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历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所撰述《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史学界影响甚大。本文对李大钊之历史理论著述的稿本作了新的考证、复原，对其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中国语境作了新的诠释。发现现刊的各种李大钊文集、全集均遗漏了《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一文；《史学思想史》因按单篇收入亦显零乱，不便于对李大钊历史理论著述的完整理解。李大钊对历史理论的探研与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治学方法明显不同，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当时较为薄弱的历史理论的层次。
【关键词】李大钊/历史理论/著作/考证
李大钊临终前交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不少”。可见，史学研究为李大钊一生学术志趣之所在。检索李氏著作，涉及史学者主要有：《唯物史观》（北大讲义）、《史学思想史》（北大讲义）、《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等。其史学著述明显侧重在历史理论方面，这些讲稿或著述篇幅虽不长，然其对中国近代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贡献甚大。将李大钊的历史理论著述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李氏之史学成就确有其特别之处，值得专文讨论。
对于李大钊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已有一些专文论及。①检阅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仍有一些疑点值得讨论：（一）大家均忽略了《唯物史观》讲义稿，因而对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原初稿本缺乏必要的考证和鉴别；（二）对《史学思想史》只是从已发表的单篇这一视角作文本解释，忽略了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史学思想史》讲义稿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系统；（三）阐释《史学要论》只注重李大钊历史理论的文本解释，缺乏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历史研究方法作必要的比较，实际上李大钊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与当时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对话、比较、批评的基础之上；（四）比较注重对李大钊的历史理论与西方历史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而对李大钊历史理论形成的中国语境关注不够，李大钊历史理论的问题意识实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基于这些认识，我以为对此问题有再探讨的必要。管窥之见，略献方家参考。
一、未完成的《唯物史观》讲义稿
李大钊探索历史理论是从”唯物史观”入手，研究、传播唯物史观，既是解决其本人的思想信仰问题，也是他进入历史领域的第一步。
李大钊在北大三度开设”唯物史观”一课，并有讲义印发。②从其为北大开设《唯物史观》一课所发讲义稿的存目看，共有七篇，③现列表如下：
这七篇篇目除第二、四、七篇外，其他四篇李大钊生前均有同题论文发表，第四、七篇则最早于194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公布。④遗憾的是，迄今出版的各种李大钊著作，包括选集、文集、全集，均未按《唯物史观》讲义稿形式收入该著，因而造成第二篇《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的遗漏这一不该出现的失误。⑤
李大钊首先说明”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思想界的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它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⑥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⑦唯物史观的方法与旧的史学方法也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⑧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这一篇中，李大钊对新旧道德的更替这一问题，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做了解答。李大钊首先提出四个问题：”第一问道德是甚么东西？第二问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第三问道德有没有新旧？第四问道德与物质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从希腊哲学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达尔文和马克思对”道德的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达尔文研究道德之动物的起原，马克思研究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道德的种种问题至此遂得了一个解决的方法。”⑨”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⑩根据唯物史观这一原理，李大钊得出结论：”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是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11）从而为新旧道德的更替提供了理据。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表现了李大钊对使用原始社会历史文献考证的技艺，据韩国学者都重万考证，该文引征的材料，如对汉字、八卦、结绳、贝货币的起源说明，颇受刘师培、梁启超、严复的影响。（12）不过，就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李大钊与刘师培、梁启超、严复均有所不同。此篇既然只是讲义稿，未单独成文发表，表明其思想酝酿尚未成熟，似不宜做过度解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篇则让人感到有点突兀。李大钊虽有同题文章发表于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但此时他尚未树立唯物史观，该文是李大钊参与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的一篇文字，故并未显现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特质。李大钊在”唯物史观”一课中讲授此题，其用意如何，仍值得进一步推敲和考证。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篇最能反映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努力。《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在李大钊生前并未正式发表，实为一篇整理中的、尚待完成的读史札记，这两篇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唯物史观”一课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表现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基本要旨的掌握，也表现了李大钊运用这一思想方法探研中国历史的努力。但从《唯物史观》各篇来看，李大钊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只是初步的，有些还是机械的硬套，他还未及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面，各篇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松散，缺乏系统，个别篇目与主题的关系甚至不大。尽管如此，以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变动，与前此输入中国的进化论相比，在中国历史观念上仍是一场变革。
《唯物史观》讲义应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文稿，也是一部尚不成熟的文稿，其中有三篇当时并未独立成文发表，它反映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尚在探索之中。尽管如此，李大钊率先所作的这一努力，为新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理论上的探讨指明了方向。
二、《史学思想史》系统的复原
李大钊探索历史理论的第二步是系统探研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以帮助人们了解唯物史观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中的地位。他可谓中国历史学界进入西方近代历史思想这一研究领域的先行者。
《史学思想史》是李大钊开课时印发的讲义，该讲义共十一节，收入讲义的各节当时均以文章形式发表。（13）惜迄今编辑的两部李大钊史学著作《李大钊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均未按讲义的原稿编排收入。两套《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亦未将讲义稿和单篇发表稿加以校刊，以标出文字出入。各著均按单篇文章发表先后收入，显得零乱。如按讲义稿形式编排出版，当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一著的系统性会有更为便利的认识。
《史学思想史》自成一系统。第一节首先从《史观》讲起。”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14）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观的进步表现为：”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15）这种进步构成新旧历史观的差异。”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16）李大钊一再强调”新史学”的责任：”根据新史学、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17）”时至今日，循环的、退缩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8）
第二节《今与古》，李大钊回顾了欧洲自16世纪末以来崇今派与怀古派之间”激烈的论战”的历史，这实为对上一节《史观》的进一步说明。他从鲍丹（Jean Bodin）、倍根（Francis Bacon），讲到意大利的讽刺诗人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科学家巴士库儿（Pascal）、圣骚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英国神学家黑克威尔（George Hakewall）、格兰威尔（Glanvill）、斯普拉特（Sprat），这是”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李大钊”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19）
从第三节至第九节，李大钊分别依次评介了鲍丹、鲁雷（Louis Le Roy）、孟德斯鸠（Montesquieu）、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今译作维柯）、孔道西（Condorcet，今译作孔多塞）、桑西门（Saint Simon，今译作圣西门）、马克思（Karl Marx）、理恺尔特（Richert，今译作李凯尔特）的历史观。李大钊之所以选择这八位学者加以专门评介，是因他们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因而特作个案评介。
如谈到鲍丹的历史观时，盛赞其”于后来进步论的发长上，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他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他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他认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关系。””鲍丹的新的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原（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20）谈到鲁雷的史学贡献时，称其”有三要点，全与鲍丹相同。就是一、世界未曾退落；二、现代不劣于古典的古代；三、全世界的人种现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21）分析孟德斯鸠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时，李大钊不同意”孟氏是历史哲学的建立者”和”孟氏为史学方法的建立者”的说法，（22）以为”孟氏论社会现象的根本的缺点，在他把社会现象悬离于他们的时间上的关系。企于说明法律与制度对于历史的境遇的相互关系，是他们的功绩，但他不曾分别或联结文明的阶段，如Sorel之所曾观察者，他颇偏于混同一切时期与组织。不论进步的观念的价值若何，我们可以赞同孔德的话，若使孟德斯鸠捉握住进步的观念，他必能产生一种更显赫的事业。孟氏之未捉握住进步的观念，亦孟氏之不幸也”。（23）对孟氏的优长与局限可谓一语中的。对韦柯则评价较高：”他的著作，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原、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原、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说的原理为主。””韦柯是社会学的先驱者，是历史哲学的建设者，是唯物史观的提倡者。”（24）对于孔道西的历史思想，以为”孔氏以进步的观念的眼光开始为文明史的设计，受涂氏的暗示不少。”（25）”唯物史观自鲍丹辈出，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道西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思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26）将桑西门则定位为”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27）”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28）他”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29）
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恩格斯在1877年始用的。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1867年出第一卷的《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1859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要约起来说，他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氏的意思，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30）”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31）
理恺尔特为德国西南学派的代表，此派在日本”颇盛行”，”日本学坛一般把西南学派和北德的马尔布尔西学派合称为新康德派”。”西南学派，创始于文蝶儿般德（W.Windel band），而理恺尔特实大成之，拉土克（E.Lask）复继承之。”（32）”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33）
第十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与《唯物史观》第一节内容相同。第十一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33）”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34）”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35）最后两节，实为全文的结论。
与《唯物史观》不完整的结构和不成熟的文稿相比，《史学思想史》体系完备、逻辑性强，显示了作者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显然，经过几年的思想探索，李大钊的理论水平已有了新的长进，对唯物史观亦有了更为自觉的认识。从《史学思想史》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来看，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历史思想（历史观）亦有了自己独到的把握和系统性的认识。从第九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特的历史哲学》中所提及的日本学坛颇为盛行德国的西南学派和日本文学博士钤木宗忠氏对理恺尔特的理论修正二处来看，李大钊了解欧洲近代历史思想的途径可能主要是从日本或通过日文书籍获得。有关欧洲近代历史思想的评介，他特别注重对”进步”这一关键概念的诠释，而其落脚点又是唯物史观，反映了他的思想归趋。
三、《史学要论》之要旨
李大钊探索历史理论的第三步是从现代意义的高度对历史学的性质、意义、界域及其作用，作出区别于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全新诠释，从而为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学要论》于192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我们现今看到的李大钊生前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历史理论著作。从该书的成书和完整的结构，可以说这是李大钊生前相对成熟的一部历史理论著作。
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李大钊曾列举费利特（Felint）、兰普雷茨（Lamprecht）、房隆（Vanloon）、内田银藏、梁启超等中外学者为”历史”或”史学”所下的定义，（37）可知他对已有的各种”历史”定义和看法有相当的了解。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首先回答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大问题。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38）在这里，李大钊是从动态的角度阐释”历史”，他将自己的历史观首先与时兴钻故纸堆的”整理国故”热作了区隔。”我们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39）对于以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李认为”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40）何谓”活的历史”呢？”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41）李大钊解释说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之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42）李大钊这种将历史客体与历史记载相区别、历史与社会相对应的观点，既与传统的历史观明显有别，也与胡适等”整理国故”所抱持的观点不同，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唯物史观论者的特质。海外史学家许冠三先生也承认，李大钊区别”实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以及对”历史的真实”二义的解释（即纪录正确的真实、解喻正确的真实）和”解喻是不断变动的”这些观点，”虽有可能得克罗采（B.Croce， 1866-1952）之流学者的暗示，但在中文述作中，这还是前所未见的”。（43）
传统的历史学以记述为职。”‘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44）因此，”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然为团体生活的研究，似仍有为传记的研究的必要。”（45）”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李大钊将这种思想称之为”史学界的新曙光”。（46）按照这样一种理解，李大钊认为，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以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47）李大钊将历史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二者”相辅相助”。记述的历史包括：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历史理论包括：个人经历论（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会集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李大钊特别指出了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之间的区别：”历史研究法中有一部分是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但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与历史理论的本身，迥非同物，此理不待辨而自明。固然，在历史研究法中，亦当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地方，但不能据此以为历史理论应该附属于历史研究法的理由。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历史理论则非别的学问的辅助与预备，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48）此时，1921年秋梁启超在南开大学作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讲演，讲稿第二年1月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中国历史研究法》。何炳松、张健在北大史学系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故李大钊有意厘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针对性不言自明。
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李大钊亦有说明。”史学、哲学、文学，可称为三姊妹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文、史、哲三者并举，始自倍根。”（49）史学与多门学科有关系，李大钊着重对史学与文学、哲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特别是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了探讨。
1923年学术界曾发生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故李大钊在《史学要论》最后一节《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就此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50）现代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51）第二，”史学的研究，即所以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的。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52）第三，”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观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直”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53）可见，历史对人生的影响是科学的、积极的，历史于人生有用。
《史学要论》第一次对历史、历史学作了合乎唯物史观的解释，对历史学的系统、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现代史学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作了富有逻辑的理论解释。通过李大钊的解释，历史学不仅获得科学的性质，而且与传统历史学相区别，成为近代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唯物史观的初步运用
探索理论是为了运用，李大钊最早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介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观点，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拓荒者。
在《唯物史观》讲义第六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第七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中，李大钊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这可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创始。在前一篇，李大钊开首即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54）该文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孔门伦理，讲到近代西洋工业经济及其对中国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种种变动：诸如大家族制度的”崩颓粉粹”，孔子主义跟着”崩颓粉粹”，”政治上的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等，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劳工发生关系。””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维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的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55）这篇文章实为从经济上说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理据。
论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李大钊首先将东西方经济思想的特点归纳为：”西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应欲与从欲，在于适用与足用；东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无欲与寡欲，在于节用与俭用。”（56）然后李大钊对中国古代的经济论”略述一二”，包括老子、儒家、管子、韩非子、荀子诸家的经济学说。因为文并非定稿，故我们不便对其隐含的思想做过度解释。从其征引的材料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围绕”无欲与寡欲”、”节用与俭用”这一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来展开。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是李大钊直接介绍马克思论述中国近代史的一篇力作。此文系李大钊根据《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译述而成，马克思”这一篇文章，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并且指出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于英国，经由英国影响于欧洲的关系。”（57）李大钊以为此文”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实在值得我们的注意研究”。故李大钊翻译了该文全文。（58）译毕后得出结论：”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59）李大钊从73年前的历史走向现状，”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60）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所表述的观点对李大钊有一定的影响，在《孙中山在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钊以为孙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61）其实这也是对马克思有关中国民族革命理论的运用。
五、余论：李大钊历史理论的成就及其影响
李大钊在历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历史理论。他对历史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学术、从理论到应用的过程。在写作进程上，《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三著一环扣一环，明显具有递进的性质。有的论者将李大钊视为”史观学派”的创始人，（62）此说虽未必恰当，但点出李大钊在历史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开山的地位，则并不为过。李大钊对历史学性质、界域及其地位的全新说明，对唯物史观的系统介绍，对欧洲近代历史思想的梳理，对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初步运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学中前所未见的理论新质。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史坛，虽有梁启超、何炳松等人讲授历史研究法，胡适等提倡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是清代汉学家使用的考证方法，但他们的兴趣点主要”是说明历史学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些什么？怎样去采集他们，选择他们，编制他们，整理他们？怎样去就史的事实，一一的加以考证，与以确定？怎样去考察事实相互间的因果，而说明之，解释之，明其所以然的道理？怎样去汇类全般的史实，而考察其一般的性质、普通的形式、普通的理法？更依此理法以为说明与解释，这都是历史研究法的任务。”（63）这些都属于历史学的技艺或考证的范围，它们与李大钊所抱持的探索历史理论的兴趣明显有一定差别。历史学包括历史理论（内含历史思想、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历史史实各个层次的研究，李大钊所探研的历史理论当属较高层次的研究，对这一层次的研究在中国史学界相对贫乏和薄弱。
李大钊本人对建构历史理论有相当自觉的意识。他说：”学问的理论与原理，是说明一种学问对象的一般性质、形式、理法者。””历史学即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不得云经济理论即是经济研究法，历史理论即是历史研究法。”至于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的区别在于：”一种学问的研究法，是说明怎样去研究那种学问对象的性质、形式、理法的方法的；其性质、范围与一种学问的理论，纯为二物。”（64）”当兹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成确立的时代，每易使人致疑于历史理论就是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以外，别无历史理论的存在的必要，这不能不与以辨明。一以证历史理论之宜独立的存在，一以明二者学问上的性质，告人以不可混同的理由，故特别数言于此。”（65）李大钊正是以这样一种自觉去探索历史理论，这在当时的史坛可谓凤毛麟角。
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两课，撰写《史学要论》，在当时一方面自然是应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急需，一方面也是为推动北大史学系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据1920年夏天担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自述，他受德国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一书影响，以为”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我那时就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66）按照这一构想，北大史学系在课程设置上加重了社会科学课程的份量，开始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进程。李大钊与朱希祖是好友，且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他在北大史学系开设的诸课和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撰著与朱氏的这一要求可谓声气相投、异曲同工。
李大钊的史学素养在当时即得到人们的承认。1920年9月他被北大聘为”本科政治学系教授兼史学系教授”，1921年9月改为专任”本科史学系教授”，直到1925年上半年。（67）1922年2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成立时，李大钊名列委员会名单之中。（68）李泰棻著《西洋大历史》增订三版出版之际，请李大钊作序；（69）萧一山《清代通史》问世时，索序于李大钊。（70）据1926年进入北大史学系读书的傅振伦先生回忆：”1926-1927年，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是李大钊先生和朱希祖先生制定（两先生都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学），是研究史学的门径。”（71）揆察这些事例，均说明李大钊当时在史坛已具一定地位和影响力。
李大钊在历史理论方面的建树，不仅构成他本人的优长，而且对”五四”以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讲究理论修养，注重社会史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变动的历史阐释，成为中国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逐渐形成的一大传统，也构成其与其他历史学派较量的一大优势。从1929年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到1940年代侯外庐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在历史理论和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可谓独领风骚。李大钊”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历史观无疑对承接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确有不可低估的启示，为这一学派在社会史方面的开拓，展示了大有可为的广阔前景。
注释：
①参见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科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周文玖：《李大钊的史学理论贡献及史学思想史研究》，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85页；侯且岸：《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吴汉全：《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邹兆辰：《如何看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都重万：《试析五四时期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之晚清学术背景》，载《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相关研究论文，这里仅缀其要。
②”唯物史观”一课在北大开设三次：1920年10月在北大首次开设，参见《注册部通告》，载1920年10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内载：”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始授课。此布。”1922年10月续开，参见《注册部布告》（一），载1922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内载：”李大钊先生所授政治、史学两系唯物史观课本日上课，其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两课，均稍缓再行授课。”1923年上半年第三次开设，参见《注册部布告》，载1923年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内载：”李大钊先生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现有讲义保存，参见李大钊画册编辑委员会编：《李大钊》画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该书所拍《唯物史观》讲义封面照片显示系1922年开课时使用。
③此份目录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④一说在《守常全集》（北新书局1939年版）已收入，但《守常全集》当时因被查禁、没收，故实未发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版本实为《守常文集》。
⑤《李大钊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均未收入此讲义。《唯物史观》讲义原稿现存国家博物馆。
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⑦《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18-219页。
⑧《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19-220页。
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01-102页。
⑩《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05页。
（11）《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16-117页。
（12）参见都重万：《试析五四时期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之晚清学术背景》，载《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
（13）《史学思想史》讲义稿存目：（一）史观。（二）今与古。（三）鲍丹的历史思想。（四）鲁雷的历史思想。（五）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六）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七）孔道西的历史思想。（八）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九）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的历史哲学。（十）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十一）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此目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09页。”史学思想史”一课在北大开设两次：1923年10月首次开设，参见《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收入《李大钊史事综录》，第206页。又见《注册部布告》（二），载1924年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内载：”李大钊先生因事离京，其所授史学系’史学思想史’及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俟回校后再行补讲。”1925年2月第二次开设。参见《注册部布告》，载1925年2月23、24日《北京大学日刊》。内载：”李大钊先生现已回京，原授之史学思想史，定于星期一开始讲授，欲选此项科目者，望于本星期内至注册部报名为要。一、此项课程于半年内讲完。二、讲授时间星期一第一时，星期六第一、二时，共三小时。三、地点：第一院14教室。”
（1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52页。
（15）《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54页。
（16）《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55页。
（17）《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55页。
（18）《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55页。
（19）《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9页。
（20）《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81页。
（21）《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83页。
（22）《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00页。
（23）《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02-303页。
（2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06页。
（25）《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09页。
（26）《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40页。
（27）《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17页。
（28）《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19页。
（29）《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21页。
（30）《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28页。
（31）《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29页。
（32）《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30页。
（33）《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32页。
（3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40页。
（35）《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40页。
（36）《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42页。
（37）《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60-161页。
（38）《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99页。
（39）《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99页。
（40）《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99页。
（41）《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00页。
（42）《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05页。
（43）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10页。
（4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06页。
（45）《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08页。
（46）《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09页。
（47）《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12页。
（48）《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24页。
（49）《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26页。
（50）《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42-443页。
（51）《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43页。
（52）《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44页。
（53）《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45页。
（54）《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43页。
（55）《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49-150页。
（56）《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26页。
（57）《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04页。
（58）李大钊原译题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说明该文出自1862年8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李大钊全集》编者注释此文出自1853年6月14日的《纽约日报》。
（59）《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11-112页。
（60）《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12-113页。
（61）《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97页。
（62）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89页。
（63）《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24页。
（6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23-424页。
（65）《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24页。
（66）朱希祖：《序》，收入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67）参见王世儒：《李大钊同志受聘教授及开授课程考实》，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4期。
（68）参见《校长布告·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11日；《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7日。
（69）参见李大钊：《西洋大历史》叙，收入李泰棻：《西洋大历史》，中华印刷局1921年版。
（70）参见李大钊：《清代通史》序，收入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印刷局1923年版。
（71）参见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唐山人：《研究史学的门径–读李大钊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札记》，载《李大钊研究》第六、七辑，《河北学刊》社1997年版，第103-104页。唐文提到傅振伦先生1995年6月9日致信《李大钊研究》编辑说明此文：”北大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原文发表了李、朱两师都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此’指导书’乃两师所拟定，朱师曾言及之。”笔者查阅《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至十五年度）亦刊有此说明，文字相同。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5页。《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收入此文。《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未收入此文，因此文未署作者姓名，且李大钊从1925年下半年以后未在北大上课。傅氏的说法是否可靠，仍待考。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2期
