，毛泽东又倾全力投入国际“反修”斗争，[160]这对其“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观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至今，社会上的反革命有是有，已不很多，无非是“一个游鱼三个浪”。真正的危险来自执政党内，来自中央出修正主义。这种认识的方法论依据仍是他一贯使用的关于主要矛盾升降的理论。 1964年12月12日 ，他在陈正人蹲点洛阳拖拉机厂的报告上批示指出，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在几天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引用杜甫的诗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161]从而确定今后革命和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62]这样，“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便成型了。毛泽东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实际是党内高层中那些与他观点、看法不合的领导人，或曰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同意见者，并非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的资产阶级。可见他晚年关于阶级斗争的这最后一个主要观点，继续保持了其对该事物认知的某种特征与个性。
在急切呼唤革命的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被引入和被接受，成为发动和进行革命的锐利武器，有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为毕生事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不迷信本本教条，注重实际的对敌斗争，运用辩证法、矛盾论，结合本民族传统的政治智慧，以高超的战略策略，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获得“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巨大成功，给中国历史增添了奇伟的一页。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存在差距，残酷的对敌斗争又牵制着人们首先必须考虑怎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局限性也毋庸讳言，他倾力研究有关于如何战胜敌人的辩证法、矛盾论，所获甚丰；却对作为阶级斗争学说基础理论的唯物史观知之有限，直到晚年，他这方面知识还仅止于“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163]的水平。建国后，其矛盾普遍性的哲学和主要着眼于思想、政治的阶级斗争观点，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人，以至使整个国家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造成灾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了！而这个曾经对中国历史，对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164]，自然会是后世史家长久感兴趣研究的课题。本文仅作抛砖引玉的尝试。
——————————————————————————–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2] 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自己是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的，而实际上陈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毛离开北京四个月后才于上海出版的，其时毛也已离沪返湘，可见毛泽东1920年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可能不是陈望道翻译的版本。
[3] 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1919.10.8），《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126页。
[5]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6]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7]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8] 《朱执信集》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0页。
[9] 《致蔡和森等的信》（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
[11]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
[1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7页。
[16] 《新民学会资料》，第57—58页。
[17] 《新民学会资料》，第129—130、153—163页。
[18] 早年毛泽东对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区别”认识“并不清楚”，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倡言“无血革命”，说“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他的“无血革命”活动后来碰到军阀镇压的钉子，便很快认同“俄式革命”了。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9、166页。
[25] 转引自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26]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8月11日）。
[27] 转引自 1976年5月16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6日〈通知〉十周年》。
[28]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转引自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9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31]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315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3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41页。
[37] 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页。
[39] 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40]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103页。
[4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45]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对于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注重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
[47] 《致蔡和森等的信》（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页。
[48]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49]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5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
[5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
[5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0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155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158页。
[58] 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5月）。
[59] 转引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60]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2页。
[6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9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3—114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4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6页。
[6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讲话（1957年10月7日）中说的“剥笋政策”，意思与本文所形容的有别。
[6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4页。
[67]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337页。
[6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96页。
[69]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70]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
[71] 《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
[7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331页。
[73]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7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547页。
[7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4页。
[7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5页；《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0页。
[7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7页。
[7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7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752页；《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89—292页。在1940年完成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定位后，毛泽东即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之语。
[8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8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6页。
[82]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83]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8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需要说明，毛泽东此言的时间是1949年6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开始，整个地主阶级均成为革命的对象（尽管在土改第一阶段，曾有“暂不惊动小地主”的布置）；官僚资产阶级，即掌握国民党反动国家政权的大资产阶级。
[8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86]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2页。
[8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88]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6—319页。
[89]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2页。
[9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1页。
[9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92]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5页。
[9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94]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8页。
[9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9页。
[96]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6页。
[97]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9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4—95页。
[9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10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5页。
[10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7日）。
[10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
[103] 邓颖超：《欢庆与回忆》，《红旗》1981年第13期。
[104]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
[10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4页。
[106]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8页。
[107] 转引自《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10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10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110]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页。
[1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454页。
[112] 参见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3]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
[114]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7日）。
[1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3页。
[1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9页；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7月17日 ）。
[1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页。
[118]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2年11月21、23日），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9页。
[1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12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73页。
[1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页。
[122] 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7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
[123]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
[124] 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
[125]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
[12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12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128] 毛泽东曾表扬王震等文化不高的将领一眼就识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骂共产党的。
[1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页。
[1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页。
[13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132] 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语（1958年3月22日 ）。
[133]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 ）。
[13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135] 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1957年3月8日 ）。
[136]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
[13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8页。
[138]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13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6页。
[140] 《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
[141]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14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
[14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14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145] 参见拙文《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146]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 ）。
[147]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
[148]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
[149]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
[15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页。
[15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
[1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
[153]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
[154] 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页。
[15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156]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8页。
[15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
[15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1页。
[159]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5—19页。
[160]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61] 转引自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8—1129页。
[162]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 ）。
[163] 《毛泽东书信选》，第602页。
[164] 即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
原载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